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桶不离手的保洁员春香，不断擦亮这座城市。（受访者供图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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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商场是市中心非常好的商场，它平时给人很好的活动，卖很昂贵的东西，它的音乐也非常好听，很典雅的古典音乐，让你感觉很舒畅，但是保洁员是在里面被压榨或者被消耗的。”
“我们那个地方实在是太闭塞了，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故乡的很多人都跟我妈妈一样，慢慢地搬出村子，出来打工，他们的子女长大了也出来，到大城市打工，成为新一代打工人。”
在深圳的高级写字楼，与厕所间并排的狭小工具房里，储存了近三十种工具，光清洁剂便有十几种。保洁员春香把常用的清洁工具都放在手提桶里，有十多斤重，走哪儿提哪儿。长时间拎着水桶，令她的右肩经常疼痛，尤其到了雨天，她的右手连楼梯道的玻璃门都推不开。
2020年秋天，由于在老家找不到赚钱出路，52岁的春香与60岁的丈夫，从陕西商南县来到女儿张小满所在的深圳。在这座超级城市里，他们以保洁员的身份，找到了生存的缝隙。
从媒体辞职后，张小满进入互联网大厂工作。在母亲从事保洁工作之前，她从未特别留意过身边的保洁员，即便每天就身在他们维持的光鲜整洁之中。透过母亲的双眼，她逐渐看见这座城市里一些被遮蔽的现实。在非虚构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中，她记录了母亲从事过的三份保洁工作。素材来自母女二人下班回家唠嗑时母亲绘声绘色的方言讲述，也来自张小满与丈夫去到母亲工作现场的经历。
春香先后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高级写字楼工作。在写字楼时，6个卫生间的清洁任务是最繁重的。每天早上9点前，她要赶在白领们到达之前完成工作。首先，用毛巾擦洗洗手台、镜面、墙壁、门框，顽固污渍用玻璃刀刮掉。然后是12个小便池和24个马桶，平均3分钟得清洁1个马桶。
但保洁已是她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来鹏之前，她在建筑工地、矿山、国营农场里干更重的体力活。保洁一个月工资2500元到4000元，也比在老家挣得多些。
张小满发现，保洁员的队伍里看不到年轻的面庞，并且永远缺人。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才会留下来做长期工。深圳的保洁和绿化工作，大多是由五十岁至六十岁的老年人承担起的，他们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他们的人生规划离“休息”二字很远，趁着自己还有工作能力，尽力赚钱，为个人养老做储蓄，补贴儿女的婚育生活。除去极少数人拥有充足物质基础带来的安全感，可以相对来去自如，其他人都不敢轻易退出劳动市场。
保洁员春香在整理毛巾。（受访者供图 / 图）
“能多干一天就是一天，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都是这样想的。有一个阿姨，她的女儿女婿在深圳已经立足很多年，她女儿是一个钢琴老师，她自己已经70岁了，还在继续打工。她很担心她女儿，家里只有她女儿在挣钱，她要挣钱帮她女儿。”张小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里，母女彼此也抵达了更深的理解与支持。张小满最初便是带着改善两人关系的期待开始记录的。自求学起，张小满无论在物理还是心理意义上，都离家乡越来越远，在深圳打拼的八年更是如此。多年不在一起生活的母女俩，于狭小的房子里爆发了深深浅浅的冲突。张小满看不惯母亲“寄人篱下”般的小心翼翼和过分节俭的生活习惯，春香也时常批评女儿的消费观念。
虽然生活习惯、观念差异仍然难以调和，但母女俩都在努力走近彼此的世界。张小满参与了母亲的工作，帮她干活，陪她和保洁员们聊天，把她每天生动的观察化作文字。小学三年级辍学的春香，在女儿的建议下，重新学习识字，读了杨本芬的三本作品、路遥的《人生》，2023年夏天，她开始在手机里写日记。
