旷野微光：作家李兰妮在精神病院的日子

▲ 深圳作协主席李兰妮身患抑郁症十八年。2008年至今，她出版了三本有关抑郁症的书，分享自己的心路和抗争历程。（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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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疯子。我住在精神病院。我要出院。”在《野地灵光》的最后，李兰妮如此宣称，病人要克服病耻感，公开说出自己的病人身份，这是精神康复的前提。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张锐

南方周末实习生王瑞雪

责任编辑｜邢人俨

作家李兰妮瘦削，一米六五，体重52公斤左右。一旦降到48公斤以下，她需要开始警惕抑郁症加剧的风险。每日服用最高剂量的赛乐特、阿普唑仑等抗抑郁药物，短暂提高情绪，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十八年。

病人李兰妮会突然出现崩溃、躁郁、自残、不受控制。人直直盯着同一个地方，“像是那里有幽灵似的”。此时，被困体内的作家仅仅能够听到外界的声音，用医学常识来对抗病人的冲动。2021年1月12日的一次发作，李兰妮突然感觉到身体的反应，担心自己会昏厥倒地，她只能低头快步往家里赶，但是嘴里不停念叨“我要杀掉李兰妮”，到家后猛捶地板发泄。

2003年4月1日上午被诊断重度抑郁症后，李兰妮很快听说张国荣自杀的消息。她曾罹患癌症，三次手术，五次化疗，从未因身患重病而软弱，乃至诊断抑郁症后，其他医生也讶异“并不可能”。那时，她似乎频频看到逝者的面容浮现，耳后不断有声音怂恿着“跳吧”。李兰妮会在半夜走上十六楼天台，伸脚、双手做飞翔状。有时，她则大喊来对抗，“我偏要活着”。

“我的脑海中，进行着一场葬礼；悼念者络绎不绝；不停地走着，踩踏着；直到仪式的氛围渐浓；当所有人进入，仪式开始，敲鼓的声音，沉重有力；敲打着，敲打着，直到我的意识变得麻木。”抑郁症患者、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在TED演讲时曾经引述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描述抑郁症病人这种“充满象征意义的状态”。

患病前后境遇迥然不同。李兰妮早早成名，片方主动上门，单集剧本酬劳一度和当时的著名演员相当，写作主题也远无后来那般“虐心”和“疯狂”。抑郁症彻底改变了她的轨迹，2008年，她出版了一本有关抑郁症的书《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

“李兰妮，我要表扬你，你仍然活着。”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李兰妮当时如此宽慰自己。她的朋友、中国孤独症儿童教育开创者田惠平，也不再惧怕与李兰妮谈及死亡话题，“兰妮，如果有一天，你想走就走吧，只要那是为了你自己……”

李兰妮仍然活着，但疗愈受伤的精神，也许需要一生。患病十余年后，身心疲惫不堪的李兰妮终于下决心住进精神病院，甚至想要把北上广深的医院跑一遍，体验完整的精神病院治疗和生活。朋友们激烈反对，向其描述“疯人院”的“恐怖”故事，以及带亲人治病时的糟糕经历，却加深了她的好奇和决心。最终，她住进了广州惠爱医院和北医六院两家知名精神病院，每次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想进去不容易，进去以后也不容易，最后还给别人骂。”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人们都说李兰妮自己都疯了，她还想救别人？这就是个疯子的想法。”

李兰妮在院中刻意隐藏了自己的作家身份，以方便进入和观察。一家精神病院的副院长告诉她，每个精神病人的表现都是特殊的，如果她的作品中描写的对象被患者认出，可能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因此，直到出院两年后，李兰妮才开始动笔撰写这段经历，并听从医生建议，模糊掉住院时间、患者的名字和经历。2021年9月，《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以下简称《野地灵光》）出版，新书曾三易其稿，一稿更是推翻重写。

其间，写作焦虑、回忆重症患者的经历多次重创这位作家的精神状态，医生为李兰妮远程治疗和开药，一度建议住院。二稿写作时，她的宠物、被称为“狗医生”的“周乐乐”去世，这给李兰妮带来沉重的打击。身患身体和精神疾病多年，李兰妮从未落泪，但是那一晚，她在宠物医院外放声痛哭，感觉过去能给自己带来疗愈的唯一支柱也倒塌了。“这些更沉重的东西就要喷薄而出，不喷薄而出的时候我堵不住。”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21年10月10日是第30个“世界精神卫生日”。2013年至2015年，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领衔，曾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包括36种精神障碍。结果显示，在18岁以上的成人中，35种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是16.57%，而抑郁障碍在所有精神障碍里是最为严重的。

