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凯恩斯（John Keynes）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都生于 “83 年”，今年是他们 140 岁诞辰。但媒体的专题或者封面纪念的几乎都是凯恩斯，熊彼特被遗忘了。
每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人们总会想起凯恩斯。但人们今天熟悉的创新、企业家精神、企业战略、风险资本都可追溯于熊彼特。只要认可 “创新” 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的人都可以称其为 “熊彼特主义者”。比如经济学家钱颖一曾回忆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他让我想起了约瑟夫·熊彼特。” 钱颖一说：“在我参加总理座谈会时，我能感觉到他对于那些草根创业者是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支持，这个装是装不出来的。”
哈佛大学的商业史教授托马斯·K. 麦克劳（Thomas K. McCraw）拿过普利策奖，他为熊彼特写了一部传记《创新的先知》（Prophet of Innovation）[1]。麦克劳认为，熊彼特是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最具洞察力的分析家。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而只有当人们真正了解资本主义如何运行之后，整个世界才能充分享受资本主义的好处。
如果说 20 世纪是 “计划与市场之争”，是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2] 的时代，那么包括麦克劳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赞同 21 世纪将是 “熊彼特的世纪”。创新、信用创造、企业战略和企业家精神等在经济发展中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些中国学者甚至呼吁 [3]，中国经济要从斯密式增长转到熊彼特式增长，通俗说，就是从市场经济转到创新经济。
还是有人记得熊彼特。在他今年生日的第二天，《经济学人》刊发了文章《如果熊彼特在世，会怎样看待苹果？》[4] 表达纪念。这家老牌杂志探讨商业和管理的专栏就叫 “熊彼特”。文章就属于这个专栏，作者认为，苹果展现了熊彼特提出的 “创造性破坏” 的诸多面相。
1983 年，熊彼特和凯恩斯诞辰百年之际，《福布斯》杂志宣称：“是熊彼特，而非凯恩斯，为席卷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好指引。”
在那期杂志上，“现代管理学之父” 彼得·德鲁克写下一段妙语：“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论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熊彼特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5]
天才聚集维也纳
1883 年 2 月 8 日，熊彼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特里希镇（Triesch，现位于捷克）。他的父系家族在特里希镇生活了近 400 年，当时有 4400 名居民，母系家族则来自邻镇。熊彼特的父母都是讲德语的天主教中产阶级，处于小镇上层。他的曾祖父和祖父担任过镇长，曾祖父还创建了纺织厂，后由祖父和父亲陆续接手。
熊彼特 4 岁时，父亲在打猎中意外丧生。不到一年，母亲乔安娜的父母又相继过世。于是，27 岁的乔安娜带着儿子去有着更好教育资源的大城市格拉茨（Graz）生活。1893 年，或许为给儿子创造更好的环境 [6]，乔安娜和一位大自己 33 岁的退休将军结婚。
由于继父的上层社会地位，熊彼特能够在奥匈帝国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先后就读于特蕾莎学校和维也纳大学。就像英国的凯恩斯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美国的小罗斯福在格罗顿公学和哈佛大学一样，熊彼特也踏进了贵族世界。
当时的维也纳是一个天才聚集、思想激荡的城市，比如音乐家有马勒、勋伯格、小约翰·施特劳斯；画家有埃贡·席勒；作家有罗伯特·穆齐尔；建筑师有奥托·瓦格纳；心理学家有弗洛伊德；经济学领域有奥地利学派……
差不多和熊彼特同时来到维也纳的，有一位叫斯特凡·茨威格的年轻人。他后来在《昨日的世界》回忆道：“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那样热衷于追求文化生活……这座城市具有博采众长的欲望，对那些特殊的事物特别敏感，它吸引各种类型的人才到自己身边，逐渐使他们融洽相处。”[7]
维也纳的文化热熏陶了熊彼特，也激发了他加入天才之列的抱负。在维也纳大学，熊彼特接触到了四个经济学流派，一种是英国古典学派；一种是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斯·韦伯和历史学派有一定渊源，熊彼特很钦佩他，还和他一起工作过；第三种是马克思主义；最后一种是对熊彼特影响最为深刻的边际主义思想，代表人物有门格尔。