“如果我们通过强说理，是说不通的，但是她通过看书，会吸收到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认知，她的思想的世界才会真正地打开，才会解放，这个是我们内心真正想推动的一个事情。”张小满的丈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23年，春香在深南大道旁另一栋写字楼找了份新工作，“特别开心，因为今年不用刷马桶了”。她负责6部电梯的清洁，和张小满的聊天里充满新观察，“比如看见保安怎么把领导接到专门的电梯，用钥匙开锁”。
她们带着人类学视角的观察与记录仍在继续。
“干到干不动为止”
南方周末：高龄的、文化水平比较低的群体，一般找工作只能考虑保洁、保安、家政这方面的，他们的选择好像是能够预期的？
张小满：是的，并且在其他地方没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在深圳才有这些选择。你不能说他们怎么不去学习一些新知识。人是被社会化的，身边的群体这样，就跟着大家一起这样，是一种被社会塑造的过程。
那些出来的保洁员会想，相比留在村里挣不到钱的老乡，我还算好的。他们不会跟在办公室上班的人对比，只会跟同阶层的人或者老乡对比。这是一个群体性意识，比如很多保洁员跟我说他家里多么苦、家人生各种病，他们会觉得为什么厄运到了他们身上。
南方周末：保洁员在工作里面遇到一些权益受损的事情时，他们自身是什么样的态度？
张小满：不是所有人都在受委屈，要分人。我在书里写了，有的保洁阿姨，她女儿是非常成功的，在香港的金融行业，在南山有大房子。比如梅影阿姨，跟老板大吵一架就拍屁股走人了，她无所谓。像木兰阿姨，打了很多工，已经有几十万元存款，够她养老了，她就无所谓，说跑就跑。但是有一些年龄很老的，子女又没有出来，还留在老家，过得不好，还需要他供养的保洁员，就不敢辞职，再大的委屈都受着。比如有的保洁员（每天）工作16个小时，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但还是在工作。就是干到干不动为止——哪一天这里不要我了，我就走。
南方周末：在此前的报道中，有些保洁员遭遇不公时，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要忍气吞声，甚至可能会做一些对方要求的挺过分的事情。
张小满：保洁里面有一个群体是年龄比较大的，比如在65岁到70岁之间，他们在一个写字楼里干了很久。因为他们超龄了，相当于没有合同，也没有任何的保障，是偷偷在打工，他们就要和主管或者领导维持很好的关系，比如他们会给主管买些吃的来讨好他们，让他们不要因为一点小错误就被开除，但有的还是被开除了。
这种年龄比较大的保洁员往往都会被安排在不好的岗位，比如写字楼里面，公司入驻得越多，人越多，厕所就越脏，厕所不好打扫的楼层就被安排给年龄很大的保洁员。这个我书里面没有写，但是真的很残酷。有几个超龄的保洁员，就是因为年龄大了，主管今天说不要了，明天他就来不了了，要么就是回老家，要么就是去别的地方再找一个保洁工作。
清洁写字楼外立面的蜘蛛人。（受访者供图 / 图）
南方周末：像春香阿姨对于在工作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还是会反抗的，她在和你的交流中会逐渐意识到一些社会性问题的存在吗？
张小满：会，我妈是一个完全没有被社会化的人。她有中国农民很积极又很勇敢的那一面。她工作中遇到不公平的事，比如让她打扫不属于她打扫的区域，她就不会去打扫的。我觉得她比我在职场上要更勇敢一点。
这个跟保洁职业也有关系。我妈觉得这个工作，我如果怼了你，跟你吵了一架，你把我开了，你也不好招人，我去别的写字楼一下子就能找到工作。她是这样讲的，因为保洁的流动性非常大。
南方周末：跟子女的状况也有挺大关系的？你们在深圳跟父母一起住，有个照应。
张小满：是的。这也是我对保洁群体的观察，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保洁员那么大年龄还要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子女没有出来。比如像我妈那个班长，他是深圳的基建工程兵，很早就来深圳，得到了政府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在深圳也算有房产。他一个月有6000多元的退休金，已经很高了，但他还是上16个小时的班，每个月多挣3000元，拿这些钱补贴他的儿子。因为他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要给他们上很好的学校，这些都要花钱，所以他就牺牲他自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超级商场里的保洁员。（受访者供图 / 图）
“为什么你的女儿和女婿都不嫌弃你呢”