李兰妮的住院手牌。（受访者供图/图）

最“听话”的病人

入院第一晚，传说中“疯人院”的恐怖印象开始笼罩李兰妮心头，她甚至想起被禁止的额叶切除术，上世纪一种非人道的治疗精神疾病手段，术后可以将“疯子”变为“傻子”。但李兰妮并不了解如今精神病院正流行的疗法，这也是她住院的目的之一，接受新型的物理治疗以及观察治疗效果。

人们对精神病院产生畏惧，大致源于两种观念：一部分人期待过高，认为住院能够解决所有的精神问题；另一部分人则停留在影视作品描绘的精神病院的刻板印象中，因而感到担忧和恐惧。李兰妮第一次进入深圳精神病院是随央视新闻频道进院拍摄，医院要求不能接触病人，只能拍摄院中环境和建筑。

“我当时怕到什么程度，”李兰妮自嘲，“只能躲在女编导的后面东张西望，不敢走在前面。”住进惠爱医院后，李兰妮看到一位女医生大褂下偶然露出的花裙子，心情才稍稍好转，“烫头、花裙子，她应该是热爱生活的吧？”

在早期干预区48床，李兰妮第一晚便被要求打助眠针，一种粉白色的药剂，她表示抗拒，但最终接受了注射。结果是反作用，李兰妮当晚辗转难眠，想象着夜半时分，屋里屋外，“疯人”聚集，而自己也置身其中。

“再闹就绑你”，过去院中时常上演“全武行”。李兰妮在书中记下“芳村黄飞鸿”的故事，多位强壮护工手持绳索，扑倒、绑住了一位不听话、激烈对抗的病人。护工告诉李兰妮，现在医院的做法已经很“文明”了。和其他病人相比，李兰妮的顺从和配合，一度引起护士的怀疑，“别的病人进来，至少闹腾十天八天，但是48床不哭不闹，有古怪。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头10天死盯我，因为最听话的往往是最可疑的，他们担心我可能会突然情绪爆发，上去直接掐着某一个人。”

医院发药，监管严厉。喝水、吞咽，口腔、舌头，护士都要仔细检查，以免病人藏药。一位叫“海伦”的漂亮女孩拒绝吃药，还偷偷将药扔进垃圾袋。李兰妮之前与她相识，等到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场景略惊悚：她的四肢已经分开，正被绳索紧紧绑住，绳结处用钢锁锁住，长发掩盖住脸庞。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跟她说在康复园（注：病人工娱区，有美术室、阅读室、手工室等）捏了个小狗，她突然很仇恨地看着我，我马上知道这样安慰是不对的，这仿佛是在看她的笑话。”

惠爱医院治疗区里等待治疗的精神病人比综合性医院病人听话得多，身穿绿碎花病服的李兰妮观察到，排队等候的还有蓝白病服的封闭区病人、黄绿病服的少儿病区病人，他们乖乖排好队，踢着正步和听从口令。李兰妮要尝试经颅磁治疗，一种通过刺激大脑皮层帮助治疗睡眠障碍、抑郁症的手段。

治疗前，一个五六岁的儿童精神障碍患者早已轻车熟路，爬上了椅子，用“变形金刚”式的机器卡住头颅，随后机器应声启动，李兰妮心疼不已。“我看得很难受，这些患病的孩子甚至连正常的恐惧这种直觉都丧失了”。

“就像猛地喝了一口冰水。”李兰妮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做完后的感受，“我的太阳穴两侧一直疼，但是做完之后，没有悲哀，也没有快乐。”后来在北医六院做经颅磁的时候，以往患者最高强度是八十度，李兰妮要求医生提高强度到八十五度。

电影《飞越疯人院》中，电休克疗法被视为某种惩戒病人的刑具，实际上该疗法被广泛应用于精神疾病的治疗。李兰妮认识一个叫阿仔的男孩，经过十二次电击，他无法数到十，曾结结巴巴地说电击把脑子电坏了，这段经历让李兰妮犹豫，但她之前尝试过药物、宠物、饮食、光照等各种疗法，全部失效了，仍会重度复发。

