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是法定成人的年纪。青年人在这个年纪进入大学，要开始承担子女、学生、公民等诸多角色，处理不同角色间相应的关系。大学的环境既与父母分离，又与社会游离，本是青年人练习成人最好的场地。但因学业的压力，许多青年人的多重角色，被扭曲为单一的考生，难以成人。释放青年人的压力，在于改变“被动接受任务”的惯性、用实习破除职业偏见、在大学塑造完整的人格。这不是现当代文学课上，老师问学生喜欢哪部小说时得到的答案，而是中国人民大学在给大一下学期的学生开设的职业生涯规划课上，劳动与人事学院的助理教授金秋萍询问学生，“大学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之后，许多学生给出的回答。职业生涯规划课在中国人民大学是一门通识课，面对的是形形色色专业的学生，帮助他们认识自我，思考未来与自己的爱好、特质匹配的职业。当我找到她，询问当下大学生在学校生活的状况，她向我举出了这个例子。她是“80后”，当时她在课上亲耳听到学生的回应时，深感震撼。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生人，感受也同样如此。在我的印象里，就像“18岁出门远行”是中国年轻人走向独立的一个意象，大学生活应该有一些共识，面对一些永恒的问题，诸如脱离父母，独自生活，面对形同虚设的班级、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室友、全新的老师，在上课、看闲书、参加社团活动、游戏之间作选择。甚至自我定位也大同小异，比如觉得自己事实上18岁，心智也就16岁，很多事情考虑不周，总会因为一句话，不经意地得罪人。
《一起同过窗》剧照这些挑战原本就是成人必经的过程。“18岁以后，一个人的生理已经成熟，即便大脑的发育要到30岁左右才完成，他也比青少年时期理智得多，不会那么情绪化。而且社会心理也发生变化，18岁之前，一个人主要需要处理和家长、和同辈的关系，18岁之后，还需要处理和社会人之间的关系。”金秋萍告诉我，当一个人到高校学习，家长供给他生活费，老师辅助管理他的生活时，他就进入了成人初显期。在这个已经摆脱一部分对父母的依赖，却无法完全承担责任的阶段，他探索自己能力的边界、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为毕业后融入社会做准备。这样的生活不该只意味着“活着”，甚至因为高考“指挥棒”的副作用，18岁像是一个伴随高考结束而打开的“魔盒”，处理关系、探索自我的需求一股脑地涌来，本应尤为热烈。李梦就是如此，高中时学习占据了90%以上的时间，没有发挥兴趣爱好的余地，自己也不知道学习之外的能力。来到大学后，她慢慢摸索自己做旅游攻略，她加社团的辩论会，竟然发现自己应付得来。但实际上，人民大学的校园里流传着保研的“811”准则，“80%的科研成绩、10%的科研项目成果、10%的学工成绩”，一般学生在第一学年就能知道自己保研的希望几何。许多大学生的手机屏保就是课表；一些学生因为高数考了92分而非95分，痛苦不已；大部分大学生始终处在备考的状态里，为升学而战。“真正喜欢一个专业和只是为了考试，与老师沟通时的状态是不同的。比如在心理学课上讲到弗洛伊德，对知识感兴趣的学生会找老师聊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评判他的观点，注重考试的学生则更在乎PPT上的文字，他有没有理解清楚。”金秋萍看到不少学生对自己的专业不怎么感兴趣，只是跟着“卷”，虽然上课非常努力，课堂笔记生怕没有记住重点，生病不敢请假，考试周甚至不睡觉，成绩却很一般，始终处在焦虑之中。大学是年轻人走向社会前的最后一站
“从一张生涯彩虹图可以看到，进入大学后，一个人的身分在子女、学生、休闲者之外，又增加了公民的角色。但他们面对的竞争压力，让他们很难发展学生以外的角色。”金秋萍知道毕业生人数和青年失业率逐年增高，甚至许多公务员岗位也需要研究生学历。她也看到贫富差距在学生能力上的体现，仅仅英语听力能力，西部三线城市的学生就会比东部一线城市的学生差不少。金秋萍面对学生的压力深感矛盾。一方面，她深知现实严峻，许多学生做出的选择不可谓不理性——一些学生虽然对专业兴趣不大，只是跟着“卷”，他也自认自己水平一般，未来无法留在北京，但他的父母在老家为他把出路安排妥当，他两相权衡，未来遵从父母的安排是最舒适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学生的思维模式固化确实不可忽视。“很多学生会思考，但不会为自己作决定，一直处于被动接受任务的状态。”刘佳曾是一家教培机构的资深员工，他同时在教育公益组织“青年成就中国”（Junior Achievement China，后简称“JA中国”）的志愿者，每年有固定的时间到北京的高中、大学为学生做财商教育和生涯规划的培训。他曾在大学课堂上做过调查问卷，只有不到10%的学生给出了读研对于职业生涯的具体价值。在像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顶尖大学的顶尖专业中，这样的情况尤为明显。