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帝国的幻觉：英国统治带给了印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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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jun/29/british-empire-india-amartya-sen

阿马蒂亚·森：帝国的幻觉：英国统治带给了印度什么？

作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译者：陈丹青

图为本文作者阿马蒂亚·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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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6月23日的普拉西战役后，英帝国建立了其事实上在印度的统治。该战役很迅速，在黎明时分开始，将近日落时就结束了。那是雨季里寻常的一天，雨间或落在普拉西城的芒果林里。普拉西城位于加尔各答和穆尔希达巴德之间，前者是英国的基地，后者是孟加拉的都城。正是在这片芒果林里，英军与王公西拉杰·乌德·达乌拉的军队交锋，大败了他们。

将近两百年后，在1947年8月14日午夜，伴随着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名的演讲《我们与命运有个约定》(tryst with destiny)，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宣告结束。两百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两百年间，英国在印度取得了什么成就？什么是他们没能做到的？

20世纪40年代，我就读于西孟加拉的一所理念先进的学校，那时我们常常讨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仍然重要，这尤其是因为，在讨论成功的全球治理时，大英帝国经常被提及。它还被用来试图说服美国承认自己作为当今世界主导性的帝国力量的角色。“美国是否应该寻求摆脱或承担它继承过来的帝国责任？”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问道。这必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弗格森明辨地认为，如果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理解大英帝国如何兴起和衰落，以及它曾企图做到什么。

当我们在圣蒂尼克坦学校——这所由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约四十年前创办的学校——中讨论这些的时候，一个方法论上的难题困扰着我们：我们怎样才能设想，如果没有英国的统治，20世纪40年代的印度会是什么样的？

想当然地对比1757年（英国统治开始时）和1947年（英国统治者离开印度时）的印度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假如没有英国的统治，印度肯定也不会一直停留在普拉西战役时期的状态。即使没有被英国征服，印度也不会停滞不前。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回答，英国的统治究竟带来了什么变化？

为了阐明这个“或然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与我们的讨论高度相关，我们可以设想另一种情形——当可能发生的帝国征服事实上没有发生时。让我们想一想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他于1853年带领四艘军舰驶入了日本江户湾。现在，考虑这种可能性：如果佩里不仅仅是像现实中那样炫耀了美国的国力，而是成为美国征服日本的先遣队，在日出之国建立起一个新的美利坚帝国，就像罗伯特·克莱武在印度所做的。如果我们简单地通过比较1853年被美国征服之前的日本和美国统治结束之后（无论它什么时候结束）的日本来评价假象中的美国统治在日本取得的成就，并把这一切变化归结为美利坚帝国的作用，我们将忽视1868年以来的明治维新，以及这一时期的其它全球化转变的作用。未被征服的日本并没有停滞不前，印度如果没被征服，同样也不会就此停滞。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治天皇统治下的日本发生的一切，但是很难有把握地猜测，如果英国没有征服印度次大陆，印度的历史会走向何方。印度是会像日本那样，在日渐全球化的世界里走向现代化，还是会像阿富汗那样拒绝变革，抑或是像泰国那样缓慢地改变？

这些问题都是极难回答的。然而，尽管看不到或然历史的情景，仍然有一些有限的问题是可以被回答的，它们可能会帮助我们明智地看待英国统治在印度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提问：在英国征服发生时，印度面临着哪些挑战？在英国统治期间，这些关键领域发生了什么变化？

当时的印度十分混乱且制度落后，无疑需要重大变革。承认18世纪中叶的印度需要变革并不意味着像许多印度超级民族主义者所害怕的那样，无视印度过去的伟大成就——它在哲学、数学、文学、艺术、建筑、音乐、医学、语言学和天文学方面非凡的历史成就。早在殖民时期之前，印度就已经相当成功地建设了繁荣的经济，贸易和商业活动欣欣向荣——印度的经济财富得到了亚当·斯密等英国考察者的充分肯定。

然而，事实是，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18世纪中叶的印度仍然在许多领域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在我的学校，这种落后的确切实质和意义一度作为常见的话题出现在夜晚激烈的讨论中。