电击需要家人签字，“我警告你，电死了不要紧，就怕电成植物人……再住你就真的疯了！”李兰妮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她仍然坚持要做全麻醉电休克，如今回忆，那似乎是一段飘忽不定的记忆：一开始是躺在移动床上推动；之后，“辽阔的海……天上，飘动白色的轻纱……一点灵魂升上天空。海天白纱，轻柔飘扬”；最后，李兰妮睁开眼睛时，看到的是白色的天花板。等到二次、三次电击时，她醒来甚至忘记自己接受了电击。

前后两个医院，李兰妮进行过二十多天的物理治疗，“我想告诉一些孩子，不是说在医院做了就觉得可以了，结果出来以后如果疗效消失了或者减弱了，会有一种很大的反差心理。”第一次出院后，李兰妮曾经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反差期”，无法记清熟知的人，电休克和住院的过程也逐渐变得模糊了，痛苦的记忆反而在不断涌现，自残的念头再次强烈，用药也开始加重，身体又成为了“火药桶”。

一年后，李兰妮决定再次住进精神病院。“李兰妮绝对是疯子，广州都治不了，送北京去了”，传闻四起。更令她难过的是，在北医六院，一个叫“小澳洲”的精神分裂患者认出了她后，直接崩溃，“你怎么也住进来了？我好失望！太失望了！”李兰妮感到慌乱和抱歉，“住院不可怕。我的病好了。好了。”

李兰妮曾两度住进精神病院，住院期间，她接受电击等物理治疗，并接触和记录了各种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病人。（受访者供图/图）

“谁会祝福并尊重一个精神病人？”

李兰妮住过的北医六院，是中国最好的精神病院之一，床位紧俏，每天都有病患排队等候。李兰妮见过两三个病人家属，哭着恳求医生收下病人，哪怕没有床位，睡在医院的过道，“女儿要自残，我们根本看不住她”。但是，在他的前面还有三十多个病人等待床位。

未住进北医六院之前，李兰妮曾短暂探访，当时遇到一位中年护士。李兰妮提出住院的想法，对方回复“没有床位”“没有淡季”，李兰妮坚持问几月有床位，这一次得到的回复是“大年初一”。直至入院当天，办好手续却进不去病房，原因是有住院病人不想离开。

李兰妮曾想，平时自己在科室看病，难得与医生多说几句话，住院会不会和医生们多聊一些？惠爱医院的早期干预区，病人有八十几位，但是医生却寥寥可数，根本无暇与病人多交谈。“中国的精神病院少，精神科医生也极其缺少。”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之前看过一些数据，绝大多数乡镇没有精神科医生，精神卫生教育起步晚，很多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也是半路由其他科室转入，没有接受过系统学习。”

“那些能进精神病院的病人，已经算是有一些资源了。”李兰妮曾看过大量的报告，很多抑郁症病人没钱治病和住院，“下岗工人、校园贫困生、接受救济的人群、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空巢和孤寡老人，是抑郁症高发群体”。李兰妮在书中提到，“大约两亿七千四百万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精神健康问题多，如抑郁、焦虑、自杀等，但是他们的就诊率不到十分之一。”

一份由黄悦勤领衔的《中国抑郁障碍患病率及卫生服务利用的流行病学现况研究》表明，在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就诊的抑郁障碍患者中，仅有7.1%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由于多数抑郁障碍患者未到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因此仅有0.5%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

“精神病院”“精神病人”至今仍未被全社会广泛接纳与包容。精神病患者羞于在人前承认自己的疾病。在早前的一次直播中，黄悦勤讲到抑郁病调查时的困难，“社区调查高血压，大家都撸着袖子给我量，糖尿病也不怕抽血，非常踊跃……但是（精神病患者）担心别人知道，说自己没病，而且谁也看不出有问题，甚至自己都觉得没问题，我不就是睡不好觉、干什么没兴趣，怎么就是病了？”

“第一，这个病是能治的。第二，早早治疗就早早变好，是有希望的。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现在精神病院无论管理，还是治疗都比以前好多了。”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不过住院之后，病耻感和自责感其实变得更严重，周围人知道你去住院，首先就觉得你肯定是疯了，不然为什么医院会收？”

年轻时，周围朋友常常向李兰妮倾诉，但是李兰妮却很少吐露心事，别人问她：“你什么时候愿意把心里的话跟我们说说？”李兰妮回复说，“不用，我全部能扛起来。但是，抑郁症不是意志能控制的”——挫败感和病耻感，常常出现于她的作品中。

