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的网络生活差不多大半都是在和人吵架，因为我年初给自己定了个kpi：每天骂人一次。完成得挺不错，虽然有时候是用“被骂”完成的。另外，我曾开过一个早期的网红店，当时口碑很不错，也琢磨过怎样对公众说话这件事。有了这些历练，现在我应该马马虎虎够格网络大喷子的名号了，对于公共讨论有些心得，想分享一二。我有个私下的观察：输出观点时最重要的，是“我就是要说出来”的信念。在公共讨论中，发言前最常遇到的思绪就是“我会不会说不好、没条理、不够有逻辑”等等。这种念头往往是凭空蹦出来的，本能般的规训。尤其对女性来说，经常是“要追求说得好”这种怪念头令我们张口结舌。去年二月份，语音社交软件 clubhouse 火得一塌糊涂，我在一个谈创业的房间旁听，发言者谈自己的创业项目或构思，几个据说是资深专家的人做主持点评打分。听了几个发言，主持人给了“这个行业水多深”、“涉及到哪些利益分配”、“我打几分”之类的回应，虽然我也不清楚讲得好不好有没有用，但觉得确实是一些针对该项目的信息。然后上来一个女生，说了两个想法：一个帮白领遛狗，一个在 CBD 区算命。1 号主持人一改腔调，说，“小姐姐呀，小姐姐我们都是不会喷那么狠的。我给你打7分，扣分儿是因为，一你没有关注我，二你的 INS 居然是私密的。”二号主持人也跟上，“你的项目 1 我打 3 分因为我不养狗，项目 2 我打 8 分，因为我想到小姐姐带着墨镜给人摸骨，感觉挺好的。”我头晕目眩地恶心了一会儿，转去另一个纯女性群吐槽。这时一个印象中非常活跃和核心的群员出来说“他们发言有什么吗？怎么了？”我定睛一看，是那个房间的房主。我说，那两个所谓专家臭不可闻，这种发言，传达着完全不把“小姐姐”当回事的下作态度，我非常生气。她开始刷屏：你去房间里说啊，你上麦我给你麦……你去那边，我给你麦，你喷他们，在这说没必要…没意义…没用…我没不让你说，我就是说你在那边说多好对不对，在这说多没劲……她不断地说着，我已经懵了，呆若木鸡无法思考。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群里也没有其他人说话，我感觉自己仿佛陷入虎狼环伺之地。不知道多久后，有一个女孩说“我认为，别人想在哪里说就在哪里说。”我突然醒了——那个房主不是在谈我该在哪里说话，她只是想让我闭嘴。她的发言看起来找不到错，但我现在把它归类到“理中客”里。我以前也会不断要求自己“理性沟通”、“有效沟通”，但现在，我发现这和“咒骂”、“羞辱”、“威胁”一样，底层的意思都是“你闭嘴，别出声”，但它更隐蔽，更坏。“威胁”是直接表达“不闭嘴就要你死”，而理中客是“你得说得够好才能说（否则你会死）”，而好不好，理中客说了算。谈什么话题，谈到什么深度，用什么姿态，都应该由发言者自己决定，正如在“创业房间”遇到的那样，女性的公共讨论时常被涂抹污染，而即便在另一个全是女性的房间中，发言者照样被“不像个女人/不理智/不强大/不逻辑/不道德/不可爱/不温柔/不传统/不本分/说的地方不……所以你闭嘴”规训着。在我们周围，有千万种规则告诉你“别说话”，这从我们出生前就开始了。回头看我很感谢那一天，那个女孩珍贵的提醒和支持。我想怎么说，在哪里说，用什么姿势说，说什么，都是我的事情。如果真的对交流抱有善意，就应当认可此为最高级别、毋庸置疑、没有条件的前提。否则就只是一种伪善。因为，发言者追求表达的“好”，是不言自明、理所当然的，但指涉他人“应该追求把话说得更好”，则是在设定规则：一，这是在进行比较和判断，这就一定涉及“好”、“不好”甚至是“更好”的内容定义；二是预设了道德要求，“追求”本身就有着积极、改善的意味，“不追求”则是懒惰、自误。而我想争取的，正是自己定义好与不好、自由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这件往事原本不必说得这么详细。一方面是，这个遭遇是我（应该也包括绝大多数女性）一生中亿万个遭遇的缩影，令我想趁这个机会，讲讲故事；另一方面，我非常非常想说明：参与公共讨论最重要的要素是——我必须确信，我有权利以任何方式参与讨论。“任何方式”也包括“我选择不讨论”。在讨论“如何进行公共讨论”之前，先澄清一下我认为“公共讨论”是什么。广义来说，只要与人讨论，就是公共讨论。但“与人讨论”有不同的范围。比如“和三个好友在家聊天”和“与十个同事同桌吃饭”，我们都知道在这两种情境中，能说的话截然不同。把这个场景扩展一下，变成“ 3 个好友在 3 人微信群聊天”与“ 3 个好友在 300 人的微信群里聊天”，这两种对话显然也属于不同情境。但是在网络上，有时候人们会忽略那些沉默的旁听者，其它两百多个没说话的陌生人，实际上也以沉默参与了这次讨论，这参与可能是默默反对，可能是默默赞同，可能在截图记账，或者完全不在意不关心。