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 吴妮 | 撰文
旧梦 | 编辑
3月28日，网上传出药明康德在上海临港的细胞基因治疗子公司药明生基关闭，裁员百余名员工。翌日，药明康德对传闻做出回应，公司在投资互动平台表示：在临港的基地由于业务调整需要，过程当中涉及到大约50名员工，涉及员工占公司员工总数约0.12%，不涉及其他部门。
3月30日，据临港基地相关人员透露：公司实际被裁人数占药明全体不高，但生基临港本身人数不多，占团队比例一半以上。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这次裁员事发突然，就连药明生基高层也未曾预料。“周一上午他们和总部开了一个高层会，下午HR就开始找人约谈，走离职流程了。”
“这次被裁的还有刚招进来半个月的新员工，说明公司上下都事先不知道消息。但是裁员后赔偿事宜没有太大争议，给了离职员工N+2。”这名消息人士补充道。
药明生基临港基地现场并未观察到有设备移动或拆除迹象。园区中另一家与药明生基共用设备生产厂商的企业员工表示，药明生基的生产设施并没有动，但订单和产能都会移交给无锡的工厂，临港基地只保留科研功能。“我听药明的人说，他们在无锡的产能也不饱和，临港的开工率更低，于是总部干脆把两边合并在一起了。”
药明生基临港基地于2021年10月投入使用，如今两年时间不到，生产线大部分停止运营。根据药明康德的2022年报，细胞及基因疗法（CGT） CTDMO 业务毛亏损多达1.06亿人民币，毛利率同比下降6%。当时，公司解释称：主要由于新启用的上海临港运营基地较低的利用率导致。
根据药明生基的业绩表现和公司解释，此次事件或与快速降温的CGT行业，以及随之而来的订单流失有关。
近期，行业内MMC们纷纷呈现回撤姿态：就在上个月，诺华放弃了使用Intellia的CRISPR/Cas9技术进行CAR-T疗法以及造血干细胞疗法的体外开发；在此之前，GSK明确表示“正式终止在细胞与基因疗法方向的研发投入”，赛诺菲放弃个性化细胞疗法,将镰状细胞病候选药物SAR445136退还给Sangamo。
但多名行业从业者表示，订单少、行业难是药明生基裁员的相关原因，但并不是必然原因。
对于一家成立两年不到的CDMO工厂而言，亏损是正常且常见现象；更何况，就营收而言药明生基去年达到了27.44%的增长。“很多规模小的初创型CGT CDMO依然在坚持，因为他们拿钱难，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但是对于药明这样的大龙头而言，业务选择多，很容易就会对子公司进行优化。”一名行业人士称。
一名曾经为药明生基做过招聘的猎头也称：药明系内部的竞争非常残酷，不仅是员工之间，而且是生产部门和子公司之间。“药明在泰州那边做原料药的工厂也和生基一样，寒冬前规划得特别好，推进得很有效率。但现在他们的工程项目全部推迟了，渐渐就没有消息了，大概率已经进入到‘被优化’的日程表里了。”
当寒冬席卷所有人之际，像药明这样的TOP级CXO大厂却成为了最先放弃的那一个。在行业变动中，CXO大厂们往往能拿到最抢手的入场券，却也往往最深谙断舍离之道；而在快速加温又快速冷却的CGT赛道，药明生基的中途退场便成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典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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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危险信号
2017年，药明康德成立全资子公司药明生基，正式布局CGT业务。
除临港基地外，药明生基在全球还有四个基地：同在上海的外高桥基地，业务范围包括商务拓展和工艺开发；无锡惠山基地，主要提供包括质粒DNA、非复制型病毒载体产品和细胞疗法产品的工艺开发和GMP生产服务；美国费城基地，负责细胞和基因疗法的产品测试；2021年，药明康德还收购了英国基因治疗公司OXGENE，成为药明生基在欧洲的首个研发生产基地。
临港基地从2021年10月开始正式运行，定位为“工艺研发和商业化生产中心”。公司官网显示，临港基地配备200多个独立套间和6条完整的载体和细胞生产线，总面积15,300 平方米。根据药明康德2022年半年报，直至去年年中，上海生基临港项目仍属于在建状态，工程进度为90.64&。去年一年，母公司共向上海药明生基子公司投入336.2万元。