“如果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我不会到这种地步。”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学习大量常识，了解疾病。”

李兰妮回想自己对美食、旅游等已经丧失兴趣多年，愈加消瘦，生病之前还能饮酒，包括五十度以上的白酒，那时酒量颇好。好在现在还喜欢和朋友坐在一起，喝喝咖啡。

2013年，李兰妮参加央视节目，主持人撒贝宁问她，以后几十年会不会有喜极而泣的时候？她没有想到第一次放声大哭是失去自己的爱犬“周乐乐”。李兰妮从小独立，与父母相聚较少，十四岁患血管瘤独自去医院开刀手术，“周乐乐”的出现弥补了缺失的爱。

“我不是疯子。我住在精神病院。我要出院。”在《野地灵光》的最后，李兰妮如此宣称，病人要克服病耻感，公开说出自己的病人身份，这是精神康复的前提。离开医院的时候，李兰妮明显是怀着快乐的心情，当时看到出院的病友，感觉到“终于看到了光”。

她想起那个患有厌学症的患者——大一学生小蘑菇，深受父母宠爱，她每天会跪在床头，抬头大叫。在接受治疗后，这个孩子病愈回到了学校，她曾说“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在惠爱医院的六一儿童节，李兰妮看到患有精神疾病的女童抹着红唇和红脸蛋，拿着小花伞走秀，男孩则穿着小西装打着领结，父母陪伴左右，为他们鼓掌和拍照。一开始李兰妮为孩子们开心，随即又陷入失落之中，这些孩子不知道疾病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上学会不会复发？父母怎么去扶持他们？他们长大后怎么办？学校会怎么对待他们呢？”

李兰妮出院后，一直保留着原来的患者群。出院通知书的疗效一栏，往往写着“痊愈”二字，李兰妮建议用“好转”代替。她形容精神病院是“真空环境”，没有负面消息刺激、有陪护、不用处理复杂的关系，但是出院的精神病人神经脆弱，脱离掉真空环境后，很容易加重病情。

一位相熟的患者，在李兰妮出院半年后，再次住进了精神病院，大年初一都在院

中度过。广州医院的病人木姐沉默不语，做过电疗后，脸色稍稍好转。一次散步时，李兰妮问木姐电击做了多少次，她突然回话八次，李兰妮感到兴奋。随即护工却告诉她：“她去年住过。不说话就送进来；说话了，就接回去。”

那个无法正确数出数字的阿仔，住院时曾被家人嫌弃，李兰妮难以想象他出院后的命运。李兰妮听说，北京海淀区在做试点，继续收治那些从精神病院走出的病人，这让她看到希望和转机，“等到他们完全习惯了，包括家人接纳了，经过几年，就可以重新回归了”。

“人若感冒发烧、咳嗽，或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胆结石、胃穿孔、脑癌血癌、断肢聋哑等，会获得同情。哪怕得了传染性肝炎、肺结核，甚至‘非典’，都能得到理解。可是，谁会祝福并尊重一个精神病人？”

住在精神病院的日子，李兰妮总想到《简·爱》，横亘在简·爱与罗切斯特先生之间的障碍——阁楼上的“疯女人”。“凭一个‘疯’字，她就被定‘罪’。”李兰妮说，“没有人去想，这条生命曾经鲜活，她为什么会疯掉？”

“我们要做世上的光”

李兰妮一位朋友的儿子，在青春年华跳楼自杀，儿子曾告诉母亲，自己身患抑郁症并服药，但是当时母亲并未理解。朋友找到李兰妮，问她：“为什么我儿子这么好的年华会自杀？三个小时在楼顶上犹豫的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李兰妮回答说，“对他来说，走也许比留下要愉快。”后来，儿子去世后，这位母亲拿出给儿子积攒的钱，成立公益基金会，做公益讲座。

李兰妮对一些词句较为敏感。李兰妮的弟弟来医院看望她，李兰妮提议八十多岁、同样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母亲住院，弟弟发了火，“你脑子有病”。李兰妮说，“我就是有病，所以才住院。怎么啦？”弟弟不同意，态度强硬，“她不肯，我也不会签字”。

