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肯尼斯·布拉纳导演的这版《尼罗河上的惨案》，从没读过小说的观众和对小说过于熟悉的观众，谁更不幸？

《尼罗河上的惨案》（2022）

1978版电影和2004版ITV电视剧都开始于经济陷入困境的杰奎琳去好朋友林奈特新购的庄园求她给失业的未婚夫西蒙安排工作，多快好省地交代了仨人关系，矛盾一触即发。

在《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更多的案件里，波洛总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后发制人的，是从边缘逐渐站到聚光灯下的局外人，阿加莎·克里斯蒂从没写过一本叫《我，波洛》的小说。但2022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大可以改名《我，波洛》。

电影的起点既不是英格兰东南的乡村庄园也不是尼罗河畔的老瀑布酒店，而是波洛在一战战场上受伤毁容。肯尼斯·布拉纳亲自扮演了这个波洛，一个背负了创伤记忆而愤世嫉俗的怒汉。说真的，但凡他能克制些戏精附体的旺盛表演欲，也许这部《尼罗河上的惨案》还不至于这么惨。

《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小说太畅销了，这个故事早就没有秘密和悬疑可言。「穷小伙利用了两个女人的爱，在尼罗河的游船上设局谋杀富有的女继承人。」

当「只有一个的真相」被剧透，连看似缜密的局中局也被读者不断找出纰漏，阿加莎的小说里是否存在着比真相和推理更顽强、甚至比时间更顽强的东西？这是在有了1978年的电影和2004年的电视剧之后，翻拍《尼罗河上的惨案》必须去面对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导演的力气使错了方向。

阿加莎的一部分作品，比如《无人生还》《捕鼠器》和波洛系列的终篇《帷幕》，它们制造了特定的类型和模式，即便小说的情节框架和人物被架空，或置换了时空情境，仍然是成立的。而《尼罗河上的惨案》很难被归到这一类。

1920年代，阿加莎旅居在尼罗河畔的老瀑布酒店，事无巨细地写着当时欧洲上流社会的生活细节，写出了一群被金钱关系和阶层偏见塑造的人们，这造就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在推理悬疑之外的吸引力：它起初是名利场小世界的速写，后来成了乡愁，是战前旧世界的残影。

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正式出版于1937年，书中的时间背景是模糊的「大萧条过后几年」。开场，林奈特斥巨资到乡下买地，买了一整片庄园顺带要拆迁周围一带的村子。这是个信息量极大的开头。

「英国最有钱姑娘之一」的林奈特，她的钱来自美国，她的妈妈是美国富翁的独生女，至于她的英国父亲，似乎既没有乡下的房产，也没有响亮的姓氏。林奈特为什么要和漂亮的穷光蛋西蒙闪婚，却不愿嫁入当地豪族？因为她要做自己财产王国的主人，她要做「林内特」而不是另一个更古老庄园里的「某夫人」。

一切风波围绕爱情，而爱情，围绕着阶层和金钱。用物质堆砌的温柔乡里，有冷酷的等级观念不可撼动。林奈特拒绝了名门望族用婚姻购买她，而她转身用财富买断西蒙，接着，西蒙为了反击被林奈特垄断和占有，选择谋杀。（波洛在案情明朗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当初西蒙跟他说，他无法容忍杰奎琳的控制欲和占有欲而逃离，那是他在撒谎，他真正要逃离的、那个控制他的女人，是林奈特。）在一个金钱决定了可选项的系统里，留恋这个系统又一无所有的人，最极端的选项就是谋杀。

波洛曾在伦敦的餐厅里邂逅了陷在热恋中的西蒙和杰奎琳，老胖子的阅历让他在喧嚣的人群中独自感慨：「青春，是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他仅仅听着女孩的声音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个小姑娘爱得太深，这不安全。」「爱得太深」的杰奎琳，循着西蒙这颗「坏掉的星星」，走上不归路。

虽然听起来很俗套，但很大程度上，这是一部探讨爱情的小说，故事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爱，作为主线的谋杀案和扰乱视听的珍珠项链掉包案，恶劣程度不等的案件成了各种「情不知所起，铤而走险」的背景板，在特定环境中一群青年男女出于爱的目的，被盲目的意志支配。

美貌的穷光蛋在尼罗河游船上设局杀妻，案子本身不复杂，然而船上人多嘴杂，更多的人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或多或少地掩饰了原本简单的案情。

一个酗酒的过气作家，一个因为照顾堕落的母亲而心力交瘁且愤世嫉俗的漂亮女孩，一个偷窃成癖的富有老姑婆，一个因为没钱没貌、被上流阶层暗中取笑的忠厚姑娘，一个深谙名利场潜规则却宅心仁厚的阔太太，一个出于无聊而荒唐作案的妈宝男，一个满口吹嘘马克思主义而内心势利的世家子，一个伪装成考古学家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群带着各自面具表演的「上等人」，一群体面人千方百计遮掩修饰并暗中经营着「不体面」，远比那桩情杀案更让人眼花缭乱，在这条游船上，深陷于特殊社交网络里的众生相，构成了波洛推理的迷宫。

1978版电影的时长有140分钟，但还是删掉了部分人物和一整条支线。这一版的演员阵容豪华，其实选角并非完全妥帖。

那年的「邦女郎」罗伊斯·契里斯扮演林内特，是刻板的白富美花瓶。米娅·法罗扮演的杰奎琳放大了这个角色神经质的一面，却刻薄过度，真成了歇斯底里的毒妇，很难想象这是被波洛同情和极力挽救的姑娘。麦考金戴尔扮演的西蒙毫无说服力，无法让人相信这是能让足智多谋的富家女一眼相中、并用重金买断的美男子。让简·伯金演林内特的法国女仆，属于资源错配，时尚偶像锋芒正盛，丫鬟登场艳压小姐。

