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孤单

身为孤儿

身为孤儿是一种什么感受？

我不是他们。描绘这种感受的唯一方式就是忠实地去传达，然后承认失败。

知乎上的一则回答写道：「独立，自卑，敏感。小时候怨天尤人，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封闭自己，像一个刺猬，用尖锐的刺保护自己，却引起周围人的反感，被欺负孤立。稍微懂事后，不敢加入别人关于家庭、父母的讨论，羡慕别人其乐融融的家庭，哪怕是父母的批评唠叨，觉得这世上只有自己会对自己好。」

另一则回答是：「其实孤儿最可悲的并不是爱的缺失。因为慢慢长大会发现，爱这个东西，是会一点点找回来的。虽然不完整，但总能稍稍弥补儿时的创伤。而是，在人生每一个十字路口，无人指南，无人参谋，没有人为你的成功喝彩，你的成功无人分享，没有人在你颓废时带你走出来，也没有人教给你很多道理，教你如何规避失败。你所有的选择都是跌跌撞撞，所有的结果好的坏的都是自己懵懂着、不断碰壁着，然后接着毫无方向地往前走着跑着，所换来的。没有那个人从小告诉你每件事该怎么做，你不懂人情事故，不懂世间险恶，不懂怎样爱人。你的成熟与别的孩子相比，不是随着长大慢慢变化来的，而是用痛苦和眼泪换来的。」

我无法核实这些回答者的真实身份。现实是，你很难面对面地听到亲历者的答案。在所有不幸命运带来的身份标签里，「孤儿」是最难启齿的之一。它是一个秘密。它是一种禁忌。一些场合下，它是一句骂人话，一个恶毒的诅咒。而就算面对一个真正的孤儿，你怎么忍心使用这个词？你怎么敢去探寻他的感受？

经熟人介绍，我得到一个特别机会，用近一周时间拜访了一所孤儿院。我主要和管理人员交谈，但也有机会和一些孩子接触、交谈。出于职业道德，我不可能问出那个问题，但聊其他话题时，能够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每一个人不代表群体，只代表自己。以下是他们告诉我的。

你的字典里，永远不再存在「妈妈」这个词。当然你知道这个词，也可能使用这个词——这所孤儿院很多孩子会亲昵地喊园长为「园长妈妈」，但那个词悄悄变成另外一种涵义的人称代词。

如果你曾感受过父母之爱，你知道那种爱的特别。「我分得清楚父母对我的爱和家人对我的爱。两种爱是截然不同的。突然他们一下子就消失了，再也没有感受过同样的感觉了。」一个女孩对我说。

但从未感受过，又是另一种不幸。刘英幼年时失去双亲。「因为我没有记事，不会记住父爱和母爱的感觉。我很难去想象我的父亲母亲跟我一起生活的样子。」她告诉我。「别人跟我谈起来说，你想到没有父母，你会哭吗？」答案是不，「我不会对一个我没有任何共情的画面落眼泪嘛。」

她记得第一次被这个事实击中，是第一天上学时，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有人送，「瞬间从一个人化成了一滩水那种感觉。」难过在于没有概念。「你告诉我这个糖它是甜的，但是我没有尝过，我想象不出来那种甜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

会感受到羞耻。一个孩子表示，不想被孤儿院的车统一从学校门口接送，担心同学看到他属于哪里。另一个到了新环境就学的孩子，为了不让人知道他的身份而放弃申报救助金（后来学校通过档案核实，还是发给他钱）。

最难的并不是重大时刻——很多人那时尚没有能力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一个孩子回忆，父亲临终时想再抱他一次，他却笑着跑出去了——是那些微小的时刻。去别人家做客时。生病时。电视里听到一声「妈妈」。每每回想起父亲要抱你，你却跑掉的一刻，「错过那一次之后这一辈子就没有了」。生命中剩下的时刻。

一个永远填补不满的内心空洞。「这东西是走不出来的，它会永远伴随着你的一生，在你最难过，最无助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在你脑海里浮现。」现在是一名大学生的牛盼盼告诉我。

渴望爱，但也抗拒爱，牛盼盼说，这个身份一度会让她对他人的善意产生怀疑。「总感觉是别人施舍的，赠与的。」她知道相关宣传能够筹款，但多少感到抵触，「总是会让我们的心里觉得是不是在利用我们干什么。」

觉得命运不公。在人生某个阶段，恨这个世界。也有人说，曾恨过他的父母。

每个人或早或晚会经历失去至亲的痛苦。孤儿经历的，远远不止一次心碎的别离。就像一种逐渐蔓延的慢性病，疼痛和影响旷日持久。语言无法全部承载其重量，他者无法全然代入其情感。你不是他们，理解这种感受的唯一方式就是努力去想象，然后承认失败。

始于荒芜

刘全有是2015年8月去到那个地方的。堂哥让他去，他就去了。一个中号行李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15岁，在此之前，除了去过一次隔壁保靖县，他从来没有出过他所在的龙山县。他的第一个感觉是，「坐车好长啊」。先花了5小时，从乡里去到龙山县城集合。大巴车接上包括他在内的县里的二三十个孩子，又开了5个多小时才到湘西自治州的首府吉首。那时龙吉高速路还没修完。

第二个感受是，「像是来错地方了」。只有一栋新修的楼。操场才铺了一层水泥，空空荡荡的，没有篮球架，什么都没有——除了灰。周围是一片荒地。工作人员承诺，未来会种上花花草草。一路上刘全有没有和任何旁边的孩子讲话，对他而言都是陌生人。但住进寝室后，和两名室友的交流从对这个园区的吐槽开始了。男孩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喜欢这里。有人已经在构想逃跑计划。

话题发散开来，都是最浅表的那些。不需要聊各自的过去，「过去有什么重要的，大家都是一样过来的」。他们是湘西慈爱园开园收的第一批孩子，他们将在这里展开生活。

对于第一天，不同人有着不同感受。与刘全有同龄的刘英不像男孩们那么抵触，园里的「菜挺好吃的」，她回忆。晚上还有加餐，有面包，还有水果，从香蕉或者苹果里选一个。园长挨个房间送，她约莫40岁，圆脸、齐腰长发，「从内而外透露着很亲切的感觉」。尽管马上就喜欢上这个新家，第一天夜里，刘英还是哭了。她想起与她相依为命的80岁的奶奶。父母不在了，爷爷年初去世了，在这个世界上，她最重要的亲人只有奶奶了，她第一次离她那么远。

在第一批抵达的102个孩子里，也许只有束着高马尾的女孩牛盼盼，从头到尾保持着全然的镇静。她刚出生时，母亲就抛下她走了。8岁时，父亲车祸离世，她跟着奶奶生活了几年，后来奶奶因为家庭矛盾自杀。再之后伯父伯母带着她，直到把她交给慈爱园，她坦然接受这项安排。「家里发生这么多的事，你心里其实跟明镜一样了，送我过来，他们的心肯定是好的，肯定是希望我以后成为一个很好的人。」她说。

