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的范世煌依然保持好身材
那些年陪伴儿女练琴，几乎没有个人时间，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作牺牲，“音乐是我的爱好，培养孩子是我的责任，这两件事情融在一起了。”
银幕上，短发女孩将对手拦腰抱起，漂亮地给出一个过背摔，哨声响起，她赢得了胜利。女孩将奖牌递给父亲，父亲用手抚摸她的头顶，说：“你是我的骄傲。” 这是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的结尾。看电影时，指挥家范焘几度热泪盈眶，电影里父亲训练女儿摔跤的画面，就好像自己小时候父亲训练他和妹妹弹琴一样。散场后，他立刻给父亲范世煌打了个电话：“你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范世煌从来不看电影，他以为电影票价像音乐演出票一样，最便宜的也要180元。但放下电话，他马上跑到小区对面的电影院买了张票。看完后，范世煌也哭了。范世煌生于1943年，在上世纪60年代的沈阳，他因为摔跤而成名，得到“跤王”董永山的赏识，加入沈阳市中国式摔跤队，拿了辽宁省冠军。1966年，摔跤队解散，他回到工厂做临时工。不能摔跤了，但音乐之梦还能继续，范世煌凭借自学的手风琴技艺参加文艺汇演，在动荡年代寻得一方安稳的角落。有了孩子以后，他将音乐梦传递给他们，后来，儿子范焘成为国家一级指挥家，女儿范聪赴美留学，成为知名钢琴演奏家。范世煌回答：“我比‘摔跤爸爸’还要厉害，一个人练体育，最多练到二三十岁，但我为孩子选择的音乐，可以陪伴他们一生。”
作为一名摔跤手，范世煌在此前一年便开始训练范焘打拳，想让他继承自己运动员的衣钵。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范世煌自小喜好运动，小学的时候家里穷得经常吃不上早饭，饿着肚子也要吊单杠。初中的时候上课睡觉，下了课就直奔乒乓球台。后来去了工厂，滑冰、举重样样在行，业余学摔跤，被辽宁“跤王”董永山特招进沈阳市摔跤队。过往经历依次排开，范世煌觉得儿子也应该有运动天赋。▲▲1961年摄于沈阳，18岁的范世煌 图/受访者提供
1974年，摔跤训练未满一年时，一个朋友的儿子从丹东市来沈阳音乐学院找老师学钢琴，范世煌陪着一同去。他特别惊讶地发现，在钢琴“贵得像直升机一样”的年代，沈阳音乐学院每个教室都有一台，他立刻断定“这个地方不得了”。“我很小的时候就想，所有的人全是光屁股来的，为什么这个人能行，那个人不能行？”范世煌想，他的儿子也要学音乐，要上沈阳音乐学院。手风琴是现成的，范世煌自己也练琴。那时候工厂和学校汇演，手风琴是常见的伴奏乐器，方便携带，音色丰富。上学时看老师拉琴，范世煌就惦记上了。1960年左右，他花了一整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架，没有老师教，自己琢磨着练。他有一个“五年计划”，一天拉五个小时，五年不行就再练五年。在摔跤队时，全队每天在北市场举行“撂地儿”表演，别的队员在等待上场的间隙打扑克，范世煌就在一边拉手风琴。教练特别损地跟他开玩笑：“挺粗的腿把子，愣装细狗。”意指他一个练摔跤的粗人，非要像文化人一样学拉琴。决定让范焘也练琴的时候，范世煌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展到第三轮，他拉得很好，加入了市工人业余歌舞团。但怎么教儿子，他没有经验，也无人可问。他的父亲曾服役于国民党军队，1950年去了菲律宾，再没回来。范世煌尝试把自己的经验复制到孩子身上。范焘6岁时，体重24公斤，每天要背着12公斤的手风琴练6个小时。有一天范焘从早上开始练琴，到下午吃饭时，突然说吃不下，想睡觉。范世煌看儿子的脸色像是生病了一样，心说“坏了”。第二天起床一看，范焘又跟没事儿一样，范世煌才放下心来，“小孩子就是恢复得特别快。”1981年，范世煌把范焘送入了沈阳音乐学院附中，这时女儿范聪6岁，也到了学琴的年纪。范世煌在手风琴、小提琴、钢琴之间选择，最终让她练钢琴，每天同样至少练6个小时。范世煌一共陪儿女们练了12年琴，回过头想，觉得自己做得对。他没有父亲教养，自己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但他要在孩子们还懵懂的时候，做一个清晰的领路人，给他们找一个傍身之技。
