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学者的中国口音——白睿文谈当代华语影坛

18岁时，白睿文（Michael Berry）在南京大学留学，他去参观刚刚开放的浦口校区，结果被推到讲堂上作为“外国贵宾”讲话。1993年北京申奥刚刚输给悉尼，观众用充满敌意的语气问他：你们美国人为什么不给我们中国人办奥运！白睿文想，自己只是一个18岁的学生，但是好多人会把他直接当作美国的一个代表。

此后三十年里，白睿文采访了谢晋、张艺谋、侯孝贤、贾樟柯等知名华语导演，也将余华、叶兆言、王安忆等华语作家的作品翻译到英文世界。

白睿文今年48岁了，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终身教授，教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学。他说，“我觉得两国之间有矛盾了，我们老百姓得站出来，做一些更多更积极合作的一些项目。虽然越来越难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填补一些缝隙。当官方联系越来越少，还是要靠我们个人。”

撰文  徐隐

摄影  小苏

编辑  谢野

在2021年出版的《电影的口音：贾樟柯谈贾樟柯》里，美国学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通过交谈回溯了贾樟柯个人的故事、电影的创作，和中国电影百年来的激变与流转。这是白睿文的第三本访谈录。第一本是《光影言语》，十七年前出版，他访谈了谢晋、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张艺谋、许鞍华、田壮壮、陈凯歌、关锦鹏、贾樟柯等人，几乎辐射了当时整个华语影坛的重要导演。随后是2015年的《煮海时光》，是对侯孝贤电影生涯的全面回顾和记录。

在白睿文与中国电影结缘的二十多年里，他积累的导演访谈数量足够单独出一个系列，其中包括2022年刚出版的《丑角登场：崔子恩的酷儿影像》。他还是美国学界研究中国文学与电影的学术新星，曾两次担任金马奖的终审评委。

马丁·斯科塞斯曾盛赞白睿文，说他对当代华语电影的热情和学识，是为当代中国电影历史留下新页的不二人选。

白睿文也是中国文学在英文世界最重要的翻译者之一。他翻译过余华、叶兆言、王安忆、舞鹤、韩松等一系列当代作家，其中余华的《活着》曾作为唯一一本中国小说被选入美国国家基金支持的阅读计划。在白睿文眼里，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缺乏兴趣，而他想通过翻译，让英文读者能够接触一些具有难度和实验性的中国文学作品。

白睿文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在新泽西白人社群长大，18岁之前对中国的理解，乃至对自己生活社群之外世界的理解都像大部分美国人一样近乎空白。整个青春期，他的理想都是成为一名爵士乐手，有段时间，他的爵士乐老师是大卫·拉鲁（David LaRue），一位曾提名格莱美的前卫摇滚乐手。后来的转折几乎是骤然的，可能因为总是坐在第一排听摇滚和日常的过度聆听，他的耳朵出了问题，只好转入哲学系。但这并未对他产生太大的打击，他投身于每天高强度的阅读，近乎一天一本书，并参加了一个哲学俱乐部。这个类似读书会的松散组织，由一位叫作克拉克的老师主导，每周晚上与几位哲学系学生讨论哲学，有时一直聊到第二天，大家再一起出门吃早餐。

哲学和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打开了他的视野，让他强烈地渴望逃离美国去往他乡，体验不同的文化。1993年，他终于得到机会前往南京，全情投入中文的学习。在南京，几乎每个晚上每个周末，他都尽量一个人往外跑，逼着自己创造机会使用中文。他也有一些奇特体验：有一次上公厕，里面是用矮墙隔开不同位子的蹲式厕所，他蹲了一会儿，感觉不太对劲，抬头时突然看到大概有五六个人手背在后面围起来看着他。有时候走在路上，一些年长者出于对美帝主义和纸老虎的意见，也会用一种蔑视的眼光看着他。但更多时候，他被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感染，特别是在结束一年的学习回到美国后，他说中国的这一年彻底地改变了他，让他对周围的停滞难以适从。

1995年，他申请转入罗格斯大学的中文系，第二年又得到了去中国台湾留学一年的奖学金。在台北，为了省钱买书，他与一个台大博士生和一个韩国留学生，同住没有窗户没有客厅的地下室，几个人共用一个厕所。与在南京一样，他跑很多地方，中正纪念堂、植物园、台北故宫博物院，把台北当地的文化完全融入每天的生活。他也常去听作家演讲，因此与小说家张大春成为朋友，并旁听了张大春在辅仁大学的台湾文学课。

