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林毓生：“我对于未来不是绝对悲观，但还是比较悲观”

2008年5月李欧梵教授夫妇（左一和左二）在香港九龙介绍林毓生（中）和作者（右一）认识。（图／周天玮提供）

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教授是当代极为罕见而宝贵的思想史家，他严谨锐利，洞察精微，跨学科而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我私淑多年，细品其论述与治学精神而获益匪浅。

2008年5月26日，与他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李欧梵教授，在香港九龙很正式地应我所求，约我和林先生夫妇餐叙，介绍认识。林先生在见我之前，读了我转为求教的书：《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建构法治理想国》，见面便让我知道，他肯定这本书。那天畅叙因缘，宾主尽欢。会面后李欧梵教授一边乘着扶梯上地铁站，一边和我说，他认识林毓生先生这么多年，凡是和林见面的人，没有作品不遭到他率直批评几乎到一无是处的，你们能够相谈融洽，是难得的例外。

哈耶克高举的火炬

我很侥幸。也许是由于这层特殊的投契，我和林教授一直保持很难得的忘年之谊，后来在上海、杭州和台北，我都一直把握机会当面讨教，在美国也通电话。他曾经特别到上海陆家嘴舍下小聚，吃过一碗江南馄饨；我专程到中国美术学院听他演讲，也让他在杭州西湖畔请了一顿便餐；我们很巧都喜欢台北福华大饭店的蓬莱邨台菜。

做为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家，林先生同时在西方文化思想以及社会科学拥有深厚的背景和洞察。我因为从社会科学进入史学与哲学，对国学、法哲学以及比较法学下过若干程度的苦功，所以而有幸切入彼此的共同语言并得其青睐。我和他的背景十分不同，可回忆起来，似乎是从大学时期一点一滴步步累积而最终都聚焦在自由与法治这个由上个世纪主要的思想家哈耶克（F.A.Hayek）重新高举的火炬底下，而双双深受感动。

“在所有的时代里，自由的真诚友人，向来是很少的。”哈耶克在著作中时常引用这句艾克顿公爵（Lord Acton）的名言。林毓生喜而转述，发人深省。

去年夏天我特别去丹佛市探望，林毓生因为罹患失智症，当时已经从威斯康辛州麦迪逊校区迁居，入住了女儿家附近的名称是贝尔佛（Balfour）河岸公园疗养院，他的妻子宋祖锦女士悉心照料，但是生活必须由专业护理搀扶打理。

8月9日，我从洛杉矶去两天，到贝尔佛看了他三回，每回都不能够超过两小时。林的精神好，但不能长谈，必须多休息。他往事记得很清楚，可是对新近时事，虽然很关怀，可不太能如以往保持高度涉猎。最主要的困难是，他行动不便，必须靠轮椅，而每从座椅换到轮椅，或从轮椅换回座椅，因为患病而功能不灵活，十分费事。

美国丹佛市贝尔佛河岸公园疗养院。（图／周天玮提供）

今年美国COVID-19疫情严重，特别是在疗养院扩散很快，令人担心。很幸运的，是恰好在二月间疫情大爆发前，林教授才刚刚由于病情需要而转诊到一家丹佛市服务更齐全的疗养院。这家疗养院虽然也有老人遭到感染，但迅速进行隔离。林先生出现感冒发烧的症状，也被列入隔离，院方妥善照料，大约两个星期便隔离解除。他目前每周有两次到三次能够和他的老伴在院内见面，但是失智症已经令他不能十分理解当下周遭发生的事情。

说到这里，我不禁庆幸去年夏天及时去看他，如果当时耽误一下，今天能不能做这样的比较深入的探访和谈话，并留下历史记录，就没有把握了。

转诊幸运避开一劫

今年86岁高龄的林毓生出身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得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从1994年起便担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荣誉教授，著作有：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中译为《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并有日、韩文等译本）、《思想与人物》、《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理念与实践》、《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去年六月才在台北联经出版的《中国激进思潮的起源与后果》等极有份量的著述。

思想史不是诗歌，不是一个教人感动的学问，但是读林先生的著作，久而久之，能够让人感受到他深藏在内在底蕴中的那一份热情与冷静，彼此相互激荡而相得益彰，在知性的飨宴中可以从而品尝出理念与价值的醇美。

