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好极了，钱几乎没有

在这个行业里，掌声和认可很脆弱，只有自我怀疑是持久的。创作者要记住的痛苦很多，但痛苦能不能成为未来创作的养料，谁也说不好。

德州扑克牌桌，大茶台

故事发生在一张德州扑克牌桌上。两个编剧面对电脑，出品人坐在桌子另一边，准确地说，他坐在椅子上，两只脚翘在德州扑克牌桌上。他摘下手腕上的金表，一手拿着，另一只手拿一把小刷子，一下一下，刷这只金表。他说，我今天走在路上，我哥们说了一个故事，你们写进去。

这时是2019年，电影行业还在蓬勃发展。两个编剧，一个叫单丹丹，另一个叫李阔。他们正在修改一个院线电影剧本，项目启动于两年多前，剧本一直没让出品人满意。

出品人也不说剧本不行，只是他每次都有新的想法、新的朋友的故事，要加进去。这部电影的编剧费45万，定金4万5千，单丹丹拿到1万6千。她已经改了两年多了，这是她在这个项目的所有收入。李阔加入进来，又改了十个月，他的收入是1万元。

单丹丹相信甲方总有他的道理，而且她签了合同，是乙方，就要尽力满足甲方的要求——只要甲方满意，就能顺利开机，这是她当时的信念。（不久后她就意识到，“我做到了也不会开机，就是很残酷，没有运气，很残酷。”）她也在意自己在影视圈里的名誉，不想被看成是收了定金却完不成工作的编剧。面对这位出品人，她心里有些不舒服，但转而就开始思考，这剧本怎么改啊。

李阔既生那位出品人的气，也生单丹丹的气。会上他装作记笔记，实际上在屏幕上打满了脏话。会后他问单丹丹，你有没有睁开眼看看，做这个项目的人，他能做好吗？

他们改了十个月剧本，终于退出了。单丹丹受李阔的影响，又或许是后知后觉，也生气起来，“你怎么能忍心这么对待一个编剧呢？”在最近的访谈中，她说她知道这件事写出来对方就能发现，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必须让他知道。”

单丹丹接受访谈，是因为她和李阔、另一个编剧高群一起创作的电影《银河写手》刚上映了。她和李阔两个人除了编剧，还担任导演。他们把自己做编剧时的荒诞经历，改编进了这部电影里。

拍《银河写手》时，剧组成员挤在车上，单丹丹觉得像春运

但在当时，要紧的还不是拍电影。首要问题是李阔和单丹丹都没钱了，只能借网贷交房租。这时李阔接到一个“梦中情活儿”。

“梦中情活儿”是这样的：一个电视电影，投资200万，钱必须花出去——这意味着这项目肯定能成；另外，时间紧张，两个星期必须出本——就是说不会要求一直不停改；最后，剧本不署他俩名——正合适，反正是当枪手，最好不留名。

李阔干编剧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当枪手，他没什么负担。单丹丹不太愿意，她一入行就定目标，决不当枪手。但也还是接了。

电视电影的导演喜欢坐在一张大茶台前面，大家一边喝茶，一边开剧本会。开会地点在西四环，两个编剧住在东五环的常营。李阔回忆起来都要弯起食指比个夸张的手势，“跨九个环！”

更夸张的是，见第一面导演就说，李阔，我想要一个李安的《喜宴》级别的剧本。这位导演还特别在意细节，他认真地问李阔，你说电影里这个滑雪运动员，他是滑单板，还是滑双板？

两个编剧始终不知道，导演到底对剧本是否满意，他甚至不怎么谈剧本，而热爱讨论形而上的话题。李阔不记得具体内容了，他只记得当时他觉得那样的谈话不该发生在西四环的茶台上，而该发生在法国的塞纳河边。他还记得，有时谈着谈着，一桌人突然安静下来，十分钟没有人说话。

一个多星期后，制片人说，只要再坚持开五天会，就能拿到两万块钱的尾款。李阔和单丹丹挣扎许久，决定不去了。

从象山到戛纳

《银河写手》的第三个编剧叫高群。2018年，在象山影视城，一个网大剧组，高群和李阔一起做跟组编剧。

刚一进组，两人就感到不对劲。他们和群演一起，住在一个招待所规格的酒店，大厅地面上蟑螂横行，房间的床单上有污渍，没有毛巾和洗漱用品。一百多米开外，导演、制片等人住在另一个洁净许多的酒店。

他们走路去导演的酒店开会，会上，导演接到服装道具等部门的提问，总是转过头来问两个编剧，看上去对他们信任又依赖。但在其他时候，他们就像剧组里不存在的人。他们收不到通告，不知道拍摄安排，不知道该坐哪一辆车，去哪里拍摄。有时他们自己去了现场，才知道剧组已经转场。

