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利他主义”的善行乌托邦

考虑到世界上还存在着无数穷困、落后与疾病，有无数人需要一臂之力以脱离困境，我们是否能改善社会，若能，我们又应当从何处着手？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的回答是通过理性分析以及衡量，以使得有限资源发挥出最大效益从而实现利他、改善世界的目的。纳伊娜·巴杰卡尔（Naina Bajekal）是《时代周刊》的执行编辑，在《想做更多好事吗？这场运动可能有答案》（Want to Do More Good? This Movement Might Have the Answer）一文中，纳伊娜采访了威廉·麦卡斯基尔，苏格兰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以及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作者回顾了有效利他主义的发展历程，以及基于理性分析与长期主义的价值基础，呼吁通过渐进的道德变革与实践实现未来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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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前，威廉·麦卡斯基尔（William MacAskill）发觉自己正站在一家杂货店的过道上，为买哪种早餐麦片而苦恼。如果他在一年里换一个更便宜的麦片品牌，那么能否留出足够的钱来拯救某人的生命？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被这种焦虑所笼罩。他时常感到生活是一连串的困难选择：是否应该向慈善机构捐出更多的钱？是否应该退出学术界，从事他讨厌的政治活动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如果搬到另一个城市，能在其他地方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别人吗？

对一个在可怕的不平等的世界中享受舒适生活的人来说，仔细审视自己的选择可能会引发类似的问题。这位35岁的苏格兰哲学家麦卡斯基尔，是一个致力于最大程度行善的运动的共同创始人，即使是平凡的决定也会使其感到极高的风险。

然而，七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在牛津见面时，麦卡斯基尔似乎已经找到了承受这种负担的方法。事实上，他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思考人类如何永久性地破坏着自己未来，但此刻他的心情出奇地愉快。麦卡斯基尔与朋友霍利·摩根在英格兰南海岸冲浪了一周，刚刚回来。经历了多年的抑郁症与焦虑症的折磨，麦卡斯基尔现在把睡眠、运动和冥想放在首位。他喜欢在户外游泳，吹萨克斯，和朋友在田野里举行“焰火狂欢（fire raves）”，围着篝火听着家庭音乐跳舞，直到凌晨。“在我的生活中，我对许多事情的关心是出于内在的原因，”他说，“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十二维的数学运算来计算如何为更大的善行作出贡献。”

十多年来，更高的善（greater good）一直是麦卡斯基尔工作的重点，他帮助发起了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EA）运动，该运动旨在利用证据和理性找到帮助他人的最佳方式，并将其付诸实践。有效利他主义认为，我们应平等地重视所有生命，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它是老式慈善家信条 “放眼全球，立足当地”的对立面。

他的最新著作《我们对未来的亏欠》（What We Owe the Future）认为我们应当进一步扩大道德圈层，即如果我们关心着千里之外的人，我们也应当关心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后的人。这本书提出了“长期主义（longtermism）”的观点，即积极影响长远的未来，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一代人、下一代人或者未来的数万亿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道德优先事项，这一观点得到了斯蒂芬·弗莱（Stephen Fry）和埃隆·马斯克等人的赞扬。通过分析气候变化、人造病原体、核武器和先进人工智能的风险，麦卡斯基尔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在这一时刻，世界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有生之年所做的选择。

多年来，既是研究领域又是现实生活社区的有效利他主义，吸引了一小群道德哲学家、非营利性研究人员、湾区理性主义者（Bay Area rationalists）和有利他主义倾向的学生。如今，他们的想法越来越多地在原来的圈子之外得以传播。七千多人已经签署了一份承诺书，准备将至少10%的收入捐献给如GiveWell所推荐的影响力巨大的慈善机构。GiveWell始于2007年，地址在纽约，是一家根据成本效益对慈善机构进行评估的组织。全世界有200多个有效利他主义分会，从尼日利亚到印度到墨西哥；今年，约有六千人将参加在布拉格、新加坡和旧金山等城市举行的会议，有效利他主义组织以其数据驱动的行善方法在这些城市找到了特别容易接受的市民。这一运动的成员自称“EA”，在政府工作，负责为政策提供建议并竞选公职。

捐赠的大幅增加推动了规模扩张。2021年，与有效利他主义组织结盟的基金会发放了超过6亿美元的公开捐赠，约是五年前的四倍。虽然这只是全球慈善事业的一小部分，而且只占美国捐赠的0.1%（美国同年的捐赠额为4850亿美元），但该运动正在增长，并得到新一代年轻慈善家的支持。

