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辩手来自无名县中

▲ “谁还没输过广宁呢？”（陈宇龙 / 图）

2023年夏天开始不久，律届新人田人铚接到一单委托，对方要求：带他们在几个月后的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中“坚持到底”。

他们是几个来自广东省广宁中学的高三学生。

这或许比调解法律纠纷还要麻烦。田人铚在圈内小有名气，他小学五年级接触辩论，在广东排名前列的中学就读时崭露天赋，最终在大学时加冕为“最佳辩手”。但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应付的比赛，他自己也没试过在这样的大赛中坚持到底。

在圈内，人们叫它“新国辩”，这是为了体现它和“老国辩”的传承性。2013年11月，“新国辩”在珠海的一所高校里拉开帷幕，学校食堂老板是最早的赞助商，为了让比赛能办下去，当时的央视主持人路一鸣向食堂老板许诺，“你赞助，我明年还来”。纪录片《辩村骑士》里，他回忆了那一幕。也就是这一年，曾让路一鸣、蒋昌建等人一战成名的“老国辩”（最初名为“国际大专辩论赛”）宣布无限期停办。

与移动互联网相伴而生的千禧一代很难想象，“老国辩”究竟意味着什么。毕竟它诞生在1990年代，源源不断的新思想随着人们的每次呼吸飘散在空气中，那个时代的许多人相信，辩论是对现代公民的一种素质教育。此后20年里，这种文化挂上了国家荣誉和人民智识的勋章，电视里的明星选手成为国民偶像。以至于一些中国高校的管理者，会安排辩论队员住进学校最好的房间，用一个完整的学期准备辩题，准备接下来为国争光。

没错，从各个方面来看，田人铚的委托人很难理解，他们要挑战的是什么。他们年纪太小了，小到蒋昌建1993年在首届“老国辩”的现场，说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我却要用它寻找光明”时，他们当中，有人的哥哥姐姐都还没出生。

在名校云集的辩论圈，没人知道广宁中学在哪儿，以至于赛事主办方曾将“广宁”错写为“广西”。也很难评价无名小卒的水平，有人唯一参加过的线下比赛，是历史老师组织的班级辩论。

人人都喜欢看到无名小卒一战成名的故事。但现实不是小说，如今的辩手们，从小学开始训练攻防，在长年累月的赛事中积累经验，没有人靠暑假速成班“坚持到底”。最能提醒田人铚认清这一点的，是在无名小卒张口的瞬间：浓郁的粤语口音残留在每一个吐字之中，“口条的流畅度还不如受过训练的小学生”。

但曾经的最佳辩手，还是以五千块钱的价格，接下了他的辩论教练生涯最有趣的一单委托。

2023年11月24日，江西赣州丫山风景区，新国辩中学组比赛在这里举行。（陈宇龙 / 图）

在丫山，他们是仅有的可以从口音判断归属地的学生。

江西赣州郊外，有一片铺天盖地的竹林，天气不错时，翠竹随风翻涌着潋滟青光。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途经附近的寺庙，在一间尘封的禅室中，他见到一则关于自己生死的预言，不久后便病逝。这个传说成为丫山风景区最为骄傲的遗产。

2023年11月末，曾靠着路一鸣和食堂老板等人扶持的“新国辩”，在景区深处一家依山而建的酒店里，迎来了它的中学组比赛。16支高中队伍、10支初中队伍要展开为期3天的厮杀。

得到田人铚指导的广宁中学，也出人意料地进入16强。

此前，128支队伍经历了漫长的线上初赛，能用上高清摄像头的选手不多，导致很多青春面庞看上去模糊一片。也没人注意到这队无名之辈，在2023年国际中学生华语辩论榜中，排名一直拉到390，都没有出现广宁的名字。直到他们接连击败两支排名42的队伍：贵州都匀一中和人大附中朝阳学校。

从线上走到线下，那些曾经模糊的面孔，变成一副副精致又充满活力的笑脸。这些中学生，和一部分刚步入大学的选手（报名时刚好高三），身着礼服，发型修剪整齐。他们多数来自城市里最为精英的学校，他们的教练分别毕业于帝国理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或是其他名校。有的队伍来了不止一位随队老师。选手彬彬有礼，坦言自己参加过的比赛还不够多，“只有30场（或者40场）”。

人群中，一些选手会窃窃私语：有一个县城中学的辩论队，一路厮杀，现在，来了这里。

要辨认出几位县中辩手并不难。他们身上的校服不太合身，有点宽大，扣子没扣全。两个女孩，分别用酒红和草绿装点了头发。队长练俊杰是唯一的男生，他筹措了请田人铚当教练的五千块钱。每天晚上，一个男孩和四个女孩，在乱糟糟的房间铺满零食。他们屏住呼吸，聆听来自电话那端的教诲，“安——静！安——静！”队长收起嬉皮笑脸，时间是有限的，没能到现场的教练，还要处理其他工作。

