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摘要：
21世纪初，俄罗斯的经济和领土同时扩张。在这段时期内，俄罗斯当局和寡头企业联合起来，试图共同提高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对东乌战争的干预标志着俄国地缘政治策略和寡头资本利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持续采取或公开或私密的军事行动，俄国的国际商业活动急剧缩水。本文在哈维提出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的概念基础上，将俄罗斯置于当今全球帝国主义格局中，探讨在普京的20年统治下，政治与经济帝国主义的相互作用关系。我发现，俄国当局在2014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态度转变可以通过国家领导层的战略方向来解释，尤其是对国家安全和“硬实力”的根深蒂固的重视。然而，从结构角度来说，俄国摆脱经济帝国主义也是由该国经济引擎动力耗尽决定的——它不再产生需要“空间修复”的剩余资本。
关键词：俄罗斯、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大企业、独联体成员国
文献来源：
Matveev, Ilya. (2021).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Russia’s Shifting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 1-22.
作者简介：
Ilya Matveev：俄罗斯总统直属国民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北分院、国际关系与政治研究专业（North-Wes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RANEPA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Studies）
Ilya Matveev
简介
俄国在21世纪初经历了双重扩张。地缘政治层面来说，“新自信”是时代的基调。在普京上台的第一年，其对于西方世界的政策总的来说还是友好的。然而，在2003年，普京公开反对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2007年，他在慕尼黑发表重磅讲话，指责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和其伪善本质。然而，2008年，他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侵略——将军队送入南奥塞梯，来支持其脱离格鲁吉亚。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商业活动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俄国的出口和资本外流爆炸性增长。在1999年，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只有22亿美元，位列世界第27位。然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据到达526亿美元，位列世界第12。这一变化堪称“革命性的”。在独联体国家地区，这一增长尤为明显。在2010年，俄国对乌克兰的投资是乌克兰对俄投资的9.5倍；在白俄罗斯的情况中，这一数据为27倍。
在之后的十年中，俄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扩张主义到达新高度。俄国在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并为东乌克兰的分裂主义势力提供军事支持。在2015年，俄罗斯干预了叙利亚内战，帮助该国对抗独裁者阿萨德。证据显示，俄国的私人军事承包商在利比亚、苏丹和中非共和国都很活跃，而这些承包商都与俄罗斯当局关系密切。
然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水平并不与其军事行动水平相对应。2013年，俄罗斯的OFDI到达了最高点865亿美元，随后却在一路缩水。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仅为226亿美元，甚至低于2006年的水平。俄国企业的国际商业活动也随之迅速减少。他们的投资随时可能引发制裁。现在，俄国能仰赖的只有军事威胁，经济手段已经失效。
在本文中，我会阐述普京20年统治下俄国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我的分析建立在哈维（David Harvey）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上。具体而言，是他对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这一概念的发展。
首先，我会阐述哈维的观点，并讨论其对俄罗斯情况的适用性。之后，我会讨论苏联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对当今俄罗斯的影响。随后，我将会讨论俄罗斯当局的战略选择以及其对俄罗斯在国际商业活动中角色的关系。俄罗斯在21世纪初的ODFI扩张将被重点分析。随后就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后的经济衰退。在总结部分，我将会展望俄罗斯在全国帝国主义中的地位。
