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重庆山城步道，表现重庆棒棒和传统吊脚楼的雕塑。（视觉中国/图）
最蓬勃时期，重庆约有40万棒棒，其中女性占比为3%。如今行业式微，女棒棒更少了，南方周末在朝天门仅找到8个。
“老板喜欢找男棒棒。”这一行里头，体力意味着金钱。在2023年，黄秀丽出的力气平均一斤值9分钱。
高宗琦没想过转行，“棒棒自由，没得人管。担得起就担，不想做就休息”。赵东秋也觉得做棒棒“好耍”，每天赚够100元就下班。
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郑彩琳
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责任编辑｜谭畅
“女娃儿咋出来当棒棒儿嘞？咋个担得起活儿哟？去干点轻点的活路儿噻。”这是51岁的黄秀丽在重庆朝天门综合批发市场担货时经常遇到的劝诫。
站在朝天门的高处，可以看到嘉陵江和长江交汇，这里是重庆最大的水码头。嘉陵江以南、长江北岸是长江滨江路，在这条现代街道上，坐落着重庆最大的批发市场聚集地——朝天门综合交易市场，它宛如一条飘带，流动着各地进货的人群，也流动着重庆的经济。
山城重庆路陡平地少，特有的地势地貌，为棒棒提供了生存空间。“棒棒”为重庆方言，原意“棍子”，当地以此代称扛着一根竹棒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在朝天门综合交易市场，棒棒们承担着这条经济链条上最后一环：搬运。
如果你细细看，能从穿梭于市场各店铺的棒棒中找到零星几个女性的身影。她们剪着短发或盘着发髻，看起来老练通达，和主导这个行业的男人们仿佛没什么两样。
她们有的单打独斗，有的开“夫妻档”。在出卖体力谋生的行业，她们常要应付雇主对其“业务能力”的质疑。但即便如此，她们也不愿丢下棒棒。
清晨6点的朝天门，江边货轮拉响汽笛，搬运车与柏油路摩擦发出的碰撞声，比重庆夜市还热闹。2023年9月30日，黄秀丽拉开窗，嘈杂声和阳光一齐透进房间。地板上搁着自腌酸咸菜和黄秀丽从各种地方搜刮回来的瓦楞纸箱子，桌上散落着饮料瓶和剩菜……这个弥漫着霉馊味的家，是黄秀丽一斤一斤挑出来的。黄秀丽已经有24年“棒龄”。一根棒棒，一条三米长的红色尼龙绳，外加一辆232元的小推车，就是她工作的全部助手。每天早上6点45分，黄秀丽准时到大正商场里“上班”，一边等单上门，一边和其他棒棒摆龙门阵。2023年9月，黄秀丽在搬运货物途中。（郑彩琳/图）跟黄秀丽合作最多的雇主，是外号叫“刘油头”的刘春生，他在大正商场卖男装25年了，顶着圆鼓鼓的啤酒肚和显眼的光头。每早刘油头清算货单时，黄秀丽就过来帮他按照送货地一袋一袋装货、担货。刘油头答应每袋付30元，这是黄秀丽在朝天门市场能要到的比较好的价格。一袋309.6斤，直线距离324米——在2023年，黄秀丽出的力气平均一斤值9分钱。“划得着，一般都是十多块。”她担的大多是服装类货物，重量轻，相应价格也会低些。按照黄秀丽的经验，担货要动脑筋，不能莽起下力。为了减少空气阻力，她在拉货时呈半低头状；双手戴上手套，增加与推车之间的摩擦力。“搬东西上坡最恼火，一个人担（起），脑壳疼。”