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作为美国顶尖研究化学家之一的查尔斯·利伯痛苦地坐在哈佛警察局的一张椅子上，试图向两名FBI特工解释，他为何同意与一所不太知名的中国大学合作，结果双方合作关系恶化，并让他被美国政府找上了麻烦。

法庭上播放的审讯片段显示，利伯说那所大学有经费——“这是中国吸引人的手段之一。”

但他说，经费不是动机。通过培训年轻科学家，让他们掌握自己所开创的技术，他希望在评选最高科学荣誉的委员会面前提升自己的资历。

“这真是很丢脸，”他说道。“每个科学家都想获得诺贝尔奖。”

周二，经过两小时45分钟的审议，联邦陪审团裁定，利伯就是否参与“千人计划”向美国政府做出两项虚假陈述的罪名成立，中国政府策划的这个项目旨在吸引接受国外教育的科学家来到中国。陪审团还认定他未能申报在中国的收入，并瞒报了一个中国的银行账户。

尽管参与中国的人才项目并不违法，但科学家需要向美国政府披露他们参与的详情，因为同样为他们的研究提供资金的美国政府可能会认为此举存在利益冲突。

在对学术研究人员公开提起的数十起诉讼中，大多都和利伯案一样，并没有涉及间谍活动或知识产权窃取的指控，而是未能披露中国提供的资金，而这些诉讼也被外界批为公诉越权。

这一计划在今夏遭遇了一系列挫折，有六起案件被驳回，而首起进入审判阶段的胡安明案最终宣判无罪释放。科学界密切关注利伯案的审理，把这当作了司法部会否起诉其他研究人员的一个风向标。

华盛顿特区律师彼得·蔡登博格代理了十几位正在接受调查的研究人员的案子，他说利伯案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他特别被问到了参与中国项目的事，但他表示否认。

“像利伯这样的人会撒谎，是因为他们害怕，”他说。“这真让人难过。对于‘你是否参与了人才项目’这个问题，他们不敢诚实作答。我敢肯定，在‘红色恐慌’时期，人人都说他们不是共产党员。”

在周二的结案陈词中，利伯的律师马克·穆卡西表示，政府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存在任何不当行为，此举可能会令一位研究先驱人物无法发声。

“在这个法庭上，没有人解释‘千人计划’是什么，参与者有哪些，这不会让人困扰吗？”他说。“利伯的研究成果为了全世界的利益而尽数公开，但他却因此面临刑事指控，这不会让人困扰吗？”

他还表示：“没有恶人，没有受害者，没有人被劫掠，没有人发横财，但在被特工穆苏称为雷达上的一个光点的短暂交谈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纳米科学家就面临着多项重罪指控。”

在迄今为止被“中国计划”起诉的所有研究人员中，利伯是成就最杰出的一位，他被选为哈佛大学化学和化学生物系主任，一些人认为他有潜力获得诺贝尔奖。

检方表示，自2008年以来，他在哈佛的实验室从美国国防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了总计18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本案的争议点在于利伯在2011年联合武汉理工大学创立的一家合资企业，他以前的一名学生曾在这所大学任职。对高级研究人员来说，劳务派遣很常见，他们通常会在学年的一部分时间里与海外私营企业或大学签订合同。

检方向陪审团展示了2012年以电子邮件形式发给利伯的三年合约，合约中显示他是“千人计划高层次外国专家”，可以得到5万美元月薪，外加约15万美元的生活费和超过150万美元的实验室经费，该实验室被他们命名为“武汉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纳米联合重点实验室”。

2018年，随着“中国计划”的开展，国防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调查人员找到利伯，询问他是否参与了“千人计划”的项目。在为期一周的庭审中，陪审团从各色证人那里听到的说法是，利伯在两次审讯中都否认曾经参与。

他们还观看了FBI在2020年1月28日进行审讯的视频片段，当天早上6点30分，利伯在自己的哈佛办公室被捕。

利伯一开始要求有律师陪同，后来他接受了约三个小时的审讯，并几度承认自己曾经误导调查人员。

起初，他否认自己从武汉理工大学或是在参与中国人才项目时得到过报酬。随后特工们拿出了一系列文件，包括2011年和2012年的合约，利伯在检视一番后表示，“我应该在签约的时候多注意一下。”