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
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帝国主义就成为了学界广泛讨论的对象。尽管如此，学界仍没有对其形成共识，唯一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就是列宁和布哈林对于帝国主义的原有理论是需要修正的。哈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他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定义为“国家政治和帝国政治的对立统一”（此时的帝国主义意味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模式，其中的行为主体权力来源是对领土的控制和为了达到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的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动员能力）和“资本在时空层面上积累的微观机制”（此时帝国主义意味着一种弥散型的政治经济学在时空中的作用机制，在其中对资本的控制和利用占据主导）。在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中，政治和经济参与者行为的微观基础是不同的。资本家会将其持有的资本放在利润最大化的地方，并追求资本的积累。政治家则希望维持或增强本国相对他国的权力地位。哈维努力强调领土逻辑并非资本逻辑的一个功能（反之亦然）。这两个逻辑之间通常是存在矛盾，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这样的理论框架有利于对两者随时空变化的具体交织形式进行结合性的分析。然而，这一理论框架没有提供关于两者关系的可供实证检验的假设，因此具有相当强的灵活性。
哈维强调资本家和政治领导人的相互依赖关系。资本家依赖国家提供的条件在国外进行资本积累，特别是在他们寻求利用“一切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整合的权力不对称和资源禀赋优势”时。同样，政治领导人依赖经济权力来维护其地缘政治权力。哈维及其追随者都认识到，地缘政治战略也许会与资本积累产生冲突（正如伊拉克战争所展示的那样）。然而，这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的现象会发生。
我试图通过哈维所提供的结合分析方法弥补哈维理论中的缺失。我发现，在俄罗斯的情况中，俄国当局在2014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态度转变可以通过国家领导层的战略方向来解释，尤其是对国家安全和“硬实力”根深蒂固的重视。
在俄罗斯的情况中，一些因素使得这两个逻辑纠缠不清。首先，俄国经济的命脉——油气产业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和其他产业相比尤为紧密。输油管和输气管的建造直接将领土因素和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对于俄罗斯庞大的油气输送管道的管理与商业和经济都紧密相关。其次，一些油气出口寡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的财政收入。例如，在2019年，俄国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缴纳了约2600亿卢布的税收，这占联邦预算的13%之多。最后，在俄罗斯，政府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资本积累。国有资本通过对油气公司持股占据了相当的经济比重。
尽管如此，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仍然有着不同。例如，当俄罗斯当局要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对乌克兰低价出售天然气以换取在地缘政治上的一定让步时，领土逻辑占主导。当俄罗斯当局强迫邻国逐渐以市场价购买油气时，资本主义的逻辑又占了主导，当局此时也成为了“大资本家”。通过同时强调两个逻辑之间的矛盾和一致性，哈维的理论框架使得我们能够找到纯粹从政治或经济角度分析问题时的盲点所在。
苏联的遗产
为了更好理解当今的俄罗斯，考察苏联的地缘政治、经济情况是有必要的。俄罗斯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既受到来自苏联的物质遗产（例如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成员的经济结构和遍布各地的军事基地）的影响，又离不开苏联遗留给当代俄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风格。
苏联的外交政策在一开始并不总是由领土逻辑主导。早期苏联的政治革命并不是为了领土扩张，而是为了与过去决裂。1924年的宪法规定苏联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治实体，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中间体。然而，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构想，无产阶级革命随后转型为国内经济现代化进程。斯大林的保守作派为领土逻辑的回归招魂。社会主义的进程开始与与苏联的军事征服相联系，而非在国外的革命活动。冷战两极格局的最终建立标志着领土逻辑压倒一切的开端。