她是个早熟的孩子，把一切考虑得很清楚。在镇里初中，她的成绩是年级第一。但她知道，如果不来这个叫慈爱园的地方，「家里可能供不起我上高中」。州首府的学校不同于乡镇，师资力量将有很大提升。「我有一颗很想很想学的心。去了更大的地方，我会越来越好。」她想。

现在，你知道慈爱园是个什么地方了。是的，这是一所孤儿院。尽管所有工作人员都会避免使用这个词，避免刺伤孩子们。

慈爱园园长张薇此前在民政局下属的社会福利院工作，那里收养的是没有监护人的弃婴，大多是重度肢体残疾和智力残障。其中很多孩子一生都将留在那里，成年后，转入老年部。后天失去双亲的孤儿，一般由各自法定监护人散养，每月政府发950元基本生活保障。把健全孤儿与残障孤儿区分抚养，并不是歧视，而是一种更科学的管理，因为混养增加了照顾管理的复杂性，并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

某种意义上，刘全有、刘英、牛盼盼初至时看到光秃秃的园区样子，就是一个隐喻。一切始于荒芜，正在兴建。建立一所面向健康的居家孤儿的院舍，让他们脱离原生环境，在2015年以前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慈爱园的创办者们说，前期考察时，没有找到先例。重庆的「爱心庄园」搞过类似模式，但那是招募来一对对夫妇，让他们与孤儿完成逐对的家庭重组，住在套间里。慈爱园是一个更大的家庭，构成单元是一间间的集体宿舍。

开园仪式中，牛盼盼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上台发言。稿子是大人写的，她照着念就好了。牛盼盼被选中，理由显而易见。她成绩好，懂礼貌，没有显示出任何负面情绪。在来时的车上，她就和别的孩子攀谈了。据她说，到了慈爱园后的最初那些夜晚，她都能安然入睡。「我不认床，我没有想七想八的。反正来了我就好好学。」

好好学。这就是慈爱园建立的首要理由之一。有着300万人口的湘西是湖南最贫瘠的地区，下辖7个县全部是深度贫困县。很多散养孤儿初中、小学没毕业，就出去打工或者流落到社会上。到了慈爱园，孩子将被送到州首府吉首最优质的那批学校里读书，政府包管他们的生活费与学费。

「你们多收一个孩子，我们社会上可能就少一份危害。」后来，有公安领导这样对张薇说。这代表了某种迫切的现实忧虑。生来都是白纸，但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与疏于照护、管教，这些孩子更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侵害。

不久后，在这个近6000平方米的园区，空场将竖起篮球架，泥地种上花花草草。但不止于此，张薇知道，每一个员工知道，重建是一条漫长的路。

「坐办公室的，不要」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张薇吧。与孩子们描述略有距离，这位园长说话时面部线条有些僵硬，语速快，但音调少有起伏。她最初拒绝了《人物》的专访，说她不想个人宣传，经我说服——也许更重要的，看在她上级领导的情面——才同意见面。她发微信不使用表情符号，再辅以她言简意赅的表达，显得比较冷淡。

我翻了翻她的朋友圈，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带有配图的励志或者抒情的话，二是慈爱园里发生的一切。两者很多时候混到一起：「世上没有正确选择，要让选择变得正确」，照片是园里孩子们在练毛笔字。「比起过往，前方更值得期待」，照片是孩子们在图书角读书。「人生无定数，长存感恩心」，孩子们在排队登校车。她的微信名字叫「薇妈」，头像是该园的徽标。

但我很快找到了我们的共同点，在当地朋友为我采访而组织的饭局上。那是一种微妙的感应，她与我都不属于那种气场。她是饭局的主角，但几乎在座每个人的体制内职级都比她高。到了互相敬酒环节，她尤其显得不自在。她的直属领导小声地让她以茶代酒去敬其他人，她始终没有起身。「我原来在福利院，现在在慈爱园，总的来说是很单纯的，我觉得我的整个状态不是那种在官场上的状态。」她后来告诉我。饭局中，她跑出去接电话好几次，她承认，都是园区事务，「大事没有，都是琐碎事务」。

张薇曾在社会福利院工作过11年，一路做到党支部书记、副院长。她是个尽职尽责的人，每年除夕都要在福利院度过，和老人们吃完饺子，晚10点后才赶回家。「我爸妈习惯了我逢年过节不在家。」她喜欢这种关爱类工作，将其当成终生事业，为此考上了一个伦理学硕士——她后来发现，那些理论面对实际工作，其实帮不上什么。2015年初，慈爱园筹建，民政局长推荐她去当园长。

她回绝了。她对福利院的老人和孩子有感情，也不确定自己能否到新地方胜任。这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你将全天候地面对上百个不同年龄段活蹦乱跳的孩子，监护职责从家庭，转移到政府。身边有太多反对声音，担心一旦出了安全事故影响到她：「张薇你怎么敢接这个事情，你脑袋包了铁皮是不是？」领导找她谈了三次话，她终于答应了。

她从一个光杆司令开始，领导打算给她配个副手。「坐办公室下来的，我不要。」她说。硕士导师给她推荐了一个人选，她的师弟，还在读研三，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斯文青年，名叫易瑜。

等等，什么叫做「坐办公室的」？张薇的意思是，那些闲散惯了的人，那些整天喝茶、看报纸的人。面前是一场从无到有的拓荒，需要的是真正干活的人，「手头有很要紧的事情必须赶出来」的人，愿意加班的人，身兼多职的人。易瑜是这样的人，他是助理——张薇开玩笑说，「跑腿的」——也是未来的教员，出纳空缺时还一度顶上去。

师姐带着师弟做规划、定制度。当然还有那些具体事务，办各类证件、搞装修、对接物资......前半年只有他们两个人。需要一位运货司机，张薇想到了她的同学贾志军，他是个下岗职工，刚好有辆破皮卡。她对他知根知底，他脾气好，有爱心。

进入2015年夏天，真正的招聘启动。厨工、医护、保卫，还有最重要的辅导员，张薇参与到对每一个人的面试中。耐心、爱心、责任心，这是她考察的三个标准。一个叫石清云的中年女人来面试，她一开口讲每句话，笑容就自然荡漾出来。「你这个笑脸，孩子肯定喜欢。」张薇对她说。

慈爱园设在吉首周边的新规划地段，靠着山，交付时只有孤零零一栋毛坯楼，外面全是烂泥巴。经常停水停电，手机信号也很差。员工人手一部对讲机沟通。早期未通公交车，从大路走进来要20分钟，很多基础设施尚在修。「全部挖得稀烂的。上班都是要跳进一个坑，再爬出一个坑。」易瑜回忆。

园里有了26位员工，其中10个有大学学历。他们来自电台、医院、学校、旅游公司......除了园长有社工师证，其他人都没有。坦白讲，这不是一支人员配置豪华的「梦之队」，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处是湘西，不是北上广深；机构尚无编制（到今天也只有8个正式岗），待遇没有吸引人之处——多数员工月薪到手2000多元，园长也才4000多元。

