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离开职场回归家庭，是双向奔赴还是逃离社会？从这些年轻人与父母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成为全职儿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发自广州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梁孟哲
插图 / 陈志彤
编辑 / 陈雅峰 [email protected]
人一生下来最不费力就能得到的社会身份是“儿女”，随着人生进程的发展，会得到各种各样新的社会身份，包括职业、头衔、人际关系、政治身份等等。当一个人打断进程，偏离主流观念所预设的人生轨迹，从社会退回到家庭，他可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定义自己？
20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将不就业、不升学也不进修的人概括为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这个词语传入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时采用了音译“尼特族”，在中国大陆则被翻译为“啃老族”。但“啃老行为”并不仅限“啃老族”，根据北京大学的一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啃老”比例从2010年的不足2%跃升至2018年的40%以上。
日本学者山田宏昌在1999年提出“单身寄生族”一词，比NEET更具体，用来指代一直拖延着不结婚，日常生活如居住和吃饭等，都依靠父母，而自己的收入则拿来当“零用钱”的人。日剧《我的事说来话长》的男主角就是一名“单身寄生族”。
无论是“啃老”还是“单身寄生”，词语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并且仅以社会价值为衡量标准。在难以躲避的污名化语境中，一部分退回家庭的人选择用“全职儿女”来定义自己。除去所有外在的社会身份，他们至少是父母的儿女。
全职儿女不算多，也并非一个可轻易复制的选择，但却引起了网络上极大范围的讨论。比起全职儿女是什么，如何做全职儿女，我们更关心他们为什么放弃其他身份。他们成为全职儿女，原因不只出在他们自身，也跟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时代的普遍困境有着很大关联，只是他们暂时没能克服，或放弃了抗争。
在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交流的热度已经退去，以前的旧帖不断被新闻学、社会学的学生和记者翻出，显示出对“全职儿女”浓烈的探究意味。这样的探究有时候招致反感，有人不禁发帖问，“为啥突然间大家关注全职儿女”，回复的人大多认为是炒作和追热点。
小组最活跃的时期是2023年1月至4月，很多选择以“全职儿女”描述自己的人公开分享故事。这些故事中，快乐和轻松是少见的，焦虑和迷茫才是主调：“感觉自己价值感很低”“面对亲戚尤其疲惫，父母有时候也会流露不满”“第三周已经开始焦虑了”……有人还提到，部分成为全职儿女的人处在同辈压力中，容易受创伤——他们脱离了社会主流的发展道路。
小组简介中对全职儿女的定义与“单身寄生族”有些相似：单身青年，寄居父母家，享受父母的经济援助。不同在于，全职儿女会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来换取经济援助，且并非放弃就业，而是保持学习，等待机会重回职场，或考公考研。
这一定义对于大多数20-30岁年龄阶段的全职儿女而言，是符合的，尽管对30岁以上的群体不太适用。
西西今年26岁，她的情况正符合这些对全职儿女的定义。2022年12月海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她经历了申请博士和找工作的种种考量，最终选择在家专心备考公务员。她的朋友圈背景是罗素的一句名言：“不要因为睡懒觉，而感到自责，因为你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