然而，苏联帝国的构建并非建立在对其边缘地区压迫的基础上。实际上，苏联中较为贫困的成员国会收到转移支付，并在内部贸易中得到优惠。油气是有补贴价的，消费品的价格却被过分抬高。只有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是贡献国，其他各国都或多或少是受益国。直到今日，独联体地区的基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俄罗斯的廉价能源。
同样的补贴政策对于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同样适用。然而，此时的动机纯粹是政治上的。苏联“帝国”对东欧的政策十分“神秘”——“殖民地”反而开始剥削“宗主国”了。东欧国家低价进口油气，却对苏联高价出售工业品。然而，这使得东欧产生对苏联消费者市场和能源的重度依赖。对于苏联来说，经济依赖和能源价格补贴不过是其拉拢东欧阵营用来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对抗西方世界的工具而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依然与独联体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能源也继续被作为获得地缘政治意义上让步的谈判条件。这样的策略在当代的俄罗斯依然盛行。
战略视角
对俄罗斯来说，苏联解体后的十年是危机四伏、韬光养晦的十年。独联体的成立对俄罗斯来说只不过是一场被动的“和平分手”，并不符合其自身利益。在普京于千禧之际上台后，俄罗斯才开始追求经济复苏，并试图在“多极化世界”中谋得话语权。
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是深度嵌入的。20世纪90年代的俄国主要市场化改革推动者丘拜斯在其关于“自由主义帝国”的文章中详细阐明了这一点。他试图将俄国的扩张意图和自由主义民主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他似乎并不介意使用“帝国”一词来讨好俄国的鹰派，但他实际上重新定义了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他认为，苏联作为一个伟大的尝试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地位降低了。俄罗斯是该地区“唯一的，具有独特优势的，自然而然的”的领袖。然而，俄罗斯的领导力应该体现在文化影响、对民主的促进和经济实力上。最后，他指出，俄国有能力且必须支持自身业务在邻国的扩张，例如贸易和资产收购、开发。在这样原则的指导下，“自由主义的俄罗斯帝国”将完成其历史使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一同形成北半球民主国家的大串联。而丘拜斯的个人身份也不仅仅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家。与此同时，他也是俄罗斯统一能源系统公司的高层，而这一公司实际上也在独联体地区大量收购资产。
俄国的领导层的观点显然与之契合。普京可能对其中的民主部分不感兴趣。丘拜斯的实际立场也是模糊的。比起作为一个政客，他似乎更享受作为智库成员的感觉。他代表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其中一派：在他们眼中，市场改革的重要性远高于推进民主化进程。因此，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都对其十分欢迎。这一派对于俄国在国外商业活动的重视尤其获得了普京政府的认可。俄国当局内部知情人士曾说：“普京认为苏联的模式是低能的。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同时，我们也要想办法恰到钱。如果我们比西方资本主义恰到了更多的钱，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统统买下来，或是干脆造个全新的武器。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失败之处在于没有为大资产阶级搞到足够的机会来发展自身。”
俄国的重要领导层成员苏尔科夫（Surkov）也曾说，“俄国的巨贾把持着资本、技术和专利……石油背后的人和石油本身一样重要。国家必须对两者保持同等重视。”
实际上，普京也一直试图团结那些资本狩猎者并给他们充足的发展空间。俄罗斯的十亿富翁数量从2001年的8个提高到2011年的101个。在国内，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来迎合大资本的利益。在对外政策上，俄国当局也十分注重帮助这些大公司。然而，后果却并没有那么乐观。
21世纪初的经济扩张
正如上文所言，俄国的OFDI在21世纪初迅速增长。尽管如此，官方数据的可信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很大一部分的俄国OFDI实际上是通过离岸手段“转手套利”。在2010年，俄国的最大OFDI对象是塞浦路斯、荷兰、伯利兹和卢森堡。这体现了部分OFDI投资的“出口转内销”本质。然而，真实的对外投资无疑也是在增长的。实际上，一些离岸投资的归宿地是第三方国家——大部分是独联体国家。对照多方数据，俄国社科院最终确定2010年本国有效的对独联体的投资总额为372亿美元。这是俄罗斯中央银行数据（158亿美元）的两倍有余。