距离开园还有一个月，张薇组织员工培训，从外面请来心理学教授、资深社工、团建老师来讲课。每天上午培训，下午则是集体打扫整栋楼的卫生。装修刚完成，垃圾还没清理。「每个人都是一手血泡。」张薇回忆。「所有的房间我们相当于洗一遍。提个消防栓这么冲，拿洗洁精在下面搓。」易瑜说。

张薇理解，孩子是极度敏感的，设施与装潢要照顾他们的感受。领导给她指出，每层楼两边要装铁门，她不同意，那感觉太像牢房了。为了安全，每个房间的窗户理应装上铁栏，她换作没有压迫感的隐形防盗网。每个房间贴上动物图案的壁纸。

员工宿舍配的是高低钢架床，张薇打算让孩子们的房间，全部配备单人木床，「温馨一点，暖和一点」。有领导认为应该统一高低床，她据理力争，「我们办的不是学校，是孩子的家，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搞高低床，就没有家的氛围了，谁愿意睡那个冰冷的钢架床？」她还摆出一个论点，有的孩子太小了，睡高低床很容易从上面掉下来，出了事只要领导负责就行。

她的方案赢了。「我也是抓住他们的弱点。」她开玩笑道。

「整个人是懵的」

第一批孩子是各县摸底后报送上来的，大县20个名额，小县10个。各县情况不同，有监护人后来告诉张薇，靠着下跪才得到指标。有的县则因宣传不力以及执行人员的懒散，没有报满。孩子来之前，监护人先被车拉过来看环境，以保他们心里有底。有的妹妹陪着姐姐，报到后不想走，临时留下来。

孩子最初到来的日子，楼道到处充斥着混乱。最大的读高一，最小的才4岁。有的孩子蜷缩在床的角落，哭着喊着要回家。辅导员要去安抚。有的小孩子吵着要上厕所。要领着他们去。有的孩子不肯洗澡，一身酸臭就要上床睡觉了。要说服他们。一个孩子有梦游，好几次半夜走出寝室，坐到值班室门口哭，眼睛始终是闭着的，次日醒来记不得发生了什么。辅导员轻轻地把他抱起（「有一个迷信的说法，梦游的人你不能叫醒他」，她说），放到值班室的床上。

在给一个9岁孩子洗澡时，他很小很瘦的身体上，遍布青紫，新伤覆盖着旧伤。他说叔叔总是打他。那一幕让多位员工落下眼泪。张薇气愤地找他叔叔理论，那人却满不在乎：「这孩子不打不行的，你们继续打。」

还有卫生问题。一些孩子身有脓疮。有的孩子远看头发是白色的，凑近一看，发根沾满虫卵，像一串串葡萄。那让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很多员工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张薇后来下乡家访时看到，一些家庭要去井里打水，冬天好几周才洗一次澡，孩子天天和猫狗待在一起，难怪虱子会爬到身上。

虫卵黏得很紧，洗是洗不掉的，只能把头发剪掉。但送去理发店，没有一家敢接收。没办法，张薇带着员工亲自上阵。尽管戴着手套，穿着围兜，虱子还是跑到她的身上。「在我头上跳，好痒。」她回忆。她不得不剪掉自己一些头发。

员工们找到一个方法，用专门的药剂涂到头上，严严包住闷几个小时，再用篦子一遍遍梳，把死透的虱蛋清理掉。经过一段时间，虱子总算灭杀完了，但过完年，孩子们从农村回来，又会把虱子带来。新一轮的灭虫运动展开。后来，园里长期备着杀虫药剂。

开园三个月，张薇和助理易瑜全程守在园区。读小学的儿子在家无人照顾，也随她住宿舍。忙得不可开交，她难以离开，随时有突发状况，她也不敢离开。有个晚上，有贼进了园子。监控画面里看，那人蒙着脸在外面走。好在什么都没偷走。因为水土不服，不断有小孩生病，高峰期时一天倒下十几个，教员三天两头带去医院。

有一天，张薇正在安排工作，对讲机响起来。有个孩子突然倒下了，口吐泡沫、全身僵硬。她吓坏了，「我们几个人抬手抬脚这样往医院跑」。医生判断是癫痫。那孩子说，自从幼年时亲眼看到父母在火里烧死，就有了这个病灶。刚来园区，症状加剧，一两天就发作一次，辅导员学会应对，给他吃药，往嘴里塞布条。后来一周一次，一个月一次，癫痫逐渐消失了。

孩子逃跑时有发生，把防盗网剪断，从三楼往下跳的都有。遇上这种事，慈爱园的成年人几乎全员集结，连下班的人也喊回来。有几个同事的孩子才一两岁，托管给家人。找人需要用策略。曾有个女孩从学校逃跑了，辅导员请与她关系好的孩子上网与她聊，慢慢套她话。一旦推断出她在附近两个县城其中一个，两支队伍立马上路了，一支去花垣，一支去古丈。线索很重要，行动力更重要。直到「线报」进一步确认女孩在花垣，古丈小分队才撤回来。第二天凌晨，女孩接到了。

园里的逃跑之王名叫朱天华。他跑过四五次。有一次放学，才读5年级的他没登上慈爱园的校车，和另一个孩子爬墙溜走了。员工分为几组，在学校周边去找。按照既往找小男孩的经验，把网吧全部翻过来总能找到。孩子没有身份证，正规网吧去不了。「我们摸熟了，哪里有黑网吧都知道，都是隐蔽地方。」 易瑜说。但那天网吧找遍，都扑了空。夜里下起大雨，过了晚10点，食堂员工需要准备次日早饭，就回去了。校车师傅痛风发作，也难以为继。剩下的人坚持着，好像海底捞针。

夜里1点半，辅导员张海兰所在的找人小队，终于在商业区广场看见了那两个孩子。他们扭头就跑。「我肯定跑不赢他们。」张海兰说。在地下停车场，他们再次撞见，贾志军——就是那位下过岗的中年男人——大吼一声，朱天华摔在地上。他毕竟只是一名儿童，因贪玩而逃学，也会因惊吓而跌倒。另一个孩子逃走了，但失去盟友，「逃亡」意愿可能也减退了。第二天，他在学校旁边的一处楼盘被捉到。

对于背负着巨大心理压力的张薇来说，逃跑事件无疑是一出惊悚剧，但有时，也有哭笑不得的味道。朱天华曾打算逃去同学家里打游戏，得到的却是一个假地址。他在门口蹲了一夜，又累又饿，最后自己回园了。张薇派人找到那位同学搞清楚了，他家人其实不欢迎朱天华，他成绩差且调皮，所以同学才选择欺骗他。张薇感到这个结果肯定对朱天华造成了伤害。「又要批评，又要安慰。」她说。

但有的事件，回想起来，就是纯粹的恐怖了。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买了老鼠药下到麻辣烫里，给寄宿学校的室友吃。万幸是，他买的是假药。见无人受害，他自己揭穿此事。「别人都有爸妈接送，还有爸妈去寝室看，他觉得心理不平衡。后来和他交谈了，他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张薇说。「我人都疯了。这种我真的不敢留，假如往我的厨房锅里面扔一包怎么办？」那个孩子被退园了。