但这些都不是他们最显著的特点。

口音才是，教练没能扭转这一点。口音是一个人出身最直接的标记，在丫山，他们是仅有的、可以从口音判断归属地的学生。

教练训练的是他们的目标感。“就是清楚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要证明的、反驳的东西是什么。在辩论场上不要被别人的提问带着走。”刚开始的训练方式也很简单，布置几个辩题，告诉他们一定要拿下的点是什么，哪怕其他内容“一塌糊涂”。

口音也好，目标感也好，县中辩手倒毫不在意，他们笑说自己撑不过第一轮。但酒红色女孩发现，第一轮16进8比赛当天，她的星座运势达到96分，这为她带来不少自信。

哪怕他们的对手是执信中学，一所广州老牌名校。

辩题是“社交媒体正在撕裂/弥合社会”，县中辩手的立场是撕裂。对方一辩立论：大家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找到兴趣相同的人，缓解个人孤独感；社会问题撕裂社会，而社交媒体可以揭露问题，并通过舆论解决问题。

酒红色女孩是二辩，听到对手提出，“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找到同好”，她挑了挑眉：“原本大家就有共同爱好，社交媒体究竟弥合了什么？”

星辰或许真的站在了她的那一边。女孩表示，自己要说一些“跟呼吸一样简单”的常识，证明社交媒体在撕裂社会：“台湾的社交媒体上，大陆人是吃不起茶叶蛋的，推特上中国人喜欢吃狗，B站上美国遍地都是流浪汉，抖音上东南亚危机四伏。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不知道，但世界人民的偏见不断加剧。”

这场比赛正在B站上直播，现场冒出笑声。

整场比赛，对手的举例涵盖《1984》、农村不婚主义者和加泰罗尼亚大学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数据。县中辩手用的例子是“我的号养成了”“淘宝里男性物品比女性的贵”“网友说虎扑是男厕”，一系列“跟呼吸一样简单”的常识。

县中赢下了这场晋级赛，陈沛怡，那个酒红女孩，获得了“最佳辩手”。

直播弹幕中出现一句话：“谁还没输过广宁呢？”

打出这句话的人叫胡祖铭，人大附中朝阳学校的辩手，在圈中小有名气，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个关于知名中学辩手的知乎讨论帖中。他也是广宁学生的手下败将，那是线上初赛的最后一场，被这群无名之辈击败时，胡祖铭想哭。

又想到摄像头还在拍，他忍住了。

2023年11月24日，新国辩中学组比赛，广宁中学辩论队。（陈宇龙 / 图）

“在传统赛道，你说你比人大附中要好，没人信，只能打出‘我培养的学生更自由、更思辨’的牌。”

陈沛怡有张倔强的脸，发言时会挑高眉心，校服外套看上去大了两个码。第一场比赛，女孩给曾经的辩论明星、评委刘烜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找到了他想听到的东西。

“人话。”在丫山的一个傍晚，刘烜赫又谈到这个词。评委工作并不轻松，他的脸上挂着黑眼圈，无法长时间用同一姿势端坐，但他说，“哪怕评一场比赛只给100块钱，也要来。”

刘烜赫在2011年担任中山大学辩论队队长，那时，“老国辩”已经在走向尾声。这个圆眼溜溜的北京男生，没有享受到和前辈们那样的待遇，但“老国辩”的光芒在他身上依旧留有痕迹，比如语速，每分钟从他嘴里蹦出的汉字能接近270，是普通人的1.5倍，足以让听众眩晕。

要理解他想听到的“人话”，需要先知道中学生辩论的兴起。

2013年，“老国辩”停办，人们说着“电视辩论已死”，流媒体上，捧腹大笑的娱乐画面牢牢抓住眼球，昔日的明星们，组成了新的辩论圈核心。辩论老友们惺惺相惜，依旧相信“辩论是对现代公民的素质教育”，且希望把火种传递给更年轻的一代人。

刘烜赫为此付出过不少努力。他创办了一家辩论教育机构，在华北，他协办的中小学生辩论赛最初只有四五个学校参加，他却注意到中学生蓬勃的、无法压抑的表达欲。

一次，河北一所地级市中学对战北京某知名中学，辩题为：当今中国应不应该取消户籍制度。

“哇噻，打得河北的同学非常生气，意思是，‘你凭什么啊？你丝毫不觉得这个问题有问题吗？你生来就在北京，你就是享受了比我们好得多的教育’。”

刘烜赫用极快的语速回忆着这场比赛：“我梦想中的辩论首先要聊有价值的问题，又是一帮能理性沟通的人在聊，我不会给你泼脏水，你也不会这样对我。”

什么是有价值的问题？曾带领高中生获得新加坡狮城杯冠军的明星辩手庞颖，和她的好友在一次对谈时回忆，在2008-2012年前后，大学辩论中常见的题目包括有：双重国籍、大麻合法化、同性婚姻、性交易合法化，等等。逐渐的，这些题目不聊了。