这是高群第一次跟组，他没想到编剧的地位这么低。做编剧之前，高群曾在北京做地质勘探，后来辞职回辽宁老家，干过物流，做过酒吧驻唱。他很羡慕一个做编剧的老乡，曾专门去问他有什么秘诀。他心里的编剧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的人，坐在小桌边，桌上放杯咖啡，对着苹果电脑，每天写，没有灵感就歇一歇。现在他的幻想都破灭了。

在象山，让高群最难受的是吃饭时间。没人告诉他们应该在哪里吃饭，吃什么饭。导演单独一桌，已经开始吃，另一边放着堆起来的盒饭，高群不知道该不该起身去拿。去拿了，好像自己就不再是电影主创，而变成工地上放饭时抢饭的人，如果不去拿，或许不伤自尊，但确实也就没有饭吃。这种坐立不安，左右为难，高群第一次体会到。他决定以后再也不做跟组编剧。

李阔能接受吃饭住宿这些硬件条件的简陋，但他受不了剧本被魔改。白天的戏改到晚上拍，导演觉得无所谓。一场戏里，角色被追杀，深夜回家取行囊，剧本里写着这时要偷偷摸摸，但这位演员演得兴奋，看到被洗劫的家，大喊，我可怎么面对我的父老啊！李阔感到痛苦，他想提出这其中的不合理——一个随时可能被抓住的人怎么可能深夜大喊大叫？但他知道自己说了也没人听。为了避免难受，他不再去拍摄现场了，只躺在房间的床上按要求改剧本。

单丹丹此刻也在剧组里，她是网大导演的朋友，来剧组帮忙，并学习电影拍摄流程。单丹丹眼见两个男编剧受到薄待，感到不平。她问导演，编剧不应该跟你们住在一起吗，大家一起聊剧本多方便，而且不是还有房间空着吗？导演不以为然，说，有一些要客串的演员要过来，得留着房间。单丹丹说，编剧更辛苦。导演说，演员更辛苦。更让她生气的是，她得知这两个人没有收到一分钱跟组费（编剧一般没有跟组的义务）。这位导演后来又发来合作邀约，她立刻拒绝。

单丹丹、李阔、高群，三个编剧就这么认识了。后来，李阔总发微信问单丹丹，明天几点拍？车在哪里？单丹丹一方面同情这个两个男的，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她那时即将导演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后来没成），来这里是观摩学习，不是打工。她和李阔、高群在有蟑螂路过的那个大厅初次见面，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以后可是要去戛纳的！（后来她承认自己那时因为一直没有作品，心虚了，所以才说大话。）

《银河写手》拍摄现场之一，是朋友酒吧里的储藏间

过山车

三年后，他们三个人合作，写出了电影《银河写手》。这部电影的两个主人公以李阔和高群为参考，故事的60%来自他们的真实经历。

电影讲的是两个主人公创作了一个自认为非常厉害的剧本，满怀信心要拍出来，却遇到种种困难。他们在其中挣扎，不知道是要坚持自己的创作主张，还是为了做成项目而妥协，最终几乎离开这个行业。电影也穿插讲述了这两个主人公的友情、爱情，以及在北京租房、搬家的北漂故事。

这部电影在2023年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备受好评，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最佳编剧两项大奖。一位看了电影的影评人在豆瓣写评论，“就算明天让我离开西宁，我也会觉得这趟FIRST之旅值了！！”

2024年3月30日，电影公映。票房低于所有人的预期，上映11天，票房414.3万，上座率0.6%。豆瓣开分7.3，三天后，跌到7.0。一星差评占比3.3%，有六百多条。

一条高赞的一星评价认为电影里的两个主人公写的剧本很有问题，而且从始至终他们也没能证明自己是有才华的，反观电影里甲方那些建议，明明很有道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接受？有什么可痛苦挣扎的？

永恒的自我怀疑

创作者到底要如何证明自己是有才华的？如果不能证明，那讲述自己的困境就是自怜和矫情吗？在影评中，这是一个剧作层面的问题，但或许，正因为创作者在现实中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它才会呈现在电影中。

李阔说，这一行就是很残酷的“结果论”，只有作品被甲方、被电影节评审、被市场、被大众验证之后，创作者才能心安理得地相信自己。在那之前，谁也不敢完全确认自己的才华。李阔做编剧的几年里，经常在自负与自卑之间横跳。写出一段好对白，觉得自己特牛，但看到一部好电影，或同行出了好作品，又觉得自己还差得远。