1996年，白睿文回到美国，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王德威教授读现代中国文学的博士。在这个期间，他结识了一大批中国电影导演，也让他成为中国电影新浪潮时期的见证者和研究者。

现在，白睿文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终身教授，教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学。

2022年夏天，我给白睿文写信约访。7月初，他在香港鲜浪潮的评委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约在他洛杉矶的家里见面。

他家很漂亮，入口处有一个小型的喷水池，但可能因为加州的限水令，水池里没有一滴水。那天我们从室内聊到了院子外面，阳光猛烈，植物的颜色显得格外饱满，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尊被绿植环绕的佛像，白睿文最早养的一只猫去世后就埋在这尊雕像下面。他说这是之前房主留下的，他没有宗教信仰，但对佛教一些概念感到亲近，比如人应当行善和爱人。

我们从早上10点一直聊到傍晚，中午一起吃了西瓜、凤梨酥和一点儿花生。从18岁开始，他就成了一位素食主义者。可能受他90年代留学的南京和台北影响，他讲中文时会带着一些南方口音，还有点台湾腔。虽然今年40多岁，在学术会议时，他曾经的导师王德威教授和其他同事仍会亲切地称他小白。从1993年在南京学中文开始，这个名字就一直跟随他。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以为自己名字的发音叫作小bei—— 因为一位不知有着哪里口音的语文老师一直喊他小bei、小bei——直到有一天一个同学纠正了他们俩。

无论一部电影，还是一个人的口音，都可能藏着被时间磨损后遥远的故事线条，是个人的过去，地域文化的记忆，和历史上无数次移民潮、文化迁徙共同形成的踪迹。面对白睿文这位富有经验的访谈者，这篇访谈也是对白睿文口音的一次追溯。

导演们：谢晋、张艺谋和侯孝贤

先生制造：您是如何开始跟这些中国导演联系的？也许我们可以从谢晋导演聊起？

白睿文：他是中国电影历史上少见的，能在不同阶段一直不断创作、不断创新，不断拍一些非常杰出片子的导演，尤其是在一些历史条件非常艰苦的状况下，他仍然在拍电影。他拍摄的所有电影里，好几部都算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这是非常可贵和难得的，我们找不出第二个谢晋，绝大部分在“文革”拍片子的人，哪些还在改革开放拍出杰出作品的？

尤其是了解到他人生中的苦难后，他能这样真的很不容易。我个人是差不多上世纪90年代末，2000年左右认识他的。谢晋来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他的一个电影回顾展，我帮忙做了几场翻译。我记得最开始几次，谢导的回答跟观众提出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当时谢导看着我，我以为自己犯错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因为耳朵问题，没听清楚。 

先生制造：他本人是什么样的人？

白睿文：他非常好客，而且爱笑。我到上海去见他时，他当时是唯一要求我先把问题提纲发给他的导演。那个时候我住在酒店，什么也没有，只好马上手写了提纲，传真给他，后来到了他办公室，才发现他为什么有这个要求，还是因为耳朵的问题，怕听不清楚我提的问题。等到约的时间，也没有交谈，他就是念着我的问题，说，哇，你提这么多问题，然后说，好，这样，我看看。第二个问题，哇，你问题那么多，好好好。我就坐在那里听，什么都不需要做，是一次很特别的访谈经验。

先生制造：谢晋导演在2008年去世，另一位重要的导演杨德昌也在前一年去世了，您和杨导的约访顺利吗？

白睿文：那次采访是经过很久的等待，多次试图联系他都联系不上，后来我找了纽约的一个老朋友张北海帮忙。他是作家，也是张艾嘉的舅舅，因为张艾嘉的关系，跟杨德昌也比较熟悉，最后终于同意了。当时是在大安公园旁边的办公室，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病了，但我不知道，只有这么一面之交，两个多小时的访谈，再过几年他就走了。

他是很有思想、很有哲理的导演，也是我一直非常佩服的艺术家。除了对人物，他的电影还展现他对场景、空间的关怀。台湾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美国的文化殖民地，通过这些电影，他对美国文化在台北的影响做了一个蛮尖锐的反思，探讨了都市之下人的异化、关系的疏离。