又比如，“在聚会上与走过来的关注者聊天”和“在微博上和自己的关注者互动”，看起来对象似乎一样，但后者实际上已经进入“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出入”的公共场域。我之所以特地提出这种不同，是因为这样一个经历。去年，我发了一条批评某个明星的微博，我知道自己5%的关注者和95%的僵尸粉会基本赞同我的观点，因此没有多想。过了三个小时再去看时，发现被很多陌生账号喷了500多条。一开始挺诧异的，挠着脑袋想“这些人怎么会关注我，看到我的微博”？然后才反应过来：他们没有关注我，他们是关注了这个明星有关的任何话题。所以其实在微博分享这个观点的时刻，我多少有些忽略了自己正身处一个观点会被随时记录、放大的，众声喧哗的广场。3 在公共场域中，能接收到发言者的信息但没说话的人，也要算在公共讨论的对象中。公共讨论是一种增加自己的影响力（或“权力”）的广告。在公共场域，人们发声进行说理、辩论、共情、辱骂、举报等等行为都是在进行“公共讨论”。辩论，意味着希望通过输出和深入阐述观点影响到对方或者围观者。和对方来回勾兑，把我的观点以对方的质疑为契机展开和深入。这个时候我想影响的主要是围观者。因为这样的方式通常都不能说服对话者本人，但观点有可能输出给了围观者。共情，以理解为基础，和对方站稳同一阵线；因为我认为这个对象需要我，我要影响的是她，我希望她感到被我支持。辱骂，则是打击伤害对方，令对方的影响力缩小。用激烈的攻击使得对方闭嘴，让对方离开这个发声空间。举报，是利用更高的权力让对手在讨论中消失。举报的风险是，举报将给“更高的权力”更多授权，它也有可能在某些场所被对方使用，然后令自己同样消失。这一切，都是我们使用自己影响力的不同方式。还有交易或战争等等。它们全部都有用。考虑如何发声时，考虑的就是“我要影响谁”，“我要施加的影响，用什么方式更有效”。有的人看见女性着短裙，就“建议”说：“这么暴露不好”。这建议为什么如此冒犯？因为，这样的语言其实是将自己摆在“客观公正善良”的位置上，是为了“对方福祉”而提出的“客观”建议。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建议，都是为了让自己更舒服。因为我们明确的只有自己的感受、利益和处境，而不是他人的感受、利益和处境。因此，摆出“为你好”、“我在为你负责”这样的姿态，就是冒犯。阿德勒认为，我们每个人因为人际关系而产生的感受，是谁的感受，就是谁的课题。在公共讨论中，“对这个环境的改善，我想提点建议”，实际上应该是“对我的不舒服，我想提点建议”。提建议者针对一件事情发声，需要分清楚对象，这是别人的事还是我的事，关乎别人的情感还是我的情感。当一个人针对女性着装给出“是不是太暴露”的建议时，是这个着装让提议者觉得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主要关乎他自己的情感和课题，和别人的着装无关。分清这一点之后，再给出建议时，提议者请不要将自己摆在“维护公序良俗社会环境”或者“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这样“客观中正善良”的位置。这样做，只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托大。所以这句话改为“为了让我松口气，我希望你裙子长点”，才是不冒犯（而傻缺）的。又比如，有人传授心法，说“好的亲密关系，应该注意一二三四五”。可是，怎么会存在“好的亲密关系”这种东西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显然只和这两个人有关，要第三个人来插什么嘴呢？也就更不存在向别人学习。“在这个关系里我的感觉好不好”是简单直接的，所以“我怎样安全舒适”就是准则。如果这个关系的维系，和你的安全舒适有冲突，那一定是这个关系错了，因为它的存在，要以剥夺你的安全舒适为前提。所以这种“建议”，照我看应该换成如下表述：“本人设计了一种我命名为‘好的亲密关系’的陷阱，大家都来啊！我教你怎样进入我的陷阱，方法是一二三四五”。在我的工作中，咨询师向来访者提出任何建议、要求，都需要承认：这其实是以咨询师为出发点（感受、诉求等等）提出的内容。“看到你这么难受我很不安，想提个建议，这样我自己感觉比较好”。或者询问“你想不想听？”或者说“有一个想法，我希望它对你有用，但我其实不知道是否有用”。