西西认为专业对她的职业选择影响最大，她学的是教育学，“我熟悉的两个学习财会和市场营销的同校同学，很快就入职了，一个进了普华永道，一个进了奔驰，但这些大厂不会要教育学的学生。”她原本的职业规划是读完博士后进高校，但2022年申请的4个月里，她感受到巨大的压力，12月份感染新冠疫情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放弃了申请。后来无意中打开邮箱，西西才发现收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offer，但那时她已错过申请奖学金的期限，“自费百万去读一个文科博士，性价比太低。”
“一个985的文科硕士，不如一个三本的计算机本科。”西西从薪资感受到了这一点。她的一位朋友计算机本科毕业后入职互联网公司，几年后年薪涨到60万元。她在申请硕士时短暂地找过一份工作，月薪只有3000元。
这次考公务员，西西没有像申请硕士时一样一边工作一边备考，她发现现在的竞争太激烈了，近几年考公务员的人数明显上升。以国家公务员考试为例，自2021年以来，报考人数每年增长50万左右，2021年为151万，2023年已突破250万。
西西的父母支持她在家待业的决定，她爸爸对她说：“不着急，可以慢慢找一个你自己比较满意的工作。”她的一名同学没有这样幸运，即使家庭经济条件不错，但硕士毕业后父母非常希望他尽快就业，他只能匆忙找一份本地中专院校辅导员的工作，月薪两三千，工作非常累。“他想考一个编制，但下班之后完全没有精力复习，于是陷入了两难境地：放弃现在的工作，舍不得，怕之后找不到别的工作；不放弃吧，又累又不快乐钱又少。”
有了同学的前车之鉴，西西安心在家准备省考。她家的财务由父母和她共同打理，她可以自由支配存款的零头，足以覆盖她的生活花销，但她不用承担家务，“我主打一个陪伴。”上大学后，西西很少这样长时间和父母住在一起，妈妈珍惜她在家的日子。每天晚上，父母在客厅看电视，西西在一旁跳健身操。有一天西西回自己房间运动，妈妈很不习惯地问：“你今天怎么不在外面跳？”
西西家里不缺她上班每个月赚的几千块钱，父母也不催她工作，但她还是会感到焦虑，她觉得在家的日子一事无成。“我们在一个结果导向的社会里，我没办法坦然接受人生不是赛道是旷野的观点，还是被社会主流价值观裹挟了。”
豆瓣小组里有一个提问帖，“为什么会成为全职儿女？”16个回答中，“不想工作/找不到工作”这一理由占了11个，其中包括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2023年，年轻人失业率持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在2023年4月至6月均突破20%，自8月份开始，这一数据暂停发布。当部分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退回家庭，他们就成了全职儿女。
兰琪是16-24岁失业青年的一员，她明白，全职儿女不是一种正常的就业方式。“我在家也有薪水，但不能和去外面闯荡相比，任何一种工作都应该和外界沟通。”兰琪被迫待在家里。她本科毕业后有过一份工作，却被父亲否定了。
“他的担心是过于保守的，女孩子出差几天，就不安全吗？何况同行的还有女同事。他的观念，我嫁出去以后就和他没关系，在那之前，要保护好女儿的名誉，处女的价值胜过成长的一切。”兰琪没有试图说服父亲，辞职回家。她为父辈的固执荒谬和自己的软弱而感到痛苦，没有勇气再去找新的工作。“我感觉我废了，我在同龄人里掉队了，与社会脱节，像《家》里的觉新，也像《玩偶之家》里的娜拉。”
在我看过的所有全职儿女的故事中，兰琪的例子非常特殊，我一度不确定她是否属于这一群体，但她自己选择了这个词，她看中其中的职业属性。“只要有劳动，就是职业。一些人认为全职儿女是‘啃老’，我不认同。‘啃老’是衣食全靠父母而不付出半点劳动，意味着失去自己的价值，我想做家务也是有价值的。”
兰琪让我意识到，大多数对于全职儿女的描述中，应该是儿女占据主导的一方，要求父母给予经济援助，为自己的人生兜底，而实际上，父母也有可能是掌控的一方，他们的态度和观念塑造了家庭的样貌。
兰琪的父母认为，对于女性而言，做家务比外出工作是更好的选择。兰琪说，“他们好像在培养一个家务机器，干家务、做饭炒菜都是为了嫁出去的将来，所学的技能都是为了后代，比如我母亲认为我学游泳是为了以后孩子更快上手。”有一次我和兰琪聊天，她说当天晚上她做饭，母亲对她说，“你代替了我。”她感到很心酸，“原本可以在社会打拼的，却在家里干繁重的家务，心能甘、情能愿吗？”