早年在朝天门，回家的路上，黄秀丽存货单的挎包遭摩托车抢劫，“老子哪能忍，那是我的血汗钱。”为了保住钱，黄秀丽和摩托车较劲，导致上臂骨头移位，“花了好几千，医生也没给我治好”。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黄秀丽的脚底板肿起来，睡醒了清早蹬地就开始痛。她自己琢磨扎针，抹药酒，结果越治越“恼火”。因此，黄秀丽喜欢挽起一半的裤腿，给小腿“放放气”。碍于身体疼痛，黄秀丽挑起大体积重物上坡下坎时，都会侧身慢挪。一米多高的大箱子，黄秀丽会将绳子先展开挪到重物下，提起两头交叉捆起套在竹棒上，并在行走的过程中双手扶持货物。对于黄秀丽来说，身体不仅是工具，也是她的搭档。下午4点，朝天门批发市场各家商户都拉下卷帘门，黄秀丽在商场藏好棒棒和货车，回家做饭。上坡下坎时，黄秀丽不能用推车，需要纯人力搬运货物。（郑彩琳/图）黄秀丽来自距离重庆主城区120公里的垫江，家里排行老幺，上面还有4个姐姐。在农村的时候，黄秀丽经常拖着姐姐大号的衣服去田里掰苞谷，收麦子，打谷子。即使在村里起早贪黑，黄秀丽挣的钱也只够应付自己吃。她决定去城里看看。离开垫江的前一夜，她去山里的竹林砍了两根竹子，心想以后就靠着这棒棒赚钱了。当天晚上，黄秀丽抱着棒棒睡了一晚，第二天关好门窗，直奔城区。黄秀丽1997年来到朝天门，那年她26岁，眼睛没有鱼尾纹，头发微卷黑亮，用一根黑色皮筋系住，精神干练。之所以来朝天门，因为这里是棒棒们发家致富的风水宝地。1991年，朝天门综合交易市场正式开业。到1997年，市场经营场地由最开始的6000平方米发展到27万平方米，经营户由500多户发展到10000多户。1996年，这里的市场年交易额达到30亿元。那时候，在棒棒聚居的朝东路，负责重庆璧山物流的彭莉，一天最高开到2万元以上的货运单子，“写到飞起，老子的关节疼死了”，彭莉痛并快乐着。刘油头一天的贸易额可以达到3万元以上，他形容自己的单子像火车拉煤看不见尾。高宗琦也赶上了这波“红利”。1990年代末，来自綦江的高宗琦和老赵，在老家种苞谷，第一年将货拿到城里卖，还没进城就被抢了一大半，亏了。第二年再拿到城里来卖，又亏了。听说在城里，帮人提东西也能赚钱，夫妻俩抄起棒棒，就来了朝天门。“我认不到字，跟在老公身边也安全些。”这一跟，就在朝天门跟了19年。每到年底，夫妇俩会得到一份老板发的1万元打包费，老赵笑称自己也是和白领一样有“年终奖”。他们靠着这笔“年终奖”应付回家过年的开支，高宗琦父母夸女婿有出息。赵东秋来到朝天门是为了儿子的媳妇本。三十年前，赵东秋与丈夫在四川安岳县开了一家零售店，虽然钱赚得比种地多些，但夫妻俩还是愁，何时能“闷”出一套房给儿子娶媳妇。后来和人聊天，得知当棒棒来钱快，夫妻俩在自家山里砍了两节竹子，用镰刀刮去竹肤，缠上胶带，绑上尼龙绳，连夜买了票，凌晨就到了朝天门。刚来朝天门，赵东秋一天的收入仅两元。但她不着急，背着索索（绳子）到处乱逛。四个月，赵东秋在朝天门逛出了自己的“人情社会”：哪家的女娃有好多岁，哪家婆娘命很苦，她了然于心，“我们要先熟悉圈子，别人才能喊到你，不然只能打白板（挣不到一分钱）”。慢慢地，5元、10元……越来越多托运单进了赵东秋的腰包。2003年，棒棒的“起步价”为15元，赵东秋和丈夫最多一个月可以拿到1万元以上的货单。