门格尔的学生庞巴维克是熊彼特的老师。他曾连任三届奥地利财政部长，开过一门研讨马克思的课程。熊彼特、米塞斯、希法亭、鲍尔等都参与了这个研讨班，后来各自成才。比如米塞斯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自由市场倡导者之一，他和学生哈耶克被看作奥地利学派的代表；希法亭和鲍尔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分别担任过德国财政部长、奥地利外交部长。
相比位于思想光谱两端的三个同学，熊彼特汲取了英国古典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等各家学说。在方法上，他结合了历史、理论和统计三种视角分析资本主义。这也是熊彼特一生的工作和追求。他觉得，资本主义不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而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动荡混合体。
熊彼特在特里希镇（Triesch，现位于捷克）的故居，现在成了熊彼特博物馆。图片来源：wikimedia。
1911 年，28 岁的熊彼特成为奥匈帝国所有学科最年轻的教授。同年，他出版了让自己名声鹊起、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这本书中，熊彼特率先强调 “创新” 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企业家” 则是创新的具体推动者。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不是一位埋头苦干的管理者，也不是一家成功企业的所有者。企业家是 “现代版的 ‘行业引领者’”，孜孜不倦地寻求创新机会。财富或者享乐主义的动机之外，企业家还受到别的力量驱使。
“首先，企业家有梦想，也有意志去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而且这样的王国通常也是一个王朝；其次，企业家有很强的征服欲，他们有战斗的冲动，有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他们追求成功不是为了得到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最后，企业家追求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做成的欢乐，或者尽情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的欢乐。这种类型的人主动寻找困难，为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在这里所说的三类反享乐主义的动机当中，这类动机是最突出的。”[8]
企业家的创新打破了主流经济学家口中的 “均衡”。熊彼特总结了企业家的 5 种创新类型：
1. 引进一种新的产品，或者给原有产品增加一种新的特性；
2. 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另外，营销某种产品的新商业手段，也算；
3. 开辟一个新的市场；
4. 开拓或控制一个新的供应原材料或半成品基地；
5. 在任何一个产业中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例如创造或者打破一种垄断地位。[9]
这段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也有人简单将其概括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如果你觉得这些说法现在看来稀松平常，那是因为它们早已成为所有创新理论的基石。要知道，熊彼特是在 1911 年提出这些想法。那时，许多人不仅没看出创新的贡献，还否定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企业家通常被看作剥削和压迫劳动者的冷血动物。
除了各家学说的启发，熊彼特发现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也来自对现实和稍早历史的洞察，尤其是美国、英国和德国经历的工业化进程。比如那时的美国涌现出一群商业巨头，包括卡内基（钢铁）、洛克菲勒（石油）、J·P·摩根（金融）、马歇尔·菲尔德（百货，首先提出 “顾客就是上帝” 的营销理念）、古斯塔夫·斯威夫特（肉类加工，率先建立铁路冷链，开创 “廉价牛肉时代”）。
当时的奥匈帝国也在经历工业化带来的剧变。人们从农村来到城市，维也纳的人口在 1850—1900 年间增长了 4 倍，总数接近 200 万人。不同民族和阶级的人汇集于此，包括波兰人、捷克人、俄国人、罗马尼亚人等。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成为光鲜维也纳的阴暗面，比如鲁伊格利用反犹主义情绪赢得四次维也纳市长大选。
那时，还有一位未来的 “人物” 在维也纳，他叫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回忆，他通过观察鲁伊格的政治技巧学到很多有关大规模运动的东西，而维也纳多民族杂居的情况，让他一想到就 “恶心到要吐”。