兰琪父母的观念来自于祖辈，“爷爷把女儿们‘保护’得相当好，在那个年代难能可贵，面子有光，街坊四邻相当认可。”兰琪父母希望她是一名待字闺中的女儿，她自己选择成为全职儿女，现代的和传统的，融合在这一个词语里，于是它让人既能够理解，又觉得新奇。
成为全职儿女的理由中，岳杭的答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是第一个接受我采访请求的人，采访前我并未意识到她是多么地有勇气。
岳杭的讲述把我拉到闷热潮湿、夏天长到漫无止境的深圳。2017年，25岁的岳杭留学归来，父亲给她在深圳找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让她一直处在不快乐的状态。2020年底，她失去了嗅觉，之后皮肤问题加重，痤疮流血，她排解不愉快的尝试全都失败了。2021年春，父亲找的第二份工作给她的生活带来转机，但三个月的试用期后她被劝退。
“等我点一根烟。”岳杭说，但她一共没抽几口。
岳杭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家族企业，老板是广东潮汕人，办公室不到10名员工，大部分是老板亲戚。岳杭连潮汕话都听不懂，直到离职她也听不懂，在办公室仿佛局外人，只能闷头做事。薪资基本上没涨过。2020年，公司效益不好，开始拖欠工资，其他非亲属同事都离职了，岳杭还在坚持——她也投过几份简历，但没有得到回音。
这家公司不配宿舍，岳杭初来乍到时，对生活还有期待，工资5000元，花3500元租房。后来她租房的价位降至800元，“不是什么好房，贪便宜啊，我一毛钱都不想花在这份工作上。我也跟自己较过劲，我吃苦了，然后没有用。”
2020年，公司终于分配宿舍，尽管没有安装空调，岳杭还是入住了。她承认当时的心态有点蠢，“好不容易公司提供免费住房，我一定要住回本。”深圳夏天的最高气温能超过40摄氏度，岳杭一边热到绝望，一边计算盈亏，后来她才意识到自己亏大了，把身体健康亏了进去。“我讨厌那家公司，所以要从财务方面找回心理落差，就是拿着那么点工资，觉得不公平。”
第二家公司让岳杭心情好了很多，直到上司质问她：“你父母怎么教你的？”甚至当众批评她，给她父亲打电话。
在深圳工作的四年，岳杭像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一直紧张，无法松弛。每周的工作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六，只在周日有一天休息，她会去吃很多甜品，吃到想吐还要往嘴里塞，只为了获得一点快乐。尽管这样的快乐不长久，但她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找到快乐。晚上失眠时，她会通过自慰让自己快速睡着，“我要有足够的睡眠，才可以服务于我的工作。”
从第二家公司离职的那天晚上，岳杭一直趴在书桌前，回想离职前的一周都发生了什么。整个人如同提线木偶一样僵在原地，如果想要动，身体能动起来，但她没有驱使身体的意志，她第一次陷入了木僵症状。
2021年10月，岳杭代表家庭去外地参加亲戚的婚礼——父母都要工作，她是唯一的闲人。婚礼上，岳杭突然昏迷。父母来接她回家，第二天把她送进了精神科病房。她又变成提线木偶，有意识，却怎么也无法离开黑暗，几天后才醒来。她的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
2021年11月，岳杭出院，开始了回家休养的生活。她几乎闭门不出，和父母也很少交流。他们看见她坐在沙发上“游手好闲”的样子会生气，所以她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像是对以往上下班规律生活的一种反弹，她的睡眠时间变得无序，也会放任自己失眠，“我就哄自己，不焦虑，反正也不用上班。”
2022年2月，发小回家乡，岳杭才恢复了社交，开车去见朋友，吃美食，逛景区……她喜欢自驾出行，只是在深圳的几年几乎没机会碰车。她的生活多出许多工作时期没有的活动：尝试种植花草，赶着阳光去天台晒衣服，攒快递的纸箱卖废品。她喜欢收纳纸箱的过程，先选出一个最大的纸箱，再把其他的小纸箱拆封、压扁，在固定空间里塞进更多的东西，尽管收集几个月的纸箱只能卖得十几元钱。