但那个时代并没有中学生的席位，中国的中学生辩论，是在“老国辩”停办之后蓬勃生长起来的。2016年前后，精英中学率先加入牌桌。原因很直接，辩论培训对大学自主招生的面试环节颇有帮助，并且，一部分新办的中学需要打响名号。

“在传统赛道，你说你比人大附中要好，没人信，只能打出‘我培养的学生更自由、更思辨’的牌，而辩论赛的成绩能证明这一点。”一位辩论教练说，北京某学校曾投入重金，同时请六七个教练，“恨不得让每个学生都有一个”。

再然后是因为“双减”，尤其在北上广深，“经济水平、教育理念，以及‘双减’落实到位”。刘烜赫脸上笑容满满，他抛出一个例子：“在北京101中学，下午两三点，有的地方还在上主课，我们的同事就能去上辩论课。”

就在辩论即将迎来中兴之时，老伙计们发现，中学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后，渐渐不说“人话”。

他们用起了越来越多圈内术语，“黑话”流行开来——像互联网大厂一样，只不过，中学生们说的不是“裂变”“下沉”“矩阵”，而是“战场”“拉平”“拿下”。

这一套词语，十几岁的少年是从一遍遍观摩大学生辩论中学来的。

成年人用术语来定义赛况，塑造一套专属的语言范式。糟糕之处在于，刘烜赫等人察觉，中学生只学了一个躯壳，很多时候，他们的“黑话”甚至没用对地方。“新国辩”组委会主席张静怡举例，她的一位朋友，无论对手如何表现，都一定要指责对方循环论证。就像买彩票，如果对方确实在循环论证，他就可能赢得比赛。“一开始，他的战绩比较好，但打到高水平的比赛，怎么也赢不了。”

老友们原本希望，理性的火种通过辩论撒播，困惑的听众能从中寻得答案。然而，中学生就像刷黄冈密卷那样，希望在辩论中发现某种“答题模板”。

从2000年代初至今活跃于辩论圈的胡渐彪，在关于为新国辩中学组比赛设计新赛制的文章《我希望催生一个这样的中学辩论赛事》中，指出了两种无法让听众获得答案的打法。一种叫“地板论”，指的是挑选浅显易懂、方便攻守的观点，说“正确的废话”；第二种叫“扭曲论”，例如一方观点是，网络时代，养成阅读习惯是好的，那就把阅读的概念扩展到阅读说明书、合同等——这显然违背出题人本意。

“我真诚地觉得，在你们这个年龄打辩论，不要学什么‘拉平’这种完全没有价值的词汇，完全不要。”评委席上的刘烜赫看上去十分痛心，“请能不能告诉我，你在生活之中的心得是怎么样？体会是怎么样？”

说“人话”的女孩，就这样被看到了。

刘烜赫。（受访者 / 图）

最多时，她有7个大学同学，都来了这里。现在只剩她一个。

很多教练会总结，是不断地训练，以及一味地模仿大学辩论赛，让“黑话”层出不穷。但很少有人会去想，“人话”从哪儿来。

准确地说，陈沛怡，这位只在历史老师课堂上体验过正式辩论的女孩，不是可以说“人话”，而是只会说“人话”。在她的故乡，有方言、有俚语、有脏话，就是没有“黑话”。

县中辩手的故乡和丫山相似，也有着大片大片竹林，广宁中学门口的道路两旁，就种满了金色的、圆鼓鼓的佛肚竹。地形也大差不差，位于广东肇庆市的广宁县，在广州的西北方向一百公里外，也是被重重山脉包围起来。但故乡没有像王阳明那样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那里的骄傲是竹子、番薯干和云吞。

这些并不足以孕育出县中辩手的语言，一段缓慢衰弱的县城中学史，形塑着孩子们的成长轨迹，掌控着他们能看到的风景。

许冬雁曾是县中辩手的班主任。2005年，她从湘南家乡来到广宁时，县城中学风头正盛，教师的工作充实有盼头。前一年，各地县城兴起合并学校的潮流，广宁也把辖区内的高中合并，一个年级多达三四十个班，分为理科、文科、艺体生三个板块，每班四五十人。许冬雁曾拖着怀孕的身体，一个人包揽16个班的历史课，台下乌泱泱的学生们都认得她，她却记不住学生谁是谁。

最多时，许冬雁有7个大学同学都来了这里。

县中是基础教育大潮中最为低调的鼓手，它们之中不乏百年老校，也不缺辉煌的往绩，但鼓声一会儿高亢，一会儿低沉，当人们蓦然发现“县中塌陷”，已经到了2020年前后。

许冬雁经历了中学合了又分、老师“县管校聘”，一些意气风发的年轻同事失去教职。2014年前后，广宁中学初中恢复招生刚满4年，又告停办。在她的记忆里，县中自此愈发“塌陷”，好学生被市里的学校抽走，好老师被私立学校挖走。

