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合作博弈，还是零和游戏？
2022-04-04 星期一
关于汉字的造字法，从汉朝以来，相沿有"六书"的说法。一般来说，汉字的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还包括转注和假借（严格说来这两种应属于用字的方法。）形声字是由形旁和声旁拼合而成的造字法。今天我们所用的汉字，80%以上都是形声字。形声字通常是一半表音，一半表义，因而我觉得它能传达出很多的含义。但是其它造字法产生的字我觉得理解起来会有些困难。比如指事字中的“上”“下”还比较好理解；“凶”啊这样的我觉得就有些勉强。所以是不是因此形声字就成了汉字发展的主流？小王同学的问题，语言学有“常规说法”：形声字成为主流是因为象形、指事、会意的方法造字有很大的局限。不过，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了解一个平面化的“标准答案”，而是要真实体验事物是怎么发展的，在发展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当时是怎么想的。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而形声字渐成主流是这个过程的产物。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因为在龙山文化出土的夏代初期的陶瓷残片中已发现用于记事的汉字。殷商文字的代表是甲骨文。这种文字已经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法，并大量使用假借字。但这种早期汉字还保留着种种图画文字的“胎迹”。一些义近的偏旁可以互相代换，如从牛的可以从羊，从豕的可以从鹿，从人的可以从女。同一个字可以用不同的偏旁组合，如“正（征）”字既可以口（城）止（趾）会意，也可以两止（趾）会意。偏旁的位置也不固定。同一个字还可以不同的方式造形，例如“凤”字，象形造字为鸟形，形声造字又加凡声。同一个字的偏旁还可繁可简，如“网”字形的网中交叉线条可从几画到十几画。这都表明甲骨文字还没有完全定型化。而异体丛生正是象形造字必然带有的弱点。
然而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大量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产生。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灾”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戈”；“鸡”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我们由此可知，形声字的逐渐发展，“队伍”的壮大，是和汉字字形符号化的发展趋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符号化使汉字字形褪去原始象形的人文表达，增强笔画的规则化、抽象化、单一化，与此同时，开始有意识地借助更便捷的记音方式，将意象和声象结合起来造字。汉字发展中的这种工具理性在不破坏汉字表意原则的基础上，有力促进了汉字对汉语的（被动）表达和（主动）建构。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西周后期的汉字被称为大篆。此时汉字的笔画进一步褪去象形表达的粗细理据，趋向线条化和抽象化。汉字的结构也自觉和图像拉开了距离，趋向整齐和方块化。秦国统一后继承了西周大篆，秦系文字成为汉字发展的主流。它的笔画更为工整匀称，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统一后的秦国，整理、推行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汉字的符号化倾向更为自觉。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隶书前的古汉字总体上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例如：隶书中的“然（燃）”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火的象形符号。又如，隶书中“奉”“奏”“春”“秦”“泰”诸字的上部在小篆中也是不同的形符，统一后也难以“据形索义”了。在小篆中荣华之“华”是在“花”的象形符号上加草头，华山之“华”是在“花”的象形符号上加“山”，隶书中一律作“華”。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再如“气”的本义为云气，“氣”的本义为祭祀或馈赠用的活牲或谷物。在隶书中用“气”表“乞”（后又减去一笔），用“氣”表“气”，又造一个“ 饩 ”字表“氣”的本义。又如“渴”的本义是“尽”，隶变后表示“欲饮”；“竭”的本义是“负举”，隶变后表示“尽”；“揭”的本义是“高举”，隶变后表示“负举”。这些字在隶变后失去本义，而在后代文字学家看来是近“讹”的。王念孙就说：“贼之从戈则声而改从戎，赖之从贝剌声而改从负，半讹也。”（《重刻说文解字序》）
汉字形符的自觉简化，使形声字更为“洗练”，工具意识更强，书写和造型也更为便捷。符号化的操作甚至使一些形声字变了形，例如：隶变后“布”已看不出“从巾父声”，“年”已看不出“从禾千声”，“书”已看不出“从聿者声”，“春”已看不出“从草日，屯声”，“犀”已看不出“从牛尾声”，“表”已看不出“从衣毛声”。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形声字的增长趋势，不是推动汉字符号化之“因”，而是整个汉字符号化历史趋势之“果”。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说，形声造字自带的工具理性，也不断影响着汉字符号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深入的符号化使汉字极大地摆脱了象形的束缚。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大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車”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車”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从”字在甲骨文中以双人与道路（彳）会意，表示行动相从，隶书中的“從”字仍保留了此形此义。“尘”字在小篆中以三只“鹿”加“土”会意，隶书中的“塵”字保留了一个“鹿”形。“历”字在古汉字中从止从林，表示经过，隶书中不变。当然，在形的象与不象之间，隶书往往“象”得十分曲折。例如“鹿”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头、角、腿、尾俱全的形象，角有许多枝叉。后来在小篆中已减为两个角叉，在隶书中只有象征性的一点一横了。这种曲折之“象”在隶书对偏旁的整理简化中也很明显。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犬”形作偏旁则左有“狗”，右有“猷”，下有“獒”；“火”形作偏旁则左有“炮”，下有“然”“焚”，上有“光”；“肉”形作偏旁则在左、右为“肝”“胡”，在下或为“脔”，或为“肯”。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
5.从“有限声指”到“无限意指”：人类文字符号化进程中的中国智慧一般认为，象形（也包括指事和会意）的造字方法，其局限在于：不是所有的字义都可以画像；画出来的意思不容易理解；字形画像速度跟不上语言的发展。于是来不及造字就用假借字。假借字一多字义易混淆，于是再给假借字加注义符。这样兼顾了汉字表意和记词的要求，形声字适应了汉语的发展。这样的认识在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当小王同学问我是什么使形声字成为主流，我忽然意识到这个汉字发展的“本体论”问题涉及更为根本的汉字符号化进程。我们在这一进程中看到的是，汉字表意结构留存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文字发展符号化的要求下，不断褪去厚重的人文历史负担，轻装上阵，创造性地适应汉语发展的需要。其中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意指的框架中用“有限声指”强化符号的工具性。“有限声指”不改变汉字的表意属性，而是为“无限意指”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将文字的人文性和工具性完美结合起来，表现出对文字符号化包含的矛盾对立面相互关系的中国式理解和作为，成就人类文字发展中独特的中国叙事。文字符号化，在中国文化智慧中变成汉字表意的强大动力，声指意指合作博弈；反观拼音文字，就是“零和游戏”。文字作为一种媒介，为使用文字的人的世界观引进了一个新的观念尺度。中西文字对形、音、义三者关系的不同处理，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精神指向，由此塑造了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