在家乡小城，除了交纳社保，岳杭其余的生活开销在一千元左右。父母给了她一笔生活费，她也通过兼职赚零花钱——她去一家摄影工作室当临时助理，半天的薪酬50元。2023年起，她还在一家酒店当临时洗碗工。这两份工作让她感到舒适，来拍摄的客人想要美的照片，对工作人员都很客气；洗碗的工作结束后，她能分得一些没被动过筷子的菜。“这种体力活，不需要动脑，还有成就感，只要把面前的工作做完，下班后也不用加班。”
做这两份工作是她少有的独立决策。从小到大，岳杭的生活都听从父母的安排，初中毕业时，父母建议她出国读书，她同意了，在国外念完了高中和大学，专业选择了比较好找工作的经济学。现在，父母对她的教育投入都成为了她的负担和压力。“即使父母不在你面前流露出失落，但养了很久的孩子找不到工作，那么久都没办法去赚钱，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这种心情很难不被小孩发现。”
岳杭觉得自己资质普通，尤其不擅长考试。回国后，父母让她去考初级经济师，她考不过，也不愿意去考其他的证书。她同样不擅长社交，回家后心态才逐渐变得更加开放。她不习惯去争取什么，之前想换工作时简历写得不好，最近找工作才改出正式一点的版本，她会把洗碗工的经历也写上去，让履历丰富一些。
同时，岳杭面对时代也有一种挫败感，“我不可能赚到比我父母更多的钱了，他们那个年代是只要努力就有钱，但是我努力，我加班，我也没有钱。”岳杭觉得，她在深圳看到的许多同龄人，都比她父母的工作辛苦，他们这一代人更拼了，得到的却更少了。“我们好像提前透支了人生，从小学开始就忙着上补习班，不知道在赶什么进度，我们赶不来一套房子，甚至赶不来一个放松的假期。”
做全职儿女的这两年，是岳杭近年来最快乐的时光，她考虑过一直做下去。2022年，奶奶做了一个手术，期间，岳杭向父亲提出想去当奶奶的护工。“之前我住院的时候，我父母给我请护工，一天两三百（报酬），我想赚这个钱。当然，只要管我饭吃就好了，不会说非要他们以一个护工的价格请我。但父亲不同意。”岳杭觉得自己可以在亲戚之间作为保姆一样的存在，除了祖辈，父母辈也将面临照料需求，因为他们都只有一个孩子。
岳杭的病情稳定了许多，最近在尝试找一份新工作，例如宜家的食物部或搬运部，“要体力活，不加班，有运动量，不用考虑那么多人际关系，兼顾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岳杭认为，全职儿女最大的制约是经济来源，她不想一直靠父母给予，只能继续工作。而对于37岁、有过10年工作经历的青田来说，她没有太多经济负担，所以能坦然地裸辞，退出劳动力市场。她以“躺平废物”来称呼自己。2022年底，朋友们给她转发全职儿女的话题文章，附带一句话“你太典型了”，她翻翻白眼，认可了这个新称呼。
全职儿女让青田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关于日本三四十岁啃老族的报道，其中一个故事是，一名40岁的女儿陪着60岁的母亲去国外旅行，女儿很羡慕母亲高额的退休金。她在《身为女性的选择》里，看到上野千鹤子在2003年也有类似的讨论，“‘60代’（指60-69岁人群）的父母在经济不景气和大范围裁员之前就已退休，并拿到了丰厚的退休金，可以说，他们是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完整享受到了经济高度成长利好的人。而下一代人并没有那样的保障。正因为这一代的家底雄厚，才给儿女啃老提供了可能。”
辞职之后，父母给青田打了一笔不小的钱款支持她的生活，她拿出大半放进了股市，虽然目前亏损了很多，但她对股市有信心。“我们家90年代开始炒股，牛市熊市也经历了几次，相信总会回来的。”
青田原本是一家中型互联网广告公司的中层干部，让她放下职场的，是工作中感受到的徒劳与荒诞。2020年，公司提倡降本增效，员工降薪15%，且不发奖金，然而那一年公司业绩并不差。年底公司高层去澳门开年会，青田的领导回来私下向她炫耀，“刚买的劳力士手表不好看，想换一块。”青田想到她手下的员工，“都是985、211的好学生，勤勤恳恳加班，担心失业，大半夜被客户叫起来也没有怨言，可是一个月就几千块，他们有什么错呢？”
2021年青田的一位同事因胰腺癌去世，在葬礼上，入职某头部互联网零售公司的前同事绘声绘色地讲他们办公室里挂着一排AED，新人入职第一件事就是练习做心肺复苏，但因为工资高，内部很多人都想转岗去他们部门。她感慨，“企业文化和我们之前的公司完全不同，不会磨磨唧唧地走流程、开会，就是干！非常有冲劲。”青田觉得价值感受到了冲击，“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大家为什么这么疯狂？这个行业为什么这么疯狂？”