俄国OFDI的爆炸性增长主要是为了对在该时期利润爆炸性增长的企业进行再投资。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扩张逻辑遵循哈维提出的“空间修复”理论。然而，俄国的特殊投资流向是由苏联时期的工业模式确定的：俄罗斯企业从邻国收购供应商和发行商。石油企业需要钻油井来获得原油，冶金企业需要整合供应链，能源企业需要基础设施。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俄罗斯商业活动的单向扩张，而在苏联时期这一行为是被批判的。
俄国在独联体地区的经济扩张过程中，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在一些情况中，俄国企业的对外收购获得了高调的外交支持。例如，卢克石油（Lukoil）抓住了普京于2004年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机遇，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大天然气公司签订了回报丰厚的合同。在其他情况下，资产的转移则显得更为强制，特别是当俄国政府用邻国的外债作为谈判筹码时。例如，俄国通过免去亚美尼亚的1亿美元国债的方式，为俄罗斯统一能源系统公司换取了该国90%的电力产能。另有1千万美元的国债免除，由此换取了本国天然气出口商ITERA对亚美尼亚最大水泥工厂的收购。除此之外，油气的切断也被作为筹码。例如，在2006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切断了对摩尔多瓦的天然气输送。17天以后，摩尔多瓦就同意提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对控制本国输送管道基础设施的公司的控股份额。总的来说，俄国就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拿捏了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然而，这样的强硬手段并不总是有效。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立陶宛的Mazeikiu Nafta公司——该公司拥有大型钻油平台和海运码头，且对于立陶宛的GDP贡献相当之大。然而，2012年，它被俄国尤科斯石油公司收购。然而，当该公司宣告破产，所有者被送入监狱之时，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作为尤科斯公司的收购者，却无法对Mazeikiu Nafta公司形成控制。这一立陶宛公司随后被出售给波兰石油企业PKN Orlen。为了制止这一计划，俄国国有的管道运输企业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Transneft）为了“修复漏油”，停止了对立陶宛的石油供应。然而，Mazeikiu Natfa公司选择使用海运码头运输石油，这一收购也就顺利进行了下去。
尽管俄罗斯当局的地缘政治野心和俄国企业的利益在独联体地区的利益相一致，在一些情况下，冲突却难以避免。例如，在21世纪初臭名昭著的与乌克兰的“天然气大战”中，俄国的诉求是逼迫乌克兰提高购买天然气的价格，体现了资本逻辑的主导。然而，在2010年，俄罗斯又同意给气价打七折，来换取25年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海军基地使用权延长期限。实际上，俄国并没有什么手段对邻国施压，“能源威胁”可以说是其唯一手段——无论是在地缘政治诉求还是经济诉求的情况中。调整油气价格并不总是切中要害。对于依赖俄罗斯廉价能源供应的贫困独联体国家来说，这自然是有效的。但是这一手段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俄国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来建立地区的政治和经济霸权。
欧亚经济同盟：区域霸权政治的构想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部分，俄国当局开始试图整合前苏联地区的经济。2009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在2012年，三国在多个领域建立了规制框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协调和共同的劳动移民政策。在2015年，欧亚经济同盟（EAEU）诞生。它和欧盟一样，都是全方位的超国家政治实体。随后，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
哈维强调，资本主义帝国的建立不能仅依靠威胁和强制，成功的帝国主义应当将强制和自愿结合起来。俄罗斯与其同盟建立共同贸易体系和规制框架体现了它试图获得更为“自愿”的地区霸权。欧亚经济同盟的制度建构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例如，五国在决策时有平等的代表权。尽管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占联盟的87%，但却只有20%的投票权。这一同盟也使得俄国当局有时无法制定自己想要的政策。此外，俄国还是欧亚开发银行（EBD）这一地区投资机构和欧亚稳定发展基金（ESDF）这一地区性的IMF的最大贡献者。与国际银行和IMF不同，EBD和ESDF的贷款是无条件的。联盟内的小国也因为关税的再分配受益。
然而，俄国也并非无利可图。联盟内各国的关税需要与俄罗斯保持同一水平，因此哈萨克斯坦必须提高自己的关税。这使得联盟内各国更倾向于从俄罗斯而非欧盟或是中国进口商品。因此，从俄国的视角来说，这一关税同盟实际上扩大了自己的商品市场。
然而，由于俄国在2012年加入WTO，其自身的关税也在逐步降低，因此这一效果能否长期保持是一个问题。图1显示，欧亚经济同盟的建立并没有显著提高俄国在哈萨克斯坦进口中的份额。当然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同盟，情况会更糟。
