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号”博士

▲ 马中骐是新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也是“新中国第一号”博士。（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 图）

责任编辑｜钱昊平

坐在苏州阳澄湖畔的养老院里，83岁的马中骐还记得40年前的那个下午。

1983年5月2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举行新中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会场里，上下两层坐满了各个高校的教师和学生。马中骐是唯一坐在主席台上的博士，他要作为代表发言，“紧张得不得了”。

被选中发言，大概率因为他是首批博士中的“首位”。

马中骐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核物理学家、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学部委员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证书编号是“10001”，新中国第一号。现在，这份学位证书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那天，总共有18人被授予博士学位。他们当中，有6人来自中国科学院，6人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人来自复旦大学，还有两人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

“第一批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年龄偏大，一般在四十岁左右。”现场的发言中，马中骐提到了年龄。当时，马中骐43岁。从他第一次读研，到拿到博士学位，用了16年。

1956年，16岁的马中骐进入兰州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国家动员在职干部考研究生，马中骐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师从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胡宁。一年后的政治运动浪潮中，他的学习生涯中断。1967年，马中骐回到兰州大学。

直到10年后，1977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研究生教育得以恢复。1978年，38岁的马中骐再次考取胡宁的研究生，进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

“憋了十年不能搞科研，急得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马中骐说。由于此前已有学术积累，这回，他在高能所成为了同学们的“大师兄”。

1980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建立。条例从1981年起实施。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成为首批试点单位,开始培养博士。

马中骐回忆，这年8月，组织上同他谈话，决定在研究生里挑一批底子好的，直接当博士生。他被选为“试点”，要求“抓紧写篇高水平博士论文出来”。

4个月时间，马中骐就完成了毕业论文写作。1982年2月6日，马中骐在高能所的一间教室里作了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阵容豪华，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主席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还有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4位学部委员。

毕业后，马中骐留在高能所工作，始终从事理论物理研究，重点在群论方法及其物理应用，一直到2005年退休。他在1991年获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先后三次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评价马中骐的研究成果是“能留得下来的工作”。“像杨先生那样，留个山头下来当然了不起。”马中骐说他的工作像“小砖头”，“大水来的时候，泥沙都被冲走了，但‘小砖头’能留下来”。

南方周末：在兰州大学念本科时，你选择的专业就是物理。是怎么对物理学产生兴趣的？

马中骐：1956年，中央出台关于发展西北的政策，给兰州大学授权，在高考之前，到北京、上海、天津的各个中学去挑选学生。我高中在上海市市东中学，高考前，校长找我谈话，要我报考兰州大学物理系。那时候，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要我去兰州，毫无异议地就去了。

专业也是定好的，让我选物理。我读高中的时候也听上大学的亲戚说，物理系最好，能学到东西，当时我自己本身也想学物理。

那一届上海一共去了60名学生，我们坐火车到西安，再包了个“闷罐子车”，早晨上车，第二天晚上才到兰州。一下车就赶上一阵带着黄土的风，那时候兰州自来水都还没普及，马路上还是拉水的车，“叮当叮当”送水。在学校，我们住的是平房，玻璃也没有，是纸糊的窗子。那时候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是热情很高。

南方周末：在学校上学的情况怎么样？

马中骐：1956年在学校里扎扎实实学了一年。很可惜，从1957年开始，“鸣放”、反右，然后“大跃进”，基本上就不念书了。我也去锯木头、炼钢、下自来水厂挑担子。那时候吃不饱，每天离开食堂都留恋不舍。

那时候，学校每天晚上都会放电影，叫大家不要念书，休息。但大家好不容易得到上学的机会，都拼命念书，因为念书浮肿病倒的人多得很，住了医院出来还继续念。那时候念书真是拼命的。

南方周末：1961年，你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做什么工作呢？

马中骐：毕业后，学校分配我留在兰州大学当助教，教学任务非常重。我开了3门课：数理方法、理论力学和电动力学，每门课对数学要求都很高。一共240个学生，每本作业我都会改，一摞习题两个礼拜交一次，作业交上来，基本上两整天我都不离开办公室。每周我还会上4次答疑课，两个小时一次，嘴巴都不停。我还没去教室，学生们就开始排着队了，四面八方围着我问问题。

除了礼拜六晚上洗个衣服，其他一点多余的时间都没有了，看电影的时间都没有。我们那会儿早就是“996”了。

说老实话，我自己课都没学好，大学里面就混过去了。当助教的这三年正好给我找了时间，把物理学的基础课扎扎实实地学了一遍。

南方周末：1964年，国家动员在职干部考研究生，你就去了北京大学读研。可以说说你备考研究生的经历吗？

马中骐：当时在职干部考研究生的条件是，毕业后一定要回原单位。1964年考研究生，也是单位决定让我考。学校每个教研室派一个老师去考试，理论物理系就选了我。考哪个学校是我自己定的，我选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我们理论物理的考试，就是量子场论、电动力学、量子力学，3门专业课选两门，还有政治、语文和英文。

