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都市的避风港：长年蜗居房车的澳洲社会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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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投无路时无奈在此落脚，但如今并非每个人都想离开。

谢丽尔（Cheryl）的家里，灯光昏暗，时间感早已模糊。

平时没什么人来。要是家里来了客人，就会把窗帘拉下来，把客人迎进屋内。

电视机屏幕闪烁地发着微光，照在旁边的咖啡桌上，桌上满满登登地摆着东西，有猫粮、药品，还有房屋出租广告。

过去的几个月里，谢丽尔看了50多次房，一心要离开这个停车场。她是在14年前的圣诞前夜，因走投无路才搬到了这里。

“我一直在看房，受够这里了，”她说。

“什么都没有人管，一旦出了问题，就得自己担待。我只是租了这个垃圾场，不是吗？”

谢丽尔现住在位于悉尼西区的西费尔菲尔德房车营地（Fairfield West Caravan Park），这里住着120名居民。

谢丽尔最初来到这里是为了逃避不堪的过去，但这个临时的避难所却变成了常住的居所。

 “我曾想过结婚生子，想住在带篱笆院的小农舍里，有个漂亮的花园。”

“我倒是有过漂亮的花园，但没有篱笆栅栏。”

谢丽尔是位年逾六旬的单身女性，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生活，甚至和家人都没有联系。

谢丽尔22岁的时候，有人敲她家门，把她的四个孩子都带走了。

谢丽尔最近一次给子女打电话，孩子都说以为她死了。

这件事对她的打击更大，最终促使谢丽尔搬到了这个房车营地。尽管她至今仍无法接受，但她抱着希望，渴求自己的命运很快会有所转变。

她在吉尔福德（Guildford）区看中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打算过两天去看看。那是一套独栋房，租金和她现在住的一居室房车是一样的。除了谢丽尔以外，房车里还住着她的两只宠物猫可可（Coco）和帕奇（Patch）。

多年前，谢丽尔因走投无路才来到这个房车营地，当时她感到恐惧和绝望，需要这个房车营地作为藏身之所。

她点燃了一支烟，抓起苍蝇拍，猛得向一只乱窜的蟑螂打去。

“该死的小杂种，真他妈的讨厌。”

鲜为人知的避难所

在西费尔菲尔德（Fairfield West）区波尔丁街（Polding Street）一个车来车往的7Eleven加油站旁边，沿着一条狭长的车道往下走，就能来到这个鲜为人知的房车营地。要不是特意去找，一般不太能找得到。

这里唯一的标志是一块破旧的招牌，上面的灯泡早就坏了。

房车营地内一条条狭窄的街道上，排列着一辆辆年久失修的“白箱”房车，营地外围则是一幢幢的砖房和板房。

一些房车还带有玫瑰花丛，花丛周围还有“花园小精灵”站岗放哨。有的花丛还用小彩灯或废弃的床垫进行装饰。

住在这里的人有承包工、轮班工人、离婚人士、养老金领取者和有前科的人，虽然背景各有不同，但来到这里的原因都差不多。

他们不情愿地来到此地，只是为了找个暂时的地方落脚，却没想到会在这里扎根多年，甚至几十年。

对其中一些人来说，由于租房历史记录不健全，加上工作不稳定，很难在其他地方租到房子。

在悉尼，澳大利亚最贵的房产市场上，这个地方仍然是人们可以负担得起的住处。

大起大落的人生

安德鲁（Andrew）已在房车里独居了7年。平日里，凌晨4点就会醒来。

安德鲁眼睛很大，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眼神矍铄犀利，依稀可见他年轻时的风采。安德鲁年轻时是名英式足球运动员，也曾是名成功的商人。

现年68岁的安德鲁，靠领取养老金度日。2013年，他的人生遭遇了一场变故，之后就搬进了这个房车营地。

“这里呢，也好，也不好。你要是在做什么的话，总会惹很多人好奇。”

安德鲁对过去的生活念念不忘。曾经坐飞机周游欧洲的经历仍历历在目。

他说：“我和第一任妻子在欧洲旅行9周，花了4万澳元，我们去了希腊和塞浦路斯。”

“1982年的那次旅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没有之一。”

结发25年的妻子离开他时，安德鲁把还清了贷款的房子留给了妻子和儿子，给自己买了一套单元物业。儿子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

安德鲁在橄榄球赛上认识了一名叫苏茜（Suzy）女子，并与她坠入爱河。

后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他原本利润丰厚的废金属回收生意崩盘，不得不亏本出售了他名下的单元物业。

两年后，苏茜因乳腺癌离世。

虽然遭受了种种痛苦，但还是有一丝慰藉——他和苏茜有一个儿子，叫本杰明（Benjamin），现年11岁，和他的姨妈们生活在一起。

“我要和本杰明住在’奶奶屋‘（译注：granny flat，在主房屋之外修建的单独小型住房）里。这是我的梦想，就是要有点耐心，别无他求。这能让我多活十年。”