图1 俄罗斯、欧盟和中国在哈萨克斯坦进口中的份额。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民经济部统计委员会
总之，俄国试图通过欧亚经济同盟建立地区霸权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成员国忌惮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因此不太愿意把更多权力交给同盟。此外，亚美尼亚的加入有一定的强制成分。俄罗斯当局试图强化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来抵制美国和土耳其在该地区的野心，因此看中了亚美尼亚。在普京2013年对巴库的访问中，他强调亚美尼亚如果不加入联盟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他将会为阿塞拜疆提供大量武器。亚美尼亚这才同意加入欧亚经济同盟而非欧盟。2019年，帕希尼扬在街头抗议浪潮中上台成为亚美尼亚新任首相。他认为加入欧亚经济同盟是一个错误，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亚美尼亚会离开。其他的独联体国家出于政治考虑并不打算加入欧亚经济同盟。例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就声称加入同盟的国家难免失去一些政治自主性。然而，摩尔多瓦已经成为了观察员国，与塔吉克斯坦的谈判正在进行，联盟的未来并不清晰。
与乌克兰的冲突
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一直是其在后苏联时代实现自身梦想的重要拼图之一。俄国当局的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将乌克兰视为保护自身免收西方势力武装干预的屏障。此外，大多数俄国的输油、输气管都途径乌克兰。乌克兰也是俄国对外投资的最大接受国（截至2013年总量达147亿美元）。此外，乌克兰也一直是俄国民族主义者试图收回的一块领土。2014年的事件发生后，民族主义者就和俄国的精英阶层形成了同盟。
尽管乌克兰对俄国十分重要，俄罗斯当局并没有成功和乌克兰建立良好关系。尽管俄国努力进行政治操控，亲西方派的尤先科仍然在2005年的选举中成为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努力争取乌克兰在北约的成员资格，并试图提高乌克兰语在国内的地位来取代俄语。在他的任期内，俄国主要依靠切断油气供应的方式来表示不满。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试图获得乌克兰国有的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股份，然而并没有成功。然而，在尤先科的反对党亚努科维奇上台后，两国的关系有所改善。他老道地在俄国和西方之间斡旋，从来不过分倾向于任意一方。俄国的终极目标是希望乌克兰加入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的前身）。在普京提供150亿美元的贷款和天然气价格折扣后，亚努科维奇的态度动摇了。2013年底，他的决定触怒了大量基辅的亲欧美派。他们走上街头抗议，而之后发生的故事永久改变了两国的历史。
在2014年，俄罗斯开始展现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然而，这和美国在21世纪早期的转变有显著不同。用哈维的话来说，美国入侵伊拉克体现了其试图控制全球主要产油国的“积极”战略。然而，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东乌克兰只是消极回应自身感受到的“必要性”（然而这并不能使其行动正当化），而并非宏大战略中的一环。2014年之前，俄国的对乌政策兼顾了领土和资本逻辑：乌克兰加入关税同盟同时增强了俄国的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势力。然而，俄罗斯对乌克兰权力层变更的行动标志着两个逻辑之间的分离。
在所有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原因的分析中，较为可靠的一种是俄罗斯担心失去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在自身尝试影响乌克兰局势的尝试失败后，普京采取先发制人的形式来尽可能保全自己仍有可能保全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资产。
实际上，普京可能在2014年2-3月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行动的可能后果。尽管他认识到吞并克里米亚对经济会有负面影响，但可能低估了其严重程度。他的幕僚使他相信俄国的经济存量足以应对经济波动，并且他自己也相信俄国和西方国家的冲突是有调和的可能的。
吞并克里米亚对乌克兰局势有直接影响。在2014年的2-3月期间，激烈的国内冲突已经使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广大人民感受到来自独立广场上抗议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威胁。在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两地的情绪升级为分离主义。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代表，例如斯特勒尔科夫和他的同伙穿过俄乌边境，加入了境内亲俄的武装。斯特勒尔科夫的背后是俄国的高层精英，例如亿万富翁马洛菲耶夫。作为回应，乌克兰开展了“反恐行动”，通过军事手段制止分裂力量。到2014年8月，两地的分裂主义势力已经濒临崩溃。然而，此时俄国开始了反击，用自己的军队支持分裂主义武装。乌克兰政府军的大好局势被扭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尽管不受承认，但事实上已经在俄乌边境上建立。到2019年，联合国数据声称，东乌战争已经造成约13000人死亡，其中3350人是平民。