2017年，初中部再次复办。一位广宁中学初中部的老师一语道破原因，当地曾认为要做大做强的是高中，但停招初中的几年，高考成绩却变差了。

反复的变化让一些学生选择“出走”，渐渐地，流动的学生成了县城里一道景观。

每个周末，有能力离开的孩子们，会到县城老旧的中心广场乘大巴，大巴驶过粉色的紫荆花，驶过布满1990年代风格蓝色瓷砖的外墙，学生像穿城而过的漫水河一样缓缓流出，流出县城，流向肇庆、佛山、东莞，流进一年开销五六万的私立中学——在广宁高中，每学期的学费只需要它们的零头，1125元。

陈沛怡初中毕业时，同年级成绩最好那个班，“几乎一个班都去外面读了”。县中辩手就这样成了“被剩下的学生”。

“被剩下的学生”苦读三年，最好的能去暨南大学，偶尔够得着中山大学。大部分人在二本和专科之间苦苦挣扎，如果考上民办，有人会因为学费太高而索性结束求学，外出打工。

最痛苦的学生，是那些出去过，又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回来的。

许冬雁见过太多了。一个男孩，小学出走，高中被叫回来，从事医疗工作的父母想让他学医。“感觉这个孩子心中没有目标，上课就睡觉。高中，每天早上6:40到班，晚上10:20放学，如果无心学习，这真的很痛苦，你说是不是？”

最后，男孩去了一所专科学校——学中医。

为“县中塌陷”哀叹的人们，不易理解县城家长那股抓住一切的求生欲。他们挣扎着投入一场教育赌博，处心积虑要把孩子送出去，去市里，去珠三角，去更远的地方。

陈沛怡的父母经营香火店，距离广宁中学不远，店里堆满蜡烛、纸钱和香，陈沛怡却明白，他们家真正卖的商品是信心。中年家长们赶个大早，花几块钱，来买一对蜡烛和一把香，到邻县的龙母庙下跪，祈求孩子学运。大约6年前，开始有中学生学着父母的样子，为自己祈福。

学校里负责社团活动的老师承认，对于要不要让孩子们参加辩论，他十分纠结。就更别提为他们找一位名校毕业的辩论教练了。极少有学生可以享受到日复一日的训练——这样的孩子，如何接触并运用“黑话”？

2023年年底的一个中午，在离学校不远的咖啡店里，许冬雁试图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谈论学生和同事的出走，刺骨寒风顺着门缝溜进来。

在谈到“沉默”的县中课堂时，她的语气骤然凝重。不久前，许冬雁的一次教学创新刚刚宣告失败：她让学生们先预习，上课时向她提问。尝试了三节课，课代表跑来，要求恢复原先那种由老师灌输内容的模式，“学生好像不愿意思考了”。

如今，7个大学同学只剩许冬雁一个人了。这位“被剩下”的老师，仍然想努力做点什么，陈沛怡第一次参加的正式辩论，就得益于她在历史课堂上的灵光一现。

2023年12月1日，广宁中学。（苏有鹏 / 图）

是“弟弟”让一个乡下女人的生命完整。

那一次历史课辩论，陈沛怡是四辩，面对要不要使用一台可以看到未来的时光机，她的立场是“要”。当时，坐在辩论席上的她很痛苦，她意识到，语言需要打磨，进攻需要章法，“要传达的点，队友没有传达出去”。

但她依然被票选为最佳辩手。

从小爱吵架的女孩，如今有了正当的吵架场合，也有了日渐充实的“弹药库”，里面装着“飞机、坦克、洲际导弹”，一切用于武装话语的知识。

在这当中，女孩最熟悉的一种武器，叫女性主义。第一轮比赛中，关于社交媒体撕裂社会的辩题，女孩们掏出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哪怕女性主义，在互联网中也被撕裂为很多分支。

越来越多人注意到，女性主义在辩论中时常被提及，它们出现在综艺、在网络、在现场，时髦又机敏。而对县城的女孩们而言，当和这些理论的碎片相遇的时刻，她们自身的生命体验，那些困惑，以及莫名的愤怒，终于有了解释。

陈沛怡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还没有弟弟的时候，家里盖起新房，村民会议论：“装修是装得好看，这么好看有什么用，还不是缺了点什么。”明里暗里的话让她十分愤怒：“缺了个男的，你懂吗？”

是“弟弟”让一个乡下女人的生命完整。这一刻到来的时候，陈沛怡的妈妈36岁了。

在“新国辩”的现场，陈沛怡和三辩谭蔡婷——后者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可以轻易举出一大堆女性主义的例证。比赛间隙，她们用“典”来描述父权的具体表征。这个网络用语，是“典型”的简写。