安德鲁每周工作几天，用收捡废金属卖的钱来填补养老金的用度缺口，他会把省下来的钱寄给儿子。

安德鲁有一辆小工具车，看上去就像个一个装了轮子的鸡笼子。开着这辆小车，穿过一个灰色的仓库区，就来到他的“藏宝地”，那里有20台坏掉的洗衣机。

他和一个老客户谈好价钱，把这些洗衣机和堆积如山的纸箱板清理走。

他口中倒数“三、二、一”，把一台洗衣机抬到车板上，并哼地一声把洗衣机放下来。

这对年轻人来说都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更不用说对于那些快70岁的人了。如果他能弄到几车的废料，这一天就够他干的了。

安德鲁顺手拉过来一个板条箱，坐在上面休息。“我老了，我老了，得加把劲儿，”他对自己说。

没有这些额外的收入，除去房租和电费，安德鲁一年只有6800澳元的收入。

“我认为，没有什么人能用300澳元过两周，要是还有车、要加油之类的东西，还得支出其他费用，这点钱就更不可能够用了。”

目前，房车营地是支撑他梦想的地方，但安德鲁开始担心就连这也可能不会维持多久。

他说，这个房车营地曾经很干净，但最近看起来像个“棚户区”，他猜想业主可能要出售这个房车营地。

严密监控

一个周六的晚上，更阑人静，可以清楚地听见蟋蟀的鸣叫和雨点轻轻打在铝皮屋顶上的声音。

安静到你不太可能意识到，这里居然住了120名居民。

房车营地的经理安德鲁·德鲁里（Andrew Drury）通过一个装有九个旋转摄像头的大型闭路电视系统，不间断地监看98辆房车的情况。 

安德鲁·德鲁里曾是一名基督教青年牧师，被朋友们称为 “挑刺先生”（Mr Pernickety）。四年来，他每天都要用10个小时的时间监看营地住户的动静。

他说，这样做有助于维持营地的治安。对德鲁里来说，如果房车营地“无聊至极”，那就等于说这里情况“最好不过”。

“在我住的小屋里装了几乎每个房间内都装了闭路电视监控屏幕，”德鲁里说。

有一个屏幕可以让他在冲澡时监看营地的情况，还有一个屏幕可以让他在刷牙时通过浴室镜子的反射画面查看情况。

“哦，看25号小屋，”他指着一个在背光处走动的身影说。

“能看到体形......到了晚上，看不清人脸，但可以通过走路的姿势来判断是谁。通过这一点，我能认出全部120个人。”

德鲁里还负责另一件筛查工作：确保可能住在这里的人有能力付租金。

要是觉着营地年久失修或是对营地的管理决定不满意，住户就来找德鲁里投诉。

最近，让住户感到糟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营地方面决定拆掉洗衣房里的灯，不希望大家在深更半夜用洗衣机。

“实际上，他们可以住在条件更好或更大的地方，但还是选择住在这里，”他说。

他说，在营地里找房子住还是比在悉尼租房市场上容易些。不仅如此，房车里配有床、烤面包机、冰箱和淋浴房，并且距离悉尼市中心不到40分钟车程。

德鲁里时不时会提醒住户们要面对现实情况，别想当然地做事情。住户中有15%住的是自己的房车，如果他们花钱装修房车，德鲁里会提醒说这样做有风险。

营地的业主是一位来自悉尼东区的投资者。安德鲁经常提醒住户，如果某天有人向老板 “许以重金”，他就会卖掉营地。

“基本上，差不多可以说，一年之内会接到搬家走人的通知。”

房车营地的业主乔治·阿罗尼（George Aroney）否认故意不修缮维护的说法。他说，自2009年买下这块营地以来，已经多次改善了这里的条件。

我的乐园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柔和的阳光照进珍（Jen）的房车里。

她和六岁的儿子马文（Marvin）坐在厨房的餐桌前，马文正在画画。

“哥斯拉在做什么？”珍指着纸上还没画完的怪兽问道。

“他想冲进大楼里，”马文说，同时更加卖力地在纸上涂画。“哥斯拉要毁掉小镇，他不喜欢镇子。”

在水槽边，茶巾叠得整整齐齐，冰箱上贴的图画一张张排列有序。

珍早已摆脱了年轻时不羁的生活。

2019年，珍因为拖欠房租而被从圣玛丽（St Marys ）的家中赶出，当时的她认为自己跌入了人生谷底。

一个同事后来告诉她，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房车营地，租金不贵。

“本来打算在这里临时住一段时间，你知道，这里是贫民窟，”她说。

马文还记得家人曾称之为家的那栋两层联排房，有一间大卧室，后院还有一张蹦床、一间儿童木屋。

珍担心儿子会错过正常的童年，做家长的都不愿意把自家的孩子送到房车营地和同学或朋友过夜。（译注：去同学或朋友家开派对，然后留宿是澳大利亚孩子的一种社交方式。）

“他时不时地说起这件事，让我心酸痛哭，”珍眼泪汪汪地说。

“他说'妈妈，我们能回去吗？我们能回去吗？’。我就说一些以后再说之类的话。”