《银河写手》里，两个编剧把剧本埋葬了

其实在写出《银河写手》之前两年，李阔和单丹丹曾有一次近乎完全相信自己才华的时刻。那是另一个名叫《火星司机》的剧本，2020年入围了first电影节创投会。在pitch环节，他们讲完自己的剧本，对着台下一百多位资方，单丹丹说，老师们，你们就不要犹豫了，如果觉得我们有才华，快扫我们。PPT展示出两个巨大的二维码。李阔看到，台下的一百多人齐刷刷举起手机。下台之后，他们的微信消息通知已经超过100，不再显示具体数字了。

那是他们第一次参与创投，抛出橄榄枝的资方很多，都夸赞他们很有头脑，展现出了做导演的能力和魅力。单丹丹和李阔也相信自己，相信这个剧本，甚至觉得一回到北京，就能开机了。

但此后的两年，他们和高群一起，接洽了七八个资方，一直在修改剧本，始终没能推进到下一步。自我怀疑又浮上来，原来做不成，是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怎么还是不行？

那时单丹丹和李阔已经恋爱两年多，他们决定领证结婚，因为据说结婚那一年运势会好些。结婚的份子钱，也支撑了他们那段时间的生活。

这一年是单丹丹做编剧的第八年。入行不久，她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熬的行业。当时她写完了一部电影剧本，公司认可，付了编剧费全款。但直到她合同到期离开公司，剧本也没有开拍。她去问，公司给的答复是，一个电影剧本等几年再拍，在好莱坞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不可能写好就拍的。

再看身边的人，比她大几届的同行，很多都没有作品。《银河写手》上映后，杂志邀请他们拍摄，让他们邀请几位有影响力、有代表作的编剧朋友一起。他们翻遍朋友圈，发现身边的朋友都没什么影响力。这时单丹丹已经做了10年编剧了。

这些年里，她努力熬着，见群就进，见人就加微信，询问工作机会。她勤勤恳恳做好乙方，总是尽力满足甲方的要求，从不主动放弃，最长的一次剧本改了三年。但在《银河写手》之前，她做过的项目，没有一个被拍出来。“我后来自己反思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是在很认真地改啊。不知道。”

她的解决方法是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写。她卷自己，与李阔、高群合作后，也卷他们两个。“我不卷的话我无法消除掉我的痛苦，我的焦虑感，我只有在做的时候我才会跟自己说你很棒，你在做一个更好的东西。”

《火星司机》改了两年半，始终推进不下去。2022年7月的一天，三个人一起吃饭，都很沉默。单丹丹说，我们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写一个咱们自己的故事吧，全部按照自己的喜好，没有甲方，我们自己拍，自己投电影节，全都自己来。李阔和高群同意，最后一搏。

因为是自己的故事，剧本写得很顺利，只花了一个半月。但找投资不太顺利，几个甲方都说剧本很流畅，但想象不到能怎么拍出来。他们自己拿出一些积蓄，一边筹备拍摄，一边继续找投资。有时上午面试演员，下午去见资方。有一次一位老板答应了投一二十万，他们很高兴，但开机之前，老板又说，有个网大前景不错，这笔钱投进去了。

开机拍摄后，因为预算紧张，场景总是很简单。有一天李阔看素材，发现编剧和甲方开会的戏，永远都是大白墙、大白桌子，镜头正反打。他想起此前拉片时候看的《华盛顿邮报》、《聚焦》、《大空头》，那里面的场景可不是这么简陋的。他觉得自己拍了一部烂片，一定非常烂。他对单丹丹说，以前没拍过，会为自己的不成功找一个理由，说我没有机会，现在你有一次机会了，还没成功，理由还能是啥呢？又说，是不是咱们要考虑回老家的事。

单丹丹把他骂了一顿，让他认清现实，不要和好莱坞比较。她说，你这是在难为自己，也在难为所有人；你要相信一件事情，银河写手会是个好电影，不是因为它的精致，而是因为它的粗糙。

工作人员说导演应该有工作照，于是单丹丹和李阔就合拍了一张

《银河写手》的电影有一处与现实不大相同，就是女性角色的位置。在电影中，男主角的女朋友也是编剧，三个人都刚入行不久，一起北漂。这位女编剧部分以单丹丹为原型，但戏份不重，也没有怎么影响两位男编剧的创作，几乎是个工具人。关于电影的差评就有不少提到这一点，认为编剧和导演都有女性，还写成这样，实在不能理解。

单丹丹看了这些评论，她在一期播客节目里，承认是自己没有做好，偷了懒。她反思写剧本时的想法，因为要把女性角色写得好笑，太难了，在喜剧中好笑的女角色，总摆脱不了扮丑、胖、女汉子形象、神经大条，很难兼顾正常和好笑，她心想，那就放弃。于是角色成了一个只有叙事功能的工具人。