范世煌生得高大，一身肌肉疙瘩从年轻时候到现在，保持了六十多年。在范焘和范聪的童年时期，范世煌正处于最具威严的壮年，父亲的要求对于兄妹俩来说是不可违背的。只要范世煌在家，兄妹俩一定在练琴，练够了要求的时间，如果没困到睡着，还得一直练。附近邻居对于范世煌的尊重增加了这种“威严”的影响力。他刚从大东区搬到铁西区时，有人听说他摔跤厉害，过来比试，他两下就把人撂倒了。此后，再有人想尝试时，都得在心里先掂量掂量。同学们也没人敢来家里找范焘兄妹出去玩，因为知道他俩的爸爸是摔跤冠军。学校组织看电影、外出游玩，兄妹俩几乎都没参加过，范世煌觉得浪费时间，对他们说：“交钱可以，人不能去。”他自己也没有带孩子出去玩过，导致范焘和范聪对沈阳的印象都不深。 范世煌几乎是在用分钟来计较练琴的时间。他对儿女们的安排从早上6点开始，起床，练琴，上学，中午跑回家吃饭，挤出20分钟时间练琴，下午放学回家后一直练至深夜。“所有你认为可以不练琴的借口，在他那里都没有用。”范焘说，“大年三十晚上去奶奶家过年，你以为放假了，结果那天得起更早，白天练琴更不能休息，要把晚上的时间补回来，时间够了才能出门。”夏天在家练琴的画面是范聪小时候最深的记忆。那时候一家人住在铁西区一幢日式双层老屋里，跟其他人合住，范家在二楼朝南面的房间。范世煌喜欢养花，在窗户外面做了一个大花窖，种满了君子兰。炽热的阳光透过窗户直直地晒进来，家里没有电风扇，为了养花也不能开窗户，屋里非常闷热，人坐在里面就浑身是汗，范聪还要练琴。范世煌更热，站在一旁，一手给姑娘扇扇子，一手掐着秒表算节奏。因为没有节拍器，范世煌用秒表来计算曲子的弹奏速度，再掐着点，让范聪由慢到快地加速练习。范世煌对于节奏的要求极其严格，“节奏像音乐的骨骼，必须是准的”。肖邦练习曲速度飞快，每分钟144拍，范聪从慢速练起，一直练到能弹每分钟160拍。最终检验的时候，范世煌在这边播放CD，范聪在那边弹琴，声音要完全同步。因为是运动员出身，范世煌自然地用练体育的方式来练琴，沿用体育训练的“三从一大”原则来要求孩子——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体育和音乐有些要求是共通的，比如速度、灵活、耐力。”他甚至比专业钢琴老师更加注重范聪手臂肌肉的训练，“钢琴要用全身去弹，就上半身来讲，腰部发力，带动手臂、手指的力量，压到键盘上，这个声音是有穿透力的。”曾经有音乐学院的老师不认同范世煌的训练方式：“哪有这么练琴的？肥肉吃多了也得吐。”范世煌不以为意：“我每天练五六个小时，我不烦，音乐就是谁用功，谁厉害。”
除了让孩子自己练琴，范世煌每周还带范聪去沈阳音乐学院上一次课。当时沈阳市出于安全考虑，规定自行车后座不可以载儿童。每次去上课时，范世煌先把范聪送上公交车，自己在后面骑自行车，从铁西区家里跟到位于和平区的学院。公交车程半个小时，范聪记得，每次她下车后，父亲很快就到了，前后不差几分钟，“他要拼命地追。”夏天时，范世煌会给范聪买一根冰棍，“皇姑”牌雪糕一毛钱，冰棍只要5分钱，吃完刚好进教室上课。但范世煌自己从来不吃，骑车后他像蒸过桑拿一样地出汗，等到女儿上完课衣服才干。冬天沈阳下大雪，路上结冰，范聪有一次坐在车上，看到一个人走路没站稳，从一个坡直接摔到了下一个坡上，她想，父亲是不是也这样摔倒过？在范聪的印象里，父亲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无论什么时候，他肯定先把时间花在我们身上。”体会到了父亲的用心，范聪练琴非常自觉，几乎没有偷懒的时候，只在读小学时，有两天中午在学校和同学们跳皮筋，忘了回家练琴。范世煌去学校找范聪，她害怕地躲在老师身后。但范世煌没有发脾气，去超市给姑娘买了点心和汽水。第三天中午，范聪准时回家。范焘则要闹腾一些，小时候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一直练琴。有一次范焘不想练，惹得范世煌生气地撕掉了几本曲谱。