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墩是位于上海西南郊区的一处工薪阶层社区，对这里的居民和企业主来说，经济疲软的迹象无处不在。曾经能吸引全国各地工人的工厂搬走了。还没搬的也削减了工资。在以往人头攒动的平价餐馆和各色店铺附近，店员急切地招徕一切过往行人。

“现在人都没钱，明显感觉到这个，”25岁的谢莉·钱（音）坐在自己经营的电器店里说道。当时是周日下午，店里只来了一名顾客。

但有一个地方看不到明显的衰退：那就是政府的口中。

官方媒体喉舌坚称，是掀起“认知争夺战”的西方政客和媒体夸大了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国家电视台支持的一个社交媒体帐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揭露外国媒体如何故意筛选预测中国经济更高增长的数据，以便之后唱衰中国。“（他们）最终难逃被现实打脸的命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本月在谈到所谓的西方唱反调者时表示。

在审查机器的严格管控下，官方叙事与现实状况相互矛盾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如今，从富有精英阶层到工厂工人，在公众悲观情绪如此泛滥的情况下，这种对比就变得尤为刺眼。

“试了好多次，就没找到自己理想的，”19岁的朱迅阳（音）说。他从大学返乡，想在车墩的工厂找份暑期工作，但他说要么工资太低，要么工厂不要他。

“所以我就又有点想摆（烂）的感觉，”他在父母经营的五金店内边打手游边说。“我就开始摆了。”

社交媒体上许多对经济持怀疑或直白批判态度的评论逃过了审查，或许是因为此类评论实在太多了。

“这种不安在如今的中国几乎是普遍存在的，遍及各行各业，”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这也是为什么政府一直在利用一切官媒和其他工具来传递积极乐观的信息。”

与今年年初许多中国民众感受到的乐观相比，这种不安尤其引人瞩目，当时北京终于放弃了三年来让许多人无法走出家门、不愿消费的新冠防疫措施。

经营电器店的谢莉·钱原本想在年底结婚前购置一辆新车。但在看到生意如何萎靡不振——她说去年每天大约能接待20名顾客——之后，她放弃了这个念头。

“防风险，”她说。“因为现在这个钱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以前你还可以买买房子，投投资，现在谁也不敢去买房，不敢轻易买大件。”

几个街区之外，张姣娟（音）和她的丈夫正在为饺子店还没送出的订单搅拌韭菜肉馅，他们怀疑，人们可能连小件都不愿买了。

他们原本没打算创业，去年还在一家汽车配件厂上班，每月收入在800到1000美元之间，属于上海的平均水准。但今年春天，工资降到了550美元左右，低到让这对夫妇决定尝试自己开店。他们将大约2.7万美元的毕生积蓄投入其中，希望能看到疫情前那些兜售面条、辣鸭脖和烤肉的逼仄店面里热闹非凡的场面。

“然后我们发现这里的生意也不好，”张姣娟的丈夫说，他只透露自己姓薛。

“现在人总的来说，花钱不是像疫情之前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张姣娟说，他们十几岁的儿子正无精打采地坐在一张空桌旁玩手机。

他们也削减了自己的开支。薛先生说，他基本上已经不买水果了，只买主食和蔬菜。“我们认为，只要熬过这三年，努力工作，就一定会有希望，”他说。“结果疫情一结束，反而更糟了。”

官员们承认，经济正面临新的挑战，将复苏描述为“波浪式”，同时保持总体前景乐观。但经济学家表示，他们提供的补救措施不太可能奏效。

他还说，高层领导和许多中国人的现实之间的“脱节”是“显而易见”的。

但即使是对王爱年来说，无论谁应该为经济痛苦负责，他也并不指望这种情况会很快逆转。他接待的客户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二左右，是大流行前的一半。而且是在上海这样的世界级城市，不是他在内陆省份安徽的家乡。

“上海是人向往的地方，它是人口量是在膨胀，”他在谈到车墩时说。“现在没有膨胀，在减退。”

对其他人来说，官方的解释很难让人信服。几个街区之外，一位33岁的唐姓服装店老板说，她不关注经济新闻。但她确实花了很多时间浏览小红书，试图从其他服装店老板那里收集商业技巧。然而，他们发的大多数帖子都在哀叹自己的生意有多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