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如果索绪尔看到233，他会怎么说？
2022-01-05 星期三
最近和朋友聊天，看到“233”和“2333”还有“233333333”，就想到了老师之前讲的网络流行语的话题。申老师知道这几个流行语吗？当初我是在它们流行了好一阵后，才百度知道了它们的意思……这也是我觉得有点奇怪或者说神奇的原因。同龄人（包括我）都喜欢使用流行语，也喜欢用谐音字和错别字解构已有的词语，所以大家语境一致。就算对方蹦出一个从未听过的、新近流行的词，我也能很快了解他的意思，比如“蓝瘦，香菇”“老司机”“因吹斯汀”“一颗赛艇”等等等等。还有诸如“来啊，互相伤害啊”“妈的智障”这些句子，也能迅速掌握它们的用法、语气和使用语境。但是“233”和“2333”还有“233333333”当时真的是让我一头雾水，在各色微信群各色语境里频繁见到，就是猜不明白。据我所知， 其实现在使用“233”的很多人都没有亲眼见过这张表情（起码身边的同学朋友是如此）。这让我有些困惑，因为单凭“233”，完全无法从任何角度和“大笑”有所联系啊。按道理说它是没有大家的“共识”作为基础的，那又为什么可以得到如此广泛而迅速的传播呢？就算它确实使用方便，但在使用前的“理解”这一步就让我觉得比较困难了，毕竟它不像“蓝瘦，香菇”这样的词好懂。我认为，只要理解上有哪怕一点点的难度，就足以使一个词语失去成为流行语的可能，但“233”说明了事实并非如此。我感觉“233”的流行有大家想要标新立异和喜欢解构的心态原因，但同时我又认为这个原因无论如何都取代不了“好懂”，这又使我更加不解了。现在，“233”不仅成为对话常用语，而且大家还熟稔地进行了“含义扩展”。虽然我几乎从未使用过它，但聊天时，当对方说“233”时，我马上能捕捉到对方在表明“客气礼貌的微笑”，以示对我的回应；当对方说“23333”时，我也明白这表示对方觉得很有趣，很愉悦；当对方说“2333333333333” （3的数量不限）时，我知道对方在开怀大笑，相当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不是很神奇吗？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那张表情，也不能借助想象从“233”中看出笑的特征，但是它就是这么和“笑”建立了联系。这算是“符号化”的过程吗？以及，“233”的流行过程是否并无奇特之处，只是我想得太多了呢？小宋同学的困惑——233明明是个理解起来很困难的符号，为什么却又被广泛理解了——其实是一个语言符号任意性和理据性的关系的问题，一个变得很有趣的问题。当然，233不是词语，它是表情符号，它和蓝瘦香菇不一样。它的流行，不是词语的流行，而是表情符号的流行。小宋同学说：“单凭233，完全无法从任何角度和‘大笑’有所联系”，也就是说，她认为233的音义联系是任意的。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233只是指猫扑表情第233号。这是一个号码，其本身和“大笑”无关。而猫扑表情第233号是一张捶地大笑的表情。显然，当初用233表示大笑，是一个图方便的偷懒动作，一个工具性的操作。但我们会问：如果233是任意性的符号，为什么它不是232或234？显然，这是因为只有233号的表情是捶地大笑。这样看，用233表示大笑还是有理据的，只不过它的理据隔着一层纱。翻看任何一本语言学概论的书（除了我主编的复旦版的《语言学纲要》），几乎都理直气壮地说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是任意性的。其实同学们想一想，人是理性动物，人做一件事都是有道理的，更不用说整个社会“约定俗成”语言符号的过程。人怎么可能随意用一个莫名其妙的形式来表达意义？古代汉语词的命名理据我们无法追溯，但谁能举一个现代汉语新造词的例子，来说明它的音义关系是没有理据的，是任意的？233开始用作表情符号的时候，它的理据过于曲折，让小宋同学“在使用前的‘理解’这一步就让我觉得比较困难”。但在233的不断使用过程中，233的形式本身“能指所指化”，被赋予新的理据，即233形式自身和笑的抽象线条产生了同构关系，开始“象形”起来——虽然象得有些勉强，但因此又很奇特，符合年轻人“想要标新立异和喜欢解构的心态”。这就是为什么233“得到如此广泛而迅速的传播”。也正是因为233的理据从间接的“借代”逐渐变为直观的象形，它更好懂了，所以“大家还熟稔地进行了‘含义扩展’”——3的重复度可以增强笑的程度，甚至3的读音和讪笑联系了起来。233这样的“理据转移”，即从第233号大笑表情转移到233的大笑形象，这样的思维其实是汉字思维。汉字有时会发生字形的形象新解，“囧”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从本来的光明意象转变为尴尬脸的意象。网上还有人把“益”字的字形新解为“闭起眼睛，很痛苦且咬牙切齿的脸”；把“曾”的字形新解为“假面骑士”，于是“增”就成了“拿着枪的假面超人”。汉字“槑”，字形是梅的意象，网络语言把这个字形新解为两个“呆”，表示“很傻很天真”。这已经不是“形象新解”，而是“会意新解”了。索绪尔是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始作俑者”。我们能够理解任意性在建构他的语言符号关系网络中的基础性假设的作用。但这一假设是经不起语言事实的推敲的，所以索绪尔自己也说了许多语言符号音义联系“相对可论证性”的话。从文字的角度说，任意性假设建立在印欧语拼音文字的基础上。当然这只是因为拼音文字“总是相当合理地反映着语言”。索绪尔显然不想讨论汉字的“任意性”。他认为汉字的字符间接地与它所表达的观念关联。“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这样看来，如果索绪尔看到233，他也会尊重这个符号形式内在关联的理据。我们不得不说，对“233”的理解，是在汉字文本中进行的。如果233出现在拼音文字文本中，它并不一定能够自然地进行符号形式的“理据转移”，更难以“理所当然”地实现“形象新解”。汉字是以形体模铸观念的。形体在汉字中不是一个“工具”，而是观念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不需要知道汉字读音的情况下，直接发现字形的意义。而像233这样的表情符号，甚至能够在“形体”上自由地“延异”，出现像小宋同学说的那种神奇的交流，即她不理解233，但“当对方说233时，我马上能捕捉到对方在表明客气礼貌的微笑，以示对我的回应；当对方说23333时，我也明白这表示对方觉得很有趣，很愉悦；当对方说2333333333333（3的数量不限）时，我知道对方在开怀大笑，相当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都拜汉字思维所赐。同学们不要小看汉字文化这样一个特点。正是汉字构成了对西方文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思。德里达认为汉字不像西方文字跟着声音亦步亦趋，汉字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汉字间接感知，被高度汉字化了的。汉字文化是西方文化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伟大文明。（德里达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