当时去见他时，他办公室有一个很大的白板，上面挂着他自己做的很多漫画，很遗憾没多拍几张照片。那时候他在筹备一个跟成龙合作的剧情片，说大家都把成龙当作一个武打或者笑片的明星，他想去挖掘成龙比较严肃的一面，重新塑造这个演员，发掘他比较真实的部分。

先生制造：您好像对张艺谋导演情有独钟？

白睿文：对，当年张艺谋导演的评价是很高的，但最近拍的一些片子，会觉得有一些可惜，也说明了很多事，即便到张艺谋这样的位置也是身不由己。从90年代末一直到2008年左右，每次张导来美国宣传新片子，走红地毯，经常是由我帮他做口译。这个过程中，我和他变得比较熟悉，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他的工作精神，可能是最辛苦最吃苦耐劳的一个导演。比如说我们从早上8点钟开始，一个采访接一个采访，晚上有红地毯，映后对谈，经过这样连轴转的系列活动后，有一次一位制片人说，晚上有个派对，好莱坞很多明星都在，你过来玩儿吧。他说我带了剪辑师过来，晚上要熬夜剪辑片子。

我自己比他年轻很多，因为一整天都在宣传片子，我都已经累死了，但导演还要开夜车，整夜工作。

现在这么多人喜欢批评张艺谋这样那样，但话说回来，他就是一个非常爱电影的人，工作非常辛苦、非常专业。这几年，几乎每一年依然会拍一两部片子，虽然像最近的一些片子我觉得有些可惜，但我还是觉得张艺谋一直在做一些他认为该做的事，一直为电影和中国的电影产业而奋斗。

有人批评当年他拍《英雄》和《十面埋伏》，违背了原来艺术电影的精神，但当时他也觉得中国电影处在一个危机的状态，他通过这两部电影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型，就是所谓的中国式“大片”，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抢救，让中国观众回到电影院，看中国电影。那时候好莱坞产业为中国电影制造了很大的威胁，就算你不喜欢那时候的片子，觉得太商业或者出卖自己，他的出发点应该是好的。

先生制造：您单独与侯孝贤导演做了一本访谈集《煮海时光》，可以谈谈您和他的交往吗？

白睿文：也是和谢晋一样，我读书时，有一天下午，他和朱天文、焦雄屏，三个人到了我那时候的公寓，我就跟天文还有侯导做了一个访谈。那时候张北海也在场，访谈之后，刘大任也来了。

《光影言语》这本访谈录做完后，我就想就找一个人做非常有深度的一个访谈计划，把他所有的作品做一个整理和口述历史的记录。那时候我就想到侯孝贤，他一开始有点犹豫，主要是时间问题，谈了两三年，终于约了一个时间，经常是天文在中间帮我联系。

本来计划是天文和侯导一起聊的，天文那时候人在日本，说你可以先与候导聊，如果要一起的话，可能要等一两个星期，我本来就是个急性子，有点担心万一我等了一两周，又出状况。现在有点后悔，没有等到天文，如果一起的话，最后整个书会完全不一样，侯导忘掉的细节，天文可能会记得，她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能从头再来的话，可能会等天文回来后再开始 ，但当时在那个状态之下，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先生制造：当时的采访顺利吗？

白睿文：第一次见到他，侯导会有所保留，保持一个严肃的样子，需要时间慢慢地认识，建立信任。因为我好多年前就认识他，每年去台北都会吃个饭，聊天，等到做采访的时候，还算比较熟。

侯导生活上喜欢去台北咖啡厅写稿子看书。不拍片子时，生活蛮低调和简单的。你也知道他不是每年都拍一部片子，会花很多时间慢慢做研究，去思考，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角度，我想他应该是蛮享受这个过程，现在大概也有一些项目在做准备。

侯导的片子我觉得总像冰山的一角，只给你看一点点。他这几年的电影很不关心传统电影讲究的冲突，而是冲突之前和之后所发生的事与细节，侯导很多片子都在细节上。拍每场戏之前，他都会用一块布擦一遍道具，每个摆设他都是非常熟悉的。他的镜头与其说捕捉，不如说一直在寻找某种气氛，这个气氛是个非常微妙的东西，不好用逻辑、用理论讲出来。

做访谈的时候，他最多的回答是凭直觉，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有时候用这样的回答可能让人觉得有点在避开，但直觉其实非常重要，需要学会听这个直觉。伟大的艺术家都这样，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一直越往外跑，越来越实验和不规范。很多人年轻时实验，老了就很规范了。

