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生数十年来最大胆、最广泛的抗议活动之后，重视铁腕威权声誉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打造的安全机器正在努力重新控制局面。

可能发生抗议的地点已经部署了大量警力和警车。警察正在检查部分民众的手机，查找被禁的应用程序。官员们登门造访可能的抗议者，警告他们不要从事非法活动，并带走一些人进行询问。审查人员正在删除社交媒体上的抗议象征和标语。

周一，示威活动规模已经变小且更加分散，到周二，抗议者对于当晚采取行动的讨论更少了。

多线并行的镇压行动动用了中共数十年来的镇压和监控手段，而习近平为了追求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又对这些手段进行了升级。他扩充警察队伍，将忠于他的安全机关领导人提拔到关键位置，并宣称“政治安全”——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党——必须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

然而，即便在出动警力之时，习近平仍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镇定自若。

对于抗议活动中爆发的公开挑战其统治地位的罕见行为，包括要求下台的呼声，他始终保持沉默。他似乎是在打赌，靠表面上对示威活动的无视，同时安全部门介入，效忠党的网络大军则试图抹黑抗议者，称他们是美国领导的颠覆活动的工具，他能够削弱其势头。

“他们会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少说话，”研究中国政治和抗议活动的剑桥大学教授威廉·赫斯特说。“如果他们发言，情况可能变得更糟，所以最好是不采取行动，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周二，主要党报《人民日报》报道了习近平与来访的蒙古国总统举行会晤，并在头版庆祝习近平掌权十年，但对中国自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规模最广泛的抗议活动只字不提。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戒备森严的中南海，习近平及其顾问们在密切关注着不满的爆发，并制定应对措施。自1989年的抗议活动以来，中国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反政府社会运动的风险，决心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再次出现血腥镇压留下的创伤。

即便如此，上周末在上海、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部分地区爆发的抗议似乎还是让这些领导人始料未及。

公愤首先在中国西部城市乌鲁木齐爆发，上周至少有10人在当地一起住宅楼大火中丧生。许多人表示，尽管官方予以否认，但死亡是因疫情限制措施导致人们无法逃生所致。对这场悲剧的抗议升级为对中国防疫政策的更广泛批评，还有一些对民主和新闻自由，以及令中国的独裁统治者深恶痛绝的其他理念的呼声。

本周，中国的安全部门重新部署，让接下来的示威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

“我很确定安全机器会很快控制住形势，”维也纳大学研究中国抗议模式的学者石磊(H. Christoph Steinhardt)说。“我想他们会先找出罪魁祸首，逼他们就范，同时在公共场所部署警力进行防范。”

周一晚间，在上海西南约160公里的繁华城市杭州，警方驱散了一场未遂示威，对路人大喊大叫，并拖走了一名尖叫的女子。许多人还与实施拘捕的警察对峙，高喊“放人”。

在南方城市广州，约一百名戴着头盔、身穿白色防护服（可能是为了抵御病毒）的警察大步穿过街道，用警棍敲打防暴盾牌，警告民众不准逗留。

各地警察上门寻找抗议者，或是在街头拦下可能的抗议者行动。警察会检查他们的手机里是否装有在中国被禁的应用程序，删除示威照片，并警告民众不要再上街。

“警察找上门了，我只能把我的文字记录都删除了，”一名周日晚在亮马河附近参加抗议守夜活动的北京居民说。因为害怕警方报复，她要求只具陈姓。

陈女士说，她对近三年的严格清零政策非常愤怒和不满，这包括全市范围的封锁和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

“其实我没有具体口号没有具体诉求，”她说。“更多的是被压抑了这么多年的痛苦。”

对于那些引发了最大反感的扰乱生活、上学和商业的防疫措施，官员似乎正试图低调解决问题。

许多民众都对政府11月11日颁布的二十条规定发出抱怨，这些规定一开始似乎承诺要放松防疫限制，但在施行中收效甚微，负责执行的地方官员仍承受着扑灭疫情的巨大压力。

自上周末的抗议活动以来，中国各地政府均表示，在防止疫情扩大传播的前提下，不会让居民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被锁在家中。周二，主要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一篇文章敦促官员要对沮丧的居民拿出同情心。

“各地各部门要更加耐心纾解群众的情绪，”该文章写道。“抗疫斗争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需要倾听群众心声。”

中国领导人或官媒避免直接提及抗议活动，这很可能是刻意为之，目的是淡化其重要性。1989年，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谴责占领天安门的学生被动乱分子渗透后，学生群情激愤。这次的抗议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官员们似乎也吸取了教训。

“一旦公开表态，中央领导层的官方回应就会彰显抗议的重要性，等于承认抗议必须得到重视，他们宁愿否认这种重要性，”剑桥大学的赫斯特教授表示。

在京沪等城市，警方已抓捕部分抗议者。一些人在被拘留几天后获释。大学生尤其受到关注。在北京的名校清华大学，数以百计的学生在可能是最为大胆的一场校园抗议中发出了要求“民主法治”和“言论自由”的呼声。

清华大学校方周日表示，从本周起学生可以提前离校放寒假，并免费送学生前往火车站和机场，此举可能是为了化解新的抗议活动。

在中国，这种反应被认为是克制的。但这种克制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也不意味着中共当局会宽大处理所有抗议者。中共没有直接发声，而是放任社交媒体上的效忠派将抗议者描绘为西方企图破坏中国稳定、诋毁清零政策的棋子，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

自周一以来，网上越来越多的评论将抗议与“颜色革命”联系到一起，这是借用了俄罗斯的话术，用来形容西方支持的在敌对国家播撒叛乱的阴谋。一些人声称，这些抗议者与2019年撼动香港的抗议者是一丘之貉，当年的抗议促使习近平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并对反政府活动人士进行全面镇压。

“他们闹事表态的风格，是典型的颜色革命手法，”一篇在中国非官媒网站及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关于周末抗议的评论文章写道。该文称，抗议领袖“以最坏的恶意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体（尤其是大学生和部分满脑子西方思维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

在此前多年时间里，当局的恐吓和大量警力到场可能足以平息任何刚刚开始的抗议。但这一次，一些抗议者誓要向中国政府继续施压。在中国审查防火墙之外的社交媒体群组中，他们讨论了一些想法，比如以更小的规模行动，使用多部手机，还有研究如何追踪和分享警方行动的信息。

但习近平的维稳手段远没到用尽。中国有大约200万正规警力——某种程度上比起14亿人口来说相对较少——但还有可能超过100万受过镇压训练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大批保安和辅警。最后，还有军队。与香港的镇压行动一样，中国当局可能会在骚乱平息后逮捕更多人。

周日在上海围观抗议的23岁男子爱德华·罗（音）表示，2019年抗议期间他在香港念书，他担心上海的年轻示威者尚未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风险。

“我觉得，有些人是不怕的，还有一些学生，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国家能对他施加什么压力。”他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