有一回我在读他的作品的同时巧合地也在聆听萧邦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而意外地感受到两个作品之间奇妙的契合。那是一首不妨可以主观演绎为属于思想家内心世界的乐曲，深邃隽永而跌宕起伏。思想家的节奏也恰恰如同这一首曲子为小慢板，这使我联想到了林毓生治学的一大坚持：“比慢，不比快”，是为一绝，是为对知识严肃的好奇心，是为“有所不为”，是为深思的专注，令人尊敬。

对一个思想家而言，这一首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演奏版本，我最欣赏的是著名钢琴家波格雷里奇（Ivo Pogorelich）与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合作。他对这个小慢板乐章的诠释用了10分钟3秒，他的技巧与表现手法都比较独特。另一位著名钢琴家艾希克纳兹（Vladimir Ashkenazy）的演出有过9分钟9秒；波格雷里奇较慢，但是却更为阳刚而果决。当今钢琴女王阿格里奇（Martha Argerich）的版本只用了8分钟43秒，速度较快，而且语言浪漫一些。

三者不分高下，但是我无意中选择了速度最慢的。

林毓生见我来，心情很愉快，见面一开始我没有把握他能不能承担思想性的谈话，所以便决定先从他的早年回忆着手，没有料到林先生很享受这些回忆，而且能够叙述到这么许多细节。

周天玮：关于林老师幼年的生活，一般了解的比较少，愿意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吗？

林毓生：好，我读过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那是全国最好的中学。我最怀念中学老师康其珏，有爱心，美术女老师，漂亮，穿蓝布大褂，教劳作。白蓉芬是小学级任老师。中学的国文教师是北师大副教授，名字不记得了，他要我们利用中午时间去琉璃厂看书，我就去看胡适和夏丏尊，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五四人物，胡适之的东西通畅易懂。北京风气非常淳厚，当时外面不是这样的。

我父亲在山东、东北和天津做阴丹士林，在商业上很成功，富有，家里住的长廊上，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但家教非常严，家中有女佣，张妈原来是八旗贵族，拿内务府皇粮的，后来没落了。我是家里的二少爷，张妈是大脚，清洁四合院并照顾我。她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亲切，她是贵族出身，非常讲究干净。

林毓生去年夏天与作者会面的时候。（图／周天玮提供）

有一天张妈送我出门上学去，我那一年小学六年级，我都是一早就上学，要做第一个去敲校门的。结果发生了一件事，对我造成一生最大的影响。

我在路边看到一个人冻死在那里，当时政府对下层人没有照顾，有人冻死，我很震惊。我刚开始不敢看，后来又回头看，于是我的爱国民族思想扎根了。我家里锦衣玉食，怎么竟然会有人冻死？我在小学六年级发愿要把中国弄好，不要再有人冻死。我后来的著作，都受到这个经验的刺激。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有类似的经验，他是婆罗门教里面最高等的阶级的孩子，因为看到了一个untouchable（不可接触的贱民），也发了心愿。

有人冻死，我很震惊

1948夏天，228之后，我们家到台湾，当时住在中山北路二段26巷13号，我到北投初中插班。北投与台北之间有小火车，有一天下课，我在后火车站下错了车，问路，那一段时间台湾人对于大陆人有歧视，我迷路了，他们却故意叫我往相反的方向走，结果我越走越黑，最后才好不容易转回头，终于到家。这个事情给我留下很不好的印象，这跟我幼年的北京完全相反，北京虽然因为政府做得不够，有人意外冻死，但人情非常温暖。

（这里林毓生又接着说了另一段关于问路的故事）

林毓生书写已经有些吃力了，但是力抗病魔。（图／周天玮提供）

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美国人类学家瑞德斐（Robert Redfield）提出来的（按，他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一种二元分析的框架，用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瑞德斐做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的儿子詹姆士·瑞德斐从牛津大学留学回来芝加哥，我成为他的学生，他指导我读柏拉图。我们社会思想委员会只有25个学生，所以彼此关系很亲近。詹姆士和他的母亲Margaret（玛格丽特）曾经被福尔布莱特奖学金送去北京，他们在北京的经验说给我听过。