先生制造：您最近新出了一本书，是与崔子恩导演的访谈录，他也是一位很少被讨论的导演。怎么会想到采访他？

白睿文：一方面纯粹出于一种学术性的贡献，另外我也把这本书当作文化抢救。

访谈的时间可以追随到差不多2000年，崔子恩在我们学校办了很多活动，每一次我都把它录下来。后来回头看，十五年下来，蛮多珍贵的材料，尤其是在酷儿文化被消失的背景下，可以做点事。后来整理完了，把稿子寄给崔子恩。他花了半年时间增了好几万字，出版的稿子数量上增加了好多内容，崔子恩也很辛苦，本来是个纯粹的访谈录，现在既是访谈录，又是一个自述，很多是直接在上面写的东西，也好吧。

中国经历：90年代的南京和台北

先生制造：能否谈谈您的个人经历，比如您刚到南京留学时，您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

白睿文：上世纪90年代是很有活力的年代。在上海下飞机时，对上海的印象是三轮车、自行车、公共汽车、计程车、人都乱成一团但又能维持运作，社会秩序跟美国完全不一样。虽然有时候跟当地的老百姓聊天，经常会把你当作美国的一个代表，会说你们美国怎样怎样，我们中国怎样怎样，把个人和国家之间建立一个直接联系，但我个人是一直不把美国当作什么的，也不觉得自己代表了美国。

有一次南京大学在长江另外一边开了一个新校园，叫浦口校区，刚刚开放，就邀请我跟其他几位同学过去看一下，说是参观，其实是把我们放到一个大讲堂，成了所谓的外国贵宾。我们得面对五百个以上的听众上台讲话，结果1993年北京申奥失败输给悉尼，好多人用敌意的、非常生气的语气说，你们美国人为什么不给我们中国人办奥运！我想说我只是一个18岁的学生，但是好多人会把我直接当作美国的一个代表。

先生制造：在南京有什么让您难忘的吗？

白睿文：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

有一段时间我跟同学报名去练太极拳，每天会一大早就到校园去，但那么早在南大校园走，已经有学生坐在台阶上念英文、法文、日文了，还有学生在操场踢足球，玩羽毛球，整个校园已经活起来了。当然一部分是因为每天早上有广播，大概别无选择一定要起来（笑），但是他们都在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非常努力。早上6点半，你在UCLA、南加大校园走走，你看得到这些吗？什么都没有。像这种经验会让你蛮感动的，你也会意识到因为你是个外国人，有一些优势，那我怎么报答人家，我怎么用我自己的一些机会，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不像那些派对孩子们成天玩。

当时在美国，很多人有很多机会，却是成天玩，我觉得这是美国文化根深蒂固的毛病，这种玩的文化，大家都是have fun，生活的意义在这个吗？我觉得生活的价值在于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一些可以贡献给他人和世界的举动。前几天美国不是独立日吗，洛杉矶一整夜都在放烟火，我觉得你有什么可以庆祝的？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又把女性的堕胎权都夺走了，又取消原有的几条环保法律。独立日当天在伊利诺伊又有枪击案，每天这些都不断地在发生。那你干吗放烟火？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值得庆祝的地方吗？

先生制造：那时候您想过以后会成为一个学者吗？

白睿文：我主修哲学那个期间想过，主要是学哲学大概也没别的路可以走了。现在不能当一个哲学家，只能当一个哲学教授，但就算想过，我也有一些顾虑。因为我觉得读了这么多书，最主要是想改变世界，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但我会发现 ，如果将来当一个教授——

先生制造：影响有限？

白睿文：不止是有限，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当时上学时有位康纳教授，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逻辑学大师W.V.奎恩（W.V. Quine）的学生，很棒的一个老师。班上五六十个学生，他说今天提早下课，愿意留下来的留下来，给大家分享他自己在做的研究项目，但考试里不会出现。下课时，五六十个学生大概只有三四个留下来，其他的都走了，我非常悲哀啊，我觉得这个就跟那个派对文化一样，付这么多学费，而且有这么聪明这么棒的一个老师，想给你送一个礼物，想给你分享一个别人都听不到的东西，但因为不是考试，他们就都不管了。不止是难过，这也让我看清了大部分人不是为了学习，不是为了深造，就是为了一个考试，为了混口饭吃，为了拿到一个文凭，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花一辈子时间来做研究，当一个教授，辛辛苦苦一辈子就为这个吗？