经济衰退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武装冲突使得其在“自由主义帝国”时期获得的红利不复存在。最直接的损失即为其在东乌克兰损毁或部分损毁的资产。例如，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炼油厂被乌克兰军队炮击，造成俄罗斯石油公司这一国企约14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此外，乌克兰政府国有化了很多原本属于俄罗斯的企业。在一些情况中，许多企业的俄罗斯拥有者不得不贱卖他们在乌克兰的资产。更重要的因素来自西方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制裁——俄国企业被限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因此，俄国企业的国际商业活动锐减。图2对俄国和中国的OFDI进行对比，可以明显看到两国在2014年产生的分化。
图2 俄罗斯和中国的OFDI（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21年）。
2014年以前，俄国当局的地缘政治战略和俄国资本的国际利益基本一致。然而，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领土和资本主义的逻辑产生分野。就目前来看，俄国领导层很好地控制了两者的分歧。例如，俄国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制裁，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这对国家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都有好处。然而，事实上两国之间的关系是高度不对等的，中国实际上抓住了俄国的经济弱点，尤其是在中亚地区。俄国的其他地缘政治行动，例如对叙利亚的干预，其对经济的长远影响被眼前的政治目标所遮蔽。
结论：展望未来
在本文中，我强调了俄罗斯与世界的关系在2014年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在这一年之前，俄国的资本主义和领土逻辑是基本协调的。俄罗斯当局选择了国际化传略，积极与世界经济体系相整合，尽管是以自身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方式。“自由主义帝国”的兴起离不开在国家政治和外交援助支持下的本国企业的经济扩张活动。
然而，吞并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对东乌克兰局势的干涉完全改变了这一局面。与西方世界的持续冲突使得俄国商业活动无法参与全球整合，而被局限在独联体国家的范围内。尽管俄罗斯持续在诸如叙利亚等地展示自身的军事实力，俄国企业的国际份额依然逐渐被欧洲和中国企业吞噬，正如图2展示的那样。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转变并非不可避免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是一场赌博，俄罗斯当局在当时很有可能认为与西方世界的冲突将很快结束。然而，结构上的因素也导致了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的脱钩。首先，在2013年，俄国的经济引擎动力开始不足。21世纪初俄罗斯经济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是恢复性利用苏联原有生产力的结果。当这一来源耗竭时，经济增长也随之减慢。实际上，经济的停滞在2012年末初现端倪——远远早于进攻乌克兰。俄国经济不再产生需要“空间修复”的资本剩余。其次，俄国建立独联体地区霸权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俄国当局没有能够对独联体国家提供足够的吸引力（当然，这些国家政府中的反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俄国的失败）。乌克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盟能提供的比俄罗斯要多得多。最终，俄国剩下的只有“硬实力”了。
当代全球帝国有“三极”。中国的地缘构想（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资本逻辑提出的，目的是给国内的过剩产生提供“空间修复”。在美国的情况中，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相互交织，在近年来领土逻辑逐渐占上风。最后，在俄罗斯的逻辑中，领土逻辑占了主导，资本逻辑毫无地位可言。俄国的地区经济同盟的规模不足以成为经济独立的“欧亚堡垒”。这使得俄罗斯不得不选择与西方世界或是中国合作。任何一条路都荆棘密布，困难重重。
本期译者：雾雨一周
责编：吴衢、江春琦
排版：江春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