那时候没有琴谱卖，每一本都是范世煌借来老师的琴谱，用钢笔手抄的，一本五线谱，一天抄10小时，需要抄一个月。范焘心里一边懊悔，一边开心，以为再也不用练琴了，谁知第二天范世煌拿出了用透明胶带一页一页粘好的谱子。“我爸爸很少发脾气，他只在练琴这一件事上打过我，”范焘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他永远都会有一条主线，那是必须要坚持的，雷打不动。”第一次登上舞台后，他才清晰地感知到音乐的魅力。11岁时，范焘跟着母亲一起参加区里的联欢会，表演手风琴独奏。舞台很简陋，观众零零散散的，他坐在椅子上，半个脑袋被手风琴挡住，只露出一双眼睛和耳朵，却仍然激动不已。进入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后，范焘住校，同龄的小伙伴凑在一起夜聊，一个人说自己小时候因为练琴挨了不少打，大家才发现琴童的遭遇都是一样的。但在这里，练琴成了大家每天自发会做的事。二胡演奏家魏国当时和范焘共用琴室，他回忆高中生活，只记得两人不是在上课，就是在练琴，偶尔外地乐团来沈阳开音乐会，他们会一起想办法弄票。 三年后，范焘临近升学，突然想改志愿。“我爸从小跟我说，什么都要做最好的，小时候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在附中见识到了（很多事情）以后，我要选择一个最好的。”他心目中最好的专业是指挥，想报考上海音乐学院（以下简称“上音”）。决定向范世煌坦白这种想法那天，范焘心里忐忑，拉着魏国一起跟他回家。他们想象中暴风骤雨般的反对并没有来，范焘说完改志愿的计划和理由，魏国还没怎么劝，范世煌就同意了。魏国后来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我觉得他爸行，一说就懂。”范世煌问：“你什么时候去（备考）？”范焘怕他后悔，说：“我明天就想去。”结果，他真是第二天走的，范世煌不动声色地准备好了车票和学费。多年后，范焘回想起这一段，内心酸涩，“小时候不懂事，想去就要去，都没有考虑到钱的事情。”
在上海，范焘从零开始学习指挥课程，留给他的时间不多，还要面对来自全国的竞争。他找了四个老师，同时学习指挥、乐理、作曲、钢琴，没日没夜地练，再累也没往家里说一个字，他想象得到父亲会回他什么——“你还得坚持啊。”“从小他跟我说，‘就是把你们累死了，也不能让你们闲死。’”一年后，范焘如愿考入上音作曲指挥系，师从知名指挥家黄晓同。范聪则早哥哥一年到了上海读书。1987年春，她成为东北三省历史上第一个考取上音附中钢琴系的学生。对于一个工薪家庭来说，同时供两个孩子在外面学音乐是非常吃力的事，单靠每个月工厂发的55元工资，根本不可能做到。范聪刚学琴时买的第一架立式钢琴花费1800元；范焘去上海备考的那一年，每节课学费是20元；兄妹俩在上海读书的那几年，随着物价上涨，每人一个月生活费从最开始的100元，逐渐提高到150元。幸运的是，范世煌在舞厅找到了手风琴伴奏的兼职。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交谊舞被批为“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中国娱乐业彻底解冻。交谊舞风潮刮遍了沈阳的大街小巷，工厂和学校开始组织周末舞会，几十家舞厅陆续开业，一张票卖一块五。范世煌在友谊宾馆的歌舞厅伴奏，一天拉两场，第一场从下午1点半到4点半，第二场是晚上6点半到9点半，一场劳务费9块钱，一个月能赚五百多块，那时候一斤牛肉的价格是三块五。范世煌自己不爱交谊舞，只把伴奏当作挣钱的工作。从家到皇姑区友谊宾馆的路程有10公里，范世煌每次骑自行车飞奔，踩着点到，一边拉琴，一边闭着眼“休息”。舞厅拉的曲子反反复复只有几个节奏，配合着交谊舞快步和慢步的步法，一天弹6个小时让他有些痛苦。他喜欢最后那支曲子——《魂断蓝桥》的插曲《一路平安》，这是固定的散场曲，弹完就可以走了。有时候范焘也到舞厅帮忙弹上几场。他觉得父亲承受的心理压力很大，“跟他一起伴奏的人，都是辽宁省专业乐团的，只有他是业余的，换作是我，即使为了赚钱，也不喜欢和不职业的人在一起工作，但他不服，他就自己努力。”从上世纪80年代末沈阳舞厅刚兴起，到90年代逐渐没落，范世煌一共弹了八年伴奏。