据上述猎头回忆，药明生基临港基地从2021年后半年开始招人，“团队规模是按照300-400人规划的。”但是最终招人数量控制在了100-150人左右。
“事情是从去年四月份开始起变化的。在此之前，药明生基都在非常积极地扩充团队。”上述猎头说，“变化的节点主要是在上海封控期间，公司丢了很多海外客户。有人在封控前拿了offer，后来被通知临时取消。之后一年就基本上没再大规模地招过人了。”
因此，对于这名长期关注CXO行业发展变化的猎头而言，药明生基在人才市场上的长期沉寂其实是一个明显的危险信号。在他的经验里，CXO公司只存在两种极端状态：要么强势扩张，反之就代表强势收缩，几乎不存在中间态和稳定期。“那种很久没招人的CXO，基本上就是马上要收缩了。”
然而，在裁员发生前，药明生基的员工并没有接受到这一风暴将至的信号。“他们自己对公司未来的前景还挺乐观的，对于还没有盈利这件事也看得比较淡，毕竟正式运营还没多久。”一名接近药明生基的人士说道。公司去年预计：如进展顺利，2023年下半年将迎来固定的商业化生产项目。
药明生基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也并未毫无收获。
根据药明康德2022年报，药明生基去年已助力一家美国客户完成一个将成为世界首个创新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TIL）项目的上市申请，并为一家中国客户完成一个用于中国本土CAR-T细胞疗法的慢病毒载体项目上市申请。就在事件发生的四个月前，临港基地刚刚通过了欧盟药品质量受权人认证——一切似乎都朝着公司的商业化目标缓慢行进。
在如今逆向生长的行业环境下，药明生基并不是不努力，也不是做得最差的那个。然而，对于习惯了大开大合的药明康德而言，这家子公司的勉强跟进始终无法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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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完入场券后裁人
2021年，正是热钱流向CGT的一年。一名在CGT领域从事一线研发的专家说，“2021年左右，国内有一二十个布局CGT的biotech成立，投资公司把他们的资料给我看，我一看大同小异，有的连临床都没进，但后来他们都融到钱了。”
就在那一年，药明生基上海临港新建的工艺研发和商业化生产中心投入运营，产能翻了一番。
钱不是问题之后，下一步要解决的就是人才。据行业人士们回忆，那段时间“抢人抢得很疯”。为了抢占人才高地，不少CGT企业都开出了即使在高收入的生物医药行业都惊叹的高价薪酬，药明首当其冲。
“在上海这边，一个硕士应届毕业生，做小分子的基本上也就15万左右；做抗体的会高一点，20万左右；做CGT的能开到25-30万，药明生基能开到30万以上。这还只是硕士毕业生，做CGT的应届博士在药明生基可以拿到四五十万，如果有3-5年工作经验，就可以做总监了，能拿到七八十万甚至百万，属于行业天花板级别。”上述猎头比较道。
在临港生命科技产业园区的企业员工眼里，药明生基的员工待遇好，但工作强度也更高，是行业内公认的“卷王”。“我认识的生基员工，每天早上八点就到办公室，晚上六七点才下班。越是基层的加班时间越久。”一名园区内企业员工说到。园区所在的临港属于新区，地处偏远，员工通勤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虽然2022年药明生基的业务遇冷，但是公司的人仍然很忙。“主要是忙着前期建厂和调试。这些员工辛辛苦苦把产线什么的都弄好了之后，结果自己被裁了。”上述猎头说到。
为了抢夺热门赛道的入场券，药明在招兵买马上一向不惜血本。然而，当这张入场券变得不值钱后，公司的态度也可谓杀伐果断。
2021年行业景气度飙升时，药明康德的员工数量一下子激增了8501人，员工总数也因此达到34912人。而在行业下行的年份，药明集团企业明码生物、药明成都基地的药物研发国际服务部等，都曾被曝出过不同程度的裁员和重组。
对于药明这样的集团型CXO企业，人才的作用在于快速布局；而当局势不顺利或不明朗时，人才也就失去了价值。在CGT人才成本被行业内炒高之后，实际订单却无法撑起这份人力开销；在厂区的建设工作尘埃落地后，这些员工“阶段性抬高行业景气度”的历史任务也就算完成了。
“这次药明生基的设施没动只裁人，大概率就是阶段性战略调整，寒冬时降低人员成本，等寒冬过去了随时都能重启生产业务，反正药明有的是钱，到时候再招一批新人就行了。”上述接近药明生基的人士如是猜测。