她们的父亲，“典”；她们的男同学，“典”；她们的老师对待男生的方式，“典”；就连食堂打菜的大妈，有时也“典”。

“他更喜欢弟弟，爱他自己，他让我要多吃苦，从村子到学校有三四公里，他说，如果我骑单车去上学，他给我3000块钱。”

“有的女老师很喜欢和男生聊天，老师换了眼镜、烫卷发，‘哇，老师你的眼镜真好看’。”

“老师拉了一个加强班，全班35个女生、15个男生，进强化班的是8个女生、10个男生。”

“食堂阿姨打菜，同样的价格，我只有男生的一半。我告诉阿姨很饿，能不能多给一点，阿姨说，‘那你买4块钱的吧’。”

陈沛怡出生前，迫于种种压力，她的一个姐姐被送给亲戚养育。

她的另一个姐姐是“县城成功女性模板”：中专毕业，考编，结婚，不久生下儿子。但就在怀孕那段时间，“模板”姐姐十分焦虑，“不知道男孩女孩”。“她说，回想到妈妈的经历，她会害怕自己也走上那条路”。

初中时母亲的一句话在女孩心里演变成了父权的箴言：“你有投资价值，你爸才会高看你一眼。你没有投资价值，你爸理都不理你。”

2023年12月末的一个傍晚，在县郊被竹林围绕的家里，陈沛怡的父亲，回忆起他和太太在外的日子。他们都有众多兄弟姐妹，在乡下朴素的认知里，生再多孩子都能养大。婚后，夫妇欠下九千多块钱债务，跑到佛山，丈夫开货车拉瓷砖，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10点回家。妻子怀着身孕，也去抬水泥、粉刷墙。

两人住着猪圈改成的出租屋，而老家1993年时为他们新婚盖的房子，整整13年，也不敢回来住。

事实上，后来有不少人想收养他们的其他女儿，包括一对双教师家庭，都被丈夫回绝。

“我的人生流了很多眼泪。”陈沛怡的妈妈，陈亚七说。

如今这位县城香火店老板娘，短发，开朗，坐在空旷整洁的客厅里，她每说完一句话，都要咧嘴笑，有时你会怀疑她是否听清楚在说什么。她原本拥有一个更正式的名字，却在童年时，被胡乱登记成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仅仅意味着，她在家里排行第七。

她原本的名字，叫陈剑英。

女孩也说不清，是自己先意识到重男轻女这回事，再在辩论中找到共鸣，抑或相反。她们会在网上看23年前央视节目《半边天》采访陕西农妇刘小样，那位身穿大红色棉衣的妇女，是女孩们的精神偶像。刘小样不满足于农村贫乏的生活，渴望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她采访时说的“我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成为她们的动力源泉。

一位“新国辩”全程最佳辩手曾把生活比作深海的潜游，而辩论是浮出海面时的“畅快呼吸”。当女孩们将知识碎片编织成盾，把语言磨练为矛，闷在胸口的呼吸从此通畅了起来。

这样的时刻，很多年前，广宁中学曾经的辩论队指导老师高婵娟也感受过。

16年前，高婵娟从广宁中学毕业，考入岭南师范学院。当时的她没有更远大的梦想。女孩文静，认为自己很“透明”。在县城，她和翡翠台、本港台播放的周星驰电影一起长大。特别之处在于，她是“老国辩”的忠实观众，会细读交战双方的文字实录。

在广东西南端的那所师范院校，同学大多是和她一样来自粤东西北的女生，要办辩论赛时，起初没人选她。她太安静了。

但当她终于有机会站到辩论赛的现场，一间阶梯教室的中心时，平静的河流激起了水花。

辩题是“大学生要不要外出兼职”，对方觉得，外出兼职会有法律风险。不知怎么，高婵娟冒出一句：“地球很危险，你快回火星吧！”

这句流行于2000年代的金句，正来自她在电视里看了无数遍的周星驰电影《少林足球》。那个瞬间，众人的目光一下聚到她身上。

县城女孩的宿命之河，曾冲刷过高婵娟的母亲，以及母亲的母亲，她却赋予河流更宽阔的意志。“我第一次被看到了，”高婵娟模仿起同学们惊讶的眼神，“我觉得我没什么优点，人们是从语言上看到我，从作文、演讲到辩论，看见我。”

工作后，教高中的她，时常在课堂播放“老国辩”的视频。理由很现实：“初中写记叙文，高中要写议论文，就让学生学学辩论，怎么论证。”她任教的班级，作文成绩一向突出。

但陈沛怡想要的不只是写作文，整个青春期，她都希望，仅凭自己，就能够让妈妈的人生完整，甚至能让爸爸的人生也完整。

她要证明，女儿也能光宗耀祖，不光能考上大学，还能战胜来自大城市的学生。

（农健 / 插画）

“如果我们不是县中，是一所上海的中学，他们会这样对我们吗？”

