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萌丨公共史学在中国：重返历史现场，重返人间烟火

公共史学在中国：

重返历史现场，重返人间烟火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即使是史学从业者，也有可能没有听说过或没有了解过这个概念。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一定接触过公共史学的具体成果——即使没有读过通俗史学作品，也看过历史剧或历史类纪录片；即使没有参与过口述史采集工作，也参观过博物馆或历史类展览。除了可被直接感知的历史类公共文化产品，公共史学还包括很多不易被感知的领域，比如城市规划中的历史资源保护、环境治理中的历史考量等。大到治国理政，小到饭后谈资，我们对历史的活学活用，无处不在。公共史学正是历史学界为了描述多种多样的历史应用现象而创造的一个概念。

自从1978年公共史学作为一个概念由美国学者罗伯特 · 凯利（Robert Kelley）和卫斯利·约翰逊（G. Wesley Johnson）提出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几十种对它的定义或界定，其中最被广泛接受的是美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CPH）的界定：“公共史学描述了在世界上运用历史学的多种多样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史学就是历史学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摘自美国公共史学委员会官方网站）为了让人更容易理解这个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的概念，其后还意味深长地加上了这样一句话，“I know it when I see it”（吾见之则吾知之）。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正是上文描述的那些现象。

NCPH自1979年始召集年会，图为1988年NCPH年会时主席团的合影。

图源：ncph.org

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史学，我在此要介绍另一个对应的概念——学院派史学。历史学界之所以要创造出公共史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将以运用为目的的历史学与以追求纯粹知识为目的历史学区别开来。灵活运用历史以创造历史，是人类特殊的能力，但在现代化历程中，在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下，历史学研究逐渐走上了学院化、专业化、独立化的道路。史学专业化的实质是史学的精英化，这也就意味着告别了人间烟火。历史学界建立了自己的规则，进行窄而深的研究，越来越专注于纯粹知识的发现。从业者用专业准确的语言写作，只在意同行评价，不在意大众观感。这种史学主要集中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因此被称为“学院派史学”。

学院派史学的出现虽然对历史学界研究能力与水平的提升有非常正面的作用，但也带来了历史知识生产的“霸权”——研究越来越精细琐碎，也越来越生硬死板，削弱了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这也是过去几十年里，世界各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史学危机”的根源所在。换言之，公共史学是学院派史学危机的产物。公共史学的倡导者们希望以一种开放和多元的观念来克服史学过度专业化的弊病、重建历史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以专业知识和职业规范重返历史现场，让烟火气重新回到历史学之中。需要强调的是，公共史学的出现并非要否定或取代学院派史学，而是要与学院派史学一起，构成完整、健康的历史学。学院派史学是历史知识的来源，公共史学是对历史知识的运用，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公共史学作为一个概念，还有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即对其近似概念的辨析。在中英文世界里都存在着一些与该概念近似的表述。在英文中，除了Public History，还有Applied History等。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对Public History的使用日益频繁。在中文中，除了“公共史学”，还有“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应用史学”等。在这些相似的概念中，“公共史学”与“公众史学”是被使用得最多的两个。我认为，“公共史学”是比“公众史学”更适合作为学术概念的词汇，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公共史学”更符合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也能更好地传播史学，使之走出书斋成为民众生活、生产的一部分理念。第二，“公共史学”更符合“共享解释权”精神。在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法学等领域，“公众”是一个具有“排己性”的概念，即“我”与“公众”是对立性的，“我”是主体，“公众”是客体。公共史学恰恰希望在真实性和公共性的基础上，让专业史学从业者与民众通过“共享解释权”共同构建历史认识。第三，“公共史学”更符合翻译和学术界的表述习惯。梳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汉语词汇史，我们会发现 Public XX 普遍被译为“公共XX”，如公共管理学、公共关系学、公共财政学等。

侧重历史学应用的公共史学，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要求。对公共史学的理论认识，最核心的有三点：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历史学的中心任务和历史学的根本价值。