过去一直信奉的“努力工作”“自我实现”的价值感，在青田心里逐渐变成了“自我剥削”“自我洗脑”。她见证过互联网行业大爆发的成功叙事，也经历过对公司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愤怒和失望，她不再去工作中找寻意义。“工作对普通人的意义就是挣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如果家庭有一定的积累，为什么不做一些不一样的选择，让自己和家人都舒服地生活呢？”青田想起那个离世的同事，最后一条豆瓣广播是吐槽和家里的关系，“她到死都没有跟父母和解。”
因为是独生子女，青田和父母关系紧密，又因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她不打算再组建家庭，想维持跟父母一起生活的平衡和快乐。
青田常住广州，父母住在惠州的乡村，她会经常回村小住。以往工作时只能在中秋和春节回家，看到的是金黄色的稻谷和割剩下的稻茬。现在，她可以完整见证稻田的灌水、插秧、抽穗、收割等各个阶段。她会带上父母一起出游，沿途打点一切，安排参观博物馆和自然风景，哪怕只是逛逛当地菜市场，一家人也很开心。她帮父母拍照，剪辑视频，发现他们其实更希望“被看到”。
父母不干涉青田的选择，她跟父亲交流种花养鸟、书法绘画，跟他说现在生活的丰富程度是过去的五倍。母亲偶尔会焦虑青田离再就业越来越远，但是看到她过得开心，就没有多说什么，还建议她再去攻读学位，经历更多不同的体验。
他们唯一担心的是，当他们“走了”以后，青田一个人无依无靠。这也是青田担心的问题，但她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在豆瓣小组，大龄全职儿女的生活状态明显比年轻人更加轻松而自洽，在一众焦虑和迷茫的标题之间，“37岁全职儿女每天都很快乐”格外醒目。青田回复了这个帖子，表示认同。不过，青田认为全职儿女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父母有高额退休金，二是家庭关系融洽。发帖人花匠的情况并不完全与此符合，她不认为全职儿女是独属于殷实家庭的选择。
花匠是辽宁大连人。2022年中，花匠的父母退休了，他们的退休金加起来七千多元。当年底，他们又都再找了一份工作，另外有四五千元的收入。花匠说，钱虽然不多，好在一家三口物质欲望都不高。花匠对支出进行了记账统计，每个月，家庭生活费约1000至1500元，父母的零花钱加起来1000元，她的零花钱是1500元，总共三四千元，收入足够覆盖日常支出。
每周的工作日，花匠负责买菜做饭。她会在前一天下午买好菜，上午9、10点做饭，照例是每天两个青菜，荤菜会在周一做好，比如烧一份红烧肉，一顿吃几块，吃完了再做。母亲中午11:30会回家装饭带走，父亲中午在单位吃，晚上父母吃中午剩下的菜。下午，除了买菜，花匠会动手做面包和点心，给父母做零食。
“我妈她是不会做饭，从小就不会做饭，所以打小是我爸做饭。不过我爸只会老一套那种，做的饭也不怎么好吃。”花匠认为父母让她做菜就是他们两个觉得她更适合在家里做饭。
花匠对这份“工作”有认同感，“我在家做饭好处很多，会按照膳食指南给他们科学的搭配，比如水果、青菜、碳水、牛奶。如果不是我做饭，他们的健康可能没有现在好。”她认为自己和大多数全职儿女不同，她是真的在照顾父母。一位网友回复她帖子，“跟露珠（楼主）差不多年龄和状态，不过家里主要还是妈妈给做饭，该准备好好提升下烹饪技能了。”花匠问她，“那你的职能是啥？”
“你得体现价值嘛，不能只有拿快递是你的职能吧？像我，我管家里的财务，做一家人的未来规划，存钱啊，交房贷啊，买东西啊。我现在不工作了，会想尽一切办法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生活。”买东西前，花匠会想，生活中有什么替代品，例如，她用小苏打来代替洗洁精。如果确实要买，她会首先去二手网站上找全新的商品，或者精打细算地利用电商平台的优惠券。“你赚钱的时候，计算这些是浪费时间，但是不赚钱的时候，计算就是在挣钱。”
即便在家，花匠的生活也很自律，每天晚上9点睡觉，早上6点起床，白天的时间大多在忙碌。她从来都不是一个懒惰的人，在当全职儿女之前，她换了十几份工作，每次辞职后，她都会努力再找一份工作。