经济、社会和民族的变化实际上预示了奥匈帝国的解体。1914 年，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暗杀者是一名 18 岁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随后，“一战” 爆发，彻底改变了熊彼特的工作、生活和国家。
大萧条下的经济学家
“一战” 持续了 4 年，造成 2000 万军人受伤，1000 万军人死亡，500 万平民死于战争带来的伤害、疾病或饥荒。奥匈、沙俄、德意志、奥斯曼四大帝国被瓦解、拆分或者重塑，新的民族国家诞生，战败国面临巨额赔偿。不少人认为，这为 “二战” 和法西斯主义崛起埋下种子。
1919 年，奥地利共和国举行第一次大选，建立联合政府。在同学希法亭和鲍尔的推荐下，熊彼特成为财政部长。雄心壮志的熊彼特希望拯救战后奥地利的经济，倡导更自由的贸易，吸引外国投资，打开海外市场。可惜的是，联合政府多是社会主义成员，熊彼特又缺乏政治技巧来推进自己的资本主义建议。仅仅 7 个月后，他的部长生涯就结束了。
熊彼特无心回到学术界，转而去企业界冒险。毕竟，他年轻时曾去埃及从事律师工作，还帮埃及公主投资理财赚取丰厚收入。这让他充满信心。1920 年，熊彼特拿到为数不多的银行许可证，与人办起银行。但奥地利的经济更糟了，从 1920 年到 1922 年末，货币通胀速度是原来的 2100 倍。这意味着银行如果不能及时调整贷出资金，极有可能收回贬值资金，遭受经济损失。
1924 年，维也纳的股票市场崩溃，市值损失 75%。包括熊彼特在内的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没有预料到这场灾难。雪上加霜的还有他的银行。他曾为帮助同学办厂，作过贷款担保，而这位同学被发现违法。担保事件使熊彼特彻底破产。在 1925 年之后的 10 多年里，熊彼特几乎将他撰写著作和发表演讲赚的钱，都用于偿还因担保事件欠下的债务。[10]
不过，对熊彼特一生打击最大的是 1926 年三位亲人离世——母亲乔安娜因病逝世、妻子安妮死于难产、新生儿在世界上活了不到 4 小时。对他而言，“个人生活已经结束”，重要的只剩不停工作。
由于学术声望在外，在德国波恩大学任教的熊彼特收到了来自日本、德国、捷克、美国等高校的邀请。主要出于薪资考虑，债务缠身的他在 1927 年去了哈佛大学。这对他来说本是权宜之计，回欧洲是迟早的事。但是，后来的形势让熊彼特的想法成为泡影，他余生都留在了美国。
年轻时的熊彼特。图片来源：哈佛大学档案馆。
1929 年到 1933 年从美国蔓延到各国的大萧条，让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贫困、个人破产和企业倒闭的情况。穷人整天为吃、穿、住而挣扎，富人则陷入财富缩水甚至可能清零的焦虑之中。[11] 在德国，失业率从 1929 年的 10%，飙升到 1933 年的 33%，也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失去了工作。1933 年是纳粹上台的年份，希特勒的登场 “得益” 于这场经济危机。
研究大萧条成为经济学家们的责任。凯恩斯在 1936 年率先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俘获众人。熊彼特则在 1939 年才推出《经济周期》，反响平平。两本经典的遭遇不同有很多原因，比如《经济周期》没有《通论》简洁易读，篇幅是其两倍多，有 1000 多页，推出时间也晚了三年。
更重要的是和现实的关联。经济思想史学者梁捷分析认为，凯恩斯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学者。他觉得既然有了大萧条，就要 “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解决长时间大萧条的办法，并用现实来检验”。但在熊彼特看来，大萧条确实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但政府不该对大萧条过度干预。“对资本主义而言，大萧条是一个非常好的冷水浴。”
熊彼特希望解释，“从长时间看，大萧条为何会产生？” 他以重大创新为标志，划分了 3 个长周期，而一个长周期包括 6 个中周期，一个中周期包括 3 个短周期。短周期约为 40 个月，中周期约为 9 到 10 年，长周期约为 48 到 60 年。当经济周期的短波、中波、长波的谷底正好叠加，就酿成了大萧条。
梁捷说，正因为是周期，所以熊彼特认为人们不需要过于忧虑大萧条。只要有企业家精神，人们就不用对经济抱有过度悲观的心情。因为企业家精神一定会发现机遇，重新把经济拉上来，人们的生活自然而然也会得到改善。[12]
熊彼特认为凯恩斯不是单纯的学者，还是政策建议者。他觉得凯恩斯在 “为一个明确的政策辩护，并且在每一页上，那些政策的幻影都越过了分析者的肩膀，破坏了他的假设，操纵了他的笔”。
可是，《通论》的巨大影响正是来自于凯恩斯为大萧条开出的政策药方。政府可以通过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来终结萧条。这让政客喜欢，也让选民舒心，毕竟做了点什么。相比之下，熊彼特拒绝给出药方，显然对时人没什么吸引力。如果非要说有药方，那也针对的是长期，政府和社会需要创造一个给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生长的良好环境，经济发展才有希望。
