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 八木龙一 / 山崎贵
编剧: 山崎贵 / 藤子·F·不二雄
主演: 水田山葵 / 大原惠美 / 嘉数由美 / 木村昴 / 关智一 / 妻夫木聪
类型: 剧情 / 动画
制片国家/地区: 日本
语言: 日语
上映日期: 2021-05-28(中国大陆) / 2020-11-20(日本)
片长: 96分钟
作者:陆泓旭
押井守爱好者
山崎贵与福田雄一堪称当今最炙手可热的漫改导演，与昆乱不挡的后者不同，二度获得日本电影学院最佳导演的山崎贵，在选片上更青睐老少咸宜的家族温情题材，或者《宇宙战舰大和号》（2010）和《鲁邦三世》（2019）这样经久不衰的国民热门作品。
汇集两种特点的《哆啦A梦：伴我同行》（2014）因此成为哆啦A梦史上最卖座的电影，但时隔六年回归的续作，却在票房和口碑上都难言成功。
山崎贵
01
如今日本少子化问题愈发严峻，平均初婚年龄已达到男性31.1岁和女性29.4岁，而14岁以下儿童占比下降到总人口的11.9%。《啊，荒野》（2017）具像化地反映了社会屈指可数年轻劳动力的焦虑。在宏观经济持续低迷中，内阁不得不设立少子化担当大臣，制定「一亿总活跃社会」目标，但这些举措无力阻止社会结构的衰退，原有家庭体制也难以维持。
2020年之前，日本最具社会话题性的电影当属《小偷家族》（2018）和《天气之子》（2019），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不约而同地展开了后少子化社会的探讨——以不需要血缘纽带和生殖能力的羁绊共同体家庭为载体。
《天气之子》剧照
家族文化解体和少子化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是是枝裕和一向关注的议题：《距离》（2001）里未能给主流社会脱落者提供精神归属的冷漠家庭、《无人知晓》（2004）里家长位置悬空后力有不逮自生自灭的弃养家庭，《如父如子》（2013）里在教育试错成本高昂的社会竞争中孤注一掷的中产家庭。
《小偷家族》启用了一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视角，开始着重审视家族这一构成形式，在人类文明中所占据的正面地位是否完全不可置疑。
卡尔·惠特克指出，家族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社会，是由内部才能识别的秩序、规则、仪式、密语、符号和精神内涵组成的近似宗教的小型文化体系。
《小偷家族》剧照
这也是构建家族关系的必经形式，随着剧情演进，柴田家族不断展示着对家庭成员规训的成果：名字的赋予、行窃前的祈祷手势、行云流水的肢体配合、避免尿床的干预措施、回馈财物的供给机制、自成一格的世界观、对外封闭的交互姿态。
《小偷家族》剧照
在治和信代的灌输下，家族生存的本能掩盖了偷窃行为的道德矛盾，实则指涉到现实中诸多逻辑谬误的传统习俗往往是被家族内部秩序合理化后实施的。各个年龄段成员的设置，预示着这个封闭性系统最终会将所有人同化为同一种境遇的不断轮回。
《小偷家族》剧照
于是，有了祥太的纵身一跃。
是枝裕和的意图，不在于迫使人们从温馨又自私的临时家庭或强大却冰冷的主流社会中做出二选一的抉择。而是发人深省地指出了，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家庭所提供的功效真的是绝对正确且不可或缺的吗，家庭在个体的每轮成长阶段里都不会造成阻碍吗？
面对意在挣脱束缚的祥太，信代一厢情愿地吐露父母踪迹，希望他回到原生家庭，而结尾处望向屋外的由里已经暗示了其真正的归宿。
《小偷家族》剧照
同时全片始终蔓延着窒息的生育困境和社会生殖力丧失的普遍焦虑。当《步履不停》（2008）还能用重组家庭的新生儿诞生来祭奠废墟世代的凋零，《小偷家族》已经迈入社会整体生育病态化的时代。
失去生育能力的信代、放任女儿失踪的亚纪妈妈、叫嚷着“我也不是想生才生的啊”的由里妈妈。只能和风俗店客人沟通的亚纪则追溯了更前一层的亲密关系的匮乏。这是是枝裕和对当下日本慢性绝望氛围的深刻写照。
偏向年轻受众的《天气之子》有着更浪漫化的设定，原本家庭分裂出的个体：母亲亡故的阳菜、失去抚养权的圭介，与离家出走的帆高结成共生关系。在充斥着广告植入的消费社会缩影的东京，他们也顺乎情境地以雇佣协作的方式展开互动，慰藉着彼此家庭里难以言说的创伤。
新海诚影像
新海诚影像中的现代都市除了商品外，剩下两个显著的特征——科技和官僚，都不足以替代家庭的功能，前者产生的价值远不如附带的文字垃圾和道德批判多，后者则直接沦为传统秩序的帮凶。
《小偷家族》和《天气之子》通过构建一场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理想化实验，揭示了少子化现象背后，不仅是年轻人生育欲望降低，家族文化的解体、社会机制的失职、儿童成长环境的恶化、年轻人无所适从的焦虑，哪一项都比空泛地鼓励成家生子更触及问题核心。