公共史学概论

姜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历史学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从世界各国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凡是比较健康的历史学，都需要在尽可能追求真实的基础上融入生活、服务民众，也即真实性和公共性是史学的两个本质属性。其中，真实性是基础，离开了对真实的永恒追求，历史学就不再是历史学；公共性是要求，离开了对民众生产生活的持续参与，历史学就不再是健康的历史学。公共史学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一个席卷世界主要国家的史学趋向，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史学形态很好地兼顾了史学的这两个本质属性：在追求真实方面，公共史学和学院派史学有一样的追求；在参与民众生产生活方面，公共史学因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更具有优势。

历史学的中心任务和根本价值是什么？简而言之，历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来记录、书写和解释人类历史；历史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塑造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记忆与观念。从中西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历史学要较好地完成这个中心任务，实现这一根本价值，需要在史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坚持真实性和公共性。

一般而言，围绕一件史事的完整史学活动可以分解为五个环节：记载、辨析、书写、传播、接受。记载就是如实记录正在发生的事件，秉笔直书是对这一环节的最高要求，也是真实性的保证。辨析是对记载的检验和补充，多闻阙疑和去伪存真是这一环节的工作原则。在尽可能占有记载资料并认真考辨的基础上，将史料凝聚在一起以再现史事，并阐释其中的原委与意义，即是书写环节。这一环节不仅要追求真实性，也要追求公共性。历史书写不仅是作者自己的事情，也是群体乃至于人类共同的事情。史学作品在作为文化产品进入流通和传播环节后，既要接受读者的检视，也将深刻影响读者。读者通过阅读或观看历史作品，通过历史理解形成历史认识和记忆，塑造观念意识，并将这些思想认识转化为历史创造的资源。换言之，史学家通过努力，将那些被遮蔽或不易被理解的历史事件揭示或再现，使之进入公共传播领域，被民众理解、接受，达到提升或修正历史认知的效果，并逐渐由个体认知汇聚融合成为公共认知，最终形成有利于人类更好存续发展的历史记忆或观念。

历史学的本质属性、中心任务和根本价值是衡量史学发展是否健康的核心依据，也是发展公共史学的理论基础。学院派史学出于专业化要求等原因，其作品确实不太容易被民众阅读和接受，导致它越来越远离民众的生活，给自身带来危机。从表面看，现代史学从业者只把功夫和精力放在了辨析这个环节，不仅不重视传播和接受，甚至连记载和书写都搁置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大多数史学从业者对史学的本质属性、中心任务和根本价值的认识不足，缺少开放意识和打破规训的勇气。

如果我们持一种开放和多元的观念来观察历史学对人类生活的参与情况，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实用的学科，通过与文学、艺术学、民族学、档案学、地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相互融合、借鉴，它具有了非常大的活力和潜力，深度参与了人类的文化生活、社会运行和物质生产活动。而从史学从业者的视角转换至公众的视角来看待公共史学，就会有另一种认识。

公众关注的是内容产品品质的好坏，而不是产品的生产原理或工艺流程。比如，很多人喜欢看历史影视剧，但是大多数观众都不会关注剧本是如何撰写的、剧集是如何拍摄的，更不会关注剧本的性质、理论问题。观众关注的是能否看懂、是否好看、经不经得起自己知识的检验。简而言之，当转换为公众的视角后，我们就会发现公共史学的实践成果本质上是用于媒介消费的内容产品。而从内容产品这个角度出发，公共史学可以包括通俗史学、口述史学、影像史学、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地方史志、公共历史教育、数字公共史学等不同表现形式。

中华文明可能是最重视历史学的文明。在中华文明诞生之际，就可以找到历史学的痕迹。在中华文明成熟之时，历史学也在走向成熟。殷鉴不远、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鉴往知来、青史留名、永垂不朽……汉语中数十个有关历史意识的词汇，显示出中华文明对历史的重视。徐复观先生曾说，中华文明的早熟性，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很早就从神的审判发展到历史审判，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建立起了对历史的敬畏。从此之后，富有历史情结的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时空之中。