“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功绩，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利润和资本主义的推动力。这种产业革命的氛围——‘进步’，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唯一环境。” [13]
熊彼特的朋友阿瑟·史密斯相信，两位最卓越的经济学家相互反感对方的著作是极其遗憾之事。
熊彼特的著作可以很好地矫正凯恩斯对创新在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重要作用的致命忽视。反过来，熊彼特自己的缺陷恰恰可以被凯恩斯理论的光辉之处所弥补，即把消费和投资作为总量概念来考虑，并用宏观经济学理念思考国民经济总产出。[14]
《经济周期》不仅是一部经济学理论著作，也奠定了新的学科——现代商业史的出现。在哈佛商学院教授商业史的麦克劳觉得，在《经济周期》出版以前，商业史的作用多是为商学院课程提供案例研究。而《经济周期》融合了理论与历史，它的核心是有关德国、英国，特别是美国的商业体系繁荣的翔实细节。
熊彼特聚焦于推动经济发展几大产业的公司，包括纺织、铁路、钢铁、汽车和电力等。他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三大关键制度创新：公司、工厂制和现代金融体系。
比如，熊彼特认为 1908 年福特的 T 型车是一个 “伟大的新事物”，它不是为富人而是为大众设计，让更多人买得起汽车。而通用汽车引入消费者分期付款是一项金融创新，“很难找到其他更好案例来说明，出于创新目的的信用创造如何在背后发挥作用”。这对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不亚于福特引入生产流水线。
“仅仅生产出满意的肥皂是不够的，还必须劝说消费者使用肥皂”。资本主义发展靠的是刺激或者发现人类的需求。表达类似道理的还有乔布斯的名言：
有些人说：“消费者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但那不是我的方式。我们的责任是提前一步搞清楚他们将来想要什么。我记得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我最初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应该是会告诉我，‘要一匹更快的马！’” 人们不知道想要什么，直到你把它摆在他们面前。[15]
用 “创造性破坏” 概括资本主义本质
熊彼特是少有热爱教学和演讲，愿意把大量时间花在和学生交流的学者。学生也非常喜爱这位教授，为其智慧和风趣折服。至少有两位学生给熊彼特写过传记 [16]，其中一本的名字叫《开门》（Opening Doors），褒奖之意不言而喻，还有许多学生写过文章回忆和怀念他。
早在欧洲时期，熊彼特曾为学生与图书管理员决斗。当时，熊彼特给学生布置了很多阅读书目，但学生向他抱怨图书管理员不让借出指定书籍。于是，熊彼特冲到图书馆和管理员理论，两人争吵不休。图书管理员提议通过决斗来解决争端。
在 1909 年初秋的一个早上，不懂剑术的两人笨拙地打斗几个回合后，熊彼特的剑刃戳破了管理员的肩膀，决斗结束。两人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后来成为好友。熊彼特的学生也顺利借到了书。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 23 年里，熊彼特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他培养了四位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1969 年开始颁发，熊彼特已经逝世），其中最有名的是萨缪尔森；还有无数人才，包括美联储原主席格林斯潘、社会学家帕森斯等。
尤为难得的是，熊彼特包容学生的各种观点，更不会想着建立一个所谓熊彼特学派。他的学生保罗·斯威齐曾回忆，熊彼特在所教的全部课程中从未让学生们参阅自己的作品。他拥有一位教师最稀有的品质，“从来都不会依据学生或同事与自己意见契合程度来判断他们。在他的圈子中，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受欢迎。只要我们的想法确实经过自己的思考，至于它们具体是什么，他并不在乎”。
另一方面，熊彼特会嘲笑那些不思考的人，即使他们与自己的立场相近，“当我看到那些支持我的事业的人时，我就开始思考我是否值得这种拥护”。
在美国的熊彼特。图片来源：哈佛大学档案馆。
纳粹上台后，熊彼特等人发起了一场拯救德国、奥地利和其他被占领国家经济学家的行动。他们筹措资金，建立了一所 “流亡大学”。熊彼特也不断写信给各个高校和机构，推荐欧陆的经济学家，帮助他们移民国外。最终，至少有几十人逃离纳粹魔掌，但更多人被迫害致死。
战争让学者复杂思想的容身之地越来越小。1941 年，FBI 开始调查熊彼特的第三任妻子伊丽莎白，后延及熊彼特。根据解密的 330 页调查卷宗显示，FBI 怀疑伊丽莎白收了日本人的钱，替日宣传，所以才批评美国对日政策。她的观点是，美国经济制裁日本没有用处，反而会激怒日本。1941 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印证了伊丽莎白的想法。到 1944 年，调查结束，FBI 发现怀疑子虚乌有，两人没受到任何指控。