3年的教学当中，我正好把物理系的课程念得滚瓜烂熟。基础知识是经受得住考验的，熟到学生问什么问题都不怕了。所以，有时候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说不清楚的。我那时候承担教学任务的时候根本不知道1964年还有机会考研究生。机会来了以后，一抓紧就上了研究生。

马中骐的博士学位证书。 （受访者供图 / 图）

南方周末：在北大的研究生生活怎么样？

马中骐：我的导师是胡宁，教学生很有一套。他的培养方式是由他指定研究方向，学生自己找文献，自己看。每个礼拜开两次组会，学生们都来，谁看了文献，愿意报告的就上去报告——这个文献有什么新思想，哪些地方有道理，哪些地方是不对的，应该从什么地方再继续发展，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报告以后，胡先生会当场讨论，要是觉得你说的话有道理，他就会组织几个人把这个问题深入研究下去。胡先生非常民主，他会听取我们不同的意见，讨论方法很自由。我念了一年研究生，就已经发表了两篇论文。

南方周末：胡先生对你有什么影响？

马中骐：我以前从没搞过科研，跟着胡先生学会了什么叫做搞科研。搞科研，就是你自己有个什么想法，推出一些东西来，并且这个东西有价值就可以了。从这以后，我自己也学会搞科研了。那个时候我们学生非常自觉，完全发挥了自己的独创精神。

南方周末：你刚提到你就念了一年的研究生，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马中骐：在北大上了一年学，之后就被派到农村搞“四清”去了。1967年，北大开始武斗，我就回到了兰州大学。那时候，学校的理论物理研究室已经解散，图书馆也关门，啥都没有了。学生还在，但也都不念书了。我给工农兵学院的学生讲课，从最基础的中学数学负负得正讲起，一个礼拜讲一门课，一直讲到微积分。

那时候搞“文化大革命”，我又不搞政治，从来不参加，一张大字报都没写。有空我就念书，其他时间要劳动。我个子大，身体好，劳动都是第一批。我开玩笑，我既不是革命动力，又不是革命对象，就是劳动的货。

南方周末：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那时候你38岁，如何重新回到学校读书的呢？

马中骐：1977年，一切就开始恢复正常了。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去大连参加一个半导体研究的会议，路上跑到北京，看望导师胡宁。胡先生着急得很，他搞粒子物理方向，学生都没有了，没人搞。他问我还搞不搞粒子物理，我说，学校的理论物理系都解散了，想搞也没法搞。

当时中央有红头文件，支持“回炉大学生”，在1964年、1965年入学的大学生，只上了一两年大学，中央出钱让他们回到学校再补习一两年。胡先生就突发奇想，问我愿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我当然愿意了。

1978年，研究生开始招生。招生方案里规定年龄上限35岁，我那时候38岁，不能考了。胡先生联系了一批老学部委员，在当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1964年与1965年录取的研究生水平很好，但没念完，应该把他们召回来当研究生。

之后，大概考试前50天，我在报纸的广告里看到了通知：1964年和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看到后我就赶紧去报名，选了胡先生也有招生名额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南方周末：就剩50天时间，怎么准备考试？

马中骐：1978年考研究生，和1964年那次差别太大了。1964年研究生非常难考的，但1978年考研究生，我的对手差太远了，我是正经的大学生，还上过研究生，业务也一直没放。38岁当然年纪大了一点，但还是壮年，脑子反应还快着呢，考试是没问题。

南方周末：这次读研，正好赶上是改革开放。你觉得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你有什么影响？

马中骐：1978年，启动恢复研究生招生，这是邓小平主持的，就要广集人才嘛。从新中国成立到当时，组织的意见跟个人意见有矛盾的时候，我从来是以组织意见为准。唯一的例外就是1978年考研究生。如果个人要考，单位不放，以个人为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我憋了十年不能搞科研，急得很。有了这个机会，当然要拼命干。

南方周末：第二次读研，和第一次有什么不一样？

马中骐：感觉完全不一样。都40岁了，还自己不会搞科研，还能干吗？因为自己基本掌握了科研的方法，就自己选题自己做，每两个礼拜骑车到北大给胡先生汇报一次。

当时别人都要上专业课，就我可以不上。我只用上政治课、英文课，还有我自己选的微分几何，胡先生给我课程成绩。他跟我说，“赶紧搞科研，学什么基础课？早就会了”。

我在研究生期间是很特殊的研究生，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当过研究生，而且我能够搞科研。