另外一个转折点是因为我后来不是去了中国吗，看到一些黑户小孩无法上学，在路上说“叔叔能不能给我点钱”，衣衫褴褛。90年代初的中国很多这样的小孩，看到这样的局面我就觉得，在美国做一个大学教授，有什么意义呢？帮得了这些小孩吗？反而在帮那些非常富裕、被宠坏的一些美国小孩。大概是自己的一点儿危机吧，就是到底要做什么，到底有没有用，尤其是从中国回到美国之后，在中国看到的东西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给我一个蛮大的冲击，重新思考到底要做什么。

先生制造：两年后您又去了中国台湾，那时的台北是什么样？

白睿文：90年代的台湾新电影进入了一个比较萧条的阶段，文学还是非常活跃，一些作家都在不断出一些很好的作品。我有去旁听张大春当时开的一门台湾当代文学，课上大概有二三十个学生，讲一些文学创作的理念，或者推荐一些中国台湾当代作家的作品。有时候出一本新小说，他会强烈推荐每个同学都去看，进行一些有深度的讨论。有些时候是即兴的，不是那种拿演讲稿，死死板板地讲课。下课后，大春就会开车载我回台北。

他是很讲义气的一个人。当时我还是一个小毛孩，才二十出头，心底是把他当作老师的，但大春更多把我当作朋友。有时候我们一起去书店，我第一次看一个人一下子买了二十多本书，我说你这段时间都会看吗？他说对，过几天就看完了。我很敬佩，这么旺盛的阅读胃口，后来我也开始大量买书。当时跟大春经常聊天、吃饭，后来变成好朋友。当时还会介绍其他几位作家，比如袁哲生。

我原先分配的课都是在台湾师范大学开的课，那些课是针对外国人讲的《孟子》《淮南子》等等，但很多学生不是很用功。因为很多人是在台湾教英文，报名上个课好拿签证。很多外国人主要时间可能是会去一些夜店、酒吧，找对象、跳舞，最主要还是跟其他外国人一起聊天。我觉得不够，还想多学习，真正融入中文环境，就去了台大、东吴、辅仁旁听。

我在台大旁听过哲学教授齐克果的课，那是大概可以坐一百个人的大教室，但上课的人数只有五六个，而且都坐在最后面，老师站在讲台念讲稿，学生就埋头写笔记。还有另外一个关于尼采的课，我都尽量去做老师布置的阅读材料和课堂报告，想给自己一个鞭策。1996年刚好是台湾地区第一个领导人大选，政治环境非常恶劣，马英九、连战经常办一些大型的政治活动，也有机会开始了解当地的一些氛围。

先生制造：什么样的氛围？非常对立吗？

白睿文：对，外省人跟本省人开始打架了。我的老师好多是外省人，是第一代移民过来的老头老太太，他们经常会受到歧视，坐出租车，会碰到司机说 “哎呀，你这个老不死”。这种长期累积的矛盾在大选活动凸显出来，人都疯了一样，很多游行。

先生制造：经历中国台湾后，您是不是解决了之前说的茫然期，打算成为一个学者？

白睿文：这个问题后来没有特别自觉，只是慢慢地自己解决了。从台湾回到美国后，我就开始申请现代中国文学的博士班，那个时候，可能多多少少想到之前聊到的矛盾，但不知道怎么解决，还有什么办法呢？当时第一年申请博士虽然被录取了，但没有拿到奖学金，没有钱的话，读博士太辛苦了，我就休息了一年，搬回老家跟我妈一起住，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翻译《活着》，第二年重新申请博士班。

金马评委和中国电影

先生制造：您曾两次参与金马奖的评审，其中一次与李安和巩俐一起，您能谈谈那次经历吗？

白睿文：我第二次参与金马奖时，李安是主席，巩俐是电影评审团的主席。那次出了一些事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改变了大陆和台湾电影关系的历史事件。我相信我们大部分评委看到这一幕都觉得非常可惜。

