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吴生（1883-1979）出生在苏州，因此得名“吴生”，却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的英文名为George Ashmore Fitch，在华生活长达八十年，与民国政要郭秉文、张群、董显光等皆为世交，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曾邀请他当主持人。不过，考虑到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费吴生推荐了好友余日章主持婚礼，但他和夫人杰拉尔丁·汤森（Geraldine Townsend Fitch，1892-1976）仍是蒋宋夫妇新婚后到家中做客的第一对外国人夫妇。
费氏来自一个传教士家族，前后有十六位家族成员在华传教。费吴生的父亲是在华北美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George Field Fitch，1845-1923），曾任上海美华书馆主任、《教务杂志》总主笔等职。哥哥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1873-1954）是杭州之江大学的联合创校人并担任校长十余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遭侵华日军囚禁长达4年之久。父母的名望和良好人际关系帮助费吴生结识了一批华人社会名流：宋嘉树、王宠惠、王正廷、唐绍仪、伍廷芳、邝富灼、赵锡恩、陈光甫、聂其杰……通过与这些人的密切接触，费吴生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波谲云诡有深入的观察。
费吴生与夫人杰拉尔丁
1979年费吴生去世后，其子罗伯特·麦克莱伦·菲奇（Robert McLellan Fitch） 代表家族将费吴生夫妇生前保存、收集的档案捐赠给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但由于缺乏整理、目录不完善等原因，这批档案湮没在哈佛燕京浩瀚的馆藏资料中，被了解和利用得很少。
2013年-2015年，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姜良芹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无意中发现了这批包含海量书信、日记、报告、文稿、照片等一手资料的个人档案，她敏锐地意识到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姜良芹教授参与南京大屠杀史料整理工作多年，而1937年任南京国际安全区总干事的费吴生正是日军暴行的见证人、记录者，是他冒险将相关资料和胶片带到上海、带回美国并公诸于世。事实上，此前学界对费氏的认识与研究也大都局限于此。然而这批档案包罗万象的内涵远超想象，费氏夫妇漫长而丰富的人生历程贯穿近一个世纪，是近代中国、中美关系乃至亚太地区诸多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观察者。
在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支持下，姜良芹教授召集十余人的团队先后前往哈佛阅读档案并重新编目，挑选出七万页资料制作成电子档案，回国后继续围读、讨论、梳理、校对。历经六年的整理与研究，《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终于以40册的大部头出版问世，引起学界的关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就费氏夫妇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角色、外来宗教与民族国家的纠葛、国际非政府组织对近代中美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对姜良芹教授进行了采访。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
澎湃新闻：这批档案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原名为“ 费吴生档案 ”，您的课题组整理后认为应该定名为“费吴生夫妇档案”，可见费夫人的角色举足轻重。档案中的费夫人是怎样一位女性？另外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档案编选、整理、命名的原则？
姜良芹：费档原来的正式名称是“费吴生档案（The George A.Fitch Papers）”。事实上，费档中藏有近乎占据一半体量的费夫人相关史料，经过整理以后，我们认为叫做“费吴生夫妇档案”更准确。这一新命名也得到了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认可，目前，在它的网站上，已经采用这一新名。
费吴生一生经历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艾伯塔·肯普顿（Alberta Kempton）于1919年因伤寒病逝，留下4名年幼的儿女。1923 年，经历丧妻之痛的费吴生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同在中国从事基督教青年工作的杰拉尔丁。1924年6月30日，费吴生与杰拉尔丁在美国密歇根州举行婚礼，从此夫唱妇随，相守相助，谱写了一曲旅华传奇。档案中涉及两位费夫人的史料，少量有关第一任妻子的史料主要是出现在家族史或家族通信中，绝大多数为第二任妻子杰拉尔丁的史料，因此档案中“费夫人”主要指第二任妻子杰拉尔丁。