卡尔·马克思关于印度的一篇富有见解的文章尤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这篇写于1853年的文章里，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建设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印度需要一些彻底的重新审视和自我审查。英国确实是印度在西方世界的主要接触者，尤其是在19世纪。这一影响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具有世界性的本土文化在印度逐渐成形，这不仅深深地得益于英国作品的传入，而且还得益于其它非英语欧洲语言的书籍和文章通过英国传入印度。

许多人物，例如1772年出生的加尔各答哲学家拉姆·莫汉·罗伊(Ram Mohan Roy)，不仅学习了梵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本中传统知识，还同样受到日渐精通的英语作品的影响。在罗伊之后，孟加拉还出了伊斯瓦尔·钱德拉·维迪耶萨伽尔(Ishwar Chandra Vidyasagar)、默图苏丹·杜塔(Madhusudan Dutta)，以及几代泰戈尔家族的成员和他们的追随者，基于他们见到的18和19世纪的欧洲，他们重新审视了自己所继承的印度。凭借英国的统治，在印度流传的书籍（通常是英语的）是他们主要的信息来源，且经常是他们唯一的信息来源。在今天，尽管英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已经急剧下降，这一涵盖广泛欧洲文化的思想影响仍然富有生命力。

我相信马克思关于印度需要一些彻底变革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因为，由于印度的旧秩序并没有成为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连同殖民主义）在全世界带来的思想和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个旧秩序在崩塌。

然而，可以说，马克思的论点存在重大缺陷，特别是他隐含地假设了英国的征服是印度接触现代世界唯一可能的途径。那时的印度需要的是更具建设性的全球化，而不是帝国主义——二者的区别很重要。在它悠久的历史中，印度始终与外界保持着思想和商品的交流。从两千多年前起，商人、定居者和学者就往来于印度和那些位于它东方的地区——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泰国及其它地区——之间，这持续了许多个世纪。这些交流的深远影响至今大量留存，尤其是在语言、文学和建筑方面。此外，印度从早期起就采取开放边境接纳流亡者的态度，这同样产生了大量世界性的影响。

公元1世纪耶路撒冷陷落后，犹太移民开始进入印度，这一过程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甚至到18世纪，还有大量巴格达犹太人(Baghdadi Jews)[1]进入印度，著名的沙逊家族(the Sassoons)就是其中的一员。基督教徒的到来至少开始于4世纪，并且很可能更早。关于这些的传说多姿多彩，其中一个传说告诉我们，使徒圣托马斯在1世纪到达印度后，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在马拉巴尔海岸吹笛子的犹太女孩。在教室里的讨论中，我们喜爱这则引人入胜的——但也毫无疑问是虚构的——轶事，因为它彰显了印度传统中的多元文化根基。

帕西人(the Parsis)[2]从8世纪早期开始到来，彼时在他们的伊朗故乡开始了对他们的迫害。该世纪晚些，亚美尼亚人开始在从喀拉拉到孟加拉的地区留下足迹。同样从那时起，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频繁出现在印度的西海岸，这一时间远早于许多个世纪后穆斯林沿印度次大陆西北干旱地区的征服。19世纪，在伊朗受迫害的巴哈伊教徒才开始到来。

在普拉西战役的时期，已经有许多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商人等职业人士在恒河河口附近定居。因此，被帝国统治并不是印度与外界联系、向他们学习的唯一途径。当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日本建立起一个新的改良主义政府时（这与十年前佩里准将炫耀武力对日本内政产生的影响不无关系），日本人直接去向西方学习，并不需要借助帝国主义的统治。他们派人前往美国和欧洲学习，并进行了显然是受西方经验启发的制度变革。他们没有等待帝国主义强制将他们卷入全球化的进程。