县中辩手们已经战胜了三支名校辩论队，他们每一次遇到困难，都能化险为夷。

已经是大一新生的队员们，要请假来丫山参加线下赛，其中一位女生向学院领导请假时，领导好言相劝，建议她把精力放在有官方背景、更权威的比赛上。女生只好偷偷跑出来，直到最后，也没被人发现。

无名之辈曾找不到模拟辩论的对手，也有支持者空降来救火。

山西晋城一中辩论队队长程禹豪，就在广宁少年最需要模拟辩论的对手时，招呼朋友，组建了一支模拟辩论队。那晚，其中一个朋友在自习室待到十点多，直到被老师赶出来。

程禹豪把这几个素未谋面的广东少年视为同类。晋城是个地级市，但在他眼中，“县中”是一种教育模式，一种早上5:30开始衡水中学式跑操，晚上10:30睡觉，中间休息1个小时，只要成绩好别的都无所谓的教育模式。

“我觉得他们（广宁）代表的不仅是他们，如果他们能证明，县中也可以做得很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程禹豪说。

这让压力倍增的练俊杰十分感动，队员和观众都相信，县中辩手的胜利是这位18岁男孩带来的。

队员们打心底佩服队长。他的妈妈从事体力活，两班倒，他却取得一个县中学生难以企及的成就。在一张宣传他通过中国传媒大学艺考的海报上，五官精致的队长，看上去就像男团练习生。

小学毕业时，他关系最好的几位朋友离开广宁，到佛山、深圳继续学业。从此，这个被剩下来的男孩就“没什么朋友了”。

场外的队长有说不完的话。县城里，一个话多、好辩，但又气质温柔的男孩显然是个异类，连老师都知道，他没交到什么男生朋友。在孤独的青春时光，他喜欢上辩论，并通过反复翻看网上的比赛视频习得技能。

刺激他想要逆转命运的事，发生在高一某次网络辩论。一位厉害的大学女生，“刚开口就把（队长）准备的所有点都讲了”，赛后，她鼓励队长，“新国辩”大学组比赛再会。

但大学组的比赛是邀请制，哪怕是985大学也不一定有机会。至于县中学生去得最多的二本和专科，就更不可能了。

那一瞬间，队长觉得自己要和辩论无缘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比队长更想逃离县城。高考成绩不够，他就决定“弯道超车”，参加艺考。他说服中学副校长，把她的名师工作室借来上自习。花上万的学费，一个人跑到广州培训。又花了600块钱，临时学一支舞，之后用这支舞蹈应付考试。

他学会了很多事。统考时，他拿捏考官们的喜好。“我就写正能量故事，老师们喜欢这种，”队长说，“他们很忌讳你随便把人写死了，比如把警察写死，什么悬疑的出轨的，堕胎车祸这些的，我都不写，越主流的、越爱看、越高分。”《陆犯焉识》也被改成一个“正能量故事”。这本严歌苓小说，曾由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归来》和《一秒钟》。

2023年3月，队长在艺考时，获得像“开挂”一样的成功。他通过了中传两个专业的考试。接下来，只需要文化分达标，就能逆转原本属于县中学生的命运。

曾笑谈自己“活不过一轮”的县中辩手们，也因为第二轮比赛前发生的一件事，被激发出了强烈的胜负心。

第二轮比赛前的模拟辩论，县中辩手约到了一所香港的学校。辩题是，“MBTI测试让年轻人更容易/更难了解自己”，广宁中学是正方。

三辩谭蔡婷很快进入状态，她高昂头颅，词汇像子弹一样射出，绿色发梢随着语气的逐渐加强而摇摆。她的一只手不断捶向半空，声调不断升高。在情绪最亢奋的时刻，子弹会归为寂静——她破音了。

这让对手认为，她很生气。对方打断她，笑着做出一个按压的手势：“不用那么激动”。

被打断的谭蔡婷依然具备进攻者的优雅，在规定的时间结束前，恰好用完她准备的所有弹药。

轮到对手，他们微笑着，解释自己要超时间，又说，某个论点到真正比赛前会再调整。最后，他们保持着礼貌的微笑，抛出一个在广宁的队员们看来极为虚无，且不会在真正的比赛上出现的观点：任何心理测试都是不准确的，心理学不存在。

队员们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如果我们不是县中，是一所上海的中学，他们会这样对我们吗？”他们先在走廊里小声抱怨，嗓门越来越响，从普通话转到了广宁话。

在此之前，他们觉得，多留一局都是赚。在那一刻，他们想赢。而他们第二轮比赛的对手，是排名30的北京101中学。

2023年11月24日，广宁中学辩论队在和教练远程连线备战，他们自己筹措了五千块钱，辗转请到了教练。（陈宇龙 / 图）

即便在这里，乌托邦也不存在。

这是一队真正的精英学生。

北京101中学辩论队的教练和全体成员纵队走进大厅。在教练的示意下，他们围成圈，一一落座。依次是教练崔德方、老队长籍谦恒、新队长叶子瑄，然后是队员，和前来观摩的学生。

