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的新民族主义外交政策

当前，整个世界正处于全球能源构成重塑、政治力量再平衡以及地缘格局转变等相互叠加的多重竞争转型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最突出的转折性事件就是俄乌冲突的爆发以及美西方随后的反应。（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定义了领土扩张的界限（如果有的话），还通过基于能源的经济战，检验了跨大西洋民主联盟的坚韧性。这场大国竞争也穿插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无论是向俄罗斯施压的程度、践行民主伙伴价值，还是探寻美国当前能源困境背后的成因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附着了鲜明的党派色彩的观点。

沙特的领导层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也很清楚地知道应当如何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时机。

OPEC+削减石油产量的决定，实际上削弱了欧洲即将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力度，并在美国中期选举数周前进一步压缩全球石油商业库存。可以说，OPEC+选择的这个时间点，实现了令人惊讶的“精准打击”。

沙特官员声称，这是OPEC+各成员国的集体决定，是完全基于当下市场条件的技术决策。这个决策本身旨在服务沙特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俄罗斯的利益。但问题在于，减产决定发布的时间和反信息等因素使外界对于沙特的辩解产生了怀疑。至于利益，OPEC+减产决定所处的大背景亦是至关重要的。众所周知，Joe Biden及其民主党政府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努力使沙特和美国在地区事务和能源安全等方面的立场趋于一致。但OPEC+减产决定的出台，显然宣告了华盛顿方面的尝试最终失败，因为沙特完全没有考虑到与俄罗斯对抗的美西方联盟的集体利益。

相反，沙特主导OPEC+的减产决定，这一事件本身甚至可以类比埃及前总统Gamal Abdel Nasser在苏伊士运河向英国“宣战”。在某些观点看来，这仿如沙特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是该国在不断通过外交政策重新定义自身的过程中，登上全球舞台后所宣示的一种权力主张。沙特的对外政策正与该国自身内部的种种变化同频共振，愈发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更为重要的是，沙特的这种变化预示着，该国的对外政策将越来越“忽视”美国的利益考量。

石油市场的权力游戏

沙特是全球能源市场无可争议的“巨无霸”。正因如此，该国王储兼首相Muhammad bin Salman选择这个舞台来巩固进而抬升沙特的国际地位并不奇怪。有所不同的是，从历史维度来看，沙特的能源政策以往多是技术官僚集体决策的结果。然而现如今，这套决策程序似乎已被沙特高层所放弃，转而采用更直接的方法。

自2015年以来，沙特石油政策愈发呈现出“集权化”趋势，一步步地集中到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手中。萨勒曼国王在继位数日后，为简化国家经济决策而设立了经济和发展事务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ffairs），并委任那时还没有成为沙特王储的Muhammad bin Salman为该委员会主席，全面接管了国家经济主导权。仅仅几个月后，Muhammad bin Salman策划改组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的管理架构，在该公司董事会之上新设立了一个由10名成员组成的公司最高委员会，并亲任该委员会主席，进而将沙特石油政策的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2019年9月，Muhammad bin Salman的同父异母兄弟Abdulaziz bin Salman接替被罢免的Khalid al-Falih出任沙特能源大臣，成为该职位上的首位王室成员。同时，Saudi Aramco董事会主席一职也被移交给Muhammad bin Salman的亲信Yasir al-Rumayyan，后者还掌管了资产规模庞大的公共投资基金（PIF）。所有这些人事变化都表明，沙特王室内部对国家能源政策的掌控逐步加固，而这一切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沙特王储雄心勃勃的“2030愿景”发展议程服务。

不仅如此，OPEC和OPEC+这两个原本较为多元平衡的行业组织，也日益变成沙特展现力量的“工具”。沙特能源大臣Abdulaziz bin Salman成为了该国石油外交的“网红”人物，他的同父异母兄弟 - 沙特国防大臣Khalid bin Salman在安全领域也扮演着相似的角色。近期，科威特人Haitham al-Ghais当选为OPEC新任秘书长。众所周知，力挺他的背后“金主”正是沙特。至于OPEC+，这个组织的架构本身就凸显了沙特和俄罗斯两国在决定石油产量配额方面的主导地位。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沙特和俄罗斯两国在减产时限和市场份额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二者的对决致使国际油价暴跌，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再次佐证，沙特对石油这一大宗商品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市场影响力。