「刚刚开始那一年整个人是懵的，觉得脑袋里面随时都嗡嗡的。」张薇回忆。

「我们这个条件」

我想和朱天华聊一聊。「逃跑之王」现在是个初中生了。晚9点他下了自习，从学校统一接回来，在睡前洗漱的空档，我们聊了15分钟。

后来，我一直犹豫，该用怎样的记叙方式才是合适的。我会加固某种刻板印象吗？我该多大程度保持诚实？坦白讲，那可能是我进行过最艰难的对话。他没有表情，语气显出不耐烦。也许是眼睛看过来的角度，他盯得我内心有点发毛。所有回答都是简短的或者「不知道」。问题关于最好的朋友，最喜欢的老师，最多涉及他的逃跑故事。没有沉重问题，我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他的辅导员坐在旁边，也不会允许。

「我总觉得还是好多了，他以前真的是，你就没法和他交流。」后来听我聊起，张薇笑了。「他就觉得和你不熟，他为什么要和你说。」她知道那个眼神，「从眼睛下面那样看你。」面对陌生人，他不是永远话少。有次州长来视察，问他伙食如何，他说了一大堆：「我在这儿三年都没吃过一顿饱饭。」当然不是真的，他故意唱反调。

反倒是与朱天华同龄、陪他一同坐下的大个子丁兆，积极回答问题。他说在朱天华逃走时，他也随辅导员参与在外的搜寻。那是较乖的一批孩子才被赋予的任务。但张薇说，丁兆前两年非常调皮。这个大块头曾经愤怒地掐着辅导员的脖子按在墙上。「监护人都叫来，说领回去。也是吓他。」张薇回忆，「我说把我们员工都要弄死了。」

一切需要过程。想想他们经历了什么。送到园里的，是身世最悲惨、家庭条件最困难的那批孩子。即便有些人对外界存在恨意，也解释得通，那是命运亏欠他们太多。有个孩子，父亲家暴，母亲杀了父亲，如今在牢里。有三兄弟，父亲早逝，母亲为了养活他们去贩毒，被判死缓。有好几个孩子，父母死于煤气中毒。有个女孩，生下来不久，手就被有精神病的母亲按到滚水里，留下了一大片的疤。有对兄弟，目睹了父母被凶杀的过程，凶手认错了人。那种经历对孩子意味着什么？没人知道。其中那个老二，在村里已展现出一些暴力行为，拿棍子去戳瞎牛眼取乐。一些员工记得他刚来的样子，好像看谁眼光都透着敌意。

一样东西能够改变孩子的命运：教育。教育既指向学业，也指向人格和行为习惯。但慈爱园的成年人知道，一切的前提建立在，赢得孩子们的心。

有个叫于明涛的少年入园时，不与任何人交流，还一度绝食了两三天。他有自残倾向，总拿铅笔戳自己的手，用线缆缠自己的头，把涂改液塞进嘴里。「我们时刻要守着关注着他。」辅导员石清云说。

辅导员在活动室打乓乓球，于明涛在旁边注视着她们。石清云招呼他加入进来。从此，乒乓球的击打声，成了一种她与他沟通的语言。他越打越好，可以击败大人了。易瑜发现他身体素质挺好，给他报了周末在市区的武术班。同去的三个孩子不久就放弃了，只有他坚持下来。在这过程中，他不再伤害自己，心扉慢慢打开，变得自信。园里元旦联欢，他上台耍了一段双截棍。另一个体现出他的归属感的迹象是，他想着给园里省钱：练武术回程他决定不坐公交车，步行可以少花两块钱。

「他可能一天不说，两天不说，总会有一天他会说出来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不愿意和我们说，我会叫其他的孩子去感染他。你给他的温暖，他也会回报你的温暖。」辅导员张海兰说。她曾经是个电台广播员，是园里少数能镇得住朱天华的人。

一个叫张驰的孩子，在学校里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停课惩罚结束后，他的辅导员曹微陪他回到班上。张驰准备了一份检讨书，站到台上去念。曹微决定也上去，在众目睽睽下，就站在张驰身旁。学校老师知道她是慈爱园的员工，大部分同学以为她是张驰母亲，但现在看起来，她好像是一名一起悔过的「同伙」。她想给所有人展现出张驰的最大诚恳，同时，「也是想改变他，让他有一点触动。」那件事是他们关系的转折点。

「我们这个条件。」这是贾志军和孩子谈心时，常说的一句话。入职时是司机的他，后来成为教员。那些最调皮男孩子的思想工作往往交给他。「首先我是一个男同志，再一个我有这么大年纪了。」他需要把现实指出来，但又不能说开。孤儿，那是员工们永远不会当面说出的一个词。「我们这个条件」，这是他能做到最温柔的表达方式。

有时，身世会成为孩子自暴自弃的一种抗辩：「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一个孤儿。」真正的理解发生之前，更多需要是陪伴。可能不需要说话，交给时间。不，你不是这样的人。你是更好的人。

通过实践，园长有了自己的坚持。她对志愿的心理咨询保持警惕。「经常换人的那种心理咨询，你们不要来。不要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孩子和你不熟，他不会跟你说真话的。」张薇说，「真正的沟通，需要长期陪伴。」有人来做团体辅导，打完一通鸡血，效果似乎不错，孩子流泪满面上台喊口号、发誓。「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她内心隐隐不安，「不是我想要的，我要让他们从内心来改变。」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存在，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独特的存在。一个满口脏话，但做起剪纸等小手工来颇有天赋的女孩。教员们让她成为领头人，去教其他小朋友。一个在校屡屡违纪，但说话非常算数的男孩。他保证不再逃课，他做到了，但他也说并不保证上课认真听讲。辅导员鼓励他：「你能保证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一点一点来。」

孩子按照性别、年龄分成几个部，有各自楼层辅导员。再往上，有横向统筹的综合教员，负责文娱活动、思想教育、志愿者统筹等工作。从他们的讲述里，可以提炼出与孩子的相处之道。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闪光点。共同进退。不要揭开伤疤。最重要的反而是最浅白的，正如张海兰所说：「用心。」

无论员工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整体，都在成长着。十几个人考下了社工师证。「心理学（的书）也看，社会学的也看，管理学也看。」易瑜说起他的自我学习。张薇没有一支「梦之队」。她不需要每个人都有着高学历和傲人履历。这里是湘西，只需要找到步调一致的人。耐心、爱心、责任心。这就是她的梦之队。

某些无形的东西

慈爱园是一个漫长的人生扶助计划，把这么多孤儿集中到城市生活、学习，直到他们毕业投入工作，才算离园。这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需要回到孩子们的视角。

在来到园里之前，你很难遇到同样背景的人。刘全有回忆，以前班上，最多只有几个单亲的孩子。「孤儿」是个刺眼标签。在这个园里，这个标签消失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感觉突然间不是自己一个人。」一个绰号叫「睡仙」的男孩说。

