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新闻自由是如何被一步步侵蚀的

2021-06-27 星期日

香港的新闻自由是如何被一步步侵蚀的

JENNIFER JETT
周三,《苹果日报》在香港的办公室,员工在屋顶点亮智能手机,感谢支持者。
周三,《苹果日报》在香港的办公室,员工在屋顶点亮智能手机,感谢支持者。 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香港的喧嚣和政治多元化的新闻媒体虽然不受隔壁中国内地对新闻业施加的那些限制,但多年来一直在与各种威胁作斗争。然而在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于一年前生效后,这些挑战急剧增加。
周三,经常批评中国和香港政府的民主小报《苹果日报》表示除停刊外别无选择,这突显了媒体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该报曾是香港读者最多的报纸之一,现在正成为国家安全调查的对象,其创始人黎智英也因而入狱。
虽然香港地方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权,但在1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这个中国领土现在排名第80位,低于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2002年首次发布该指数时的第18位。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上个月告诉《纽约时报》:“毫无疑问,这是最糟糕的时期。”
以下是香港新闻自由遭到侵蚀的一些方式。
一部模糊的新法律
3月,在香港法庭外的抗议活动中,警察举着警告新国家安全法的横幅。
3月,在香港法庭外的抗议活动中,警察举着警告新国家安全法的横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20年6月,中国政府实施了一项全面的国家安全法,旨在消除阻碍其统治的反对派。香港是一个前英国殖民地,1997年回归中国。该法律是在香港反政府抗议活动数月后颁布的,抗议活动对北京构成了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挑战,一些抗议者呼吁该地区独立。
法律专家表示,虽然该法律侧重于恐怖主义、颠覆、分裂国家和与外国势力勾结这四种罪行,但其模糊的措辞对新闻媒体有影响。今年早些时候,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以《苹果日报》为例发出警告,警方将调查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新闻媒体。
官员们没有澄清这意味着什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本周谈及此事时表示,记者要靠自己来搞清楚如何避免违反国家安全法。她说,法律不应影响“正常的新闻工作”,尽管她没有解释她所认为的正常是什么。
由于没有人知道界限在哪里,一种普遍的反应是自我审查。记者在采访中避免某些话题,活动人士删除了他们的社交媒体记录,图书馆将亲民主人士的书籍下架审查。活动人士、学者和其他人也不太愿意公开发言。上月,一名法官解释一名因国安法被指控的前立法者被拒绝保释的理由,援引她在采访中以及在给记者的WhatsApp私人消息中的评论,使得人们对公开发言更加犹豫。
不受拘束的小报停刊
2020年8月,黎智英在《苹果日报》编辑部。
2020年8月,黎智英在《苹果日报》编辑部。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20年8月,警察根据国安法逮捕了黎智英,正如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所预测的那样。几个小时后,他们突袭了《苹果日报》的办公室,他的这份报纸坚定支持民主。一些记者在网上直播了警察翻查办公桌的突袭视频。警方还逮捕了黎智英的两个儿子及其公司壹传媒的四名高管。
黎智英已因在2019年参与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而被捕根据国家安全法,他被指控与外国势力勾结,包括呼吁对香港实施制裁。他已经因两起与抗议有关的案件共被判入狱20个月,但仍面临其他指控,包括欺诈和三项根据国家安全法可能被判终身监禁的罪名。(香港的首次国家安全审判于周三开始。)
现在看来,去年8月的突袭只是热身。上周,数百名警察第二次突击搜查《苹果日报》的编辑部,逮捕了五名高管和编辑,没收了记者的电脑并冻结了公司账户。其中两名被捕者已根据安全法被指控串谋与外国势力勾结。警方国家安全部门的一名高级警司也警告公众不要在网上分享《苹果日报》的文章。
《苹果日报》周三表示,由于账户冻结,无法支付员工工资,已运营了26年的该报将停刊。当天,先是该报的主笔杨清奇被捕,他以笔名李平写作。杨清奇在去年黎智英被捕后写道,中共及其在香港的盟友“决定扼杀《苹果日报》,扼杀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压力之下的公共广播公司
4月,香港电台制作人蔡玉玲(右中)和她的支持者在香港西九龙法院。
4月,香港电台制作人蔡玉玲(右中)和她的支持者在香港西九龙法院。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香港电台是一家由政府资助、以独立报道著称的公共广播公司,目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中,香港政府指责这家广播公司缺乏透明度和客观性,表示它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监管。还有官员建议将其彻底关闭。
近几个月来,港台多位高级官员相继离职,其中包括广播总监,他被一名没有新闻经验的公务员取代。从那以后,这家广播公司取消了节目,拒绝了媒体奖项,并删除了YouTube和Facebook帐户上的存档内容。林郑月娥获得了自己的节目,每天播放四次,解释选举法的变化,批评人士说,这些变化几乎把民主派候选人排除在外。
今年4月,香港电台的自由制作人蔡玉玲因获取公共记录时做出虚假陈述而被判罚款。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称此案“极为失当”。 蔡玉玲一直在撰写一份批评警方的报道。她说,她的案件表明,官员们正试图限制人们获取曾经公开的信息。她正在上诉。
官僚壁垒
2020年7月,香港一家法院外等候的记者。
2020年7月,香港一家法院外等候的记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除了国家安全法之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政策变化,香港记者说,这些变化可能会妨碍他们开展工作。其中一些涉及与警方的互动,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中,警方曾与记者发生过一些紧张的对峙。去年,警方表示,他们只承认在政府注册机构或知名国际新闻机构工作的记者的证件。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还说,只有“可信媒体”可以进入警方的封锁线内采访。
另外,政府还允许企业隐藏敏感的所有权数据,批评人士称,这可能会使揭露欺诈行为变得更加困难。
媒体机构也称,外国雇员的签证处理出现了延误,在个别情况下,他们的签证被拒绝。去年夏天,《纽约时报》指出,由于国家安全法和签证问题,决定将部分员工从香港调往首尔,不过其他国际新闻机构表示没有离开的计划。
更多的挑战可能即将到来。
上个月,林郑月娥提出了警告,她说政府正在探索针对“假新闻”的立法,问题是假新闻应该如何定义,以及由谁来定义。在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类似的立法被批评为压制异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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