南方周末：你说的也会触及这个问题：中国家庭上一代人托举下一代人，甚至要延续到他们的老年。
张小满：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最后一代这么牺牲的人。因为这一代人大多是在农村长大，像很多70后、60后、50后，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我要为家庭奉献，我要爱自己的孩子。而80后、90后这一代接受比较自由、个体化的教育。像我妈，她牺牲，我也会觉得很无奈，但是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她特别心甘情愿。我怎么跟她讲这个不公平？我没有办法用我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词汇给她讲。
因为很多观念（差异），我们觉得我们的世界在背离，但是又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互相理解，就是这样。
南方周末：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你和母亲达成理解的主要方式是你们会更敞开地聊彼此吗？更多地倾听妈妈的经历，更了解她？
张小满：我觉得主要还是通过一些行动，比如我们（两口子）帮她打扫卫生，用行动参与了对方的生活，这个很重要，光聊天是不行的。
从2021年冬天开始，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周末会去帮她打扫卫生，因为她要扫三层楼。那些保洁员就像在农村里面一样，觉得我们去他们那里做客的。没有保洁员的子女会去到保洁员的工作现场。有很多保洁阿姨都跟我说，她的女儿不让她回家的时候穿保洁员的衣服，因为会让她孙子觉得丢人，让她把衣服换下来，把头发放下来，然后再回家，不能让她的邻居知道她的妈妈在做保洁。但是像我们这种不在乎的，保洁员阿姨们就特别惊喜，就觉得为什么你的女儿和女婿都不嫌弃你呢，这样问我妈。所以我参与她工作的过程，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体验。
我周末的时候帮她工作，参与了她的工作现场，我用这种行动来支持我妈。我妈帮我做什么呢，她帮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她对写字楼的观察，她对周边同事的理解，她会像记者一样每天告诉我她观察到了什么，她了解了什么，推动我来写作这本书。我们是这样来互相支撑的。
我每天在大厂工作就想着，我妈今天晚上应该又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好玩的事情，她每天把推动我这本书的写作当作她工作的一个部分。我妈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比如我今天不太想写了，她说你下班回家怎么又躺在那里，今天又跟你唠了很多故事，我就不得不再爬起来，把这些记录下来。所以我说她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虽然她不会写。
张小满（左）与母亲春香（右）。（受访者供图 / 图）
南方周末：到写字楼亲身体验她的工作，遇到过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吗？会有什么想法上的转变？
张小满：我妈打扫厕所的时候，不只女厕所，她也打扫男厕所。你想她打扫男厕所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男的上厕所，她会非常尴尬。但是因为我妈是一个老年女性，有一些男的不太在意，他看到我妈在里面，进门就解腰带，把我妈吓得往外跑。
我有在周末的时候去过男厕所，帮她守在门口，防止别人进来。我中间会看她怎么工作的，她打扫小便池，那个尿渍，有时候她要蹲下来，才能擦洗掉，我觉得挺恶心的。但是我问我妈怎么看待这个充满屎尿屁的工作，我妈说不觉得恶心，劳动是光荣的，还不是为了挣钱。我当时有一点想流泪的冲动。因为厕所是很脏的，不是所有人都很文明。我想到这个城市排泄最终的地方就在厕所里面，保洁员把这些东西打扫干净，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但是她会给我说一些很美好的东西，比如厕所里面一般都会养富贵竹啊，白掌啊，绿萝啊。那些植物我妈养得特别好，非常茂盛。所以我觉得她在那个很脏的地方也不是很脏，因为她打扫完还是很干净的，还有香氛，那也是我妈妈的工作成果。