有效利他主义的新近资金绝大部分来源于两位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kovitz）和山姆·班克曼-弗里德。Open Philanthropy主要由Facebook和Asana的联合创始人莫斯科维茨及其妻子卡里·图纳资助，在2021年发放了超过4.4亿美元的资助，其中三分之一用于全球健康和发展，28%用于长期主义干预，如生物安全和有效利他主义社区发展，18%用于动物福利，其余用于经济政策和刑事司法改革等领域的研究。在今年2月启动的四个月后，FTX基金会的未来基金（FTX Future Fund）已承诺提供超过1.3亿美元的赠款，大部分用于长期主义事业。这笔钱来自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首席执行官班克曼·弗里德，他在2012年遇到麦卡斯基尔后，受到启发，开始追求高回报的事业。

彭博社估计班克曼·弗里德的净资产为128亿美元，因今年的加密货币市场崩溃而有所下降，莫斯科维茨的净资产为138亿美元。两人都承诺捐出大部分财富，以与有效利他主义结盟的组织作为支流。二人之间超过260亿美元。这远远超过了福特基金会的160亿美元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63亿美元这美国两个最古老的私人基金会的捐赠额。与这些基金会一样，Open Philanthropy和FTX Future Fund为其认为具有高影响力的项目、非营利组织和个人提供资助。

尽管有这样的增长，麦卡斯基尔仍然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容易预防的疾病，有数百万人受到压迫虐待，有数亿人挨饿。除此之外，每年约有800亿只陆地动物被捕杀成为食物。他说：“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在他看来，纯粹道德哲学的推论是，至少对于在富裕国家拥有特权的人来说，正确的事情是为更高的善牺牲可能的一切。“问题是，”他说，“该如何管理我的生活，以便即使我在基本层面上相信这一点，也不会完全疯掉？”

事实证明，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允许那些可能倾向于激进个人主义的人与更具集体意识的人一起工作。但是，为了实现其尽可能多地改善生活的目标，需要回答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应该愿意用多少舒适生活来换取潜在的巨大社会收益？

许多推动有效利他主义发展的人从小就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做好事的行动推力。11岁时，尼尔·鲍尔曼鼓励他在伦敦的同学拼车，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郊区的朱莉娅·怀斯，13岁时开始捐出零用钱。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前的那个夏天，亚历山大·伯杰报名向陌生人捐赠了一个肾脏。16岁的本杰明·托德审计了他的学校如何能够减少碳排放，而作为回应，学校建立一个有机花园，他笑着说：“这与我的构想并不完全相同。”

在格拉斯哥的青少年时期，麦卡斯基尔同样对宏观规划和帮助他人感兴趣。他出生时名为威廉·克劳奇，在2013年结婚时使用了前妻祖母的婚前姓氏，是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麦卡斯基尔的母亲在国家卫生局担任遗传学家，而他的父亲在一家服装公司从事IT工作。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关于爱的哲学，并怀有成为诗人的愿望；他在残疾儿童的夏令营做志愿者，并在一家老年护理机构工作。他说：“说实话，我的母亲对此一直十分困惑。”在剑桥大学，麦卡斯基尔成为素食主义者，参与了气候活动，并开始参加关于政治哲学、女权主义和全球治理的讲座。正是在最后一年，行善的冲动开始更强烈地涌现。毕业后的夏天他为一个人道主义非营利组织工作。他说：“整天，每一天，我都在思考极端贫困的问题。”

在他来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研究生课程后不久，麦卡斯基尔被介绍给澳大利亚哲学家托比·奥德（Toby Ord）。托比·奥德承诺过将自己未来收入的一半以上捐给慈善机构，并且正在考虑如何将有相似兴趣的人组织起来。22岁的麦卡斯基尔自愿帮助他，二人于2009年推出了“尽我所能捐助（Giving What We Can）”，鼓励更多的人作出10%的捐赠承诺。