当时玛格丽特去的时候，北京还有一年就要丢了，但社会还挺有秩序的。

玛格丽特的父亲是芝加哥学派创始人Robert Park，费孝通留美时是Robert Park的学生，与中国很有渊源。我到美国第一年的暑假，Robert Park邀请我去Vermont度假。度假去了一个月，所以我成为玛格丽特的朋友。她写信给Mary Wright，耶鲁大学教中国史的，要我去耶鲁教中文，并且去训练空军的语言，所以我又利用时间教中文。

那个时候的美国，人情来往很多，私人关系非常好；在芝加哥我完全不感觉美国人歧视，所以那四年拼命读书。玛格丽特告诉我，她带着詹姆士到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有一天去琉璃厂买东西，结果忘了留意时间，可傍晚一定要赶回清华宿舍，但他们不会中文，就沿着西直门一路向陌生人问路。路很远，玛格丽特回忆说，北京的市民，一个接着一个带着他们，给他们领路，顺利赶回宿舍。他们于是对中国留下了非常了不起的印象。

《到奴役之路》是思想分水岭

周天玮：您在台大的时候，遇见殷海光老师而深得启发。

林毓生：大学二年级遇到殷海光老师，他当时从哈佛大学进修半年刚回台湾，他教我理则学。课后我去看他，一见如故，他非常欣赏我。殷先生早年学生时代与清华大学的金岳霖逻辑教授通信，殷先生去见他，谈学问。金岳霖给了他路费让他来。后来殷考上西南联大，做了金岳霖的关门弟子。这两个经验非常类似。

林毓生和殷海光（右）

殷先生第一次见面就夸我有大器，寒假每周我去看他一次谈学问。殷老师的妻子夏师母是像圣女贞德一般的娴淑。我进台大四年上的历史课很少，上殷的课多。那一年读到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现在是世界经典之一，那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运气之一。

我认识妻子祖锦是我一生另外一个大运气，她很美丽，而且又带有noble spirit。

青年林毓生夫妇

周天玮：后来您在芝加哥大学得到维也纳学派第四代大师哈耶克的指导。

林毓生：完全是机遇，才得到哈耶克的教导。

周天玮：您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做学问的道路，一方面尽力去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根据，以及繁富的自由人文主义传统所肯定的价值与理念；另一方面，也尽力建立一个比较思想史的基础，站在这个基础上应用分析思想史的方法，探讨为什么在中国实现多元化的自由主义是那么艰难？您在美国困思、苦读，从最初漫无头绪，到后来能够整理出一些条理来并逐渐形成一套比较有系统的看法的过程，足足花了14年的岁月。

林毓生：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是培养知识精英的。创办人约翰．乃孚（John Nef）是著名的经济史家，夫人是水果罐头道尔（Dole）创办人的后代，她丰厚的遗产给了他这一个机会。创办背景是因为认为美国研究院教育走错了路，要培养真正的学者，不能走普及化的道路，而必须要走精英式教育，要求精读经典。

我所受的教育因此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细读西方经典，开始包括柏拉图、康德、弥勒、莎士比亚。研究院一共四年，我前三年都在读西方经典，考完博士考试后，论文可以自由选题了，但是我突然爆发了精神危机——每天到了晚上，就记不住白天在图书馆读的东西。本来还在想研究托克维尔和小穆勒，恰好哈耶克从德国回来，作系列讲演，我在校园巧遇哈耶克，就要求去看他，他答应我，可以明后天到教授会所来谈。

我去看他，和他说现在不知道何去何从，是应该去钻研西方自由主义呢？还是去研究“五四运动”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因果？哈耶克告诉我：“这个你自己决定，但是我的经验可以和你说，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重回学校去读书和做研究到现在，40年的经验都与个人的关怀（personal concern）有关。”这一席话点醒了我，做学问不是靠用功就够了，而必须要有精神动力。

我接着第三天又去看他，然后就决定了要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他问我的了解有多少？我说很少，因为都在读西方经典。他说，你利用两个星期，读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和赖文森（Joseph Levenson），然后再来跟我谈。

我读了，发现史华慈非常深刻，而且我很能起共鸣。后来系里面同意送我去哈佛上他的课，再回来拿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我和史华慈也非常有缘，我们后来成为朋友。史华慈过世的时候，我的师母第一个打电话通知我，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以上就是为什么我最初研究西方思想，但是后来专注于中国问题的原因。