英国帝国主义理论家倾向于大力强调的成就之一，是英国在促成印度的统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分析里，在英国把印度的各个政权统一为一个国家之前，印度一直是一系列零散的王国。他们认为，印度在以前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片彻底分裂的土地。他们宣称，是英帝国使印度结合成了一个国家。温斯顿·丘吉尔甚至说，在英国人到来之前，不存在印度民族。他曾说：“‘印度’是一个地理名词，它不比‘赤道’更接近一个统一的民族。”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英帝国统一了印度，这显然是为印度的现代化做出了间接的贡献。然而，英国统治者在印度的统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大胆的判断是正确的吗？固然，在克莱武的东印度公司在1757年打败孟加拉王公时，没有一个统治整个印度的政权。但是，从英国把一个单一政权强加给印度（这是事实上发生的），到大胆地声称只有英国才能够在不同的国家之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这是一个巨大的跳跃。

如此看待印度的历史，必然与现实背道而驰——大一统帝国是印度几千年历史的特点。从3世纪开始，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帝王们认为，只有当他们视作一个国家的区域都统一于他们的统治之下时，自己的政权才是完整的。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笈多诸王、阿拉乌德丁·卡吉尔、莫卧儿帝国的诸皇帝，以及其他帝王都是如此。印度的历史表现为大一统帝国和一系列零散王国的连续交替。因此，不应该错误地假设，18世纪中叶印度分裂的状态是历史中的常态，直至英国人的到来促使其统一。

即便在历史教材里，英国人经常被认为是莫卧儿帝国的后继者，但需要注意的是，英国人实际上并没有与强盛时期的莫卧儿帝国相抗衡。英国的统治始于莫卧儿帝国的力量已经衰弱的时候，尽管如此，连被英国人打败的孟加拉王公也仍然在名义上臣服于莫卧儿帝国。孟加拉王公已经不再对莫卧儿帝国的皇帝言听计从，却仍然宣誓效忠于他。尽管强有力的帝国已不复存在，莫卧儿王朝在印度的帝国地位仍然得到广泛的承认。

当1857年，所谓的印度兵变(sepoy mutiny)[3]威胁到英属印度的根基时，参与联合反抗的各方反英势力通过共同承认莫卧儿皇帝在印度统治的合法性而实现了联合。实际上，皇帝并不情愿领导这场反抗，但这并不能阻止反抗者们宣布他为全印度的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Bahadur Shah II），这位被称为“扎法”(Zafar)的时年82岁的莫卧儿皇帝，倾心于阅读和创作诗歌，而对战争和统治毫无兴趣。当兵变被残酷镇压，德里城几乎被摧毁，140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被英国人杀害时，他对此无能为力。这位诗人皇帝被流放到了缅甸，在那里去世。

作为一个30年代在缅甸长大的孩子，我曾被父母带去看扎法在仰光的墓，它位于著名的仰光大金塔旁。除了一块盖着波纹铁的不起眼的石板，坟墓不允许有任何别的装饰。我记得我曾与父亲讨论，印度和缅甸的英国统治者显然很害怕这位末代皇帝的遗迹引起人们对莫卧儿帝国的怀念。墓碑上的铭文仅仅写道“巴哈杜尔·沙是德里曾经的国王”——并没有提及“帝国”！只有在许多年后的90年代，扎法的墓才被允许改建得更像是莫卧儿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墓。

如果英国未曾统治印度，莫卧儿帝国最有可能的继承者是孟买附近新兴的信仰印度教的马拉地人的势力。当时，马拉地人间歇性地劫掠莫卧儿帝国的都城德里，对印度各地施加他们的权势的影响。马拉地骑兵往往疾行1000英里（甚至更多）进行突袭，早在1742年，东印度公司就在加尔各答周边建造了巨大的“马拉地壕沟”，以减缓马拉地人的突袭。然而，马拉地人距离建立统一的印度帝国还十分遥远。

相比之下，英国人不成为印度次大陆的主宰便不肯罢休。因此，与其说他们引进了统一印度的新愿景，不如说他们充当了曾经的帝国的继任者。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的统治几乎立即从它在加尔各答的根基扩张到了该国的其余地区。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势力在印度扩张，加尔各答成为这个新兴帝国的首都，它的首都地位从18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了1911年（该年首都迁往德里）。对印度其它地区的征服是在加尔各答策划和指挥的。东印度公司从其在孟加拉的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英国在印度发动战争进行殖民扩张。

