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16级小白同学来信：
“费孝通先生在一本书中写过这样的话:‘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但在诗歌创作与许多小说创作中，很多作家又往往不讲究语法，老师您怎么看这个矛盾呢？”
小白同学的问题，是又一个“语言陷阱”。这不是说小白同学提问的初心，而是说小白同学的表述，陷入了语言符号“一般化”的陷阱。
语言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把两个问题对立起来，对峙起来，仅仅因为这两个问题在语词上是对立的。其实它们“各说各的”，各有自己的上下文语境。在各自的语境中，它们都是有道理的。
二者在表面上的冲突，是由于语言符号一般意义的“通约”。我常说语言“一说就错”，就是这个意思——一般化的词语只能表达，或者说理解，通用性的意义，无法表达和理解个体真实的感受。结果说得越复杂，越增添理解的障碍。
所以，面对各种相持不下的说法，我常常会想，其实两方面都是对的。同学们想一想，自己遇到的不少势若冰炭的观点，是不是也都各有天地？
这个问题说得深一点，就是人与人的观点具有不可通约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当我们想说服一个人的时候，要记得语言的“一般化”局限，倾听和理解可能是更好的途径。
费孝通的“讲究文法”，是在和文字的局限比较的意义上说的。靠单个汉字，而不是将汉字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很难表达思想感情。费孝通强调文字的表达要讲文法，是希望辞能达意。
而作家“不讲究语法”，是指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为了表达具有特殊性的事象和情感，需要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差异化、陌生化、多义化，需要突破现实生活“一般化”表达中的“陈词滥调”。
其实不仅是作家，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表达，也都会为个性化的感受创造新的语言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不讲究语法”的另一面，是语言创造，语言发展，语言的生命力。这和语言表达的文理不通是两回事。
“作家不讲究语法”，这样的想法多见于语言文字工作者、语文教师。其实它是很典型的“语言暴力”。因为它不做具体分析。
我们应该想的是——
作家为什么“不讲究语法”？
那些“不讲究语法”的词语和句子，找来看看：它们的表达是不是让你很有感觉？
如果它们是一个个有效的生动表达，为什么它们会“不合语法”？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在给小白同学的回信中，提出了这一连串的问题。
在同学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文学作品中，那些“不讲究语法”的句子：
1. “主语”不讲究
“老板的黑白电视播着《西游记》，端着碗饺子，一口，滋滋冒水，嘴角滚烫。”（《小镇澡堂》）
谁“端着碗饺子”？“一口”是动词吗？“滋滋冒水”和“嘴角滚烫”，为什么不是同一个主语？这些，都是“讲究语法”的专家想质疑作者的。那么，我们就“讲究”一下语法，看看这个句子应该怎么写——
“老板的黑白电视播着《西游记》，老板端着碗饺子，吃了一口，饺子滋滋冒水，老板嘴角滚烫。”
把这两个句子比较一下，同学们看看，哪个句子更好，更有汉语味道？
为什么“语法不讲究”的句子就有味道，像饺子那样“滋滋冒水”？
一是因为在作者“不讲究”的地方，留下了读者想象的空间，栩栩如生。例如“一口”显然比“吃了一口”更形象生动，而在富有画面感的“滋滋冒水”面前，“饺子滋滋冒水”显得直白累赘。
二是因为作者在“放弃”语法讲究的同时，经营了句读段铺排的音乐性。好听的节律助读者生发语境联想，体悟作者的真情实感。“滋滋冒水”和“嘴角滚烫”的意味就在它们整齐的节律中，而它们前面的“一口”，又以突起的短节，和后面齐整的四字格产生对比，形成骈散和短长的错综之美。
其实所谓“放弃”对语法的讲究，只是相对于西方语言的方便说法。中文对文法的讲究牢牢扎根在句法的气息和语境默会中，这无疑是世界上最讲究的“语法”。
2. “谓语”不讲究
“‘侉’的一声大鑔，像是塌了什么，赶集卖货的人都一哆嗦。”（《第九个寡妇》）
“‘侉’的一声大鑔”，是主语还是谓语？怎么既像主语又像谓语？讲究语法的人满是狐疑。
这个“既像主语又像谓语”正说到了“‘侉’的一声大鑔”的“痛点”——它是一个动感的意象，既有名词性，又有动词性。这一点用英语一翻就清楚：
The big cymbal sounded like something had collapsed, and the people who went to the market trembled.