开头肯定是不适应的。有个孩子每晚啼哭，足足一个月才停下来。有些孩子从来每天只吃两顿饭，要习惯吃第三顿。刚来时都是骨瘦如柴的孩子，一两月后，都白了壮了。

来慈爱园后，刘全有面前是条崭新的起跑线，他将去吉首市四中读书。孩子们被分散到不同的班，身世不被公开。第一个月，一个男辅导员每天守在学校，有什么需求，随时沟通。他会中午守在去食堂的路上，与他们结伴吃饭。「他怕像我们这种外来的被欺负。」刘全有说。这让他对比起四五年级时从村小转到县城读书的日子——堂兄送了一次，之后就都是他自己去了。他为此在纸上画了地图，用叉叉和箭头标识。有天暴雨，他连伞都没有。

等孩子们考取大学，同样的流程再重复一次。有人将陪他们一起去报到。副园长张力豪常执行这个任务，最远去过广州。他是孩子们的「哥哥」或者「叔叔」。在停留的那一两天里，他要给孩子们示范「怎么在新的环境里立足，怎么和同学打交道」。

家的感觉是慢慢浮现的。不再动荡，不再孤单，漂浮的尘埃落定下来。一个初中女孩提到语词不自觉的变化。从前，寒暑假结束，她说「去慈爱园」，现在则是，「回」。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和自己玩得好的就坐在那里聊天，什么也不干。特别期待和他们再一次见面的那种感觉。」

另一个初中女孩告诉我，她认为慈爱园同伴能够懂得彼此。「发生什么事情，比其他同学有那种安慰的权利地位吧。别的同学可能安慰不了你，但是我们互相可以的。」就像一个退役海军陆战队队员遇见另一个退役海军陆战队队员，一个名叫「招娣」的女孩遇见另一个「招娣」。他们命运相似，之间的联结是天然的。「我们没有任何秘密，什么事情都会分享。」她说。

园里每个月会过集体生日，时不时地，组织外出活动，烧烤、看电影、爬山、去游乐园。定期去敬老院打扫卫生。一个女孩谈起一次难忘的拓展活动，大家协力一起爬上一堵4米高的墙。高三暑期，有毕业旅行，正副园长分批带队。刘英去了鼓浪屿。刘全有则去了深圳，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

至少有两个男生跟我讲起来多年前的一场群架，将其视为生命中值得回忆的事。起因是，一个孤儿在学校被欺负了，同级的园里同伴全部出动了。慈爱园有五六个人，徒手，对方十几个，用拖把。「自己心里面，已经把这个园里的人，地位摆在不同的地方了。」刘全有说。他们输了，但不后悔。

没有人认为打那场架值得自豪，但它证明了某些无形的东西，那些东西才是值得自豪的。那种团结是珍贵的，那个时刻是重要的。我们是慈爱园的孩子。看着彼此眼睛，抵靠彼此后背，理解守护的将是什么。事后，园方没有处罚他们。

园里管理是军事化般严格。每天孩子列队，从慈爱园移送出去，再从学校移送回来。假期出门，要打楼层辅导员和办公室的两道假条，仅限班级活动或者同学聚会，园方才会同意。下午5点半前必须赶回，不能在外吃晚饭。男生女生不能串寝室，有早恋苗头立刻「扼杀」。有段时间，苗头似乎要止不住了，园长把男女生的吃饭时间都错开了。监狱，一些孩子会用这样的词描述。

但长大的孩子能够理解这种安排。这样做不仅保护孩子个人，也是保护这个家。建园不易，一个安全事故，可能带来一系列后果，会令许多人的努力付之东流。

园长对课业极其重视。周末的上下午都有强制自习。「你的成绩有一点波动，她就会找你谈话。」刘英说。高考报志愿，教育局局长、中学校长以及教育专家来给大家讲解、分析。园长考虑过，请来这些「有分量」的人物，孩子更容易听得进去。有些人成绩实在赶不上来，园方会尽量说服他们「不要过早走入社会」。在校时光不断被延长着。考不上高中的，就读中专，考不上大学的，就读大专。

这也是园长视手机为敌人的原因，它会干扰注意力。孩子的手机进了园区大门就要上交，寒暑假才发回。想和家里联络，视频通话是不可能了，去值班室去打座机。只有职院学生是例外，他们的作业是通过微信群布置的，但手机依然要在每晚9点半交到辅导员那里。「感觉太封闭了，」一个初中女生对我抱怨，她接不上同学的新潮话题，「只能在边上听他们说。」

一个秋日午后，在湘西州职业技术学院，刘英手捧着一摞书赶来，和我约见。我们喝着冷饮，坐在食堂聊天。过了会儿，刘全有下了课，也加入了。两人现在这所学校读书。命运对他们到底是好是坏？说不清楚。糊里糊涂地来了慈爱园，如果还在农村，肯定是另外一条路，「去打工了」。他们当上院系学生干部，刘全有还是学生会主席。一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一个人走上宽路，会影响后面的人。刘英说，她曾很内向、自卑——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位辅导员记得，最初感受到这些孤儿与城里孩子的区别，最明显是闪躲的眼神——现在「变得开朗了，见识也变得广阔了」。

每年有新人进园。「有一些小孩我喊不上名字，但你就会觉得他是你的弟弟妹妹。」刘英说。但没有真正的离开。走出去的孩子，依然把这里当作归属地。有个孩子去当了兵，探亲假期基本每天都来园里。他开了分享会，还在操场上给男孩们表演了操练动作。

随着成长，孩子们对于孤儿身份的自我认知也在变化。在刘全有读高中时，他慢慢不再严防死守这个秘密，全班后来都知道了。大一期末考试结束，他向园里提议，能否邀请大学同学来园里打一场篮球赛。此时对他来说，慈爱园的生活已是某种骄傲存在，可以大方向人展示。他也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园里这个群体」。这是一笔额外支出，但孩子的家怎么能拒绝孩子的朋友呢？30多个同学来了。园里承担大家的晚饭，较平时更丰盛。

打造一个共同体，让你忘掉你的身份。但最终，你要接纳这个身份。这不是为了别人如何看待你，而是在于你自己如何看待自己。那个「孤」字，不是孤僻、孤独，不是「没有人爱你，世界上就你一个人」。你可以健康快乐地长大。

「被骂了都是赔笑脸」

那么另一方面，对于在慈爱园工作的成年人来说，是一种什么感觉？

你可能经常掉眼泪。除了感动与共情，很多情况其实是——被孩子气哭。孩子顶嘴，骂的话也难听——确实会骂脏话，而「你又不是我亲妈」，是一句不带脏字却更有杀伤力的话。但这不是你哭的本质原因，是心累、委屈。「觉得付出了很多，还不被孩子理解。」曹微说，「不会在孩子面前哭的，在背后哭。」

你要面对一个严格的园长。园内不让抽烟、喝酒，也不让嚼槟榔。有两个男同事受不了这一点，辞职了。有个女同事，脖子有处小小的纹身，园长让她天天上班贴着创口贴，她后来也辞职了。一些年幼的孩子屎尿拉在身上，你得手洗。这对于一些尚未婚育的年轻人构成挑战。有人不愿意洗，把沾了孩子粪便的内衣裤偷偷扔了，被发现后，开会通报批评加上罚款。大学毕业生在员工里是稀有的，张薇还是劝退了一个，因为感觉他不够上心，擅自离岗，担心影响团队工作氛围。