先生制造：当评委要做哪些事情？

白睿文：有初选团，终审团，初选的一部分人也参加终选团，一般都是在一起看的，有时候有什么时间上的冲突，另外安排你在别的时间看。基本上五六位评委，坐在小戏院一起看片子，看好几天。看的时候会有一个小笔记本，哪些片子入围，哪些类型，做一些笔记。颁奖典礼当天把我们关在一个房间去讨论，去投票，产生当天的获奖者。整个结果完了以后，不允许你使用手机和回酒店，这是为了保证获奖名单不会外泄。要求每个人把礼服带过来，我们就关在那个房间，换衣服啊，等到晚上颁奖典礼就出发过去，任务主要就这样。

先生制造：讨论时有什么标准吗？

白睿文：每个人标准不一样，我不能替其他评委说话，但我个人的标准是需要选一些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佳作和代表作，一些已经达到一定水准的好片子。当然其他评委不一定跟我一样，我个人是希望这样。

有时候看一眼就知道这是个经典，而有的片子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水准。有时候讨论得非常顺利，也有时候蛮激烈。我们投票完了，每个环节都可以翻案，说自己不认同这个决定，我希望可以重新讨论、投票，票数到某个程度，可以重新讨论。那年最让我感动的一部是一个大陆的纪录片叫作《四个春天》，我当时是非常希望它能够获奖，但最后没有成立。

我纯粹是因为艺术水准提出这样一个翻案，万万没想到最后事情那样了。这是个文化场合，为了电影艺术奋斗的影展。李安辛辛苦苦办这个，因为导演一句话就弄得很尴尬 ，而且有这么多大陆来的，在他们面前讲这个话，就是冒犯人家，没有必要挑衅人家。

先生制造：您现在会关注哪些青年导演？

白睿文：以前刚刚入行做中国电影研究时，几乎每年出来的所有华语电影我都会看，那时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已经完全不行了，整个产业太庞大了，每年出来的片子太多，我已经放弃了。只能靠当电影节评委，一下子看四十几部当补课。中国目前的状态，对一些有创造力和爆发力的年轻导演不是最好的环境，像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是这几年看的比较有震撼性和爆发力的片子，还有《四个春天》也是一个蛮好的片子。还有一些不是很年轻的导演，比如胡杰的纪录片。2000年那时候有《一一》、《花样年华》、《卧虎藏龙》，2003年李杨拍《盲井》，也是少有的很有深度的片子，但现在这种片子越来越少了。 

中国文学和历史创伤

先生制造：您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痛史：现代华语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关注了文学、电影和流行文化如何再现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创伤经验。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您的导师王德威教授的“历史怪兽”概念，对您产生了影响吗？

白睿文：在我写论文时，差不多就在同一段时间王老师在写他那本书，怕我有影响焦虑，他故意没说在做一个类似的课题。我就是非常独立地找了这个题然后去做。大概博士班二年级的时候，我跟王老师做了一个独立研究计划，让我自己去设计一个课程大纲，挑选可以阅读哪些文本。我挑选的文本里有叶兆言的《1937年的爱情》，舞鹤的《余生》，王安忆的《长恨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还有老鬼的《血与铁》，好多都是“文革”还有现代中国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蛮奇怪。我那时候挑选的十本书，大概有一半是我后来翻译的，有一半在我的博士论文里做了深度分析。

当时其实也没那么有计划，但日后起了蛮大的作用。虽然文本都是我选的，但是每个星期跟王老师都会有非常深度的讨论，我也会针对每本书写一个中文报告。现在回头想，那个时候接触的一些作品起了蛮大的一个作用。另外我们家族都是犹太人，虽然家人没有亲自经历“二战”的大屠杀，但从小就知道这个事情。这个直接或间接让我对一些历史的受害者更有同情心，更去注意这些事。当时没那么有意识地去想这些问题。我那时候也是不太认同我的犹太人背景，因为我没有宗教信仰。我是后来渐渐意识到除了宗教背景之外可能有一个文化的认同。但为什么会对这些有兴趣？我会觉得这可能也是个谜。

先生制造：您现在的电影研究会聚焦在中国当代电影或者某个历史阶段吗？

白睿文：其实每个研究课题我会变换，要看我目前在做哪些课题，比如说刚刚完成的一本是关于中国的网络文化，包括假信息和网暴的书。为了写这本书，我看了大量关于中国网络、爱国主义方面的材料。还有一本书是关于中国电影产业的专著，这个做了很多年，我需要赶紧把它完成了。这本书一开始是研究美国在中国电影里的想象，后来我发现背后的中国电影产业跟好莱坞之间的互动，比荧幕上呈现的美国形象更有趣，所以两个课题都处理，有几个章节讨论美国如何在中国电影里被表现，几个章节谈中国电影与好莱坞产业之间的互动。