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表达方式还是不到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给来访者同时提几个不同方向的建议，这样咨询师就又回到中立位置了——我给出多个方向的不同建议，你来选，这就说明了我在用我的思考服务你，而不是在把我的观点用建议包装起来塞给你。我之所以在这里拥有向你提建议的权力，是因为你给了我这个权力。你当然有不听或不采纳的权力。我通常还会在咨询开始时问来访者，是否允许我在咨询里做笔记，因为这对我的工作有帮助。同时我还会说明：“你任何时候想要我停下来不记，或者你改了主意要我删掉过去的笔记，都请随时告诉我。我不会问为什么，你也不必做任何解释。”我希望通过这个动作知会我的来访者：我提出要求都是因为我自己的需要，你允许了我，是你让渡给我的权力，你可以随时收回。日常生活里别人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和咨询室里一样，都是我们让渡给对方的权力。可以让出，也可以收回，还可以一会儿让一会儿收回。权力的意思，就是“出尔反尔”。最近（当然也包括以前），各个公共空间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讨论。有些讨论常给我生吞苍蝇的感受。有阵子常常震惊于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光明正大的下流。面对那些嘴脸，每当我踏入内心问自己一句“我究竟生活在何处”时，都感到五雷轰顶。我前些时候发了个朋友圈，“第二次阻止了路边撒尿的人。”丙说，“要小心想当然，有些是因为身体健康。尤其中老年人，一旦判断错误对他们未来伤害会非常大。”丁说，“还可以来一句‘好小噢’，你就可以如愿以偿打架了。”我对这些互动很震惊。我还以为大家小学一年级都学过“不随地大小便”。造次了。所以这件事他们是不是挺意外的？就，我不喜欢别人在我经过的路边撒尿？说到这儿我预感到这篇文章里还是会有人评论“还是不该阻止别人在路边小便”。希望大家届时疯狂点赞。我有时候会觉得啊，抑郁是对自己经历的某些社会生活最自然的反应，恰恰是心智健全的表现。回到公共讨论的问题中：哪怕我在朋友圈如此小的范围里，说这样一件没打算讨论的，自然得没法再自然的事情，都没有办法不争吵。虽然我的确可以不理会不辩解，但面对一窝蜂的质疑、揣测动机、甚至恐吓，选择沉默所消耗的思绪、精力已经很大了，辩解的过程更是巨大的消耗。相对于那种“天然的理直气壮”，我感到疲惫。皮埃尔·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中说过：“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无须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面对这种“缺乏不辩解的自由”的困境，我常常想，该怎么办呢？《新闻编辑室》是一部讲媒体工作者的美剧。其中有个情节非常有趣，可以说是一份“水军操作指南”。记者尼尔想写一篇有关某钓鱼网站的报道（你可以把这个网站理解成水军技术交流站）。他需要加入这个网站深入敌营。但是，要想加入这个网站，他得交上一份投名状，展示自己的能力和资格，告诉站方自己是一名合格的水军——也就是成功地中伤过某些人，搅黄过某些讨论。所以他请求他的同事、经济类节目的女主播斯隆，允许他把她作为这份投名状的牺牲者。然后他就选取了一个斯隆颇有影响力，口碑很好、且充满优质讨论的经济学网站，进行水军投名状的创作。一开始他抛出种种学术谬论，无法搅黄这个经济网站的讨论，因为那里的经济学家聪明而冷静，对他不予理会，并未受到干扰。随后，他开始发出引战言论，表示斯隆是用自己胸部与政府密谋合伙获取资源。很多人开始愤怒地为斯隆辩护。接着他注册另一个账号，有理有据地证明斯隆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她的胸部，于是有一些人同意他，有一些人则对他提出的论点的方式本身进行批驳……两小时后，这个优质的经济学人网站，就变成了一个讨论斯隆到底是不是一个贱人的地方，再也无法进行有价值的讨论了。当墙上都是涂画时，再去写“请勿乱涂乱画”无法让墙变干净。太吵的时候，在噪音里大喊“不要吵了”，也是在增加噪音。为自己创造优质环境，办法是持续输出“优质声音”。做正确的事，本身就是纠错。1 在公共场所辩论，不要一对一。因为效率低，缺乏正反馈。当世界什么都没有为我们准备时，每一寸立足之地都要自己用双手刨出来。这非常难，所以接下来是最重要的第三条：3 累了就不干了。一个梦想太难就换个梦想。世界爱咋咋地吧。其实还有一些提纲里列的内容没写，但我已经累了，所以先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