杰拉尔丁·汤森，1892年9月9日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牧师家庭，1917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阿尔比恩学院(Albion College)，来中国前曾在美国中学担任教师。家庭环境影响与个人性格使然，杰拉尔丁加入美国基督教组织卫理公会的青年人协会——务德会(Epworth League)，从事青年团契活动。1919年，杰拉尔丁作为被务德会派往海外的第一位女传教士来到中国，担任中国务德会理事长（秘书长）一职，致力于在华发展青年团契工作。务德会青年团契的名言是“青年工作为青年” (Young People’s Work for Young People)。 杰拉尔丁为促进务德会青年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常年在外实地考察各地的青年工作情况，她的足迹踏遍中国东部的省份。为此，她写了大量的游记，介绍自己在各地的见闻、走访的古迹名胜以及工作感言等，并以此作为工作汇报发回美国的母会。杰拉尔丁并非费吴生原配，却是其漫长一生的伴侣与挚友。
晚年的费吴生夫妇与蒋介石夫妇
在华期间，费夫人曾担任多家英文报纸的记者和编辑，包括《字林西报》 (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等，她还活跃于上海的社交和教会工作中，积极参与上海地区妇女团体和教会妇女团体组织的各项活动。
由于费吴生夫妇与宋氏家族私交已久，加之费夫人良好的文笔，从1930年代起宋美龄经常请她起草或修改英文文章。因为在中国的特殊经历及地位，费夫人在美国亦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远东问题专家，且一生笔耕不辍，文著颇多。通过整理档案，可以发现，费吴生夫人是一位有热情、有能力、有正义感的女性，例如在抗战时期，费吴生夫人积极奔走，参与各种团体和社会活动，为宣传中国抗日，呼吁美国民间援助中国，付出了很大的辛劳。
存放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费吴生档案
费吴生家族一共保留了43箱费吴生夫妇档案。最初，哈佛燕京图书馆将这批档案按原来顺序重新分装于55个纸箱中，后又分为57箱进行存放。虽然各箱所收档案的内容都与中国相关，但在整理初期，课题组成员即发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公布的档案清单中，每箱档案的原始名称，有的并不能涵盖这一箱档案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每一箱档案所涉及的历史都极为复杂，原来的主题名称并不能准确地突出相关档案的显著价值。因此，我们按照费吴生夫妇生平活动轨迹，分主题作二次整理，归纳出“日本侵华编”“中美关系编”“社会团体编”“个人文献编”四编，按照“一·二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战时重庆”“费吴生夫妇与名人往来书信、影像”“基督教青年会”“盲童学校”“扶轮社”“共济会”“费吴生家庭财产”“费吴生夫妇文稿”等23个主题进行重新归类。既集中体现费吴生夫妇档案的研究价值，也便于读者阅读与研究。
澎湃新闻：费氏夫妇介入国民政府的事业很深，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关系可以用亲密来形容。 作为外国传教士的费氏夫妇为何如此受其倚重？我们应如何理解当时传教士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对中国政治的介入？
姜良芹：《档案汇编》第10册收录了费吴生夫妇档案中与蒋介石、宋美龄相关的书信与文稿（英文）。“费档”捐赠哈佛燕京图书馆前，蒋宋相关资料就已经被费吴生夫妇及其家人按书信、文稿和照片进行了简单分类，并以专题的形式集中存放。这说明费吴生夫妇尤为珍视他们与蒋介石、宋美龄交往的经历，因此特别重视蒋宋相关资料的收集与保存。这批书信自1932年5月25日宋美龄致费吴生夫人函起，至1977年7月16日宋美龄致费吴生函止，共计135封。时间跨度非常大，也显示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与费吴生夫妇的密切关系。
费吴生出生于传教士家庭，家族五代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费吴生的父亲费启鸿，曾在中国先后传教近半个世纪。哥哥费佩德也是一名传教士，担任杭州教会大学之江大学校长十余年。1909年，费吴生被任命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通过青年会的平台结识了一批华人社会名流。如曾担任基督教青年会理事长的宋氏姐妹之父宋嘉树，曾担任青年会理事长的王宠惠、王正廷，以及社会名流唐绍仪、伍廷芳、邝富灼、赵锡恩、陈光甫、聂其杰等。1927年，费吴生夫妇应邀参加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典礼，并且是第一对受邀到蒋宋夫妇新婚后的家中做客的外国人夫妇。1929年，作为孙中山岳父宋嘉树的好友，费吴生夫妇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奉安大典。通过与这些上流社会华人的亲密接触，费吴生逐渐和国民政府高层特别是蒋、宋、孔家族建立起深厚的关系。由于和国民政府高层关系密切，费氏夫妇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传教士，最大特点是参与到国民政府内部活动中。例如，费吴生曾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执行顾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军人服务团顾问，这两个组织与国民政府都分别隶属于行政院和军委会，费吴生在其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931年初，在国内反基督教运动的背景下，蒋介石对基督教予以优待和保护，1931年12月2日，蒋介石特别邀请美英法等国26位传教士领袖赴南京聚会，呼吁教会和教徒配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新生活运动”，费吴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宋美龄之邀请担任新生活运动的顾问。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在日记中曾“主张以牺牲、服务、团结等基督教思想为基础，来改造中华民族。”从某种程度上讲，蒋介石认为基督教为其提供了拯救自我与民族的动力，也是重要的手段。这也印证了学界的一种观点：“基督教势力融入中国民族命运、国家政治生活最深刻的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