02
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日本政府寄希望重新唤醒民族凝聚力的契机，针对三一一地震和失落的三十年，分别提出「复兴五轮」和「世界上最不花钱的奥运会」两大口号，将东日本大地震和经济崩溃的创伤记忆与民族复兴的想象连结在一起。宣称将借由奥运会为遭受苦难的地区注入活力，向世界展示日本灾后重振的面貌。
这无疑是想复制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彼时在四次景气和两次婴儿潮的催化下，日本走出了战败的阴霾。纪录片《东京奥林匹克》（1965）里，市川昆的镜头卸下了「天壤无穷」的崇高语境，捕捉到昭和天皇威仪之外的凡间笑容。
与之对应的是大和民族从「万世一系」的天皇架构中解放出来，将对战争苦难的共同记忆转化为现代民族意识形成的基础，并在围绕家庭奋斗为核心的经济繁荣中得到巩固。如同《三丁目的夕阳》（2005）里帝国陆军退伍的堤真一想当然地把家族开办汽车公司的愿景附着在节节攀升的经济景况上。
《三丁目的夕阳》剧照
但不成熟的民族意识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儒家文化圈「家国一体」的混淆，是年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上取得铜牌的日本选手圆谷幸吉，因下届奥运会前夕竞技状态不佳，深感无法完成国家重托，留下了愧对家族的遗书后自杀谢世。
时至极端家国思想渐次退场的今日，日本政府正是意图借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全民参与感来复辟这种混淆，将宏大叙事与个人命运再度绑定，向深陷焦虑和恐惧的社会大众展示奥运到来的美好前景，以扭转少子化的困境。
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宣传，却掩盖不了政府过于露骨的功利性企图：许诺的灾区重建让位于本已“一极集中”的东京更大规模的扩建，讽刺的是，圣火传递却避开了遭受核灾的福岛。被蚕食盘剥后的奥运经济效益，也并不足以使《夜空中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2017）那群社会底层摆脱挣扎苟活的深渊。
这种言行巨大反差引发的愤怒，再加上筹建过程中丑闻和质疑频发，反而滋长了国民反对奥运的情绪，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复兴五轮」也被贬为「灾害五轮」。
如同《小偷家族》里众人勉力维持的柴田一家的温馨幻象，在主流社会介入揭开真相后迅速瓦解一样。1964年东京奥运会精心营造的日本复兴世界大同的幻想，到了新冠肆虐时局动荡的2020年也只能消失殆尽。
03
山崎贵执导的《哆啦A梦：伴我同行》曾取得超过83亿日元的哆啦A梦最高本土票房记录。备受瞩目的《哆啦A梦：伴我同行2》却遭遇断崖式下滑，成绩仅达前作的1/3，甚至不及新冠疫情更严重时期推出的《哆啦A梦：大雄的新恐龙》（2020）。
由山崎贵、野村万斋、佐佐木宏，以及《新恐龙》编剧川村元气等人组成的开闭幕式策划团队，在奥运延期后已依次离任。
除了身为系列导演外，山崎贵一度是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策划团队的行政创意总监。如果没有新冠天灾，原定2020年8月7日《哆啦A梦：伴我同行2》上映时，还能迎来他另一项作品奥运会闭幕式的公布。二者的关系还不止于此，哆啦A梦不仅是2020奥运会的申奥大使，在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代表东京的哆啦A梦影像，也是由山崎贵所属的白组制作。
《哆啦A梦：伴我同行2》剧照
这些信息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出现在《哆啦A梦：伴我同行2》的争议设计：青年大雄不可理喻的任性逃避、静香百般忍让的温良恭俭、婚礼现场的六环造型、“我和静香会构建一个不输给你们的幸福家庭”赤裸裸的成家宣言，以及片尾无限歌颂家庭至福的主题曲。为何会与备受批评的奥运催婚宣传片「东京奥运，你和谁一起看？」如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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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五輪、あなたは誰と観ますか」