她之前的工作大多是文职，例如旅游咨询、酒店前台接待、办公室行政等，辞职的原因几乎都是“跟领导不合”。“我缺乏情商，讲话直接。刚毕业的时候，完全不懂社会上的事情。我爸爸是工人，妈妈自己做小买卖，他们也教不了我什么。后来我慢慢能看懂眼色了，但在酒桌上这种需要圆滑的场合，我还是不明白。不过我也不想改，情商高可能是在放低自己。”
2019年底，花匠辞去了最后一份工作，打算自己开面包店。她在业余时间自学了烘焙，中西式点心都会做，甚至能做生日蛋糕。2019年11月，她租下一间门店。装修两个月，2020年1月正式营业，但开店仅二十多天就遭遇了新冠疫情封控，再次营业是在2020年5月。2022年，大连自6月起疫情封控严格，直到11月都没什么生意，花匠不再续租，“不干了，开业三年，赔了十几万。”
我问花匠，关店后不久，疫情防控就结束了，后悔吗？她虽然对关店时机感到懊悔，但还是很平静，“我知道我赚不了钱，我做不大，因为我不想雇人，从挑选原材料到制作，到交给顾客，都必须我亲自完成。”她关店也不只因为疫情，她觉得跟顾客打交道很烦，“在服务行业，你会遇到很多奇形怪状的人，我做工作没做够，但我应付人有点受够了。”
店关了，花匠的生意还在做，她会通过微店接一些老顾客的单子，赚回自己每个月的社保费。“挣一千多块钱，不会影响到我生活上的情绪，不会耽误我多少时间，如果多了就不行了，开始烦了。”
花匠的父母对她不工作而回家的决定很支持，认为他们一家三口是各司其职，母亲不会做饭，父亲做饭不好吃，且两人都是在家待不住的人，喜欢在外工作，家里的事刚好交给花匠。有时候花匠跟母亲汇报她这个月花了多少零花钱，母亲安慰她，“行啊，这些钱从外面找一个做饭的人还不够呢。”她跟母亲说，“我不想上班，你养我。”母亲爽快地说，“养呗，还养不了了？”
在花匠看来，父亲比母亲更单纯，有一次她提议，“要不我们把房子都卖了，三个人一起全国旅居，看哪个地方好就在哪个地方住。”父亲说，“那你快点行动起来吧。”有时候花匠觉得，她是家里考虑最多的人，更像个家长，“他们俩经典的一句话是，‘你别想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根本没有下一步的打算。我做什么他们都支持我，相信我的做法没错。没有我的话，他们俩还在镇里待着，日子肯定过得不如现在。”
花匠和父母在同一个小区买了两套小房子，她先买，后来看到父亲的公积金足够凑一套房子的首付，又建议父母在隔壁的楼栋买了一套。父母不会办理贷款，不会用网上支付，一切手续和还贷计划都由花匠负责。
父母的健康管理也是花匠在操心，她每年体检，也会安排父母体检。母亲就是在体检的时候筛查出早期宫颈癌，做手术住院期间，花匠一个人全程陪同照顾。后来她还在个人公众号上写了一篇照顾住院病人的指南，“从头到尾非常详细，我是处女座，做事很细心，就算病人瘫床上我都不会让她长褥疮。”
“上哪儿找第二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把父母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我又不结婚生孩子，不让父母六十多岁还要为儿女操心，帮带孩子。”花匠没有结婚生子、组建家庭的打算，所以在生活上一直都与父母紧密相连。
退回家庭后，花匠有更多时间回归到自己身上，闲暇时爱看电影和书籍，“我一个月能看60部电影。”她尤其喜欢杨德昌的《一一》和西恩·潘的《荒野生存》，最喜欢的小说则是毛姆的《刀锋》，她欣赏男主角拉里的特立独行。
从“随大流”中抽离，摆脱了外界的声音和主流的观念，她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不能处理亲密关系的人，我是一个不适合社交的人，我对朋友特别好、特别真诚，但我也想活得自我一点。”
对全职儿女中的“全职”的另一重理解与“兼职”相对，重点是形容在承担“子女”这一角色上付出的时间，而非强调职业和经济属性。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我国90%左右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仅有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当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有照料需求却无法被养老市场满足的时候，子女就要做出选择。