费吴生夫妇与蒋介石夫妇的关系展现了传教士与民族、国家、宗教间的复杂关系，他们试图以宗教信仰为纽带连接两个文化、历史背景迥异的民族，通过基督教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参与到民族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中，从而使基督教与民国中国融为一体。但是两者最终诉求各异，从费氏夫妇为代表的传教士来看，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征伐”——中国的基督教化；从蒋氏夫妇来看，两人是现实的政治家，当虚幻的上帝与实际的政治诉求发生分歧（有矛盾）时，是不会容忍宗教活动超出政治许可的范围的，他们追求的是基督教融入为其政权的服务与效力。因此，当时在华传教士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的上升与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深入介入密切相关，同时，这场宗教与政治的“联姻”者，只是因为当时对付“共同的敌人”，而作暂时的“同路人”，最终还是“中国的基督教化”与“基督教的中国化”之争。
澎湃新闻：费吴生为中国研究者所熟知，主要缘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救护难民以及积极向世界揭露日军暴行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是他的日记。但他的日记版本错综复杂，也是您整理的《档案汇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能否请您稍作介绍？
姜良芹：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费吴生留下的重要证据就是他的日记，而这段经历的日记版本却较为复杂。费吴生日记首次披露是在其同事约翰·马洛尼（John Maloney）在杂志《眼界》（Ken）上发表的文章《在南京的掠夺：一名在中国居住20年、南京沦陷后留下来的美国人向约翰·马洛尼的讲述》，该文后来被《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全文转载。英国记者田伯烈（Harold Timperley）《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和徐淑希所编《南京安全区文献》都收入了这篇文章。由于日记译文不甚确切，章开沅先生在《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一书中作了重新翻译，并据费吴生回忆录增补了少许内容。这部分内容后收入张宪文主编的72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卷中。不过，以上版本的日记均非日记原稿，内容亦不完整。此次出版的《档案汇编》第2、3册收录了费吴生日记原稿，一并收入的还有书信、剪报、文稿、报告、通知等，大部分内容未曾发表，价值极高。第2册还收录了两份未署名日记拾零和一份麦卡伦（J. H. McCallum）日记。第一份日记为一位驻留南京的美籍外侨在1937年9月间的日记。第二份日记为1937年年底，按入院日期记载金陵大学医院（今鼓楼医院）接收的34例日军暴行受害者记录。第三份日记为留驻金陵大学的基督徒布道团成员麦卡伦牧师1937年12月19日至1938年1月15日的日记。这三份与费吴生日记，以及其他已刊布的相关日记构成了研究南京大屠杀时期南京城市状况、日军暴行、民众生存状况等的有效资料。有意思的是，费吴生在家信和文稿中，也大量摘录了日记，这些材料需要互相结合，以补正历史细节。如费吴生1937年12月24日的家信中就援引了12月10日的日记，介绍彼时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为 27人，其中18个美国人，5个德国人，1个英国人，1个奥地利人，2个俄国人。
澎湃新闻：您曾表示费吴生夫妇档案是“ 中美近代共有历史的桥梁 ”，能否请您谈谈这个“共有的历史 ”？
姜良芹：费吴生夫妇作为长期定居中国的美国人，他们是二战前后中美关系演变的推动者与记录者。费氏夫妇档案中有大量关于中美关系的材料，数量可谓庞大。就费吴生夫妇的作为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费氏夫妇特别是费夫人亲身参与的，呼吁美国政府对日禁运与废止中立。抗战爆发后，美国政府起初采取中立立场，同时与中日双方进行贸易往来，客观上起到了支持日本侵略的作用。旅美华人华侨与关心亚洲战场的美国民间人士携手发起对日禁运与废止中立的活动，费氏夫妇积极参与到这一行列中，特别是费夫人，奔波于中美两地，一边进行演讲，一边撰写文章，还就该问题与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国会参众议员等进行通信。二是积极参与美国民间援华组织，亲身投入到帮助中国争取外援的活动中。