年纪最大的队员籍谦恒在念大一，已经在筹备出国，崔德方是101校友，即将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毕业。

崔德方欣然答应担任教练的原因之一是，北大和101中间，只隔了一条颐和园路。学长学姐执掌高中校队，在北上广很常见。

很多从业者会认为，101的辩论教育走在前列。但队员们说，即便在这里，乌托邦也不存在。现任队长叶子瑄是个说话干脆的女孩，在招新时她就意识到，辩论对升学没什么帮助，很多家长不支持。“我们还是得和其他学校竞争学科上的成绩，一打辩论得熬到凌晨3点睡，很耗时间。” 

她反而羡慕一些南方的学校，学生出来比赛，要请假很容易。

穿着灰蓝色贴身西装的籍谦恒，透过他的黑框眼镜，落寞地望着队伍里几位高二的学弟学妹说：“这应该是他们在高考前打的最后一个比赛了。”在他的描述中，学校竞争激烈，家长们对排名浮动尤为敏感。

和这群不一定被家长支持的学生聊天，很容易就会被他们话语和行动中的秩序感所吸引，那是一种洞悉了事物运转规则的举重若轻。

比如，练俊杰用频繁打网辩训练自己，而籍谦恒不太认同打太多比赛，他给出的理由是，“你了解打了一场什么样的比赛，这比多打一场比赛要重要得多，如果只是简单、重复，总有一天会遇到‘边际效应递减’。”

备赛过程中，他们有一个清晰的行动框架。崔德方前期会要求队员们完成一个训练，他反对用量化指标规定一个辩题需要看多少篇文献，“查资料筛选的过程，是加强对立论的理解，有些资料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你把它筛掉”。他会要求队员们用三句话、不超过两个例子把事情说明白。

这群高中生还会思考更为深远的东西。

“竞技辩论讨论深刻话题，但它又用输赢来评判你的输出是否有效率，其实是很打击你的。”叶子瑄说，“我还愿意继续做，可能不仅仅是为了赢，辩论是可以非常激发你个人热爱的。”

坚持的理由之一在于，辩论是一个公平的比赛。

“其他的竞技有客观的量化指标，篮球要看身高臂展，足球要看瞬间爆发的力量，电竞要看单位时间内的反应速度”，籍谦恒觉得，辩论对于男性和女性都公平，在于“你的竞技实力大部分是由你看到什么决定的，‘看’这件事情，完全不会因为性别而受到限制”。

和县城女孩们一样，城市女孩也在这里找到了性别视角，一个女孩描述：如果能看到女辩手在赛场上闪闪发光的样子，那颗成熟但也孤独的内心，会收获极大的慰藉。

但她们不知道的是，女性曾在辩论中近乎缺席，城市女孩和县城女孩，曾蹚过同一条河流。

庞颖在接受陈鲁豫访谈时提到，在那个“老国辩”时代，女生很少，而且通常是一辩。在那时，一辩被视为花瓶，人们需要一个特别漂亮的一辩，去讲一篇准备好的稿子。现在，这位就职于著名咨询公司的明星辩手，还会应邀担任辩论赛评委，“为了要留在牌桌上”，她说。

不过，这些年轻人暂时不会去思考关于女性和缺席的话题。刚刚结束的半决赛，101败给了上海中学国际部。

这是最终获得冠军的队伍，籍谦恒受到震撼，其他辩论队只有一两个实力强劲的辩手，是“单核或者双核”，“但刚刚的对手，是四核”。对手的教练兼创始人是一位数学老师。她身上有众多身份：华语辩论赛世界杯英国赛区冠军、世界华语锦标赛英国赛区全程最佳辩手、帝国理工大学辩论队队长。

至于8进4的那队县中辩手，他坦言，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2023年11月24日，广宁中学辩论队。（陈宇龙 / 图）

重要的是，大家都看到了同一片风景，同一个答案。

是的，8进4的比赛，县中辩手输了。丫山这美好的仗，他们只赢了一场。

为了这场比赛，他们紧急换下一位队员，并为此吵了一架。还决定放弃那些大白话，转而拿起了被反复修改多遍的讲稿。

他们试图用“信度”这个概念证明，MBTI在判断一个人的性格上是准确的。信度，指的是多次测验结果的一致性。但他们更应该使用的概念是效度，即有效性。

来自101的学生发现，对手根本分不清信度和效度的区别，并指出了这一点。

广宁中学队显然被打懵了。他们的技术动作频繁出错，练俊杰质询，限时一分半，他浪费掉5秒钟；陈沛怡二辩回应，一分钟限时，她只用了34秒。

比赛结束后，女孩们沿着酒店外的栈道散步。

沿途的银杏树已经金黄，路边有餐馆，特色菜是鸭肉。陈沛怡和谭蔡婷进店坐下，看了一眼菜单，上面写着“水蒸蛋，32块钱”。她俩对视一眼，起身要走，用夸张的语气说：“你知道水蒸蛋是怎么做吗？一个鸡蛋，加水，搅一搅，就好了，这要32？”