依靠这份兼职，他还清了买第一架钢琴时欠的钱，后来又给范聪换了一架进口钢琴，并给两个孩子支付了生活费、路费、学费。结束了舞厅伴奏兼职之后，范世煌开始做钢琴老师，一小时赚60块钱，教过的孩子几乎都拿过沈阳市钢琴比赛第一名。家里最艰难的几年，范世煌的妻子也没有抱怨，全力支持丈夫培养孩子的决定，每个月对家里的开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为孩子留出足够的生活费。范聪说：“我母亲上班自带午饭，饭盒里经常只有咸菜，她没说过，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范世煌做事不会去考虑结果。最初训练范焘和范聪时，他觉得能考上沈阳音乐学院已经了不起，“我想（孩子）去最好的地方，但是‘想’不现实。我只能拼命训练，你比别人用功了，你就有结果。”那些年陪伴儿女练琴，几乎没有个人时间，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作牺牲，“音乐是我的爱好，培养孩子是我的责任，这两件事情融在一起了。”
范焘和范聪在上海读书时，沈阳到上海的交通不太方便，坐火车要33个小时，两天一夜。平日里兄妹俩互相照料，范聪的家长会都是范焘去参加。范世煌只去过上海一次，那是在1992年2月28日，范焘和范聪第一次同台演出。大三时，范焘常去上海商城剧场看演出，剧场在波特曼酒店里，是当时上海最豪华的音乐厅之一。通过同学引荐，范焘认识了剧场的副总经理吴曦鸣，他主动问对方，能否举办一场由他个人指挥的演奏会。吴曦鸣告诉他，如果真的要办，剧院的场地费，加上上海歌剧院乐团的伴奏费一共需要6000元，并且票房归剧场所有。▲2017年《梁祝·爱之交响》音乐会，范焘和范聪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范世煌听说后，没有犹豫，出了这笔钱，只提了一个建议，“让你妹妹来弹一个协奏曲独奏。”兄妹俩一个指挥，一个弹钢琴，吴曦鸣感到新奇，并且在上一学年里，哥哥拿了指挥系专业特别奖，妹妹则是上音附中“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比赛二等奖得主。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冒险，于是同意了。范焘特意选择了好玩儿一点的歌剧曲目，包括《奥伯龙》序曲、《费加罗的婚礼》序曲，给妹妹安排的独奏曲目是格里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范聪接到曲谱的时候，距离音乐会只有22天。她的钢琴老师丁逢辰觉得不太可能：“一个高二学生怎么能在短短寒假把一首半小时的协奏曲练出来？何况是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范聪犹豫了，怕在学校门口演砸了，丢人。范世煌跟她说：“第一不能砸，第二砸就砸。”那个寒假，范聪在家从早到晚地练琴。她回到上海后，弹给丁逢辰听。老师很惊讶，范聪竟然真的练到了可以演出的水平。那场演奏会的票很快售罄。范焘有些紧张，这是他第一次作为指挥正式演出。以前上指挥课的时候，他是对着由两架钢琴模仿的乐团指挥，突然间到了真正的乐团面前，“就像一个一直拿木头枪练习的士兵，突然拿到真枪一样手足无措。”范焘再三劝范世煌不要来上海看。没成想，演出当天中午排练完，他一抬头就看见父亲坐在了下面。这一幕给范焘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说，这种场合我怎么会不来呢。” 演奏会正式开始了。范世煌看见女儿穿着蓝色泡泡袖礼服，披着齐肩头发，在三角钢琴上流畅地演奏完整首协奏曲，儿子则西装笔挺，站在舞台中央，充满激情地挥舞着指挥棒，引导乐队奏完了一曲又一曲浪漫又恢宏的歌剧序曲。这一晚的演出像一场值得久久回味的梦——在随后的近三十年间，范世煌每一次看到兄妹俩同台，都会想起这个“梦”。他从此爱上了交响乐。▲2016年《梁祝·黄河》演奏会，范世煌、范焘和范聪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演奏会的效果令吴曦鸣满意，他主动邀请范焘在同年6月举行第二次演出。