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阿富汗人涌向喀布尔国际机场。
红姐 喀布尔前中餐馆老板
朋友不敢出门，当地员工每隔两天送些馕
华商建立的微信群里，我看到了一张朋友传来的合影，是之前给我们工作过的一个喀布尔当地小伙儿和两个塔利班搭着肩站在一起。一眼看过去，我就能感觉出塔利班的特殊，他们留着长发，手里拿着枪，鞋子却不好好穿上，而是把鞋跟踩在了脚下，和我之前接触过的喀布尔人太不一样了。目前来看，塔利班对会说普什图族语的当地人还是挺友好的，但没人敢肯定塔利班对外国人也是同样的态度。
留在喀布尔的朋友告诉我们，家门外一直有塔利班执勤，军用车就停在路边，他现在还是不敢出去，只能把家里的两道大门都给锁上，请自己的当地员工每隔两天送些馕过来，顺便打听一些最新消息。我们群里的华商都觉得，留在喀布尔的人最难熬，除了塔利班的不确定性，要担心的还有更多，比如当地人会不会趁乱抢劫、加尼政府的对抗势力会不会攻进来等。
相比之下，贾拉拉巴德（阿富汗东部城市）目前的情况更安定些。在那边做宝石生意的中国商人发现，大部分塔利班军队已经转移到了喀布尔，他们的生活和之前基本没什么两样。（备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8日消息，贾拉拉巴德市的反塔利班抗议活动造成至少3人死亡。）贾拉拉巴德不仅比较安全，生意上也有好消息，之前的加尼政府禁止中国商人开采矿石，塔利班却表示愿意与他们合作。留在喀布尔的华商都挺羡慕的，他们现在每天待在家，除了看新闻刷手机软件，什么也做不了，有个朋友跟我感叹：“如果你的餐馆还在就好了，起码还有酒喝。”
8月17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塔利班成员乘坐轻型卡车，与当地阿富汗人聚集在喀布尔科特桑吉地区的一个市场附近。
2005年我因为家庭变故想出趟远门散散心，就去在阿富汗做生意的朋友那儿待了一段时间。朋友和她的妹妹在喀布尔富人区开了家中餐馆，正好当时朋友打算回国，餐馆需要新的人手，他们就邀请我来帮忙。
那时候阿富汗正处于美国反恐战争结束后的重建阶段，虽然大规模的动乱告一段落，但国内形势百废待兴，城外几十公里还有塔利班势力驻扎，我决定留在那里并不因为看好当地的餐饮市场，更多地是希望能在异国开始一段新生活。
这16年来，我经营着喀布尔唯一一家中餐馆，认识了不少来这边做生意的中国人，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会做往来于中阿之间的生意，比如收当地妇女的头发运回国内制作假发，还有的采购宝石原料。
我刚过去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喀布尔每天只有一小时的供电时间。后来市场上有了发电机，大家都买回来自己发电，城市的统一供电也越来越稳定了。
餐馆虽然开在喀布尔，但我们的顾客基本都是外国人。警察会提醒我们不要让当地人进餐馆，除非有外国顾客的带领和担保，进来以后也得提防他们在房间里四处走动。这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曾经有一家餐厅就因为允许当地人进入，餐馆的房屋结构和地址等信息遭到暴露，被蓄意炸毁。
我们餐馆请了6名当地员工，其中只有一个清洁工是女性。他们都是当地的平民家庭，没有受过教育，但知根知底，不会和塔利班扯上关系。
中餐馆需要的很多食材在喀布尔买不到，所以我每月都会去迪拜的中国超市采购食材，一次能背60公斤，朋友都说我是打着飞机买菜。喀布尔的菜品主要靠进口，在当地市场能买到牛肉、羊肉、鸡肉，以及土豆、番茄等蔬菜。物价平稳的时候和国内差不多，水果还能便宜点儿，但只要有战乱，东西运不进来，菜价就上涨得很厉害，我记得有一阵儿超市里地瓜的价格能到650加尼/公斤（折合人民币近60元/公斤），这谁敢买呀？
当地的腐败问题一直很严重，我开餐馆接触最多的是税务部门，他们不查账，都是按照当地营业额最高的那家餐厅的应缴的税款收费，每季度要交600多美金。想少交点就得和税务人员搞好关系，给他们钱就帮你改价。当然，这已经是2013年前的事了，后来就有了具体的标准，每个季度去税务局缴税就行。公安部门也会来要钱，他们自己把这称作“保护费”，一个月两百美元左右。后来餐馆生意不好了，我就上去和他们吵架：“都没有生意，收什么收？”如果是碰到态度恶劣的人没捞着钱，还会给我们制造点麻烦，比如撺掇收税的人来调查。不过我们一直硬撑着不交，他们就逐渐不来了。
我印象里是在2009年左右，女性开始解放，她们穿的衣服变了，并且能出来工作。这几年，当地女性已经可以穿时装出门，不用总穿着布尔卡服饰，但头发还是得用头巾包起来，上衣也必须遮住臀部，我们私下会用比较通俗的话形容，就是不能让人知道你的屁股有两个瓣儿。当然也有进步女性穿得大胆些，和国外的女性没什么差别，她们大多是富裕家庭出身，在国外接受过教育，能穿新潮的衣服出门，就说明已经不在意当地人的眼光了。