学生的盲目，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从没“输过”。“成绩看起来又的确是付出就有回报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在一个赛道上‘卷’，在他们看来，是成本最低的选择。”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为了不让学生“卷”，他特意限制作业字数的上限，而不设下限，但仍有学生向他提问到深夜。在他的学校里，法学是塔尖上的明珠，从其他专业转到法学系的学生很多，但一些法学院的学生在中学时代对法学有玫瑰色的幻想，入学后却发现自己不适合，却不愿转到别的专业。但是只要学生走向社会，就一定会遇到价值观的冲击，工作中必然需要员工发挥主动性。刘佳所在的公司曾因为新开一条产品线，招收许多新人，当时没有明确的任务，只需员工做出一个满足大致预期的成果。“最终脱颖而出的员工，不在于工作的细致程度，也不在于人际表达，而是那些能够拆解议题、给自己布置任务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于楚众 摄）
选择专业与激发学生内在的自主性息息相关。生涯规划师的共识是，一个人的专业，应是这个人在高中阶段对自己有一定了解、对一定领域感兴趣之后，在更宽阔的大学平台，做更深入探索的领域。大学生对于专业与职业的关系，往往存在诸多误区。齐叶是中国一所顶尖的理工科大学的生涯规划老师，她发现学生们能够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本人与父辈、祖辈三代之间，对职业的观念应该各有不同。而学生难以意识到，当下学生面临的就业处境，与自己年长三四岁的师兄师姐，也会有很大差别。最典型的行情变化就是互联网大厂。齐叶记得2019年时，他们学校毕业的工科生进大厂的年薪普遍在30万元出头。但是到了2021年，新入职字节跳动的员工年薪暴涨到50万元。那时学生看着欣喜，她却知道那是大厂在调整薪资结构，在市场上抢人才。一部分起薪高，意味着其他学生会被淘汰。从行业角度看，那样的抢人说明线上购物的需求被提前透支，一大波爆发后，整体行业迅速衰落。除此之外，许多学生对职业的好奇往往本末倒置。刘佳记得一次课后，学生私下询问互联网大厂的情况，上来就问“在大厂工作是不是加班都蓬头垢面，是不是像网上所说，一到35岁就会被裁”。志愿者反问他，“你想一下，当你希望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应该具备什么能力”。他说自己不知道。《二十不惑》剧照
大部分学生很难对这些有全面的认识。一方面是学生压根就没有意识。一些高校里开设的职业生涯规划课，要不就是选修课，相当数量的学生不会选，选时也会选在临近毕业的大三，即便是开在大一的必修课，对于刚离开高中不久、算上读研的岁月，觉得毕业遥遥无期的学生，老师的课堂上的劝说，大部分学生也很难在意。另一方面，待学生面临就业的压力，他们可求助的机构并不多——大陆的高校没有学生发展中心，承担相应职能的招生就业办公室里老师要处理的行政工作居多，大多数老师也不具备心理咨询和职业规划的专业能力，即便有一对一的职业咨询，一般也只有一两次，无法对学生的发展长期追踪。在这种情况下，当JA中国这样的公益机构，将有10～20年工作经历的企业员工带到课堂，又借助量表和各种认知方法，让一些学生意识到自己的性格、能力可能与期待的职业不符时，企业人士成为学生们可贵的独立信息源。刘佳和其他志愿者会告诉学生们，了解一个行业，首先要了解它的发展历史，判断它是朝阳行业，还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地步。接下来要探究这个行业大概需要哪些人才，这人才的水平需要到什么程度。然后要摸清这个行业的各个类型人才的供需关系。之后再了解，如果自己想要进入这个行业，需要具备哪些技能，有哪些可行的发展路径。最后才是那些诸如工作环境之类的“花边”。在这个顺序之上，经验丰富的职场人再帮助学生突破专业与岗位之间的限制，从全局角度思考一种能力、一个职位对于企业的价值。比如刘佳就会告诉学生，在大厂里，会计专业出身的人完全可以做运营。学生觉得是天方夜谭。但实际上，运营这个岗位不需要顶尖的编程技能，而会计拥有量化评估的技能，在运营岗位上是相比纯技术人员的加分项。从这个视野思考，当一个人从职业角度了解自己的性格特质和能力后，思考自己可能适合的行业或岗位，然后蹭招聘会，甚至到脉脉上找该行业的人聊，然后根据那些要求，准备自己的技能，就能变成一个复合型人才。实习是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途径。找到一个实习岗位，是最直观地让人了解自己学科是否适合一个岗位的方法。以JA中国的志愿者们的经验，大学阶段应该至少实习三种不同方向的岗位——一个人很难实习一次就确证自己的方向。在不同的岗位实习，同时也能观察身边其他岗位同事的工作状态，以及一个企业的工作风格，是不是匹配自己的价值观。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大四学生在北京团结湖三中实习，按部就班的课程表让她感到些许束缚，但是相对稳定的工作前景还是让她选择接受（视觉中国 供图）