《尼罗河上的惨案》（1978）

1978版电影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超级大片的奢华预算和全明星阵容的光环，而是影片最大程度地还原了1930年代名利场的华贵和虚无。

这种还原，既在服化道直观的层面，也依靠乌斯蒂诺夫、麦吉·史密斯和贝蒂·戴维斯这群人的表演，唤回旧世界的氛围。波洛在一次饭局聊天时说过，「最重要的是心理。」在金钱和等级中浮沉的人心，是悬疑的迷雾。影片舍弃了小说的部分内容，但再现了原作的神韵，以足够舒展的节奏展示一个浮华的小世界，渲染浮华中人「不可与外人道」的九曲十八弯心思。

2004年ITV版《尼罗河上的惨案》是《大侦探波洛》剧集里的一集，当时，这部始于1989年的剧集已经连载15年，到第九季，确立了非常稳定的风格。

《大侦探波洛》定位明确是拍给热爱且熟悉阿加莎的观众看，这决定了2004版《尼罗河上的惨案》以言简意赅的气势加速度地推进，高度贴合原作气质的选角，造成「对的演员出现在对的场合」的直观观感。可以理解为，观众用90分钟的时间看完脱水版的小说。

《尼罗河上的惨案》（2004）

这个时代的年轻观众会期待在一部商业大片里欣赏1930年代浮夸腐朽的上流社会奇观嘛？或者，还有多少新老观众有兴趣在大银幕上看一个矮胖的小胡子老先生按部就班地絮叨一桩早被剧透得底朝天的「谜案」？两个答案很可能都是否定的。

留给新版导演的挑战就变成，《尼罗河上的惨案》有没有可能被剥离了它的时代背景、甚至被架空以后重述？那些老派的爱的算计和掠夺，在当下的语境里要怎样讲述才能获得合理性？

走了歧路的爱情，造成悲剧的环境，以及心怀悲悯看穿了一切的波洛，《尼罗河上的惨案》的三件套，在2022版电影里基本都被颠覆了。

电影正式开始于伦敦的饭店，笙歌不断，男欢女爱。字幕标明那是1937年，也就是小说出版的年份。但很快就会发现，这部电影是卡在年代剧和时代剧之间的不伦不类的怪胎。

因为小说滞销而暗中酗酒的莎乐美·奥特本和她的女儿罗莎琳，被改编成一对卖唱的美国黑人母女，堕落的女作家变成自强不息的黑人艺术家，敏感脆弱的罗莎琳脱胎换骨成锱铢必较的演艺经纪人。宅心仁厚的阿勒顿夫人成了一个刻薄且对儿子有病态控制欲的老母亲，出钱雇佣波洛调查儿子蒂姆·阿勒顿和罗莎琳·奥特本的关系，波洛居然还接受了这业务。

极度势利的美国老姑婆范·斯凯勒小姐现在是林内特的教母，这个人物同时合并了原作里同样口是心非的半吊子马克思主义者弗格森，自己锦衣玉食，开口却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至于她的护士鲍尔斯小姐，成了斯凯勒小姐的秘密情人。

熟悉小说的观众大概可以在电影行进过程中玩「人物连连看」的游戏，但这些名字其实脱离了原作，也脱离了电影标榜的1937年，他们成为导演和编剧罐装「政治正确」观念的容器。无视语境和人物个性，把时髦的族群平等、性别政治、社会运动的口号打包进剧情，这效果比原作中那个满嘴空想社会主义而内心毫不真诚的牛津毕业世家子更荒唐。

游船卡纳克号上布满夸张的镜面，成了漂浮在尼罗河上的「镜厅」，幽灵般的船员穿着类似夏令营童子军的白色短衣短裤，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被架空了。埃及的第一个画面出现时，是撑满画幅的吉萨金字塔，波洛在金字塔下吃早茶，从他的视角看出去，这个金字塔的比例是大于现实的。

船行尼罗河上，观众和剧中人一起看到的阿布辛白神庙也是比实际比例更大的。一次又一次，导演试图用「大于实际」的画面来制造粗暴的冲击力。在实地拍摄完全可行的前提下，影片中出现的尼罗河两岸风景却使用夸张的数字技术，制造出宛如电子游戏里浮夸宏大的场面。既不是1930年代的尼罗河畔，也不是当代的埃及，那片危机四伏的水域，是一个夸张，也是真空的隐喻之地。

原作里「暗涌」的氛围被明目张胆的荷尔蒙取代了。在小说里，杰奎琳对西蒙容忍、纵容，她被迫成为西蒙的帮凶并泥足深陷，虽是出于错误的、盲目的爱，但终究是爱的行为，所以波洛一直怜惜她，若干次旁敲侧击地试图挽救她。这种老派的欲言又止在这一版电影里荡然无存。

情和欲之间，欲一面倒地压制了情，西蒙、杰奎琳和林奈特两两之间的驱动力，是一目了然的粗俗欲望。一种直接的、粗暴的观感，支配了整部影片。包括波洛，这个滑稽却含蓄的小个子老头儿，现在成了咆哮的怒汉，虽然你也不知道他从头到尾在气啥。

原作结尾，阿加莎感慨了一句「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重要的是未来，这个因爱而生的悲剧当然可以、也值得在新的语境里被重述。但完全背弃了原作精气神的故事新编，又何必还叫《尼罗河上的惨案》？

对不起，我是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