据行业内人士透露，不仅是药明生基，几乎所有的药明系公司都已经将控制人力成本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管理规则，从而导致了激烈的内部竞争。“药明在搞干部年轻化。超过三十一二岁，如果你没有到管理级别，那接下来就不再会有任何晋升机会了。超过三十七八岁，如果你没有到主任级别，也就不会再升了。超过45岁，除非是特别稀缺的方向，一般来说你是进不了公司的。”上述人士说。
而对于此次被裁的员工而言，在如今一片肃杀的CGT领域找到一份新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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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注投入后的CGT
对于整个CGT赛道来说，冰封期同样来得猝不及防。
一位海外CDMO的高管发现，从去年开始来应聘项目lead的候选人中有1/3-1/4都是原来搞CGT的。他当时感到很不可思议：放在两年前，只有抗体研发的人跳槽做CGT，没有反过来的。
而像药明生基这样“用完即裁”的情况，在CGT行业内也不再是新鲜事。“一些CGT企业，比如辉大基因、和元生物，都是公司产品IND一申报上去就开始裁人了。”上述猎头说到。
除去整个生物医药环境式微之外，CGT退潮还归咎于领域内部的产业化逻辑没有走通。
CGT是继小分子和大分子领域之后生命科学的一个新出口，对投资者来说是拉高资本期待的砝码；但对于药企来说，资本的涌入并没能解决现实生产中的难题：通用型产品还存在技术障碍，而占比约90%的自体型产品除了“好做”以外，基本就不存在什么优点：生产成本昂贵、生产耗时过长、工艺难以规范。
根据Frost & Sullivan的报告，CGT在发现和临床前阶段的研发费用在9亿美元至11亿美元，临床阶段的费用在8亿美元至12亿美元。
CDMO也解决不了CGT居高不下的成本。GMP厂房建设、人力资源、研发生产成本很高，且生产规模小，难以摊薄成本，导致CDMO的要价比biotech自己生产还高。
一位从事CGT研发的专家透露，细胞治疗的生产比较复杂，CDMO很难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他所接触过的细胞治疗公司基本上都是自己生产，特别是干细胞来源的产品，技术很难转移给第三方。美国Lonza 曾经跟几家干细胞公司合作，最后也都没有成功——这是全球CDMO共同的难题。
相对来说，临床前和早期临床项目的CDMO订单更多，而对于中后期临床项目，药企倾向于自己来做。两年多来，药明生基也一直根据这一行业趋势，对业务重心不断做出调整。2020年，在药明生基的33项CDMO订单里，有22个临床前和I期临床项目；而到了2022年，67项订单里包含了50个临床前和I期临床项目——早期业务比例从66.7%上升至74.6%。
只可惜，这种业务适应在遇到行业寒冬后，并没能结出应有的果实。当做CGT产品的biotech开始缩减管线，早期开发和临床项目便成为率先被削的重灾区，这也进一步恶化了靠早期项目生存的CDMO企业的营收状况。
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CXO这个行业，要么是强势扩张，要么是强势收缩，几乎不存在中间态和稳定期。而在大厂大张大合的过程中，这些生物医药人才成了大时代变化下的一种“代价”。
“其实不管对企业还是人才而言，都需要面临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药明生基愿意花那么大的价钱招人，其实也在押注公司可以在一两年内可以把东西做出来。但是其实CGT可以做的品种不多，市场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所以发展速度比预期慢。而如果战线拉得很长的话，没有那么多的资金维持运转，也就相当于押错注了。”上述猎头分析道。
对于CGT人才而言，工作的一边是令人羡慕的高薪，而另一边是随时被裁的风险；而对于CGT企业而言，发展的一边是资本不断叫好的机会，另一边是市场并不叫座的亏损——对于两者而言，未来如何选择，都将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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