这两次的经历令范焘之后的实习变得更加顺利。范焘大学毕业后，在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任指挥；范聪则保送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赴美国天普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之后留在美国，成为知名的钢琴演奏家。出国留学后接触非音乐专业的中国学生，范聪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他们跟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人学音乐，小时候都特别渴望有机会学一门乐器。”在范聪开始学琴的年代，大多数人的选择很少，一般只有两条路，要么学工，要么学农，“学音乐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看似空荡，花费又贵。”她体会到了父亲的远见——在那个人人追求实用的年代，为他们选择了音乐的道路。“他本来想让我哥练体育，后来觉得音乐才是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时间限制、可以跟随你一辈子的艺术。”
尽管年近80岁，范世煌每一天过得依旧充实。周一到周五，他要去熟人介绍的孩子家教琴，一教就是一下午。孩子特别调皮，气得范世煌血压有点高。除此之外，范世煌的身体没什么毛病。他至今每天坚持练两个小时哑铃，“肌肉不练就没了”，拍照时，他兴致勃勃地在镜头前展示肌肉。他养花的爱好还保留着。窗台上放了好几盆兰花，绿萝的藤蔓从花盆中“溢”出来，遮盖了整面窗户。窗台的一边放着一架雅马哈立式钢琴。范世煌练琴的时候，钢琴立面就会倒映出绿萝藤蔓的影子。他一个人住，家人都不在身边。儿子住在北京，常年国内国外到处飞；女儿出国读书后留在了美国，只在和范焘合作时回国；妻子跟去美国照顾女儿，已经离家15年了。2015年，范世煌也去美国待了段时间，半年挑出了一堆毛病:语言不通，街上看不到人，练琴不自由。他又回到了沈阳。以前范聪在上海读书时，寒暑假回家，火车一进站，范世煌的眼泪就往下流。“我对我姑娘的感情相当深，现在差一点。”范世煌说，这些年他逐渐习惯了分别，想女儿的时候就打个电话，内容通常是交流曲谱感想和钢琴技法。▲2020年2月，范焘和范聪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对于范焘，范世煌更多的是提点。范焘每次回辽宁演出，范世煌的朋友阿强都要去看，他最喜欢看排练的时候，范焘拿着指挥棒神气地指出乐手的错误，“你，那个音弹错了。你，节奏不对。”范世煌不喜欢这样的做派，希望范焘不要发脾气，要尊重每一个人。“当指挥说话容易着急，他就一再提醒我，无论对方是干什么的，无论能力怎么样，都不要着急，要尊重每一个团员。”范焘说。尊重是范世煌的处世哲学，“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啊。”采访中途，谈到上海商城剧场的那场演奏会时，范世煌突然起身，走向电视柜，他想在这时候播放范焘和范聪合作的《黄河协奏曲》。他从电视柜的抽屉里拿出光盘，熟练地放入光驱，连接电视，点开乐曲的序章。这场演出的海报就贴在电视机后面的墙上。雄浑的音乐在客厅里回荡开来，掩盖了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范世煌停止了交谈，专注地盯着电视里的画面。一曲终了，他眼里涌出了泪水。他说，每一次重听这首曲子，都像第一次在现场听一样，感到颤栗。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南方人物周刊所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享有本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