无论是内部决策还是对外示强，“集权化”进程增强了沙特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和他治下的国家对于国际石油市场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掌控力度，而这对于沙特的经济转型过渡至关重要。雄心勃勃的“2030愿景”中对于经济多元化议程的目标要求，以及当下的全球能源转型，均标志着以往碳氢化合物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据的主导地位正在一点点无情消亡。基于此，沙特需要国际油价始终维持在高位运行，为其“输血”经济转型和应对“后石油时代”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撑。但这种更露骨直白的诉求也迫使沙特放弃了该国领导层的传统外交方略。历史上的沙特曾长期倾向于低调处理石油政策问题，避免将其过度个性化和政治化引发与他国的外交冲突。

沙特设计的全球倡议

沙特对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重新定位以及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的新野心，不仅仅展现在国际能源市场和该国渐趋攻击性的石油政策上。在前不久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Future Investment Initiative）”大会上，沙特就淋漓尽致地对外展现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关于未来的野望。这场被称作是“沙漠达沃斯”的盛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逾6000名投资者、商界大佬和相关国家政府高官，其slogan是“建立新的全球秩序（Enabling A New Global Order）”。虽然Joe Biden政府无人出席，但来自美国的一众高管则现身会场。对于沙特的未来发展前景而言，能否持续吸引外国资本和人才堪称决定性因素之一。沙特的外交官们对此心知肚明。以沙特驻美大使Reema bint Bandar al-Saud为例，她时常在对外讲话中强调，希望沙美两国关系能够超越石油和安全议题。今年的沙特或成为G20中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当人们前往沙特与会并寻找商机时，他们发现作为东道主的沙特情绪高涨，甚至有些躁动不安。

这个曾经长期拒绝竞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现在正不断寻求将自身的强大经济实力转化为更强大的外交存在。2020年沙特担任G20主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尽管当初的这场国际盛会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改为线上举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利雅得方面的雄心受挫，但沙特人依然积极地与G20各国联络，寻求达成具有历史地位的会议成果。

沙特领导人并未停止战略调整的脚步。现如今，他们迫切希望其影响力突破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传统边界，并逐步延伸至全球其他地区。这样的外交理念无疑会与美国的地缘政治诉求拉开距离，有时甚至是公然的对抗。在最近一次联合国大会会议上，沙特外交大臣Faisal bin Farhan公开谴责将国际地缘政治“两极化”的危险，并与多个中等强国官员密集会晤，探讨如何避免选边站队或受到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媒体上还盛传沙特希望加入金砖国家机制，这进一步证明了这些不结盟的新兴大国对于沙特的强烈吸引力。

斡旋调解则是沙特展现国际影响力和政策自主性的另一种方式。在此次联大会议期间，沙特宣布在其持续努力下，俄罗斯释放了10名俘虏的外籍雇佣军，其中包括两名美国人。这似乎彰显了利雅得与莫斯科密切关系所带来的积极成就。不仅如此，沙特还很好地“利用”了俄乌冲突引发的化肥短缺危机，拉紧了该国与诸多肥料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纽带。

对外政策的民族主义底色

全新的沙特外交政策方向，其基础是近年来兴起的沙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源于以下诸多方面：一是政权合法性从伊斯兰属性转向民族主义诉求；二是让更多沙特年轻人参与国家建设并为其创造就业机会的现实需求；三是年轻的沙特王储抱持的雄心壮志。

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沙特优先（Saudi-first）”的论调越来越常见，并给沙特政府的一系列决策涂上了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以OPEC+减产决定为例，当沙特能源大臣Abdulaziz bin Salman在“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上用“我们为沙特和沙特人民服务”这番话尖锐驳斥美国种种诉求后，他赢得了在场沙特人经久不息的掌声。

没错，沙特高层对于美国施压的反抗和蔑视在国际社会上同样引发了共鸣，一些阿拉伯国家和不结盟阵营国家都对沙特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不可否认，沙特的这种民族主义立场与美国前总统Donald Trump所宣扬的“美国优先（America-first）”民族主义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相比之下，沙特人对美国民主党人和Joe Biden政府的蔑视自然显而易见，这在沙特媒体的许多专栏文章中都有所体现。甚至于，年轻的沙特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有时会直截了当地向美方表现出他的这种不屑。