两年后，即2011年，麦卡斯基尔和牛津大学毕业生托德共同创立了非营利组织“八万小时（80,000 Hours）”，“八万小时”这一名称是人一生中平均工作时间的长度，该组织提供关于利用职业生涯为世界带来积极影响的建议。麦卡斯基尔与同事们在为其新兴社区考虑了许多名称，从“好的最大化（good maximizers）”到“理性利他主义（rational altruism）”，终于于2012年成立了有效利他主义中心（Centre for Effective Altruism，CEA），作为这两个项目的一个伞式组织。他们的第一笔重要捐款来自于波士顿的茱莉亚·怀斯和杰夫·考夫曼这对夫妇，茱莉亚·怀斯曾经是津贴赠送者，当时是一名社会工作者，捐赠了工资的很大一部分。在咖啡馆和图书馆工作多年后，CEA在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地下室租了第一个办公室；大约有十几个人在那里工作，午餐吃面包和鹰嘴豆泥。

九年过去了，我在牛津的特拉扬大厦外见到了麦卡斯基尔。那是一座光滑的玻璃墙建筑，几个有效利他主义组织与牛津大学共享此地。这里有一个小型健身房，每周有瑜伽课，还有一个午睡室。我们在办公室食堂的午餐是托斯卡纳炖肉、大蒜面包和沙拉，由素食Greenbox提供。麦卡斯基尔有时会怀念在地下室吃面包的日子，那是一种与使命一致的感觉。有效利他主义中心目前有28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人们可以享受到通常与资金微薄的非营利组织无关的设施。麦卡斯基尔说，这些舒适设施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幸福感，而且他们谨慎地不会过度追求这些福利。他说：“我们不想追求过分的奢华，”他说，“但主要的任务在于我们的影响力。”

当评估一个潜在的有价值的事业时，有效利他主义根据三个因素来计算影响：一是重要性或规模，即通过努力可以产生多少利好；二是可操作性，即有多高的解决的可能性；三是被忽视的程度，即在承诺的资源方面被忽视的程度。以一种额外的一美元或一小时能产生的最大影响的视角，来过滤世界上各种的问题，可能会使得有效利他主义的捐助之间似乎缺乏任何显著联系，例如在Open Philanthropy的事业中，涵盖了南亚的空气质量、农场动物福利和先进人工智能的风险。

对被忽视的事业的强调，使许多有效利他主义的领导者更加关注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利好，不仅是为今天活着的人，而且是为未来的千秋万代。随着更多的智力激励与资源开始流向生存威胁之类的事业，运动中的一些人担心，他们帮助解决紧迫而被忽视的痛苦的本心最终会被遗忘。

麦卡斯基尔似乎敏锐地意识到优先考虑未来的取舍问题，尽管他认为在我们目前政经体系的作用下，未来的人尤其没有什么权力。他说：“如果你是世界上的一小支力量，那么有一种说法是你应该在一件事上全力以赴。”他指出，用于国外人道主义援助的资金远远多过用于流行病防备、人工智能安全和防止核战争的资金。“有效利他主义总是从根本上问。在边际上可以做什么？将全球的资源分配向一个方向移动一点点，就能产生巨大影响。”

但麦卡斯基尔希望有效利他主义成为一个适应性的社区，而不是单一的思想文化，这意味着他倾向于广泛的事业。他说：“当我开始在实践中思考时，如果存在某些从短期与长期看起来都很好的事情，它产生的感觉远远好过那些仅从极为长期的角度观察才是利好的事情。”例如，今年他个人向旨在消除儿童铅暴露的“消除铅暴露项目”和“阿特拉斯奖学金”捐款，后者用于支持世界各地有才华的高中生致力于解决紧迫问题。虽然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同样棘手，但麦卡斯基尔仍然关心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牛津见面时，他对斯里兰卡正在发生的政治危机表示关注，尽管他承认可能不会在推特上谈论这个问题。

面对无数值得解决的问题，麦卡斯基尔知道“道德眩晕（moral vertigo）”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他说，假设你决定要为死于疟疾的人筹款，那么因为你选择关注疟疾而忽视的所有死于肺结核的人怎么办？他指出：“我们正处于这种可怕的情况下，你必须对所做的事情进行权衡。”

麦卡斯基尔认为答案在于诚实地对待它。他说，在慈善事业中，大规模资金的捐赠者通常根据个人激情来选择捐赠目标，但这是一种极端主观主义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似乎都因善行而变得正当。不过麦卡斯基尔认为这是不可行的。他提议：“如果你能把一个人从溺水中救出来，或者把10个人从燃烧的大楼中救出来，你应该怎么做？如果说，仅仅由于我更加热衷于溺水问题，所以我打算拯救一个人免于溺水，而不是拯救10个人免于火灾，这一反应并不具有道德上的适当性。而这正是我们所处的情况。”