1980年，广东举办了一场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有四五十位在国外当教授的华人参加，李政道、杨振宁都来了，在国内谁能提出学术报告，并且在大会上发言？我那时候有论文，交了论文后获得批准，可以参加。上台发言的基本上都是老师，学生很少的。

南方周末：什么时候知道你要从研究生直接成为博士？

马中骐：1981年，学位条例实施。8月，组织上跟我谈话，要从研究生里找一批人直接当博士生。学校决定把我作为“试点”，要我抓紧写篇高水平博士论文出来。

1981年，磁单极研究是个热门选题，杨振宁先生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正好我在《复旦大学学报》上看到了谷超豪先生（数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发表的文章，他提出怎么用数学方法去研究磁单极理论。我一下子感觉到这是个可以选的方向。高能所专门派我去上海出差找谷先生。他审查后觉得我选题的想法、原则都很好。回到北京，我就用群论的方法，花了大概两个半月完成了计算。

算好后，高能所又派我出差，去上海找谷先生审查我算的结果合不合理，水平够不够，能不能当博士论文。他一点头，我就赶紧回来写论文了。1981年11月交稿，12月，学校就把这篇论文送给全国各地研究磁单极理论的教授审查，没有收到否定意见后，就通知我准备答辩。

南方周末：还记得博士答辩的情况吗？

马中骐：1982年2月6日，在高能所的一个教室里举行的博士论文答辩，也是第一场博士论文答辩。我的答辩委员会是最盛大的了。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答辩委员有我的导师胡宁，还有谷超豪，高能所粒子物理的权威朱洪元，理论物理所粒子物理的权威戴元本，他们都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另外，还有西北大学教授侯伯宇和中山大学教授李华钟，他们是当时粒子物理和磁单极领域最出色的专家。

马中骐在博士论文答辩现场。 （受访者供图 / 图）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你的屋子里放了不少杨振宁的书籍、照片。他对你的学术生涯有什么影响？

马中骐：杨先生给我的影响太大了。1984年，他邀请我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第一天见面，我给他汇报工作计划，我说还想继续在磁单极方面做研究，另外我提前做了准备，知道杨先生对量子力学很基本的一个定理——Levinson定理在做研究，我说我也想在Levinson定理上做工作。

杨先生给我说，磁单极跟着别人后面做做可以，但Levinson定理就不一样了，这是基本的工作。他说，基本的工作就是重要的工作。之后，他把他的文章和133页的计算稿给我，我花了两个月时间把那个稿子彻彻底底弄懂了。掌握了这个方法，我再去研究Levinson定理，把它的适用条件作了修改，并把定理推广到相对论情况。后来我就变成Levinson定理的权威了，回国后这方面的文章都叫我审。

当时我就想，Levinson定理是杨先生给我的题目，我只是重新做了计算，写文章时我就打算跟杨先生合作，杨先生不干，还是让我一个人写。后来我才明白，他是爱护年轻人，如果这篇文章是我们合作发表，那人家肯定认为这是杨先生的文章，跟我就没关系了。他考虑得非常周到，给了年轻人很多机会。

南方周末：杨振宁曾评价你的研究成果是“能留得下来的工作”，怎么看这个评价？

马中骐：“基本的工作就是重要的工作。”这句话是杨先生跟我说的，也是我的座右铭。我这辈子的科研都比较重视抓基本的工作。基本的工作，只要没算错，它就留下来了。像Levinson定理，我算得对就站住了，这个东西是我的，清清楚楚，上了教科书，这叫留得住的工作。

如果是赶时髦的工作，整个方向就错了，过段时间就没有了。就像磁单极，最后证明磁单极没有发现，所有磁单极的工作就报废了，这就叫做留不住的工作。现在文章99%都是留不住的工作，留下来的工作是很少的。

因为杨先生的教导，我就比较重视找基本的工作。有这样的工作我就非常兴奋，而且花大力气去做。

南方周末：近些年还在做什么研究吗？

马中骐：住进养老院后，我出了三本书，有一本《Group Theory For Physicists（物理学中的群论）》是关于群论的，是我年轻时想解决的问题，但上班时比较忙，没时间做。现在我花时间把它彻底证明、推广了。今年2月份，我收到出版社寄来的账单，有人一下买了100本。这说明把它选成教材了。

我在1993年出版了一本《Yang-baxter Equation And Quantum Enveloping Algebras(杨-巴克斯特方程与量子包络代数)》，出版社每年给我发账单，每年都有人买。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有。有跟没有是不一样的，说明这东西站住脚了，30年过去，还有人看这本书。

南方周末：你觉得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有什么建议吗？

马中骐：我很幸运，我喜欢研究物理。别人开玩笑说，不给我发工资我都想搞，何况还有工资（笑）。我真喜欢物理，而且我只会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