这种交织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历史往往以“祖宗之法”或“前代之失”的方式深刻影响着现实政治运转，其在历史学中的表现是起居注、实录、国史、正史等严肃的官方史学；二，历史以文艺的方式承载伦理价值、深刻影响着人心风俗，其在历史学中的表现是咏史诗、历史小说、历史戏剧等民间史学。从先秦文献来看，历史学在形成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官方精英史学和民间通俗史学的分流。官方史学越来越规范严肃，民间通俗史学越来越灵活多样。从某种角度看，民间通俗史学就是中国公共史学的本土源头。

民间通俗史学主要的表现形态是以历史为内容，以文学为形式。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似的是，中华早期文明中也出现了不少英雄史诗或历史传说。比如《诗经》中的不少篇章都与历史有关，或是叙述本族历史、歌颂祖先，或是批判反思历史事件。《诗经》在今天被视作高雅文化的代表之一，但在商周时期却属于民间文化。两汉南北朝时期，历史知识的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咏史诗、史论、壁画、画像砖等都很流行。其中，传闻杂传在隋唐时期演变为传奇故事及俗讲。宋代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刺激了通俗文化的发展，讲史活动不仅出现在都市的勾栏瓦舍，也深入到了乡村，成为中国人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元代，不仅讲史很流行，演史也开始走向成熟。有研究者指出，元杂剧中近三分之一的作品可归入历史剧的范畴。明朝禁止在舞台上表演历史，导致历史剧发展进入低谷，但是明朝却在宋代话本和元代杂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流行后，各个朝代的历史都迅速被“演义”化。这一时期的演义类小说大多依据正史改编，文字更加通俗易懂，形式也愈发成熟。清代的通俗史学创造性不足，但在发展和运用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三国演义》为例，有学者指出，《三国演义》在入关前就是满人贵族的政治和军事教科书；此后，其不仅作为畅销书籍代代流传，而且从中又演化出很多戏剧，深度融入了民间生活。

西王母画像砖（东汉），成都博物馆藏

图源：锦点网-成都文化文物展示平台

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传统的通俗史学开启了现代化转化。清末民国时期的通俗史学的形式还是那些形式，但是老瓶装新酒，观念和内容都受到了新时代的影响。比如，演义小说转变为历史小说，出现了《万国史演义》等作品；从传统戏剧发展出了历史剧，并出现了两次关于历史剧的辩论；评书曲艺则发展出了学者讲史的形式，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抗战时期的“黎东方讲三国”。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非常重视通俗史学对民众的影响。譬如，顾颉刚专门创办了通俗读物编刊社，以通俗历史读物教育和鼓励民众抵抗日本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俗历史读物、历史剧等获得了一些新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国历史故事集》等成果。改革开放以后，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中国学术文化开始多元化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从业者为了应对“史学危机”，开始特别重视史学知识的应用问题，在借鉴美国Public History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公共史学”等建议。4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在应用方面的实践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公共史学也呈现出数字化发展趋势。利用新媒体扩大历史产品的传播效果（如哔哩哔哩网站上的历史类Up主）和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实现历史呈现形态的多元化（比如“数字敦煌”项目）是数字公共史学的两大表现。此外，公共史学还对游戏开发、城市规划等领域产生了影响。

数字敦煌网站主页。数字敦煌”项目对敦煌石窟和相关文物进行全面的数字化采集、加工和存储，将已经获得和将要获得的图像、视频、三维等多种数据和文献数据汇集起来，构建一个多元化与智能化相结合的石窟文物数字化资源库。

虽然以应用和实践为目标的公共史学的表现形态差异很大，但也可以提炼出共同的特点。相比于学院派史学，公共史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重返历史现场，重返人间烟火。

所谓“重返历史现场”，是从内容上讲，公共史学以再现历史现场为目的。学院派史学以归纳法为基础，在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提炼概括或理论阐释。检视、评判学院派史学的标准是科学、理性和规范，而公共史学的实践在很多时候和学院派史学是反向的。它常常要借助演绎推理，利用知识和常识，将已经断裂的史料连缀起来，给“风干”的故事重新注入血液，让读者或观众通过文字、语言或影像，回到立体、感性的历史现场。这个重新构建的历史现场或许与真实的历史现场有所差异，但已经是现有条件下对历史的最大程度的还原。“重返历史现场”对于人类认知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研究者指出，人类的记忆和理解依赖于感性的影像，只有那些可以转化为感性影像的事物，才更容易被理解和记忆。关于这点，南宋学者郑樵就曾说过，学习历史“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而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当我们看到某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字时，大脑总会自动调出某个我们看过的插图、雕像或影视剧形象。