电影中段匪夷所思地插入与青年大雄不相干的「45年后」剧情，使之重温儿时回忆，正是复刻1964年奥运会东京城市“推倒重来”的仪式感。交换回身体后，毫无成长的青年大雄奇迹般恢复了结婚的动力。
在迎合奥运宣传之外，反常的角色行为更体现出扭曲的家庭文化会对个体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随着时光机跳跃性地串联起野比一家从昭和到近未来间，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家族时刻，故事散发出浓厚的寻根和大河情结。在此语境下，如果说大雄是因恐惧和自卑而裹足不前的宽松世代典型，那静香就直接退回到传统父权制大家族里温婉贤淑的大和抚子形象，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情感。
山崎贵早年成长于伊丹十三剧组，本次伊丹氏遗孀宫本信子出演大雄奶奶，自高畑勋《辉夜姬物语》后再度为动画献声。
这样的静香一步步坍缩为家族伦理的卫道士。向大雄表达“我讨厌这样的你”的不满，是家族秩序系统对冒犯象征大家长的奶奶的行为匡正。而在逃婚引发一系列混乱后却宽容地表示“你只要做原本的自己就好了”，这迥异的态度差别源于将自我献身给家族道统的静香，根本不在乎许配对象是否成长，结婚行为不过是一项确立其在新家族归属位置的使命。闹剧不断也好，苦等一年也罢，任何个人情感都要服从于完成家族至高存续仪式的天理道法。
而电影正片未及表现的婚姻之后更大的命题——家族繁衍环节——则在片尾曲得到补充。
菅田将晖献唱的主题曲「虹」MV
育有三女的藤子·F·不二雄在「大雄结婚前夜」中没有仅把将女儿出生视为血脉延续，而是升华到对广袤生命的真诚礼赞，在家庭内平等关怀的共识上，尊重静香的爱情选择。
但到了《哆啦A梦：伴我同行2》，原作充盈的日式嫁女温情被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大雄对大家长所有承诺的无止境兑现，在“岳父说我是能理解别人痛苦的人，那是来自家人对我的教导”的感动中，把自我价值矮化进宗族纲常的苍穹下。
这却无法解释没有哆啦A梦到来的平行世界里，依旧享有家庭庇护的大雄却无能到陷入与胖虎妹妹结婚的所谓不幸结局。山崎贵的改编甚至未达到芥川龙之介笔下老年素戋呜尊的境界。
连新海诚都有了“在奥运会改变东京之前，写一个东京被改变的故事”的觉悟。而与官方思路如此暗合的山崎贵，却被早已受够奥运闹剧的观众抛弃了。
《哆啦A梦：伴我同行2》剧照
04
在以往成功的家庭题材作品中，山崎贵擅长提取可歌可泣的历史时刻，作为构建全民认同想象的基点，譬如《三丁目的夕阳》中生生不息的街巷温情和映照晴空的奥运五环。
《三丁目的夕阳》剧照
造成《哆啦A梦：伴我同行2》失败的原因恰恰在于：对往昔辉煌历史的追忆——无论是憧憬神武景气远大前程的堤真一，还是“大正浪漫”绵延至今的追捧——都只代表国民心理状态中将消极现实转化对特定历史时期乌托邦化侧写的自我慰藉。
因逝去而产生审美价值和距离的过去，并不会呼唤历史情境本身不合时宜地再现。怀旧只有立足于远离现实的土壤才能成立。
即使复杂如《永远的零》对神风特攻战的争议表达，也是在垂垂老矣的二战当事人转述下才显得着力模糊。
1972年起启用的黄色拨号式电话
而身为当代人的青年大雄，把虚构出来的昭和价值观照搬进自己的结婚宣言，彻底消解掉这层想象空间的对焦。在既不浪漫也不真实的尴尬氛围中，大雄深情款款告白“我为了得到幸福而回到这里，是因为我一定会让静香幸福”所营造的空洞浪漫气泡，代入进当下语境，当然会在石桥静河“真的会幸福吗，明明连幸福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诘问下坍塌得一败涂地。
在《哆啦A梦：大雄的新恐龙》呼吁全新进化的半年后，《哆啦A梦：伴我同行2》又倒退回传统家族至上的伦理观。山崎贵把少子化症结生硬地归因于年轻人心理不成熟的杞人忧天。在失落压抑的日本当下，这样一个既想指涉现实，又过于脱离现实的故事是必然遇冷的。
《哆啦A梦：伴我同行2》剧照
当对少子化现象诚惶诚恐过度干预的应激心理从日本政府蔓延到动画电影，反映出另一个问题：把人口增长的过去不假思索地融入思维惯性，继而将人口视为理所当然的资源，在工具理性影响下，不择手段地追求单向度的数据提升，不切实际地把消灭少子化假想成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方，逐渐侵蚀私人领域，制造出成堆不知所云的离奇作品。
藤子老师的故事已然足够隽永，在《半泽直树》、《四重奏》、《我家的故事》、《我到点下班》等日剧风靡的今天，哆啦A梦有必要参与到那场浩浩汤汤的日本民族复兴主旋律浪潮中吗？
编辑：十一
在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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