你要接受长时间工作。哪怕过年，也总有一些孩子无处可去，园里时刻有人值守。与政府机构的5天工作制不同，这里多数人一周只有一天休息，并且不能在周末。周末留出时间给孩子们组织活动。楼层辅导员则两班轮替，一班24个小时。

你是闹钟，要比早6点半起床的孩子更早醒来，晚11点查完寝才能休息。你是安全闸机，守在接送校车的车门座位清点人数。你是小金库，每个孩子每周发10块零花钱，对应一个信封和一个账本，平时放在保险柜，每一笔取用经过你的手。

你是家长，字面意义上的。「请家长」，是湘西学校最常采用的处理学生违纪的手段。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家长的一种连带惩戒，需要赔上时间，从而敦促管束。你三天两头去。「早上才犯错，老师才把我们请过去，中午他又犯错，老师又叫你去。」张海兰说。「我们辅导员都脸皮厚，被骂了都是赔笑脸。老师对不起，孩子回去教育。」张薇说。

期中家长会，园内成年人要全体出动，哪怕你是保安、司机、后厨，也要加入。孩子们分散在不同班里，每个班都要有人。易瑜曾一天内开了6个，在不同教室串。「这个教室坐十几分钟，拿到他的卷子，悄悄地溜了，到隔壁教室去。」他说。张薇后来觉得，这样对孩子不好，也会让老师感觉不被重视，就让员工的爱人、大龄子女也加入，尽量做到一个家长对一个学生。不仅是出席，会后还要与老师沟通，写下记录归档。「很多员工家属都很支持这个工作。假如不支持，这里是做不长久的。」张薇说。

孩子视角看起来的一件事，在员工的视角看来，却细分为很多事。比如上学。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职校，不同层次的学校，都要找到至少一个对接点，尽量找最好的。学籍调动，「要州里面的领导帮我们去协调，市教育局要支持，州教育局要支持。一个个要签字，很麻烦。」易瑜回忆。过程里难免会遇过官僚主义。另外，农村孩子基础差，怕老师分班不愿意接受，还得提前做好疏通，请教育局领导先跟学校表态，跟老师开见面会，「慈爱园的小孩成绩考得倒数，不计入你老师的考核」。

很多外界不易想到的需求，等待员工处理。配眼镜。拔智齿。订生日蛋糕。园方和一家理发店谈好，每月搞一次公益理发。很多孩子医保必须回原籍买，就要专门派人每年走访，看各地是否上齐。一些开支根本不在原来计划里，是随着孩子成长出现的。有3个男孩割了包皮。5个孩子洗掉了身上大小不同的纹身。有几个孩子有狐臭，「很自卑的，原来在学校，手都不敢抬起来」。张薇注意到这一点，等她们成年，带着去做了手术。都是秘密进行的。

「这个大家庭就是琐碎事堆积起来的。你觉得每样事是小事，其实每样事都不是小事。你想一下父母该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张薇说。

寒暑假是员工的家访时间，顺路把孩子一个个送回家。一开始，张薇只带着司机去，后来她把家访变成一项制度。这是一次从书面材料之外，深入了解孩子的机会。「你这个工作不做的话，你完全开展不了其他的教育工作。你连这个孩子的身世、家庭状况都不知道，你天天和他讲大道理，他也不服你。」张薇说。

连着好几年的年三十，张薇都是在家访中度过。每一个孩子的家，她都去过。有的不止一次。她看着变化发生。有人从山上搬到山下，从破烂的木房搬到安置房里。

有的地方偏僻，导航派不上用场，要一路问过去。没有联系方式，就找村里干部。老人家一辈子没出过深山，讲着苗语，沟通靠旁人翻译。真实场景让人震撼。脏得不像话的碗筷。空空的米缸。常年瘫痪在床的老人，屎尿拉在被子上。有个孩子曾经住所在村里工地，几块空心砖搭着个木板就是床。后来，员工下乡都会带上一些物资。

家访作用是双向的。作为员工，你会感到某种召唤。你无法改变许多事情。2015年时，全湘西的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约有3000余名。庞大数字是你改变不了的。就像你无法改变父辈贫困，无法改变疾病，无法改变不安全的生产与生活环境，无法改变薄弱的医疗条件，无法改变纯粹的意外与天灾。这里是湘西，种种因素混合到一起，孤儿的出现率要高于发达省份与湖南其他地区（湘西孤儿发生率为万分之6.82，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3倍）。你无法改变过去，但你可以改变未来。

不放弃

现在，园长办公室里，张薇对着电话，连珠炮一般说着：「他说他想读下去，他跟我说了几次想读完。能不能网开一面......我也会给他好好教育的，我就觉得还有挽救价值，所以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一般我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我觉得不好意思......」

轮到对方说了。

「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谢谢。」用同样的快语速，张薇回复着。

放下电话，她告诉我，一个孩子在长沙就读的职校打架，将被开除。园里出了求情信，她又给学校负责人致电解释。但这次不同以往。孩子动了管制刀具。涉及的另外几个学生已被开除，他也不能留下来。

园长至少争取到了一个改变，他可按自动退学处理，这样重新就读还有机会。她已经派人帮他去找新学校了，但她决定，目前先不要告诉这个孩子，让他回园好好反省，以得到教训。

她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所谓人生岔路口，她会讲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叫梅宇航的男孩。

他是建园时来的，当时读五年级，长得虎头虎脑，非常聪明可爱。所有人要自己手洗衣服。太小的孩子，就让大的帮忙。张薇希望借此锻炼他们的意志品质。但梅宇航的爷爷强烈反对，他是家里独孙，一贯被宠溺。再加上其他一些生活方式上的分歧，在园里住了一年，梅宇航被家里人带走了。张薇去他家两次做思想工作，做不通。

两个月后，梅宇航出事了。爷爷奶奶白天干活，他一个人下河游泳淹死了。他姑姑打电话给张薇。「我本来就不想告诉你的。我知道你们给他（上了）保险，看能补多少。」张薇眼泪刷地下来了。保险理赔了3万元，但再多的钱换不回一个孩子。

这次死亡从两个角度击中了张薇。她深感内疚，那种内疚再也难以离开她。如果再努力做做工作呢？以至于给家属送赔偿金时，她叫助理易瑜去的，「我受不了」。另一方面，这让她坚信，即使面对一些指责，对农村孤儿来说，慈爱园一定是个更理想更安全的地方。她要尽量收更多人进来。

家访成为她收人的一种途径。「报送资料都很马虎，就是写个父母怎么怎么样。我们去走访，有些和他们报上来的都不一致的。」她说。一些在园孤儿的弟弟妹妹，就这样被发现，继而被带了进来。