学生并不会天然地因为面临毕业就积极实习，学生为拿学分找份实习证明的情况比比皆是。刘佳曾询问学生不实习的原因。一些学生是因为藏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他们从学校前辈那里得知，学校提供的一些实习岗位很“水”，于是认为一切实习就是“挣钱”或是“免费出卖劳动力”，而很多是恐惧。刘佳在工作中，遇到过一个因恐惧而产生巨大沉没成本的事情。他所在的部门曾招进来一位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专业能力很强。刘佳最初给了新人很大自由，为了让他尽早适应团队的运作模式，他允许这位新人可以坐在任何一个人旁边，参与任何员工的工作，跟着开会，只需要一周之后告诉他，自己都了解到了什么。结果对方整整枯坐了5天，只是因为自己害怕。这样的恐惧一方面是源于缺乏对实习岗位的了解，一方面是对人际交往的抵触，前者只需多增加了解，后者不仅是心理问题，对于一个青年的成长而言，可能需要全面的提升，并非所有人都需要是“社牛”，但不能妨碍社会功能。
《现在的年轻人啊》剧照
帮助一个学生认识自我是个系统工程，往往从高中阶段就应该开始了。“如果拿一只雏鹰作比喻的话。雏鹰的脑袋代表处理信息的能力，躯干代表自我认知的能力，尾巴是主导方向平衡的规划能力，两只翅膀，一边是独立能力，一边是合作能力。”北大附中朝阳未来学校（下文简称“朝阳未来学校”）的生涯规划老师王蓝钒借用雏鹰模型，展示在她期待中一个高中生成年时应该具备的能力。培养这样的综合素养，不能仅仅依靠上课。JA中国在高中阶段会设置的课程有三门，一门是模拟企业决策；一门是理财，以此认识金融体系；还有就是学生公司，学生们在了解生产、营销、品牌各个环节之后，组建公司，设计产品售卖，看报表，比较利润率，模拟一个公司运转的全部流程。刘佳告诉我，“课堂上会分组讨论，学生的沟通、合作能力就能得到训练。学生公司设计产品需要创意。学生公司作决策，每个学生都要说出这个决策的想法、依据。”而与公益组织不同，像在朝阳未来学校里，可以做更为细致的工作。王蓝钒在学生入校之初，会给学生布置一项特别的任务，让学生为父母做访谈，了解父母的职业，唤醒他们对于生涯的意识。之前一位女生为母亲做的采访，令王蓝钒印象尤为深刻。那个小女孩的妈妈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客座讲师，以前是电台的编导，小女孩一直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当上老师的，就从母亲选专业、上大学，聊到对职业的兴趣和转换职业的考虑。小女孩采访后反思，她发现妈妈提到以前采访时，“整个人都亮了”，坚定了她把兴趣点衍生成职业的想法。但她觉得自己可能不太适合当老师，因为她没有妈妈那么爱孩子。她最后还意识到，她妈妈是因为做了母亲，才放弃了以前的工作。2023年9月22 日，郑州大学举办 2024 届毕业生首场综合类秋季校园双选会（视觉中国 供图）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不仅对职业有所感知，更能通过看到别人而看到自己，最终变得包容。王蓝钒也让学生做MBTI性格测试，但不提倡学生为自己和他人贴标签，而是引导学生意识到别人与自己天生不同。“像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会在上课前给学生假设一种情景。比如我请朋友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我请了10个人，只有小明用补课的理由拒绝了，但我知道他不补课。那小明有没有把我当成朋友？了解MBTI性格之后，学生就会说，小明可能是个I人，他不是针对我，而只是不喜欢那种场合。”类似的认知实践在大学也适用，学生可以在大学里碰撞，了解彼此的边界，甚至大学课堂就是最好的试错场地。于悦所在的学校里，有不少像刘佳遇到的那般腼腆的学生，其中一位想做销售，但不敢在大家面前讲话。于悦曾教他们“脱敏”的办法，把自己当众讲话的情景录下来，然后反复看自己的毛病。那位学生照着做，如今已经是一名医药代表。他向于悦反馈，老师的方法管用。于悦告诉他，“敢看自己的视频，你就很了不起了”。（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梦、刘佳、齐叶为化名，感谢陈开航、子西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覃思对文本亦有贡献。本文节选自本期封面主文，相对原文有删改）
大学越来越像工厂，院系像生产车间
大学的评价系统和内卷连在一起
学生疲于奔命
甘阳 清华大学教授
吴琪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杨璐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拍摄、制作：谢永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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