减减今年42岁，北京人，多年在外地工作。5年前的深圳，减减有一天上班时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那会儿在公园散步，走累了坐在路边，想儿子了。减减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想你了”，眼泪一下流了出来。自打毕业后，他就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即使在北京工作，和父母的联系也不多。后来他去天津、上海工作，又追着前妻来到深圳，婚姻没有挽回，离父母却更远了。“我发现自己追求事业，追求爱情，却一直忽略了父母，我开始想回北京了。”
还没等减减完全下定决心，他就得知了父亲突发心肌梗塞住进CCU（心脏重症监护室）的消息，“我脑子‘嗡’的一下，心乱如麻，缓了好一阵。”减减当即辞职，买了机票回北京，在病房见到了父亲。父亲心梗堵塞90%，且伴有严重的心衰，命悬一线，又因肺部有炎症不能立即做手术，整个人瘦到脱相。“他看见我说，‘这回是不是我得把银行卡密码都告诉你了？’我差点又哭出来。”
那段时间，减减每天变着花样做饭、熬鸡汤，给父亲送去医院，他明显感到父亲心情好多了，还发短信说病友们都羡慕他，其他人想吃饺子，跟儿女说了好几天才叫来一个外卖。一个月后，父亲做完手术出院，减减也想明白了对他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不是在事业上取得多大的成绩，因为事业总会有波峰波谷，不是和爱人卿卿我我，因为婚姻不过是利益的结合。只有父母才是真正一辈子对你好的人。”
减减毕业于北京大学广告学系，传播最广的广告作品是哈药六厂的新盖中盖高钙片。2014年他尝试写剧本，但碰上资本寒冬，剧本写完拍不了，又进了企业工作。现在回家，他重新拾起了写剧本的活儿。“虽然收入比起以前差很多，也极不稳定，但是我总算有时间陪伴家人了。”
减减跟父亲一起生活，父亲退休工资五千多，家里日常开销都由父亲负责。他写剧本的平均收入是一个月5000元，负责缴纳社保、汽车保险、汽油费、物业费和取暖费等，一年大约3万元。他认为自己和父亲在经济支出上是互相帮助，并非啃老，而是全职儿女。
以前工作时，他赚得多，但消费也多，离婚后基本没有剩下多少积蓄；现在，不稳定的收入降低了他的消费欲望，他不旅游、不逛街、不在外吃饭，省去不必要的社交，还学会了理发，很多原本需要花钱才能得到的服务全由自己做，反而存下了一些钱。“我的养老金肯定没他们高，所以得努力攒钱为将来打算。”
父亲不能完全接受减减的选择，也不支持他写剧本，有时候会对着他说教，“天天窝在家里不是个事。”减减考虑到父亲心脏不好，不想惹他生气，和导演打电话时都躲在房间避开他。有一次实在受不了，出去住了一个星期，回家后发现父亲说话嗓子很别扭，他意识到那是因为父亲一个星期没和人说话了，“我一下子体会到他的孤独，心又软了。”
“选择做全职儿女放弃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值。”减减回想过去的生活，发现从上幼儿园开始，他就没有好好陪伴父母生活过，“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回家后也就是一起吃个饭，然后又各干各的了；等工作了、结婚了就更不用说。”现在，他陪父亲一起散步、研究菜谱、看热播的电视剧、聊天南海北的新闻，最喜欢做的事是给父亲理发、修脚。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我在拉萨待过半年，心情远比现在浮躁。”
他把这些感想化成剧本中的一段台词：
“有时候我真觉得咱们这些北漂挺可怕的。”
“怎么可怕了？”
“哪个北漂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把年迈的父母丢在老家？春去秋来，回家看望父母的次数比候鸟还少。有媒体曾经统计过，一个25岁的北漂，按照一年回一次家的频率来计算，他这辈子还能陪伴父母的时间就剩下一个月。现在想想，咱们的心还真是够狠的！”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西西、兰琪、岳杭、青田、花匠、减减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