32块钱，几乎是谭蔡婷给人写辩论稿的价格。

精英学生的辩论是爱好、兴趣、一种附加物。县中学生的辩论是补贴、生意、一种必需品。谭蔡婷在网上接单写辩论稿，客户是对辩论毫无兴趣，但不得不被上级要求参加比赛的人。有一个大学生，靠她写的稿子赢得“最佳辩手”。

练俊杰没有来，失败唤醒他的记忆。初中时，高婵娟带着他参加一场由房地产公司组织的辩论赛，对手是当地机关工作人员和乡镇老师。赛后，有对手表示，自己只是被硬抽来的，并夸奖广宁中学队表现不错。但少年没有获得胜利，练俊杰听说，最后胜出的队伍得到了“指定”。

他很想与这一切对抗。他不知道要找谁，就拨打房地产公司海报上的售楼电话，威胁说要曝光他们。

男孩第一次对辩论幻灭，他输给了“领导”。而此刻，他们输给县中学生还无法领会的东西。辩论技巧、战术或许都可以短期速成，但知识储备和快速掌握知识的能力，是县中和精英中学最为本质的区别，这需要人浸润在一个没有学生出走、好老师愿意停留的教育生态之中。

刘烜赫经验丰富，他觉得知识储备的问题，到了大学之后差距会越来越小。

他对县中的孩子有另外的期待。他说，相比医生、老师、军人这样的职业身份，这些孩子最终会拥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他们会是母亲，会是父亲，他们以后肯定不会给孩子父辈的教育了。教育在塑造一代一代所谓的人才之外，也在塑造人格，也在塑造人。”

县城的大人从没把他们的爱好当回事儿。只有老伙计们相信，语言能通往答案。

县中辩手们会记得，他们曾和一群友人并肩站立在同一个山坡之上，眺望着同一个方向，友人们背景有别，宿命各异，但重要的是，大家都看到了同一片风景，同一个答案。宿命之河一度静止。

之后，河水依旧流淌。梦结束了。

2023年12月20日，傍晚，广宁县郊，陈沛怡的家在竹林包围当中。（苏有鹏 / 图）

这些中年人也曾出走、逃离，他们内心深处并不想让孩子留在县城，哪怕就在身边。

2023年高考的夏天，奇迹没有发生，通过中传两个专业考试的练俊杰，文化成绩不够线，录取到华南农业大学，勉强“逃离二本”。他的母亲开始操心，儿子学的编导专业，以后能去哪儿工作。

这位母亲还担心另一个事情，她怕儿子还要去参加辩论赛，这代表着还需要钱。

钱，这趟行程，每人两千多块钱，广宁中学需要有教育厅的公文证明比赛是被官方认可的，才考虑给他们报销。县中辩手无法提供。

练俊杰最愧疚的一件事情，是在丫山的比赛中，全程没能让一位队员上场，这位队员读的是专科，“恐怕再也没有参赛的机会了”。

他们又回到了县城。穿城而过的漫水河，缓慢得近乎停滞，肉眼很难辨别出它的流动，河流的两旁，县城生活日复一日。

虽然担心辩论要花钱，练俊杰的妈妈最近开始接清洁的私活，去打扫一位同事儿子80平方米的办公室，一个月去20次，每次一个小时。她觉得酬劳还行，每个月能多600块钱。

年轻时，她从一个更偏远的县来到广宁，打工、结婚、生子，勉强落脚。但她希望儿子走得更远。“广宁太小了。”她喃喃地说，“广宁太小了。”

这些中年人也曾出走、逃离，他们内心深处并不想让孩子留在县城，哪怕就在身边。在丫山的那个午后，陈沛怡忽然提到一件，比县城女性的处境更难理解的事。

一天回家，她发现平时爱刷手机的母亲，正在串珠子。这是农村妇女赚外快的一种方式，用针挑着几根彩线，串成一个小珠子，就能赚4分钱。

两人聊到留学的话题，母亲问她想去哪儿。要强的陈沛怡，一直赚外快攒钱。

“留学还是看你们，你钱多一点我就去香港，香港贵一些，一年学费就20万了。”

“那就去香港吧！”母亲的口气依旧轻盈。

秋日午后，银杏叶迎风摆动，山谷静默如谜，陈沛怡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做这么廉价的活儿，每个月只能多挣几百块钱，但女孩注意到，本该叫陈剑英的母亲，一边说话，一边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2023年12月20日，广东广宁，陈沛怡的母亲在做的串珠子兼职。（苏有鹏 / 图）

（应采访对象要求，许冬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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