担货时，赵东秋经常穿着牛仔裤和一件三十多元的黄衬衣，脖子上戴一条细金项链。朝天门综合贸易市场的蛋糕越做越大，棒棒也越来越多。重庆大学2010年《山城棒棒军的生活状况调研》显示，最蓬勃时期，重庆约有40万棒棒，其中女性占比为3%。重庆朝天门综合交易市场，是大多数棒棒找活儿的第一站。（郑彩琳/图）诗人傅维曾这样描述：在重庆，你的朋友喝醉了，可以请棒棒把他们背回去；女友过生日，可以请一群棒棒把花送去，还献上一首《生日快乐》歌；如果你的宠物遭遇不幸，可以请棒棒来帮哭……虽能挣着钱，但棒棒们过得节省。刘嬢嬢和丈夫开着朝东路上唯一一家诊所，已经开了三十多年。刘嬢嬢印象中，很少有棒棒来看病，即使来了，也是开些头疼脑热的药，“他们舍不得钱。我开个一包一毛钱的阿咖酚散，他问我能不能再便宜点”。高宗琦说，黄秀丽长得水灵，不像是干体力的。这样的姑娘，在朝天门棒棒里面没有市场。曾经有老板嫌她是个女娃，担不起活儿，黄秀丽就会顶嘴：“我担不起不要钱！”“担得起又怎样？你一辈子是棒棒，我一辈子是老板。”伶牙俐嘴的黄秀丽听到这句话，就闭嘴了。出卖力气的棒棒，离不开老板的挑选。“老板喜欢找男棒棒。”这一行里头，体力意味着金钱。在朝天门批发市场，大宗货物的商场更青睐有体力的男棒棒。“他们一车可以赚五十多，我一单三十，滴滴嘎嘎（很少）的。”勤能补拙，黄秀丽只得多拉几趟。高宗琦很羡慕能担玩具的男棒棒，“钱多，一趟顶我（担）鞋子的三趟。”她1998年来到朝天门，在黄秀丽对面的新重庆朝天门国际鞋都担货。高宗琦也曾和老板商量，但老板下一次还是叫男棒棒。高宗琦也没气馁，老老实实打包自己的鞋子，“他们男的瓜西西的（傻的），可干不了这细活儿。”每次得知需要打包的数目，高宗琦就开始构思如何横平竖直地将鞋盒最大限度放进箱子里。塞紧了，影响卖相；塞宽了，箱子顶部封不上胶，可能还要浪费另外一个箱子。高宗琦打包的步骤像化妆：先横铺打底一层，第二层换个角度大面积晕染，最后再像填补痘痘坑一样，见缝插针塞几个规格小的鞋盒，最后封胶，系绳。高宗琦手起“刀”落，打包绳就一刀两断。“手比刀好用，但速度要快，不然要见血。”已经有25年“棒龄”的高宗琦总能快速找到绳子的分叉点，迅速将其拽断。长年重复动作，高宗琦食指的关节处多了一条沟壑。打包最后一个步骤完成，高宗琦还要负责“售后”，将店主剩下的鞋子摆放好，收拾好垃圾，再将货物拉到对面的驿站。高宗琦和丈夫一起打包鞋子。（郑彩琳/图）女棒棒会遇到性骚扰。初来朝天门，黄秀丽和老高租房，搬入第一天，住对门的男棒棒见到黄秀丽，脱口而出：“多好的女娃啊！”便想去拍她屁股。“呸！老子即使没结婚，也不会和你耍朋友。一个嘴巴没把门，滚球去。”黄秀丽认为自己是直肠子，有委屈不能兜着。那个男棒棒不屈不挠，一天晚上9点，以搬运货物为借口，约黄秀丽出来。“老子信你个球，谁大半夜要运货？以后再拿老子耍，老子先把你耍了。”黄秀丽平时声音不大，但尖锐刺耳，稍微提高一个度，可以唬住一桌男棒棒。困难再多，黄秀丽也没想过不做棒棒，但挡不住行业式微。她记得很清楚，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朝天门的生意就撇掉了，“好多人都是川渝人，回家了。大家也没心思赚钱了，命要紧”。“余震”延宕到2010年，朝天门批发市场面临提档升级、综合整治，好多商户都动了搬出朝天门的念头。