其实，现实里，单丹丹在这个三人编剧小组中角色非常重要。她带着两个男编剧从网大写到了院线电影，合作时，总是她推动项目进度，也是她在低谷时鼓励大家再试一试。她对李阔说，你能当导演，在那之前李阔从没这样想过。单丹丹对此很自豪，“我觉得这个团队的高度是由我来提升的。”

记住现在的痛苦

回顾此前几年的编剧历程，他们先是在网大剧组体会编剧地位之低，又流产了一部院线电影、一部电视电影，如果这两次经历可以被称为失败的话，再加上之后改了两年半而无果的《火星司机》，他们已经连续失败三次了。

《银河写手》创作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如果不成就回老家的打算。这部电影推进得飞快，剧本写了一个半月，筹备15天，拍了21天，从夏天，到秋天刚开始，就基本杀青了（后面又补拍了几天冬天的场景）。他们必须快，因为但凡哪一步停顿，人就泄气了。单丹丹设想，那她或许就在一个私立学校教语文，而高群可能就在哪个综艺节目上给人写段子了。

电影公映之前，一些行业内做营销发行的朋友对李阔和单丹丹说，你们这个电影卖不了钱，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单丹丹不想提前认输，她自比一个孩子的妈妈，“我不信这个邪，我就要看看这个结果。”

2024年3月底，电影公映前几天，李阔把豆瓣APP卸载了。他发现自己不太能承受恶评带来的压力。尤其当他读到一些评价内容，虽然刻薄，但好像说得对。他开始怀疑自己，然后又想，无论如何，不至于一星吧。他意识到观众才是一部电影真正的甲方。

不只豆瓣，高群不敢打开任何社交或影视APP，抖音、微博、猫眼，都不看了。他不知道电影票房走势，但从身边人的表情，也大约明白了。路演时，每进影厅，他都很紧张，担心观众是不是情绪不高，这么冷静，是不是看完了不喜欢。

《银河写手》在first放映时，高群想起一个朋友曾说，《银河写手》不光代表它自己，《火星司机》也在默默祝福着它。高群感到自己这两年多没有白做，边看电影边流泪。他想等电影全国公映了，要坐在观众中间一起看一场。现在真公映了，他却不敢了。他甚至不愿意再走进电影院看任何电影。

《银河写手》开机第一天，大家都感觉很新鲜

只有单丹丹敢于面对网络上的评论和票房数据。上映第一天，她就意识到票房不会高，可能达不到一千万。她在心里检讨，自我批判，复盘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她也感到羞愧，媒体来采访，她害怕抬头看对方，她担心对方知道了现在的票房和口碑，其实并不想采访自己，只是因为此前已经约好而不得不来。

对接访谈期间，影片团队中的一位工作人员突然给我发来微信，问，老师，咱们对电影看完是喜欢的吗？又解释说，怕咱们不喜欢。

一位负责发行的工作人员告诉单丹丹，无论大导演、小导演，新导演或是成熟的老导演，他们的神态都是相似的，很难说清楚，就是一种内心有千斤的担子，但是又努力装作很轻松的样子。这位工作人员发现单丹丹脸上也渐渐有了这种表情。

在一档播客里，单丹丹问主持人，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会好一点？主持人在电影行业二十多年，他说，都一样，多大的导演都是这样。

路演结束那天，单丹丹坐在深圳的机场，戴着耳机听电影的主题曲，她发现自己在哭。李阔在旁边没有发现，他在和高群打电话，高群正坐在沈阳的一家面馆里吃面条，也在哭。两个人哭的理由不太一样，单丹丹此前一直想，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这时撑不住了。高群则是因为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再爱这个行业，是不是真的要放弃了。

《银河写手》里，男主角被制片方开除，失去了把自己的剧本拍出来的机会。他离开写字楼，在路上走，画外音是他的独白：记住现在的痛苦，痛苦是你创作的土壤，以后都是你作品的素材。现在也一样，李阔对自己说——

“银河写手，它其实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大家都已经注意到我们，但是市场反响并没有那么好。你要记住这个东西，你要吸取这个东西，下一部一定会把这部的缺陷全部弥补，一定会产出一部特别棒的作品。你看看董润年导演，《被光抓走的人》，我特别喜欢，多好的电影啊，多么新鲜的表达，然后好像票房上也没有很大的建树，但是人家第二部马上就是《年会不能停！》。你要学习，揣摩，你要记住这个票房市场失败的教训。”

进入影视行业10年来，每次失败，李阔和单丹丹就会如此自我洗脑。这是电影与现实完全一致的地方。他们如其所是地把自己写进了电影剧本，不久后，故事回到真实世界，他们又与电影里挣扎的自己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