普拉西战役后，很快发生了所谓的“孟加拉经济大出血”(the financial bleeding of Bengal)。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孟加拉王公，它不仅从属地征税中赚到了大钱，还极大地受益于在富裕的孟加拉经济体中进行免税贸易的独一无二的特权，而这还没有算上东印度公司定期向本地商人索要的所谓“礼物”。那些希望从大英帝国的荣耀中得到鼓舞的人最好别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别读他对“在东印度群岛压迫和专横跋扈的商业公司”滥用国家权力的讨论。正如历史学家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所说：“经济数据不言自明。1600年东印度公司设立时，英国创造了世界GDP的1.8%，而印度创造了22.5%。在英国政权的鼎盛时期，这些数据差不多反转了：印度从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大国沦为饥荒和贫困的象征。”

尽管“孟加拉经济大出血”的大部分战利品被孟加拉的英国官员收入囊中，英国国内的政界和商界领袖也广泛地参与其中：普拉西战役之后，伦敦将近四分之一的议员持有东印度公司的股份。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由此深入到了英国的权势集团中。

随着人们意识到印度需要有法律、秩序和一些合乎情理的统治，这个统治者和强盗的组合最终让路于后来逐渐发展为古典殖民主义的形式。但是，东印度公司早期对国家权力的滥用使孟加拉的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制图师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在他1703年为该区域绘制的图表中，把这里描述为“富裕的孟加拉王国”。然而在1769年至1770年，这个曾一度富裕的地区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饥荒。当时的估计显示，约有三分之一的孟加拉人口死去了。这几乎肯定夸大了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那是一场带来大范围饥饿和死亡的巨大灾难——在一个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遭遇过饥荒的地区。

这场灾难带来了至少两个重要的影响。其一，英国统治早期不公平的方面成为了英国国内大量政治批评的对象。当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彻底地否定了东印度公司“总体上来说有能力统治它拥有的领土”。许多英国的重要人物，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作了类似的批评。其二，孟加拉的经济衰退最终也危及了东印度公司的生意，损害了英国投资者自身的利益，使伦敦的权势集团有理由将他们在印度的业务纳入更规范的国家经营。

18世纪末，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起始之时的所谓“普拉西战役后的劫掠”(post-Plassey plunder)时期逐渐让位于那种很快达到帝国标准的殖民征服。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印度次大陆将会愈加熟悉后一种形式的统治。

英属印度的经典帝国主义制度从18世纪晚期一直持续到了1947年印度的独立。这一历时漫长的制度有多成功？英国宣称该制度取得了大量成就，包括民主、法治、铁路、股份公司和板球。然而，在帝国主义秩序下两国关系的历史中，理论和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板球倒是个例外）。如果我们回到独立前几年算一笔账，我们能很轻易地发现，英国在印度取得的实际成就远不及它的花言巧语。

确实，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写帝国主义的著名诗歌绝妙地表达了英帝国行政官的自我感动：

肩负起白人的重担——

平息野蛮人的战争——

填饱苦受饥荒的嘴，

倾资使瘟疫平息。

可惜，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既没有很好地消除饥荒，也没有给印度带来健康。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英帝国的统治结束时，印度人的出生时预期寿命非常短：不超过32岁。

殖民统治在忽视基础教育时的吝啬，反映了统治者对被统治民族需求的看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asymmetry)。19世纪，英国政府正更加坚定地在英国本土人口中普及教育。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殖民政权之下的印度，识字率非常低。当英帝国的统治结束时，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仅为15%。当时，印度仅有的识字率相对较高的地区是“本土王国”特拉凡科和科钦，它们在英帝国的正式管辖之外，在独立后成为了喀拉拉邦的一部分。虽然这两个王国在对外政策和防务上依附于英国政府，但它们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英帝国，并且在内政上有相当大的自由，这使它们能够提供更多的学校教育和公共健康服务。