当代中国公共史学的实践大多以重返历史现场为实践导向，此处可以略举几个例子。在历史读物方面，马伯庸创作的历史小说《两京十五日》，虽然其历史依据仅有几十个字，但他在创作时对大运河两岸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在小说中也尽可能根据史料和考察去重现历史情节。李开元创作的“历史叙事三部曲” （《秦崩》《楚亡》《汉兴》）将秦汉时期的史料与他的实地考察见闻和照片结合，交融古今、夹叙夹议，为读者构建了恢宏细腻的秦汉风云。张宏杰撰写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虽然对现实历史场景的再现不多，但是对心理活动的再现和分析却相当精彩。口述史访谈的核心就是让被访谈人借助照片、实物等尽可能地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去回忆当时的真实情形。历史剧、历史类纪录片、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或影像化，更是重返历史现场的最为直观的尝试。简而言之，公共史学的呈现虽然形态各异，但在内容上都希望利用视觉或听觉来充分发掘感性的历史细节，达到再现或呈现历史现场的目的。

所谓“重返人间烟火”，是从取向上讲，公共史学要重建史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学历史有什么用”可能是近几十年来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和老师遭遇最多的“灵魂之问”，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学院派史学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脱离。作为个体学者，当然可以去追求纯粹的学术，但是作为一个学科，长此以往就可能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一门不能为人类尤其是社会大众提供利益或实用价值的学科，势必会变成“冷门绝学”，陷入发展危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学术评价体系导向等问题，历史学从业者过度追求专业化、规范化，只重视专业研究，几乎完全忽视了历史知识的应用与传播，使历史学日渐远离民众的生产生活。

实际上，民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一直存在。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在历史文化方面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这种需求积累到了2006年，突然获得了较大的满足。

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的《品三国》节目、当年明月创作的《明朝那些事儿》都在这一年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2007年1月，在湖南卫视首播的《大明王朝1566》又引起了人们对历史剧的关注。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讲史的易中天、写书的当年明月，还是拍电视剧的张黎，都没有历史学的专业背景。但他们的成功实践确实刺激了一部分史学从业者，反思并开始重视历史知识的应用与传播。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2007）讲述了嘉靖与海瑞的故事，豆瓣评分高达9.7

时至今日，一些学术素养深厚的前辈大家（如李伯重、葛剑雄、李开元、许纪霖等）、一些超越了学术评价体系的中年学者（如罗新、于赓哲等）、一些勇于遵从内心的青年英才（如周思成、郑小悠等）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已经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公共史学实践。而属于历史学门类的考古学，更是在大力发展公共考古。可以说，近10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呈现出的最大趋向就是不少历史学从业者都在尝试重建历史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重新有了人间烟火气的历史学，其健康度也显著提升！

漫长的余生

罗新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

中国公共史学未来会怎样呢？综合来看，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空间最大。首先，叙述史学的复兴会让通俗历史读物继续发展。罗新教授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和鲁西奇教授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在通俗史学领域，除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史学从业者投身实践，还有很多非专业人士投身到历史写作或讲史的实践中。其次，影像史学仍然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下，我们已经进入影像化时代，人们对影像的接受和依赖程度会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剧和历史纪录片等历史的影像化表达形式，必然会在历史知识传播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个领域，非史学从业者的实践要比史学从业者活跃得多。比如历史照片收藏爱好者邹德怀利用自己收藏的图片讲述历史，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次，数字公共史学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数字敦煌”的成功让很多文博机构意识到了数字化的价值，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又让“云上展厅”成为常态。除了这些已经发展的方面，在线历史书写等也方兴未艾。

在《中国公共史学集刊》创刊号“开篇的话”中，我曾写道：“希望多年以后，经过中国历史学从业者的努力，历史学能够切实满足人民大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需求，历史就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成为一个更普遍的共识。”至今四年过去了，我感觉中国历史学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