珍早上六点开始工作，一周上六天班。她在距营地一小时车程的一个仓库开叉车，这个工作的收入足以支付每周380澳元的房租。

她知道，这笔租金很可以让他们母子在附近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但由于为房车做了改进，而且这个家住着挺舒服的，母子二人愿意暂时住在这里。

她的伴侣安东尼（Anthony）是一位全职爸爸。由于健康问题，提前退休的安东尼六年没工作了，但珍为自己能供养他而感到自豪。

十年前，三十多岁的珍是个海洛因瘾君子，为了有钱吸毒，她持械抢劫，锒铛入狱。

“你抛弃了自尊、道德、所有的一切，就像电影《百万金臂》（Million Dollar Arm）中的情节。往事不堪回首。”

珍还记得，警察给她戴上手铐的那一刻，感觉就像从吸毒、犯罪的万劫不复的循环中“完全解脱”。

“我觉着，被关起来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事了，最好的一件事，”她说。

“人们也许会说没有比这里更糟的地方了， 但相比住在自己心里那个更糟的地方，这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改变生活，弥补犯下的过错，承担起责任。”

正是在监狱里，珍接受了叉车操作员的培训，让她得以在监狱外重获新生。过去几年中，房车营地一直是一片安稳的绿洲。

“如果他们真把[营地]卖了，会让人很伤心的，”她说。

到一月为止，西费尔菲尔德房车营地在市场上已挂牌出售了三年之久，2016年的要价为1450万澳元。

但营地的业主说，因为他曾与一家房产中介达成过交易，后来又要退出协议，花了一段时间才弄好，所以这个营地才看起来像已经挂牌出售了1200天的样子。

“最后，我们意识到他没有这笔钱，”乔治说，“所以我们就不管了，也没有找其他人。”

营地每年的收入超过100万澳元，但和其他投资者一样，乔治会以合适的价格出售营地。

“如果有人肯出大价钱，那就要考虑一下[卖地]，”他说。

外出租房

谢丽尔已经听到传闻，说有西装革履的男人拿着文件夹在房车营地里溜达，说要盖公寓的事情。她只希望自己到那时已经离开这里了。

“离开房车营地后，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自己要去哪里。我要改名换姓，改掉一切。”

驱车前往吉尔福德（Guildford）的查看出租房的途中，谢丽尔开始敞开心扉，讲述她迫不得已到此避难的痛苦往事。

在与朋友和家人隔绝多年后，她被困在一段虐待她的感情关系里。

“他每天都会强奸我，我要是不听他的话，他就用香烟烫我，直到我尖叫才住手。但没有人会来，”她说。

“我身上现在还有伤疤。”

有一次真的很危险，他抓住谢丽尔的头撞碎了玻璃。她在医院中与医生谈话，意识到自己必须抽离那段关系。

她说，当自己住到房车营地、警察开始调查那些暴力行为时，那个男人自杀了。

但这一切留给她的恐惧却仍旧挥之不去。

谢丽尔抹去眼泪，迅速镇定下来，下车，排到了同来看房的移民家庭和年轻情侣的身后。

尽管这里的租金和她付的房车租金差不多，但她还是很挑剔，要求完美，检查每一个小细节。

有个晾衣架生了锈，无法使用，她不是很满意。

“晾衣架不符合我的标准，”她说，“晾衣架不行，得好好修修才行。”

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拿了一张申请表，说到“谁知道会怎么样”，她对过去租房遭拒的经历不以为然。

回到昏暗的房车里，谢丽尔在茶几上又摊开一堆待租房屋清单，在一闪一闪的电视屏幕光下，她看中了北巴拉马打（North Parramatta）的一间出租房。

“我的梦想是为我自己和那两只猫，还有我的那些花草找个地方，快乐地生活，到死为止。”

安德鲁在营地里的生活风雨飘摇，但他知道必须坚持下去，尤其是为了儿子。

“要是没经历过生活的大起大落，你就对生活一无所知。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都能学到一些东西。”

休息天，珍在家里陪伴儿子马文，确保房车里也能有家的感觉。

“别人可能会想，‘你的生活就这样而已？’......也许的确如此，我一无所有。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一切。”

如果您本人或您认识的人需要帮助，可以拨打Lifeline热线13 11 14或拨打1800 RESPECT 热线电话1800 737 732。

制作人员：

• 记者和摄影师：Mridula Amin 
• 制作人： Geoff Thompson
• 数字制作人：Matt Henry

敬请免费收听ABC《背景调查》（Background Briefing）节目之《隐秘营地：最后的避风港》（The hidden park of last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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