抗战爆发后，美国民间组织了许多援华机构，如美国医药援华会、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美国促进委员会、中华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美国援华会、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美国对华急救委员会、美国教会对华救济会等。费吴生夫人作为当时有名的社会活动家，与美国援华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对华援助募捐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她利用自己的人脉，积极与中美两国民间人士联络，呼吁他们为中国抗战进行募捐，支援中国作战。所以说，费吴生夫妇在二战时期的经历，既是中国人记忆的一部分，也是美国人记忆的一部分，这些经历是双方共有的，说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毫不夸张。
回顾中美两国这段历史，档案中呈现的较多的是民间面相，但其实大多不乏政府层面的推手或至少有着来自政府层面的配合，因此战时中美民间交往与官方往来是一对双向互动的关系。这么多年来，不管两国间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高低起伏和亲疏远近，中美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岁月，共同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是无可否认的。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都是自尊自信自强的人民，都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两国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应该得到重视，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都是机遇而非威胁。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出路。
澎湃新闻：费吴生夫妇作为社会活动家具有多重身份，他们同时是基督教青年会、扶轮社、共济会、务德会等组织的成员。从档案来看，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近代中国， 尤其是在抗战的背景下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姜良芹：这些非政府组织在抗战时期成为联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桥梁与渠道。他们是暴行的揭露者——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在华侵略战争及其暴行；是抗战的宣传者——为中国的抗战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舆论支持与国际宣传；是人道的援助者——为中国的抗战争取国际援助，以及运输国际援助物资、人道主义国际友人等；是国际的联络者——成为中外政府（中美政府）间的特殊联络者，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推进抗战中的合作。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美国社会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呼吁美国改变“中立”政策等活动，对改变美国民众及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态度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以扶轮社（Rotary Club）为例，这是一个著名的跨国联谊组织，成员多为工商界精英。1905年，第一个扶轮社成立于美国芝加哥，之后其组织迅速由美国扩散至世界各地。1919年，上海扶轮社成立，这是中国境内第一个扶轮社组织。中国境内先后成立了三十多个扶轮社组织，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扶轮社进入中国以来，致力于中国的社会服务活动，为中国广大贫困人民提供了众多人道主义服务，如救济灾民、援助中国医疗事业、资助儿童教育等。可以说，扶轮社既是援助中国贫苦民众的公益组织，也在民国外交史、社会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费吴生是国际扶轮社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国扶轮社、韩国扶轮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推动了广州、青岛、杭州、苏州、西安等多个地区扶轮社组织的成立，曾于1930年被选为上海扶轮社主席，并于抗战期间担任重庆扶轮社主席，长期代表中国扶轮社参加扶轮国际的活动。通过主持中国扶轮社的事务，费吴生亲身经历了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费吴生代表上海扶轮社与日本扶轮社进行交涉，希望通过国际组织的力量缓解中日矛盾。与此同时，费吴生领导了基督教青年会、红十字会、扶轮社等人道主义组织，对难民进行援助。1937年亲历南京大屠杀后，费吴生作为扶轮社成员，在美国各地的扶轮社组织进行演讲，使得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得以广泛传播。
澎湃新闻： 除了中美高层之外， 费吴生夫妇还与朝鲜半岛政要名人如李承晚、金奎植、金九有密切的书信往返。能否谈谈他们与朝鲜民族独立运动的渊源？