这些天，麦卡斯基尔工作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努力说服非常富有的人改变捐赠的方式。像许多其他慈善家一样，他既依赖亿万富翁的慷慨解囊，又担心依赖性产生的风险。他说：“回顾曾经的任何道德运动，能够发现滥用某些思想以证成事情合理性的实例。”他认为自由主义被用来为殖民暴行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关注被斯大林利用。

因此，他认为有效利他主义继续拥有认真履行道德义务的文化制定者是至关重要的。麦卡斯基尔和奥德认为坚持他们的“进一步承诺（Further Pledge）”尤为重要，他们不仅要捐出一定比例的收入，而且要捐出超过一定数额的所有。麦卡斯基尔目前每年靠26,000英镑（31,000美元）生活，略高于英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其新书的收入全部投入有效利他主义基金。他说：“这清晰地证明我参与其中是因为我真的在乎，而我并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利益。”这种承诺有助于表明有效利他主义社区的道德严肃性，他如此希望着，也是对个人的保证。“我可能会担心，我是不是在价值观上游移了？可如果我还在做这些事情，我想我一定还是个好人。”

如果不是奥德的偶然介绍，麦卡斯基尔很可能根本不会还在考虑行善利他。如同许多年轻人，他感到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正并有种改变现状的愿望，但他不知道该把它引向何处。他说，存在着很多关于这个世界如何可怕的讨论，但几乎没有提供具体的行动方式。“我当时感觉非常糟糕，但我真正渴望的是让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让自己感觉更糟。对我来说，我有这种道德动机的浪潮却没有找到出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动机会逐渐消失，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当我大学时第一次接触有效利他主义时，我也处于类似情景。我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了一年后，对计划中的国际发展事业产生了幻想，这时我看到了“八万小时”职业建议。当时，该组织正在推广一项名为“收入为奉献（earning to give）”的策略，鼓励学生从事有利可图的职业，例如在对冲基金进行量化交易以捐出大部分工资，而非直接为非营利机构工作，不过“八万小时现已不再强调这一方法。这种策略是有争议的，当然也不适合我。但是，2014年毕业并在出版社获得第一个实习机会时，我签署了“力所能及的捐赠承诺（Giving What We Can Pledge）”。我目前捐出约15%的税前收入，大部分捐给有效利他主义推荐的致力于全球健康、气候和动物福利的慈善机构。但实际上在开始报道这个故事之前，我从未参加有效利他主义的活动，也没有见过任何关键人物。

我对有效利他主义的理念很感兴趣，但对其社区却兴趣寥寥。即使在今天，典型的有效利他主义者是20多岁的白人男子，住在北美或欧洲，拥有大学学位。我很高兴知道有一群人认真对待着如何行善的问题，但他们看起来与我这种人并不相像。

即使对麦卡斯基尔来说，这个社区也有缺点。早在2015年，有效利他主义与麦卡斯基尔的身份大部分重叠着。他回忆起参加高中最好朋友的婚礼，并意识到他不是伴郎之一，因为他放任这段友谊的搁浅。那一年是一个转折点，他与妻子即哲学家阿曼达·阿斯克尔分居，在28岁这个特别年轻的年龄得到了牛津大学的教授职位，开始积极培养一种更多面的生活。

不过有效利他主义仍然是一个支柱。“它不会像跳舞那样影响我的幸福感，”麦卡斯基尔说，“但有这种更深层次的满足感，甚至是与世界的和谐。”他可能仍然担心一切是多么糟糕，或者可能变得多么糟糕，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尽力寻找解决方案。“只强调‘一切都很糟糕’是无济于事的。也许这是真的，但问题在于为此我们能做什么？”

许多有效利他主义者也有同感。做事时即使正确的行动方向尚不明确，也好过屈服于宿命论。我也时常感同身受。从事新闻工作而不变得愤世嫉俗是很艰难的，因为新闻行业是一个直面世界问题的领域。当事情变得暗淡时，我有时会告诉自己，即使有时间和精力去尝试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也可能会失败。

有效利他主义者还是会去努力。他们知道不可能把你对一个人的关怀放大一千倍、一百万倍或十亿倍。但他们没有被问题的严重性所吞噬，而是专注于一个人可以做出的改变。“有些人认为我们所做的只是杯水车薪，”奥德说，“但是，水桶有多大并不重要。如果你在生活中能做的事真的涉及到拯救数百人的生命，或改变成千上百人的生活，那么无论有多少人需要帮助，都具有同样的份量。”