英语很“讲究”，将汉语“模糊不清”的“‘侉’的一声大鑔”直白地改写为“大鑔听起来（像塌了什么）”，主谓俱全。但这样一改——
（1）大鑔的声音“‘侉’的一声”没有了；
（2）大鑔的动感也没有了。它稳居在主语的位置上，成了一个静物，静待作者的“写生”。
英语语法一定对“既有名词性，又有动词性”的东西莫名其妙，必欲将二者分开，对立起来。
西文总是弄不清中国文化中的动和静为什么可以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更不懂“动极而静，静极而动”，两者不是对立的。静只是运动的一种状态。也因此，“‘侉’的一声大鑔”在句子中才有动感，在句法上有“名词述谓”的作用。
3.“逻辑”不讲究
“（正胡思之间，忽听山后有人作歌曰：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宝玉听了是女子的声音。”（《红楼梦》）
语文老师一定不会把“宝玉听了是女子的声音”作为病句请学生改正。因为《红楼梦》是名著，而且这句话主谓俱全。
但我们一旦“讲究”起来，这句话逻辑不通，语法上出现许多“漏洞”，以至于英语翻译会勉为其难。
人工智能翻译这个句子，或是Baoyu heard a girl's voice（宝玉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或是Baoyu heard that it was a woman's voice（宝玉听说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都get不到原句的“点”。
如果给这个句子补上漏洞，它就成了：
“宝玉听了这声音，感觉它是女子的声音”。
中文这样写未尝不可，但和“宝玉听了是女子的声音”一比，补上漏洞以后的句子“五脏俱全”，独立性强，但有点啰嗦。而原句“人详我略”，依托语境，能启示丰富的想象。
此时我们就能体会到：“尚简”的中文，才是好的中文。
回到小白同学的提问：
小白同学提到费孝通说的书面语言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这说的是书面语的形成比口语有更多的时间推敲，同时书面语缺乏口语交际时充分的语境信息（变化中的表情、声音、身势），相应地需要提供比口语更为充分的语言信息。也就是形式要规整一些（补充口语中缺失的语言成分），修辞要艺术一些（传达比口语中更为充分的语义和情感要素）。
小白同学提到的作家语言不讲究语法，说的是文学作品的语言要表达作者独特的体验和感悟，自然会注意创新表达形式，使用差异化的语言，努力拓展汉语汉字的潜能。
其实，所谓作家不讲语法，往往不是作家的语言有问题。我想起启功的一段话：
“古代文章和诗词作品的句式真是五花八门，没有主语的，没有谓语的，没有宾语的，可谓触目惊心。
“我回忆小时学英语语法有一条：一个句子如在主语、谓语、宾语三项中缺少任何一项时，这就不算一个完整的句子。我国古代作者怎么作了这么多未完成的句子呢？真不减于小孩唱的一首儿歌：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
“我努力翻检一些有关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的书，得知没有的部分叫作‘省略’，但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还那么欢蹦乱跳地活着？”
启功说的现象，不仅在古汉语，而且在现代汉语，都是如此。而所谓“省略”，不过是现代语法学给中文打的补丁。
打过补丁后，这些句子无一例外都失去了活力。它们不再以“人详我略”的简洁游曳在充满默契的语境中；而是自作聪明，以“精确”的形式隔断上下文中的意会——它们不再功能主义，而改信形式主义。
可是，正如启功所说，“不讲究语法”的句子却“欢蹦乱跳地活着”，
这究竟是作家语言的问题呢，
还是语法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