我在公司上厕所的时候挺喜欢跟保洁员阿姨聊天的，我也会尽量不要让自己把很脏的东西留在厕所里面，会把水擦干净。想想自己以前没有特别关注这些，以前就觉得这个写字楼怎么这么漂亮，这个厕所怎么这么干净。
坐在马桶盖上休息，拖着慢性病工作
南方周末：书中细致地描写了保洁员的工作内容和状态，其中有些细节令人惊愕，比如商场里不允许保洁员休息，这种规定是普遍的吗？
张小满：现在逛商场也没有给顾客休息的地方，为了让你买东西，里面的凳子很少。保洁员的行为规范规定了，在上班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坐的。比如商场的大厅里面有些景观一样的凳子，他们如果坐了被抓住就要罚钱。所以我妈他们只能假装去洗手间，把马桶盖搭下来，坐在马桶盖上休息。但是时间长了，主管找不到你，也会投诉，所以他们压根没有坐下来的时间，在商场就是这样的。
南方周末：像写字楼、办公楼这种就不会？
张小满：因为写字楼有一个工具房，他们可以偷偷在里面休息，那个工具房一般人找不着他们，是属于保洁员自己的。
南方周末：商场连这样的空间都没有提供？
张小满：我觉得那个就是消费社会的极致。那个商场是市中心非常好的商场，它平时给人很好的活动，卖很昂贵的东西，它的音乐也非常好听，很典雅的古典音乐，让你感觉很舒畅，但是保洁员是在里面被压榨或者被消耗的。你这么一想，其实是一种折叠的生活。
保洁员在超级商场里工作。（受访者供图 / 图）
南方周末：还有哪些在书中没有展开，你观察到的保洁员群体还有哪些权益需要保障？
张小满：就医的问题。很多保洁员夫妇是一起来深圳打工，我妈有给我讲个案例。一个（保洁员）的老公在另外一个公园里面做清洁工，他生病了，倒在公园的广场，到凌晨才被人发现送到医院。他们生了病不会看医生的，都是熬着，很多保洁员都是亚健康。商场里面尤其严重，很多保洁员都是拖着慢性病工作的，比如糖尿病、胃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我妈遇到两三个腿有滑膜炎——跟她一样的病的。
他们不去就医。我妈发现扫外围的大叔怎么不见了，一问说他得了胰腺癌晚期，回家人就没了。茉莉花阿姨也是，她虽然有几栋楼，为了把自己的麻将戒掉才来做保洁员，其实她也是生病，在一次上班的时候晕倒了，发现她有糖尿病。很多人隐瞒了各种疾病在工作。
他们的身体都不健康，并且他们绝大部分没有医疗保障，只有很少的老家的保险。比如有一个大叔，他的女儿在银行工作，工资也挺高的，跟我住在一个小区。突然有一天他好像面瘫了，没有办法上班。他女儿让他在深圳治，他没有深圳医保，无论如何要自己一个人回老家治，就回老家了。还有不少人生了大病，不在深圳治，就回老家治。包括我妈，我带她到深圳的医院体检，她就觉得很浪费钱，我的那些医疗的单子都不能让她看到。
还要讲到一点，我觉得普通的保洁员个体，其实都是带着自己的倾向进入这样一个工作场域。他们的认知，使他们做选择的时候带着一种农民工的特性。生活方式背后的东西其实是阶层。他们跟深圳的公共文化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们一直处在底层，不知道深圳还有音乐厅，有图书馆，或者压根觉得这些东西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住在很狭小的城中村的合租房里面，一个月租金几百元，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保洁员春香从写字楼落地窗看到的城市风景。（受访者供图 / 图）
南方周末：对于一直在工作赚钱，甚至不顾及自己身体状况的老年群体，有人将之归为一种过去的贫穷造成的心理匮乏，有人认为是没有退休金支撑养老的不安全感所致。你怎么理解他们的这一举动？
张小满：一定要理解一个人过去和现在面临的环境，才能理解他的选择。如果他的钱是足够花的，这种匮乏感就不会这么强烈。要是他的子女生活不用他担忧，他也不用这样。
很多人跟我一样，在老家没有可以待的地方。很多保洁员在深圳打工十几二十年了，你说这个城市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也没能在这个城市留下来，他们还有恐慌——自己到了六十多岁有可能就干不了了。
“努力地在这个城市
找到自己的一点缝隙”
南方周末：母亲提到，你在大学毕业前就已经有写下故乡的念头，是什么让年轻的你频频回望故乡，保有一份深重的惦念，乃至于有表达的冲动？来鹏八年了，站在这座城市回望故乡，有什么不同的体会？
张小满：我觉得我是个行走在消逝中的人，我的故乡一直在消逝。我们那个地方实在是太闭塞了，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故乡的很多人都跟我妈妈一样，慢慢地搬出村子，出来打工，他们的子女长大了也出来，到大城市打工，成为新一代打工人。我们那个村落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没有人的村庄，我就感受到一种分离，一种离别。