外界对精神病人的误解难以避免。“其实有很多病人，家人故意冷漠对待，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自己整天胡思乱想出来的，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李兰妮说，家人从未看过自己的节目、作品。她曾向家人展示自残留下的淤青，得到的反应是沉默，“没有一个人理睬，我当时很失望，后来跟医生探讨，我想也许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说什么”。

《旷野无人》出版后，李兰妮曾接到抑郁症官员的电话，对方称自己是一个领导干部，抑郁几年，却无法向家人和同事倾诉，只能向一个陌生病友来倾诉。大半年后，当这位官员再次打来电话，他的抑郁症明显加剧了，很难再在公共场合去控制情绪，生活也随即跌落谷底。

即使身处精神病院，理解病人仍存在隔阂。“我表现良好。没有自杀自残冲动，不攻击医护人员，作息守规矩，老实听护工训斥。”李兰妮在书里写道，她申请与陪护外出散步，来到其他病区，会被粗暴盘问、被敌意和拒绝的目光注视。

“在医院外，他们被正常人歧视；在院内，他们也歧视除自己之外的每一个病人。疯子才住精神病院。”屈辱感不断冲击着作家。

在医院康复区的手工室，李兰妮曾用彩泥捏出自己的“乐乐”，想要带回病房，但是被管理员拒绝。李兰妮又提议买下来，但是管理员粗暴地说：“把你的狗扔回去！”李兰妮罕见地与医院抗争，明白自己在精神病院说“不”意味着什么，后来在护工的帮助下拿回了“乐乐”。“我愤怒的是，这种不是康复，而是圈到里面的监视，他们真的真心尊重病人吗？”

李兰妮可以理解病人。患有梦魇障碍的富二代辛迪，很小便开始做噩梦，称自己可以看到死去的人。有护工不屑一顾：“富二代还做噩梦。吃饱了撑的。像我们这种穷人，不做梦。”睡觉是李兰妮一天最煎熬的事情，想要入睡，却又担心招致噩梦。有作家朋友看到其描述梦境，还以为是小说手法，“噩梦中的内容比现实要长、要暗、要焦虑，像困在盒子里。”梦中的李兰妮常常作为旁观者，比如目睹谋杀案，“想救人却无能为力”，不过，“病人那么多，我救不过来啊”。

在两个精神病院，李兰妮见过各类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病人：身患嗜睡症的孩童小迷糊，哥哥总是拍他的头和背，他嘴里吃着饭，眼睛睁不开，总是处于半睡半醒之间；与患有额颞叶痴呆老人的女儿交流后得知，老人患病后行为怪异和粗鲁，变得好色，还骚扰家中保姆，令家里人苦不堪言；她还曾前往戒酒组，看到“差点喝死”的大叔，嘴里不利索喊着“都……都不喝……喝，酒厂倒闭……怎么办？酒厂……纳税大户”；李兰妮甚至想和因为跳广场舞“疯魔”的“豆姨”聊聊，为什么会因为跳舞和家里人闹翻，甚至差点自杀……

“这些根本是编都无法编出来的内容。”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除了老人、孩童、中年人，她也记得青年精神患者。比如，患有强迫障碍的90后少女朱莉亚，李兰妮形容她“散发着青苹果的魅力”。朱莉亚是高学历，毕业后便在一个“高大上”的机构工作，父母均是高级知识分子。李兰妮分析，北方家庭出身的孩子来到南方工作，失去社会支撑和保护，无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朱莉亚住院治疗，妈妈一直陪在身边，被认为是“父母亏欠导致住院”。

与广州朱莉亚相似的是，北京的“娃娃”患有一种进食障碍，她学习优秀，父母引以为傲，一路从外省考入北京高校，并留下买房，收入也不菲，此时却突然患病。发病时，“娃娃”总会用幼儿的声音大喊：Papa呀，我好痛啊，你们就让我死吧……每每这时，病房一片压抑。

一位身高一米八六叫“高儿”的患者，就读于国内的一个医学院，他的母亲是三甲医院的中层，父亲是设计师。他因病休学八个月，走路极其缓慢。有一次，父母喂他吃饺子，但是他一直不张嘴，两人就强迫他吃掉。

李兰妮进行了劝阻，并提到了自己的电疗经历。父母最终签了电疗同意书，电疗后，父母向李兰妮报喜，说自己的儿子八个月来第一次会笑了，并且盼望着儿子回到医学院，当一名医生。高儿出院时，李兰妮写下寄语：“我们要做世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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