我求学的过程中，总是喜欢提问题，深度问题，这是我的特质。史学沈刚伯教授，除了殷海光之外，我在台大的时候，也成为他的入门弟子。他说，我随时可以到家里去请教问题。

哈耶克给我奖学金，别的同学拿到2400美元，我拿的是一个Volker fellowship，可以领6000美元，等于当时助教授的薪水，所以我当年在芝加哥读书完全没受过苦，经济条件很宽裕，还可以常常吃牛排。我的成绩都挺好，全都是A，只有一个B。哈耶克当我的导师两年，后来，哈耶克回去欧洲了，接着做我的导师的是知名的汉娜．鄂兰（Hananh Arendt）。

我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到史华慈家里上课，后来又有两次住在他家。当时哈佛大学师生关系一般不这么亲近，而我因为是visiting fellow，所以反而可以了。

林毓生2014年在香港主持专题讲座，与青年合影。（图／周天玮提供）

周天玮：因此，法治更重要了，法治可以对抗独裁。

林毓生：可以，法治在美国也受到威胁。

周天玮：法治与民主可以分开对待。

林毓生：可以，而法治高于民主，否则的话，会于於多数暴政。没有了法治，就没有了一切东西。前几天美国又发生了精神病患拿枪杀人，枪械可以在美国自由买卖，不需要调查个人背景，这其实并不符合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原始精神，当时是因为有独立之需要，这成为美国最大的矛盾。

（看护进门表示，林毓生的午餐时间到了）

林毓生案头书架上有几本他的老师们的著作以及他最近在台北出版的新书《中国激进思潮的起源与后果》。（图／周天玮提供）

周天玮：谢谢您今天给我的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激进思潮的起源与后果》。

林毓生：这部新书的序来不及写，联经出版社说要出版了，我也同意，所以就没有序了。

周天玮：美国还是能够像20世纪，像是一座山巅之城做为全世界的希望吗？

林毓生：全世界，很难说，我也没有那么多知识。哈耶克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可我今年有些思想上的改变，从自由主义向共和主义移动。共和主义的大师包括鄂兰老师，她就是当时我的导师，但我当时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

共和主义必须提高，去调和自由主义扩散所产生出来的流弊，而且要靠法治去加以形塑。法治在两个主义之间起关键作用，没有个人的尊严就没有自由主义，可另一方面，个人主义走到了极端，就沦落为自私自利。目前例如说关于性和同性恋的问题，如果世界全都走向自私自利，不顾人类的存续，那人类有一天就消失了。人不可以超过被赋予的权利，两性必须结合去创造下一代，不可以override，违反上帝所赋予的权利。

周天玮：睿见。法治在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方面起作用，上午还谈到法治可以是民主与独裁的共同制约机制。

林毓生：法治不是法家的法制，我在北京参加世界中西方哲学家大会，做主题讲演。我也提出了法治如果走到极端，人性的扭曲会很严重，所以法治也要有范围。澳大利亚的一位汉学家批评儒家思想里面有父子互隐的观念，认为不合逻辑。牛津大学的一位法学家却同意了我的看法，他说英国common law底下，如父亲犯法，儿子不可以告诉，否则人类伦理就要瓦解了。法治必须是good law，要符合社会的价值，否则就要崩溃。人类思想的希望不是说没有，但都一个个走到极端了。乌托邦思想会导致独裁，这是哈耶克学派所最忧虑的。

一边说着，林毓生拿着手边的哈耶克著作，找到了哈耶克朋友、德国哲学家兼诗人侯得林（F. Holderlin）的名句：

“What has always made the state a hell on earth has been precisely that man has tried to make it his heaven.”

中文意思是：国家之所以沦为人间地狱，恰恰是人一心想要打造天堂的结果。

对此，历史的证言，不可胜数。

在我告辞前，林毓生缓缓地补充了一句，他说：“我对于未来不是绝对悲观，但还是比较悲观。”

悲观？乐观？不满之冬

哈耶克在1962年离美接受德国佛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终身职之聘，赴德讲学之前，曾答覆他的学生林毓生询问的一些关於他本人的问题，林当时所记的笔记如下。

林毓生问：您对世界的将来看法如何？

哈耶克答：我不敢推测未来。但是，我觉得为自由而奋斗是值得的。我虽然并不乐观，但也不悲观。你仍然能在世界各处找到未来的希望。

国家与社会演变的道路是曲折的，乐观与悲观的种子无时无刻不埋藏在厚德之中。

林先生，切莫过于忧心。

（作者为美国律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