“这是对我相当不利的，”他说。“既然你们提起了，是的，我确实记得。”

然后他提供了自己与这所大学财务安排的细节：他的一部分薪水存放于中国的一个银行账户，其余——他估计在5万到10万美元之间——都以100美元的钞票支付，他把这些钱放在行李中带回了国。

“他们会给我一个棕色的包裹，上面有一些汉字，我就把它放进包里，”他表示。他说在回国之后，“我没有申报，这是违法行为。”

他还承认，2018年国防部调查人员找到他时，他“怎么说都算不上是完全坦诚”，他清楚自己可能受到指控。

“我害怕被捕，就和我现在一样，”他还说。

在陪审团准备审议之时，助理检察官杰森·凯西向他们强调了利伯在FBI审讯中的举止，并敦促他们“运用常理思考”。

“并不是说被告对2015年以前发生的事没有记忆，”他说。“而是他不愿记起来。他不愿记得自己参加过‘千人计划’项目。他不愿记得自己带了那么多现金上飞机，并且从未向国税局申报。”

利伯的被捕是显示联邦当局正在调查获中国资助的科学家的最早信号之一，引发了学术界的震动。

在那之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教授陈刚于2021年1月被捕，他涉嫌隐瞒与中国政府机构的关系，以获得1900万美元的美国联邦拨款。

布莱恩·蒂姆科曾是利伯手下的研究生，如今在塔夫茨大学领导自己的实验室，他说，他认为“中国计划”已经偏离了重点关注间谍活动的初衷，而转向了几年前“本可在学校层面处理”的披露违规行为。

“我认为这些案件是为了吓唬科学界，”他说。

蒂姆科出席了为期一周的部分庭审，他说自己对检方如此“歪曲”利伯的工作感到困扰。

他说，利伯发明的电子芯片是如此小巧灵活，它们可以被植入人体的某些部位，如大脑或视网膜。他说，这项技术最终可能为电子生物医学带来突破，让盲人恢复视力，或是让瘫痪的肢体重新活动起来。

“查理的整个科研生涯都是在努力帮助全世界的人，而那一小撮连科学原理都不懂的人却把他的一切都毁了，”他说。“这太不公平了。”

上周庭审的证人将利伯描述成一个要求严苛、有时缺乏耐心的学术名人，他难以处理好与武汉合作伙伴的关系，并抱怨哈佛没有积极为他辩护。

“我对中国的一些‘朋友’没有好感，”利伯在给另一家机构的中国同事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这些人想要利用我，所以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而是我来利用他们。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怠慢。”

2018年，当国防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调查人员开始询问他参与“千人计划”的情况时，他对此表示不安。

“他们不仅威胁要终止给我的资助（支撑了我的大部分研究），而且还强迫我偿还三年多以来他们对我大部分工作的资助。”他在给一位中国同事的消息中写道，并补充道，“或许是某个看不惯我的（中国）人把这件事捅给了国立卫生研究院？”

在被逮捕当日他与FBI的对话中，利伯对外国资助在研究人员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一番反思，他说，与外国合作方的关系从来都不像乍看上去的那样简单。

“如果别人一开始说的是，‘我们会给你这个职位，为你支付往返旅费，’那你就不会有什么疑虑，”他解释道，“但合作方总会对你有所求。”

“对很多国家来说，钱多得花不完，”他说。他还补充道，“这就是中国用来吸引人的手段之一。”

他试图让两位特工明白，是其他动机——对荣誉的渴求——让他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培训那里的科学家。

“我那时年轻而愚蠢，”他说。“我希望我的事业能够得到认可。每个人都想被认可。”他拿自己的儿子做了一个比较，后者是一名高中摔跤手。诺贝尔奖“有点像奥运金牌——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他说。

他自嘲地笑着说，他最近拿的奖更像是一块铜牌。“这或许就是我这么做的根本原因，”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