“外头的生意撇了，来进货的少了。”刘油头回忆。物流公司兴起，快递上门的服务行业竞争愈演愈烈，加上重庆轨道交通四通八达，私家车兴盛，似乎一切都在争抢棒棒的“饭碗”。肩扛竹棒、沿街游荡揽活的棒棒越来越少。2021年，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布的重庆棒棒生存现状调查估算，重庆的棒棒数量已不到2000人，且以老年人居多。高宗琦和丈夫合力搬运货物，途中遇到一个坡坎，路人一起帮忙。（郑彩琳/图）但高宗琦没想过转行。“我啥子都不会，只会出力。”高宗琦不识字，她觉得自己去做饭店的嬢嬢都会受到欺负，而且还要看老板的脸色，高宗琦不喜欢。她适应了不用“打卡”的上班。“棒棒自由，没得人管。担得起就担，不想做就休息。”黄秀丽也不想回家。“女棒棒一个，看见熟人，不好说得话。”亲戚认为黄秀丽在城里当棒棒会受侮辱。“我没觉得啥子丢脸，但他们总觉得你有啥事情似的。他们咋晓得我搞了好多钱？”黄秀丽想，能挣到钱就好，其余不算什么。“苦不打紧，最怕是担不到货，一天开天就要见好几百块钱。每次钱还没在口袋里捂热，就不见了。”黄秀丽算了一笔账：一个月4000元房贷需要按时应付上；儿子正在读书，一个月800元生活费也不能少；女儿生了外孙，夫妻两人都没有工作，黄秀丽和老高每个月2000元供着。为了在商场中占据一席之地，黄秀丽还需每年给商场上交2000元“占地费”——占据15块瓷砖构成的7平方米地块，黄秀丽的儿子闲暇时就坐在那里边等妈妈边耍手机。加上水电物业和伙食费，黄秀丽觉得每个月需要8000元左右，家才能开张。每年的9、10、11月份是朝天门服装市场的换货季，往年也是棒棒们赚钱的黄金期。但今年，两三天之后就没有货担。按老赵的话说，现在打水的钱都打不赢。刘油头也下定决心回老家了。彭莉还是坐在路边的小板凳上，不过现在一天只能开两千多元的货运单。黄秀丽经常等下班的时候偷偷去捡瓦纸楞子。高宗琦还是每天6点坐在朝天门国际鞋都等货，早餐从两根苞谷变成了一根苞谷，“没得钱挣，不要白吃”。棒棒少了，女棒棒更少了。南方周末走访发现，如今，在朝天门的女棒棒有8位，其中4位在新重庆朝天门国际鞋都担鞋子，1位在商储商场第三交易区搬衣服，还有3位流动在朝东路，主要搬运外来货物。在三峡广场的女棒棒有4位，其中2位经常在重庆新世纪超市门口等货，还有2位跟着丈夫到处拉货。在菜园坝公交站的女棒棒有1位，她旺季下午“收摊”，淡季担一早上就回去。被问及之前更多的女棒棒去哪里了，目前这块地区还有多少女棒棒，她们的答案都是“不知道”“不太清楚”。在其他棒棒聚集地如观音桥、白崖口街区、十八梯等，南方周末未发现女棒棒的身影。赵东秋早已攒够了儿子的媳妇本，但她依然不想离开朝天门。曾有人看上赵东秋的机灵劲儿，请她去算账，但赵冬秋谢绝了，“还是这里好耍些，可以和大家一起吹垮垮（聊天）”。赵冬秋现在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赚够100元就“下班”。黄秀丽还是坚持每日外出找活儿。早上出门前，她都会在脚上抹上自制的药酒，相信自己的土方子比看医生管用。“生活难搞，但还是希望日子变好。”其他人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