做任何这些事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义务吗？有效利他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往往存在分歧。麦卡斯基尔说，有效利他主义明确地不提出道德要求，而是试图回答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一定数量的资源，无论是一美元还是一小时，来改善世界，但它没有告诉你要为这些努力付出多少钱或时间。奥德和麦卡斯基尔在阐述“尽我所能捐助”时，未对这个问题提出明确答案。“一般的做法是，如果你听到这个消息后对此感到兴奋，就来加入我们吧，”奥德说，“我们一起去落实吧。”

两人都受到了功利主义哲学家彼得·辛格的影响。在其1972年的著名文章 《饥荒、富裕和道德》中，辛格认为，如果你觉得有道德义务涉入一个浅水塘去救一个溺水的孩子，即使这会破坏你的衣服，你也应该觉得同样有义务通过放弃一件新衣服的费用来拯救你看不到的人的生命。

这种思路会导致一种压迫性的责任感。在2015年出版的《陌生人溺水》一书中，拉里莎·麦克法夸尔(Larissa MacFarquhar)描述了沮丧而孤立的人物朱莉娅·怀斯，当时她20多岁，认为自己无权关心自己多于关心他人。在一个令人难忘的情节中，她的男朋友给她买了一个4美元的焦糖苹果，她痛哭流涕，为自己可能剥夺了可能拯救一个孩子生命的抗疟蚊帐而感到无比内疚。

怀斯说，这种心态在了解有效利他主义之前便已存在。她轻笑着告诉我：“年轻的成年人希望在某些事情上表现得强硬，而我决定在牺牲上表现得强硬。”一与波士顿和牛津的志同道合者建立了联系，她就开始思考如何选择着手于正确的问题，是否比简单地更努力工作并牺牲更多要有效。“单是感觉到我与他人同在一个团队，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意识到这不是我自己能有多努力的问题，”她说，“而是关于我和其他人在使世界变得更好方面所能取得的成就。”

怀斯现在是有效利他主义中心里服务时间最长的雇员，像许多雇员一样，她也认为辛格的论点令人信服，但她认为从长远来看，义务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激励因素。她的态度也与Open Philanthropy的联合首席执行官兼GiveWell的联合创始人霍顿·卡诺夫斯基有所区别。霍顿·卡诺夫斯基曾写过“激情利他主义（excited altruism）”，强调能够为他人带来重大改变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对怀斯来说，拯救一人生命相对容易与低成本的事实既是一种控诉，也是一种诱惑。她说：“一个更好的社会现在已经可以防止这种情况了。”因为它尚未如此，她感到的是一种决心，一种希望世界可以变得更好，并因为这些问题如此令人震惊而下定的决心。

哲学家阿米亚·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在2015年对麦卡斯基尔的第一本书《好上加好：利他主义的更好实践》（Doing Good Better）的评论中写道，“有效利他主义继承了辛格的论证精神，但使我们免受其结论的全面打击”，这一打击即轻奢产品在道德上可能是不可接受的。在斯里尼瓦桑看来，有效利他主义本质上只是有更好的品牌和组织的集体庄重作风。正如她所写的，“要么有效利他主义像功利主义一样，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做好事，要么它只要求我们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好。第一种想法具有真正的激进色彩，要求我们以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彻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而第二种想法...是每个合理的道德体系和每个正直的人所共有的。”

有效利他主义运动认为它介于以上二者之间。Open Philanthropy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伯杰（Alexander Berger）说，在鼓励人们将自身收入的10%（远远超过美国人平均2%的可支配收入）捐献给与其直接情感满足无关的事业时，有效利他主义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仅仅是“努力使事情变得更好”。伯杰最近在推特上写道，有效利他主义的核心见解之一是，“舒适的现代性与利他主义的影响和道德严肃性的水平是一致的，我们通常可能会将其与道德英雄主义联系起来。”他认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向GiveWell推荐的慈善机构或类似机构捐赠10%收入的世界将是更好的世界，儿童死亡率和贫困率会大大降低。

有效利他主义更容易满足人们的需求，可能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在过去50年里取得辛格的论点未能达到的成功。伯杰告诉我，“有效利他主义不需要你重新塑造自我意识。你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不必成为一个激进的苦行僧。”