殖民统治的两百年也是一段经济严重停滞的时期。在这期间，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几乎没有任何提升。印度独立后，这些赤裸裸的事实在刚获得自由的媒体上广泛传播。必须承认的是，印度在某种程度上从英国的公民社会继承了新闻自由的深厚底蕴。即使在英国统治期间，印度的媒体经常受到压制——主要是为了禁止对英帝国统治的批评，例如在1943年孟加拉发生饥荒的时候——英国精心建立的新闻自由传统为独立后的印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图为1943年饥荒中，加尔各答清理尸体的卡车

图片来源：文中插图

的确，印度从英国那里获得了许多建设性的东西，这些东西直到独立后才有可能并且事实上被印度自身所吸收。印度语言文学从英语文学中获得了灵感、借鉴了体裁，包括盛行的英语写作传统。在英国统治之下，作品的出版和传播受到了限制，甚至泰戈尔的一些书也被封禁。现在，印度政府已经没有这一需要了，但遗憾的是，由于国内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这些限制有时并不亚于殖民时期。

就这一点来说，也许没有什么比多党制民主和新闻自由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了。但在通常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英帝国的统治下得到行使。只有当英国人离开后，它们才在印度变得可行——它们是学习英国经验的成果，但印度只有在英帝国统治结束后才能不受限制地应用它们。帝国统治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专制(tyranny)：不对称的权力之下通常不包含新闻自由或选票民主，因为二者都不符合将被殖民者置于控制之下的需要。

英国声称它在印度等海外领土上消除了饥荒，对于这一说法，类似的怀疑是恰当的。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伴随着1769年至1770年的饥荒而开始，并且周期性的饥荒贯穿了英国统治期间的印度。连英国政权的结束也伴随着1943年的大饥荒。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1947年的独立之后，印度再也没有发生过饥荒。

又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独立的印度结束饥荒的制度，正是直接来源于英国的民主和媒体独立。这些制度与防止饥荒之间的联系很容易理解。防止饥荒很容易，因为要帮助受饥荒威胁的人避免极端的饥饿，所需的仅仅是分发一些免费食物，或以较低的薪酬提供一些公共部门的岗位（这使受益者能够购买食物）。所以，无论大小，任何政府都有能力阻止一场迫近的饥荒，而防止饥荒十分契合一个以民主方式运作、直面自由媒体的政府的利益。新闻自由使正在发生的饥荒为众人所知晓，而民主投票使一个放任饥荒的政府难以赢得选举，这额外地激励了政府立即处理问题。

只要印度人民还没有得到他们的民主权利，印度就无法免于饥荒，即便统治它的是世界上最领先的民主国家，即便这个国家在它的大都市里拥有极为自由的媒体——但在它的殖民地并非如此。这些以自由为导向的制度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被统治者。

在泰戈尔1941年对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有力控诉里，他认为，印度从它与英国的联系中获益良多，比如从“围绕着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拜伦的诗歌的讨论，尤其是……对19世纪英国政治慷慨的自由主义的讨论”中的获益。他说，悲剧在于，“他们自身文明中真正最好的东西，即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对尊严的维护，在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中毫无立足之地”。的确，英国无法使印度被统治者从这些自由中受益，而同时又不威胁到英帝国自身。

英国和英帝国主义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一区别再清楚不过了。随着英国国旗在印度降下，我们深刻意识到了这一区别。

[1] 巴格达犹太人，又名伊拉克犹太人，是一个传统名称，指从巴格达和中东其它地方移居到沿印度洋和南海周围贸易路线上的港口的犹太人群体及其后裔。（译者注，来源：中文维基）

[2] 在8-10世纪间，一部分坚持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因不愿改信伊斯兰教而移居印度西海岸古吉特拉邦一带，这些波斯移民在印度被称为“帕西人”(Parsi)。（译者注，来源：中文维基）

[3] “印度兵变(sepoy mutiny)”是学界对印度1857年起义的称谓之一，这是发生于1857-1858年的一场印度反对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的一次失败的大型起义，该起义的失败使本来名存实亡的莫卧儿帝国正式覆灭，印度被并入大英帝国版图。（译者注，来源：中文维基）

文章来源：

Amartya Sen, Illusions of empire: Amartya Sen on what British rule really did for India, the Guardian, 29 Ju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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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jun/29/british-empire-india-amartya-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