先生制造：这些年来，您做的事横跨翻译、学术论文、专栏写作、访谈，但仍然有一些线索，比如您即将要出版的关于新冠的书，也是一个历史创伤的脉络，从学术角度来看，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白睿文：有时候人经历过大的历史转折点、历史灾难，会让你重新思考文化的意义所在，从正常脉络的断裂里就会看清自己的一个文化背景和你自己。不管是政府体制，还是历史脉络发生的一些事，或者你文化骨子里存在的一些东西，一些人可能更愿意避开，尤其在中国，有很多历史阶段变成所谓的敏感阶段，不需要提，或者不能提。有时候是文化层面的，人家不愿意面对，人更愿意采取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提这个干吗，这有什么意思。这些事过去就过去了，这是好多人采取的一个态度。

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些阶段必须面对。在我的研究里头，我当时的出发点是通过通俗文化的脉络去了解历史。那些老百姓们关心和阅读的东西，它们会呈现什么样的历史？会告诉你什么？我觉得很必要去探索和面对这样的课题。没想到二十多年、快三十年后，我还在做这样的课题。

先生制造：现在回顾，您觉得谁对您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年轻学者该怎么找到自己的方向呢？

白睿文：王德威老师对我的启发非常大，现在我跟我的博士生交流的时候，经常鼓励他们多看一些资深教授的著作。除了学习以外，想象哪种类型可能变成你未来的榜样和模式，然后在读博士的过程中，慢慢塑造自己的写作风格。

在我们的领域有各种各样的风格，有理论做得挺厉害的，有文本分析挺厉害的，有的在做文化研究，各个不同的脉络，要想清楚你自己的位置。我一直觉得做理论的我很佩服，但我做不来，也不想做。我不想花这么多时间写一本书最后只有十几个博士生、十几个教授看得懂，我希望我的位置是在学术跟大众之间。

如果你是个老百姓，你喜欢中国文学，我希望你看我的书，你不会看两页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不是排斥和反对理论，但对我个人来说，我希望走一条中间道，普通读者可以看得懂，学到东西 ，做学术研究的人也可以看，有收获，这就是我想达到的。我觉得太通俗不好，太理论也不好，想做一些人家可以使用，可以学到、读懂的东西。这些问题我没有直接和王老师讨论过，但看他的著作，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

先生制造：但您翻译时选的书好像不一样。

白睿文：在翻译领域上，我是一直给自己很多挑战。我翻译的很多书，是最奇怪、最有实验性的，一般大众读者都不会接受，像舞鹤的《余生》，韩松的《医院》。这些书是最不大众的书。但我也没有分析过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书，重要的是我非常喜欢这些书，常常是一见钟情，读起来非常过瘾，虽然很难，而且一般读者可能会排斥，但我觉得有时候大家需要一些不一样的养分。有时候也有点像强迫症，有一个冲动你不得不去做，而且这些作家愿意让我去翻译也让我很荣幸。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但我是很努力的。如果是为了赚钱或者什么利益，就绝对不要去做翻译了，但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心理上的满足，像不断解谜，逐渐变成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

先生制造：对你来说，翻译意味着什么？

白睿文：我没有把这些人当作全中国的代表，中国非常庞大、复杂，有各种各样的人。当然，有些人很恨我，但这不代表全部。

当时写博士论文，讨论叶兆言《1937年的爱情》，讨论王安忆《长恨歌》，这些文本都没有英译本，那我出一本书讨论这些没有译本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很需要两条路一起走，一边做学术研究，一边做翻译工作介绍这些作品。我不只是在英文世界活动，大部分著作都有中文版，有些甚至只有中文版没有英文版。

研究中国文化，当然最大的读者或者听众，就是在中国。你知道，在美国做中国研究的学术圈非常小。但我觉得必须跳出你的舒适区，用中文出书。在中国，更多人关心中国的文学和电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很早就开始同步做中文和英文，把自己的东西也呈现在中文世界里。

我觉得两国之间有矛盾了，我们老百姓得站出来，做一些更多更积极合作的一些项目。虽然越来越难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填补一些缝隙。当官方联系越来越少，还是要靠我们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