另一种批评意见认为，有效利他主义过深地扎根于支撑当前权力结构的价值观，但实际上不应由个人来解决影响重大的问题。麦卡斯基尔同意这一点，他指出有效利他主义正在做大量的工作，试图在政策层面上改变现状，但他也认为这种说辞会成为富裕的人推卸责任的借口。他说：“社会由个人组成，政府由个人组成，公司等也是如此。”因此他认为，有效利他主义应该把重点关注对大型机构与个人行动的改变。

相信一个人确实有可能做出改变，可以激励人们重新组织其优先事项。当尼尔·鲍尔曼（Niel Bowerman）遇到麦卡斯基尔并决定改变人生轨道时，他是一名气候科学家和活动家；他帮助建立了“八万小时”，现在在那里工作。

2020年的调查显示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中位年龄为27岁，在这样一个如此年轻的运动中，这种信念也可能导致人们对自己施加巨大的压力，以优化他们所有的生活选择。鲍尔曼说，“当我第一次接触有效利他主义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略带诱惑的想法：我为什么不把倾尽一生从事这项工作呢？”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不可持续的，也不是最大化行善的最佳方式。

许多三十多岁、年纪较长的有效利他主义者说，做好事是众多目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目标。怀斯有三个孩子，支撑着她的生活。她说：“对此问题持绝对化的态度，以至于生活中没有其他重要的推力，这既不现实，或许也不可取。我们都需要做出对人类有益的决定，而不是像仅仅把自己变成优化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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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斯基尔在牛津大学的办公桌上有三个人的画像。墨子，中国古代道德哲学家，他教导说道德应该包括对所有人的平等、公正的关注；本杰明·莱（Benjamin Lay），英美贵格会成员，他是早期反对奴隶制的杰出人物；以及艾琳娜·森德勒（Irena Sendler），波兰人道主义者，在二战期间拯救了犹太人。

看着他们，让麦卡斯基尔记起了这些道德先驱的思想被广泛接受的漫长道路。对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第一次公开抗议是1688年格尔曼敦贵格会请愿，奴隶制直到1833年才在大英帝国被废除，几十年后在美国被废除，直到1962年才在沙特阿拉伯被废除。历史鼓励麦卡斯基尔赞成逐渐演进而非革命。他说，废除奴隶制“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道德变革，与女权主义并驾齐驱。因为我们极大地缩减了过去，所以它们看起来并非是渐进式的；但在我们谈论这近300年的历史中，它们实际上都是逐步地演进。”

当麦卡斯基尔努力为未来的几代人辩护时，他试图牢记各种想法是如何在几十年和几个世纪里发挥作用的。在《我们对未来的亏欠》一书中，麦卡斯基尔认为，一个繁荣的未来并不是幻想；它可能有些飘渺，但它有实现的可能。他写道，“这是一个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我们的后代就能真正建立的未来，前提是我们为他们铺平道路。”

这项任务需要塑造富有想象力的同情心。在麦卡斯基尔新书精装版的末尾，一个二维码会带你进入一个短篇小说《事后》（Afterwards），这一小说献给他的女友。故事的背景是几千年后的“善之地”（eutopia），与意味着“乌有之地（utopia）”的乌托邦不同，“eutopia”意味着“良善之地”。其中一幕是一个人物描述了她如何地阅读历史。让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人们曾在地下的火车上旅行，挤在一起，使彼此都生病。“他们每天都会如此，即使他们深感厌恶。但他们会继续如此，因为他们无可奈何，只是为了过上一种勉强不错的生活。他们几乎没有想过生活可以有多好。”

我发现这一点令人惊讶地动人。如果我想一想我的先辈，即使是200年前，他们也不可能想象到我现在的生活。难怪我很难想象一个比麦卡斯基尔所说的“全球斯堪的纳维亚”还要好得多的未来，在那里，每个人的生活都与今天最富裕的人的生活相差无几。

麦卡斯基尔告诉我，“我们真的可以未来变得十分美好。想象一下你最为美满的人生历程，你可以拥有一种比那还要好千百倍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发现自己回忆起那次谈话，我生命中那些闪烁着美丽、欢乐、爱和笑声的时刻，以及使这些时刻更有可能实现的稳定性与安全感。我想到当下体验着生命的人，他们值得拥有这样的时刻，以及所有仍将到来的生活，它们可能会更幸福、意义更丰富，或者变得更加糟糕。如果这一切取决于我们在未来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我不知道究竟如何行动以确保我们的行动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但若是未来能像麦卡斯基尔认为的那样恢弘济楚，似乎值得一试。

译者介绍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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