这种物理意义上的东西，我将来有一天可能会触摸不到，比如我们老家的房子可能就变成空房子了。我觉得如果风景没有人存在，不能称之为风景，因为风景是人赋予它美或者各种（意义）的。虽然我老家比较困苦，但是它的大自然是非常美的，我们上学的路上会遇到瀑布、河流、山川。我们那里的人是非常淳朴热情的，比如我们在上学路上随便去某一个人家里被拉着吃饭。就是那种非常田园的记忆中的风景，好像马上要消逝了。我在大学时感受是这样。
大学毕业之后，工作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跟故乡的关系只有春节的那几趟回程。2019年发生了一件事，陕西扶贫搬迁力度很大，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易地安置，搬到商南县城，老家的很多房子被拆掉了，当然也遵从了村民的意愿，但它就是被夷为平地了。这个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从小成长的地方没有了。
我还想说的是，我工作了这么多年，读了很多书，接受了教育，到现在，我觉得故乡更多的是我对原生阶层的一种理解。因为故乡对于我来说，我曾经也非常厌恶它，我很害怕它的黑夜，怎么走也走不出的大山，我一直在逃离它。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不能把我身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我成长于一个比较困苦的环境，比较贫穷的原生家庭。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意识到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社会的结构性困境，这个东西会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包括我的妈妈，故乡的那些乡民。
我在这样的反思中，才去理解他们，所以我才说我一直想书写故乡，一直想写他们。我没有写出他们，我先写了我妈妈，但是这本书里面也有很多关于故乡的东西，某种程度上也是达成了一种理解吧。
南方周末：你刚才提到的那种风景或者人的淳朴，书里面涉及得很少，主要还是呈现了一种艰难的生存处境。
张小满：对，说到底就是穷，我书里很多地方可以体现出来。因为穷，生存会成为最大的问题；因为穷，人会产生很强烈的自卑感，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值得我获得；很穷，人的见识很少，人会信神。我就想到安妮·埃尔诺（编者注：法国作家，2022年诺奖得主）写她的爸爸，说他们有一个人为了治病会经常去参拜一些神像，跟我爸爸是一样的。我妈妈有一天肚子痛，得了尿结石，要去医院。我爸爸居然在碗里竖了筷子，在那里祷告。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贫穷留下的印记，我妈妈跟我奶奶，还有我外婆，她们那时候生病就是祷告神仙，让神仙给她们治病。
保洁员春香工作之余经常上天台数飞机，在这里她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海。（受访者供图 / 图）
南方周末：母亲支持你工作或生活上的选择吗？比如你之前当记者，或者你现在在大厂工作，她是怎样的一种态度？
张小满：她觉得我每天下班回家像“葛优躺”一样躺在沙发上，一脸愁苦相。我跟她一样，我在用我的生命和时间换钱。我不让她加班，因为我有时候也加班，她就反问我，你加班一分钱都没有，我加班还有钱。她就是这样，并不为我的工作有多么骄傲。
我妈真正骄傲的是我写书这件事情，她觉得我在工作之余没有放弃我的手艺，没有放弃我想做的。我在大厂的工作本身，她觉得是女儿努力地在这个城市找到自己的一点缝隙，找到自己的一点位置，在这里获得生存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她不让我辞职，她说你坚决不能辞职，辞职了就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你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城市生活。她的这种不安全感一直都非常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