她还在报送系统之外找人选。每到一处，她首先问村干部：「你们这个村有孤儿吗？」有次去广西北海旅游，她脱口而出问了村民同样问题。她从中挑选一些原生环境恶劣的个例走访，把手机里的园区照片打开给对方看，还请对方来参观。如果监护人犹豫，她再找乡政府帮忙做工作。家住凤凰凉灯的三姐妹，她总计登门拜访四次。第四次才明白卡在哪里，大姐已经给一所当地职校交了1000元学费押金，她担心转学到吉首就不退了。「你到凤凰那个职校，哪有到州里去好呢。这1000块钱我给你出。」张薇说。对方破涕为笑。

她这种主动姿态引发了一些争议。「有很多领导就觉得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属于我个人行为了，认为我把孩子动员过来的，不是孩子自愿过来的。出什么问题，你要负责的。我说我动员是动员了，但我不会强迫别人过来嘛。」

至今，慈爱园累计养育孤儿217名。如果你问，谁是让张薇最头疼、流下过最多眼泪的，得到的是一个意外的名字。

还记得束着高马尾、在开园仪式上台发言的牛盼盼吗？她长大了，不再是那个按照大人给的讲稿宣读的小女孩了。这群孩子刚来时，女孩普遍早熟，男孩普遍调皮，随着时间推移，更难管理的不是男孩。「男孩子有什么想法他会说出来。中学以上的女孩子，你看到她在闷不作声，其实她心里有很多想法。」辅导员张海兰说。另一位辅导员石清云则说：「男生批评一下，过一会儿没事了，女生内心比较敏感，喜欢憋在心里，记仇的那种。」其中，牛盼盼可能是最叛逆的那个。

来慈爱园两年后，她以初中全年级排名前三保送进民中的宏志班，但在这所竞争远为激烈的高中，她很快掉落到100多名。她身上逐渐展现不同寻常的迹象。她浓妆艳抹。「全部是买的那些很劣质的化妆品，」张薇说。她不服管教。她发生了一次逃课，然后是再一次。家访时，她故意带错路。「害我们走了一两个小时白费的路，她就不愿意我们去她家里。她可能认为我们找不到路就回去了嘛。」张薇说。她又辱骂老师了。她又被学校找家长了。「几乎一个月要去两次，」她的辅导员许湘萍说，「生活上，纪律上，学习上，反正她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

如果这些只是小打小闹，有次事情闹大了。她逃寝去找男同学，被对方母亲发现。学校认为「影响败坏」，要开除她。张薇找校长求情，那位男同学的母亲指着她鼻子骂：「你女儿勾引我儿子，你女儿不要脸，叫你女儿马上滚蛋.......」

「什么脏话都说了。」张薇回忆。她忍受着，不解释，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她至少赢得了一个小小胜利，牛盼盼保留了学籍，回家反省一个星期。

「想得到关注吧。想得到重视，想被爱，太缺爱了。」我问牛盼盼怎么看待自己身上的转变，她平静地回答。所以她要化妆，「当时觉得自己再好看一点就可以了，可能别人就会更喜欢我」。身世影响着她对外界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我受了太多苦了，我想别人能更加宽容我一点」。

手机争夺战在她和辅导员之间展开。她沉迷游戏，自己的手机一早上交了，她就另外买一两百块钱的二手手机。被发现没收了，她就10块一天租手机玩。再被没收，就再租。整个高中阶段，据她回忆，被没收的手机达十个以上。假如你和我一样，惊讶于她怎么能如此花钱，这是由于作为家族同代里唯一女孩，在外打工的三个堂哥都会给她钱。

到了2020年，牛盼盼读高三，成绩滑落到勉强能上三本了。寒假结束后，慈爱园因为疫情推迟开园。张薇和老师通电话，得知牛盼盼完全不上网课。她做了一个决定，给牛盼盼的哥哥和伯母分别打去电话：「叫她马上到吉首来，上我家里来。」

就这样，牛盼盼住进了园长家。她忘了带内衣物，第二天床头就出现了一袋新买的短裤和袜子。睡前，园长会将电热毯提前备暖。为了叫醒她6点起床，园长在她床头摆了三个闹钟。她和园长读高一的儿子各占一个房间学习，她在更舒服的那间。她感觉得到园长在门缝里瞄她。住了一个多月，她胖了10斤。「天天给我做好吃的，就是那些肉，让我补啊。」这期间，她还是跑出去偷偷租了个手机，很快被发现。

「那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我没救了。」牛盼盼说。但张薇不这么看，她对她说了很多次：「我没有放弃你，你也不要放弃你自己。」

这段经历也许不能让一个人脱胎换骨。但学校重开时，牛盼盼感到，「那颗浮躁的心沉下去了。」她决定在最后阶段拼一把，很大程度是不想让园长失望，「她做了太多事了，我真的是觉得她发自内心是为了我好。」后来，她成为慈爱园第一个考上一本大学的孩子。

「我想开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太远了，可能还要等我三四十岁。」牛盼盼告诉我。

园长妈妈

回忆起和牛盼盼的往事，张薇笑了，「那真的是把我气坏了的」。直至现在，她们的关系也是起起伏伏。牛盼盼经常把朋友圈选择性对她屏蔽，特别是恋爱上的事。她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有其他「眼线」。「不是说不让你谈恋爱，但是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受伤害的最终还是女孩子。」她对牛盼盼说。

不止一个孩子这样做。她有次没忍住，去问原因。对方说：「园长妈妈，你别介意，我们同寝的都把自己的父母全屏蔽了。」她想想，好像是这么回事，她有时也怕父母担心，把他们排除在可见之外。

你可以说，她身上有一种家长作风。一些细节放到互联网上检视，难免会被人批判有「妈味」。但在她所处的局面下，想得足够多，手臂足够长，可能是一种更高要求。她在多个轨道运转着，最高范畴，她要对上汇报、总结，配合宣传、接待，从建园第二年起，她还要自己出去跑捐款。中间范畴，她负责园区日常运转，订立大小章法，从志愿者调配到零花钱发放。最底范畴则对接每一个具体的人。她要做孩子的心理建设，也要做员工的心理建设。

她做的事情，常会溢出本职范围。孩子监护人都有她的联系方式。有的监护人没有得到村里低保户名额，找她反映。她了解情况以后，告知对方确实不符合政策。有的监护人把厚厚的案件卷宗交给她，寄希望于她能为孩子父母被杀的案子争取赔偿。她也知道凶手「是个单身汉，什么都没有」，但还是陪着这家人一起去法院，给政法委打电话。赔偿无果，她继续从其他渠道突破，最后通过检察院为孩子争取到司法救助8万元。

一个在长沙实习的孩子跟她说，其他几个实习生的家长都来拜访了主管，就她家长没过来。于是借着出差机会，张薇也去了。她倒没送礼，但对主管说清了情况。「我是她园长妈妈，看着她长大的。你放心，她绝对比其他孩子能吃苦。」