接受过教育的女性有机会在邮局、银行、大使馆等公务机构上班，中国大使馆里就有几位阿富汗女性，她们曾经到中国山西留学，会说中国话，我们逢年过节去大使馆参加活动时会过来帮忙，都是用中文和我们交流。
2021年5月，13岁的单簧管演奏者Marina在排练中。Zohra管弦乐团是阿富汗第一个全女性管弦乐团。
作为外国女性，我出门也会戴头巾，穿长一点的上衣，有时候头巾不小心掉下来，当地人会提醒我带好，再野蛮点儿就直接瞪我了。喀布尔当地男性有很尊重我的，也有态度粗暴的，我觉得一半儿一半儿吧。我去当地银行、邮局办事时，工作人员会礼貌地问候我“How are you”，也有热情好客的男士邀请我去家里开派对。但还是有一些男性，疫情之后在大街上冲我喊“Chinese virus”，我到朋友家做客时，他们会质问主人为什么请一个中国女人。
在阿富汗16年，2012年是影响我生活和工作的重大时间节点。在那之前，喀布尔的公职人员还会做正事。如果你凌晨两三点走在街上，警察会护送回家。随着美国宣布撤军计划，当地政府机构缺少了管束，各自为政，对外国人的态度也从友好变得飘忽不定。喀布尔的治安状况变得很糟糕，抢劫案经常发生，我聘请的司机就在超市遇到过要夺他手机的打劫者，幸亏他人高马大，没有让对方得逞。但我们身边也发生了不少因为被抢劫遇害的事故。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离开了喀布尔，餐馆的生意更加难做了。2013年，喀布尔发生了“8·8中国公民遇袭事件”，三名中国商人在一所公寓里遇害，凶案发生的地方附近有很多中国商人开的商铺。这件事让在阿富汗的华商感到恐慌，很多人因此回国。
喀布尔这些年变化不小，但我觉得局限于物质层面，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他们仍然固守传统。商业发展得挺好，街上有餐馆、冷饮摊、肯德基，商场里进驻了各种国际知名的时装和运动品牌，也有很多山寨品牌。在中国大使馆上班的阿富汗女孩儿就特爱逛街，一次能买好多件衣服。但服装店里女式的短上衣几乎是没有的，也卖不出去。
直到现在，喀布尔的很多男性仍然非常保守，他们邀请我们去做客时，家里的女人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免得被其他男人看见。阿富汗的娱乐活动很少，晚上街边会有冷饮摊，聚会时跳舞，曾经有一家开在公园里的电影院，那是喀布尔唯一的电影院，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拆掉了。有句玩笑话，阿富汗人在家没别的事儿可干，就是造小孩儿，大多数家庭都有四个及以上的孩子。
喀布尔的疫情是在2020年3月末爆发的，当地的应对很消极，基本靠全民免疫。我当时想办法从国内运来一些连花清瘟和口罩，也发给了店里的员工。疫情对餐馆的影响很大，外国人不敢出门，我们几乎没什么生意。
8月15日，塔利班已正式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民众在银行外排队取钱。
因为疫情，在阿富汗的华商回国了一批，但仍然有人还在坚守着，我认识的大概有15人，都在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有的是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回，还有一些不想回，他们说自己的全部家当都带来了，宁可死在那儿。
还有人是想回回不去。群里有个朋友本来为了回国做了很多打算，最后决定通过土耳其中转，他把护照交给土耳其大使馆办理签证，结果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这次变动中全部撤离了，他的护照下落不明，他又向中国大使馆寻求帮助，但现在物流停运、进展缓慢，他这几天都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
今年年初，我因为个人原因回国了，现在正在学习营养师的网课。今天还有朋友联系我，想让我就留在国内开个阿富汗餐厅。虽然我在喀布尔待了十六年，但的确没学会做当地菜，现在也找不到能来中国的阿富汗厨师，所以拒绝了他。其实在阿富汗待过的商人还挺看好那儿的市场潜力，回国的朋友都在说，如果阿富汗能稳定下来，他们愿意回去做生意。但什么时候能稳定下来，谁也说不准。老实说，我心里挺希望能回喀布尔的，我在那儿还有四只猫呢，我想去找它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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