姜良芹：1932年4月，韩国独立运动人士金九、安重根、尹奉吉等策划了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此次行动中，日军上海占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受重伤。案发后，费吴生夫妇将金九、安重根、金澈和严恒燮四人藏匿自己家中近一个月，后掩护他们转移至浙江嘉兴。此后，费氏夫妇一直与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保持往来，并采取各种方式支持他们的活动，双方一直保持联系。如1942年8月，墨西哥韦拉克鲁斯的韩国人士在获得韩美理事会正式任命后，致信费吴生夫人，感谢她长期以来对韩国独立运动所付出的努力。
1947年，费吴生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辞职后，基于私交接受了到朝鲜去的新工作（恢复基督教青年会在朝鲜的工作），而他在朝鲜为期三年的服务任期，一直延长至战争爆发。
澎湃新闻：1939年6月，费吴生经由西安北上访问延安， 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就中共抗战、中美关系、宗教问题等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如何理解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姜良芹：1939年6月，为了调查对战时青年学生救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基督教青年会组成了由梁小初、江文汉、费吴生组成的三人代表团，对延安进行了实地考察。参访团首先到达西安，在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的陪同下前往延安。到达延安之后，他们受到边区政府的热情招待。随后，他们对延安各处进行了参访，先是参访了“抗大”和妇女学院，继而又参访了延安青年组织相关机构，了解延安的青年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最后，费吴生一行受到毛泽东亲自接待，整个过程持续了约两个小时。在会谈期间，毛泽东表达了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并认为妨碍中国胜利最大的危险是内部不和。当谈到共产党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时，毛泽东表示“共产党一贯坚持宗教自由的原则，强迫人不要信仰宗教犹如强迫人信仰宗教一样错误”。参访团成员对此次延安之行印象不错，费吴生在发回美国国内教会的报告中特别指出：毛泽东认为“只要信教的人在政治上不反对政府，信仰各种宗教都是允许的”。尤其是共产党对青年会的态度问题：“毛主席表示欢迎我们派人到延安设立青年会服务处，而且将从各方面予以协助。”
1939年夏，费吴生延安之行拍摄的毛泽东照片
1939年夏，费吴生延安之行拍摄的王明、周恩来
1939年夏，费吴生延安之行拍摄的汽车驶过黄河
澎湃新闻：您所整理的档案汇编中，非常有意思的是还包括一部分私密性较强的个人材料，如费吴生的家庭财产财务状况。您认为这部分材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传教士的哪些面向？
姜良芹：过往学术界研究在华传教士，较多地关注传教士在宗教、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领域的活动及影响，鲜少关注传教士群体自身生活实态。在华传教士的收入来源是什么？生活水平如何？在中国有无投资活动？生活状况对其在华活动有无影响？以及传教士的经济状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均有重要价值，但尚未引起学术界注意。我们的《档案汇编》第30册“费吴生家庭财产”详细地记载了费吴生及其家族的经济情形。其中第三部分为费吴生家庭财产及其投资，该主题史料以书信和财产文书为主，前者主要是费吴生夫妇与上海美华地产公司、群益行、汇丰银行、中国银行等机构以及投资经理、法务人员之间的通信，围绕家庭投资问题展开；后者是费吴生家庭储蓄账户、投资清单、租赁合同、退休津贴、银行信托清单、基金捐献表、财产遗嘱等材料。这些私密性极强的史料为研究者从私人经济角度探索近代在华传教士群体具有较大参考价值，可以较好地帮助学界理解在华传教士的生活来源、经济状况，以及经济状况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关系。第二部分主题为“在华财产受损及索赔诉讼”，一方面记录了费吴生就抗战期间在华财产损失和索赔事项与美国驻南京大使、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美国驻重庆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等机构和个人之间的沟通过程，一方面呈现了费吴生战时在华财产损失和索赔诉讼的细节。其中1938年10月的财产损失陈述中，详细披露了费吴生在南京保泰街住所和上海虹桥路房产遭日军破坏、掠夺的情形，特别是南京沦陷后日军多次非法闯入和抢劫费吴生保泰街住所的细节，陈述附录中则开列了具体损失清单。这些难得一见的史料既有助于理解传教士在华财产问题，也有利于侧面窥视战时日军在华侵略破坏情形。
澎湃新闻：上一个阶段的档案整理工作有什么遗憾之处吗？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姜良芹：在这些关乎中外关系的主题之外，还有大量的、琐碎的有关费氏家族在华生活与交流的生活史、情感史方面的资料有待整理，特别是大量家族成员之间的私人通信，非常具有整理的价值。费氏家族成员间的通信与交流，将向学界展现在华传教士家族的兴衰与近代中外历史、时代命运的纠葛互动。所以，我们接下来计划将费氏家族史料（传教士家书）进行梳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