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沙美争端和美国国内的党争。正如那些标榜“沙特第一”的大V们所观察到的那样（他们有时也会直接参与美国选举中的某些话题辩论），共和党对民主党的严词批判与沙特对美的批判越来越靠拢。沙特政府则通过对美国本土媒体的资助，设置和引导话题讨论，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右倾倾向。

在某种程度上，沙特政府与共和党的“结盟”脱胎于一系列现实政策的结果。尽管两党政府都对美国在中东的持久存在有所质疑，但正是民主党人开启了与伊朗达成《伊核全面协议（JCPOA）》的谈判，实质性地推动了绿色经济和能源“去碳氢化”进程。美国国会山对于沙特的批评体现了两党共识，但只有民主党人最为坚定地谴责沙特国内侵犯人权的种种行为，并极力寻求让沙特为此付出代价。

难以克服的矛盾之处

沙特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存在诸多矛盾。最显著的矛盾之处在于，沙特将在国家安全方面继续依赖美国，这需要双方在更广泛的能源安全伙伴关系中保持更多的战略耐心和协调。但问题在于，雄心勃勃的沙特领导层正变得越来越急躁，而美国长期以来对沙特的要求更多是服从和配合，这导致所谓耐心对于双方而言，几乎变得完全不可能。

随着各国越来越多地对国际油气市场进行战略干预，既有的能源伙伴关系也面临着种种不断加剧的冲突的挑战。俄罗斯开创了将自身天然气资源“武器化”的先例。那些脆弱的油气消费国拥有干预市场保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像欧盟和美国就正在利用这些工具，并将制裁俄罗斯油气出口作为打击其经济利益的武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制裁俄罗斯油气出口、为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这些做法既是欧美各国对当前俄乌冲突的短期反应，也是未来挥舞大棒的预演，或会严重削弱沙特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影响力。由此，我们自然可以理解沙特人的焦虑。

另一个矛盾之处在于，沙特对于油价上涨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反噬了该国新外交政策中的民族主义诉求。在俄乌冲突引发的这一轮全球通胀压力上扬和经济衰退威胁加大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受苦最大，而这些国家恰恰是沙特试图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点阵营。今年7月，美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以及埃及、约旦和伊拉克在吉达举行的一次峰会上进行协调，以支持中东北非地区的粮食安全倡议。这是解决地区困境的积极步骤，但在“高美元”与“高油价”的相互交织背景下，与会各国争相指责他国是高通胀的幕后推手。

第三个矛盾之处在于，沙特媒体上的民族主义论调模糊了该国改革规划的目标方向。“2030愿景”希望打造高科技新城，发展高端旅游业，借此吸引全球精英人才。但“沙特优先”这一论调与沙特的雄心壮志显然有些格格不入，会在很大程度上拖累其发展成为国际艺术和技术中心的步伐。出席“未来投资倡议”大会的人数虽多，但他们能否变现成为沙特多元化转型所急需的资本和人才输入，还有待观察。如果沙特国内的氛围环境依然略显僵化且日益冲突，那么外部资本和人才持续助力沙特改革的场景就很难发生。

沙特驻美大使Reema bint Bandar al-Saud在履新后首次接受CNN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国家有庞大的年轻人群体，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年轻的领导层。作为年轻一代，我们有一个愿望和目标，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这个世界接触。当下的沙特已经不是五年前的沙特，更与十年前的沙特迥然不同。外界对于沙特的认知也需要与时俱进。”

结论

总的来看，沙特外交政策的新方向源于该国当下以青年一代为中心的政治基础。为了满足年轻人的雄心壮志，沙特人正仿效他们的邻居阿联酋一样，尝试建立新的多边合作机制，并依照自己的利益诉求对这些机制进行塑造。同时，他们还在不断扩大双边关系网络，特别是“向东看”作为平衡对美关系的有力杠杆。

但需要警惕的是，在当今国际格局两极分化的大环境中，沙特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推行起来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缔造安全合作伙伴关系被视为维护全球安全秩序的关键，而加入其中的国家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是否足够忠诚则至关重要。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遭到破坏，各个中等规模强国正在着力推动有利自身的外交议程，这些犬牙交错的外交议程使得国际和地区紧张局势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