在园长这个位置上，确有她不喜欢的东西。会太多了。「我们业务单位，一天（到晚）也要开这种会，真的很烦人。」她直言不讳。

有天，纪检上午来查岗，正值她晚班，不在办公室。对方指出，「行政人员必须在8小时正常办公时间内上班。」对方说。她差点要吵起来：「你到我们慈爱园来待几天？你接一下地气好不好？不管是哪个岗位上，没有人说8小时之外不做事的。」后来，领导让她写个说明交给纪检，她不写。「他有本事，天天到慈爱园来看着我，到底每天上多少个小时。他蹲一个月，蹲一年，我都愿意让他来。」她说。这件事不了了之。

多做事的人，反而易招指责，这是她的感受。对于她组织孩子去电影院，有上面的批评声音说，「把他们养娇了」。她愤愤不平。其一，类似娱乐活动，她尽量找免费的，「别人谈没有力度，人家不会理你，必须是园长去谈。」她心理素质愈来愈好，「为我自己，我绝对说不出口，但是我为了这些孩子，我觉得我有理由」。其二，批评她的人，难道「家里的孩子没看过一场电影吗？」

不久前，《我本是高山》上映，园长带着大一点的女孩们去看了。她们都哭了。「逆天改命。」她在朋友圈写道。

2018年，她当选省人大代表。她随后发现这个代表证的实在好处。她找去一家去狐臭手术的机构，请求对方免费，「我们孤儿只有生活费，这些费用要我们自己到处去讨」，对方拒绝了。第二次再去时，她带上了代表证。虽然没有完全达成她的心意，对方愿意免去1/3的费用。另一次，辅导员得到线索，有个孩子私自跑去广州找他哥哥，人已到火车站。情况紧急，需要定位，但站内监控不能随便调取。代表证掏出后，能调了。

这个身份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会上提建议。通过她参与其中的各方努力，从2019年起，湘西自治州在全国率先施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生活费，从成年延续到全日制大学毕业。

和张薇聊天，你会发现她其实并非天生演说家。她不会用大量的排比或者抽象化的拔高来谈论慈爱园的愿景与理念。她是一个务实的人。谈到已毕业孩子的去向时，她不忘带上他们的待遇。当兵的孩子，探亲假15天，工资有7000元，比慈爱园任何一个员工都要高。学殡仪专业的孩子，大专读完就进了事业编。她说服了不少人去报特岗生。「不要怕去农村，其实去农村很好，锻炼人，是不是？」她说，「我主要考虑他们没有家庭背景，没有任何的后台，在我们湘西这个地方，起码有个稳定的收入。」

最近，我微信联系她，说这篇稿子要发了。还是那种冷淡风格，她回复：「不要突出个人。」

「要写我们这个团队。」没有表情符号。

「过来了就还好」

让我们回到故事更早的起源。将散养孤儿集中养育，是一场成本高昂、没有先例的探索。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一位湘西厅级官员告诉我，散养孤儿面临种种问题，大家也清楚，但既然已有福利院，「照章办理，按部就班」，缺少另行建机构的动力。

彭武长成为推舟下河的人。2015年他担任湘西慈善总会会长，考虑到本州慈善资源有限，与其「撒胡椒面」，他决定把重点放在「最弱势、又最有希望」的孤儿群体上。怎么救助呢？光发钱解决不了问题。要送孩子们去城里读书，得到更好的教育。前提是，他们在城里得有个家。他带队调研，去重庆的爱心庄园考察，确认湘西本地条件不能复制那种居家模式，成本太高。湘西要探索自己的模式。

他推动这个想法之初，遇到不少阻力。一位领导对他指出，集中养育剥夺了孩子的亲情。彭武长耐心解释，这不是亲情的剥夺，而是更多爱的累加。孩子的监护人依然是他的监护人，孩子寒暑假回家，而在园期间，监护人也可以来探望。民政系统内部也缺少支持力量，论证开会时，有不少质疑声音，「安全隐患大，费力不讨好，搞了以后吃不了兜着走。」

彭武长不止是一个坚持不懈的推动者，他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推动者。前述那位官员告诉我，如果换作一个地方的民政局长，事情恐怕难以如此顺利。彭武长同时是州人大主任，也曾担任过州委副书记。他熟悉系统的运行，有人脉，能够与不同的部门对接。办园不是简单把一群孩子集中起来，涉及到户口、学籍转移，涉及到机构编制与筹资。「协调工作量很大。」彭武长承认。

张薇任职的州首府慈爱园只是一个示范点。「如果行，我们就推广」，彭武长回忆。几个月下来评估，「社会反响很好，监护人反响很好，这些小孩进步很大。」之后，自治州下的各县均建起了慈爱园。园长们建了群，经常交流经验。县下面的人还轮流来到州里培训。

在采访中，我听到传言，现年62岁的彭武长亦是孤儿。这让整个故事似乎有了圆满的逻辑，一个孤儿长大后帮助一群孤儿。向他求证这一点时，他笑着予以否认。但他承认，他是苦寒农民出身，搞过多年的基层工作。「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去看一看那个地方最弱势的人。因为那个最弱势人群的生存状态才体现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他说。

这些年来，全国一些地方也搞起孤儿集中养育。2023年，慈爱园项目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向我更新最近信息时，张薇首先想谈论的、也似乎让她更开心的，却是另一件事：园里有人考上了硕士生。

在采访的最后一站长沙，我见到了22岁的卢泰伦。他也是慈爱园的孩子。他充满朝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略小，讲话时嘴角不自觉上扬，让我想起了那位同样有着天生笑脸的辅导员石清云。我们在快餐厅坐着，他讲起他的故事，话题驶向沉重命运的深海。

他是一个弃儿，被一个男人捡到并抚养长大。他随父亲在外拾荒3年，才被送回学校，导致他比同级生要大。初二时，父亲去世，由于他已过18岁，按照政策已超龄，无法认定为孤儿，只能算低保户。他的班主任成为托住他的第一个人，对他诸多关照，常把他喊去家里。一位同学成为另一股支撑力量，每周末来家里陪他度过。

「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导致我心态上没有走向极端的一个因素。」卢泰伦说。

考取全州最好的高中民中后的那个暑假，他家门被叩响了。张薇在网上看到卢泰伦的事迹，第一时间来探访他。他被慈爱园破格收下。而之所以张薇能够看到这则消息，是因为卢泰伦所在的社区书记发布了他的消息，无数人参与转发。

这个故事带有某种寓意。多亏了慈爱园，不止于慈爱园。

「我能够消化得了。」「过来了就还好。」「过来了我觉得好像看得已经开了。」他关于过往的讲述里，夹插着类似的话。现在，他读大一了。

一个垃圾堆里的孩子。他有了父亲，他们没有家。他们有了家，他失去了父亲。过来了就还好。父亲病重的两年，他白天读书，晚上照料，很难。父亲走后，在旧日环境下生活，他的痕迹无所不在，更难。我能够消化得了。

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发现上课要迟到了，便挥手向我道别，一边嚼着汉堡，一边飞驰而去。「谢谢你请我吃饭。」声音从远处飘来。

多实在的孩子，大一课程是可以逃的。大一，或者22岁，一切刚刚开始呢。

（文中所有孤儿名字为化名）

---

《人物》「时间的力量」系列图书

点击图片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