1942 年，59 岁的熊彼特出版了自己最畅销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他在书中提出三大问题：1. 资本主义根据自身性质和过程，注定要失败吗？2. 如果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它能够催生类似的经济成功吗？3. 民主能否兼容每一种体制？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熊彼特照例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切入。他举例说，一家农场生产设备的典型历史是从作物轮作、耕种与施肥的合理化，到今天的机械化装置。这是一场革命史。类似的革命史还有从邮车到飞机，从木炭炉到炼钢炉，从上射水车到现代电厂……
这时，熊彼特引入来自生物学的名词 “创造性破坏” 来概括资本主义的本质。这一词汇后来的知名度堪比斯密 “看不见的手”。
“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和每一家资本主义公司赖以生存的事实。” [17]
他接着引入军事领域的 “战略” 来比喻企业的规划。此后，无数公司、学校、媒体等都在商业问题上频繁使用 “战略” 一词，并开拓出众多研究成果和现实实践。
“每一个经营战略只是在这个过程的背景下和在这个过程造成的形势中才有它真正的意义。必须在不停的创造性破坏的风暴里它所担负的任务中去看它；不理会风暴，或者假设风暴后有长期的平静就不能理解它。” [18]
熊彼特实际上批评的是主流经济学的 “完全竞争” 或者 “均衡状态”。因为 “战略” 和它们不相容，完全竞争假设每个产业都包含无数公司，每家公司如此弱小，以至于无法通过战略行动影响经济大局。而 “创造性破坏” 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特征，根本不可能达到均衡。这也是所有企业家不得不一直焦虑的源泉。
因为几乎所有公司，不管创立的时候有多强，只要它们不再创新，就必将失败。不论领军企业多么强大，后来的创新者都会通过竞争取而代之。负责和睿智的企业家们每天都感到自己 “所处的环境注定要改变”，“脚下的大地正摇摇欲坠”。
他提醒读者，如果忽略上述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特征，就像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一样空洞无物。
熊彼特批评许多美国人混淆垄断与大公司，大公司成为公众仇视垄断的替罪羊。他觉得，大公司是创新和增长的推动力。它们的确能获取高额利润，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成功创新者的奖赏，而且时间总是短暂的。如果公众不再支持资本主义价值观，那么企业家的创业动力就会下降，也不会追加风险资本（熊彼特是第一位使用 “风险资本” 这个词的经济学家）。
针对大萧条后的反资本主义浪潮，他捍卫资本主义，说它整体提升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
“正是诸如便宜的衣服、廉价的棉花、人造纤维布料、靴子、汽车等东西，而不是那些通常只对富人意义重大的改善，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成就。伊丽莎白女王（在 16 世纪）就拥有长筒丝袜。资本主义的成就不在于向女王们提供更多长筒丝袜，而在于以递减的努力生产出让工厂女工们都能购买足够多的长筒丝袜。资本主义的推进不是机缘巧合，而是通过自身机制日益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
虽然述说了资本主义的成就，但作为思想家，熊彼特不会止步于此。他更为深刻地看到资本主义也埋藏了许多自我毁灭的种子。比如大公司推动更多创新出现，但官僚主义和专家小组取代了个人创造性；资本主义消除了旧的社会关系，代之以非人格化的效率，成本和收益成为衡量所有事情的标准，但经济效率只是人类的许多目标之一；如果没有其他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无助的，他们不仅不能领导国家，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有意思的是，他在书中讨论社会主义时采用了讽刺的写作手法。这让阅读饶有趣味，也欺骗了很多没有认真读书的人，误认为熊彼特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的目的是赞美资本主义，谴责社会主义。比如他会说：“深信不疑的社会主义者从仅仅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事实上就能得到满足。社会主义的面包比资本主义的更甜，只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面包，甚至面包被老鼠啃过也一样。”
需要注意，如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不是熊彼特当初讨论时的模样，双方都各自吸取了对方的一些要素。
麦克劳觉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长期斗争的产物是熊彼特生前没完全看到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后来在许多国家出现，带来了经济繁荣和社会保障的某种平衡。它们的税赋在 25%~60% 之间变动，不同税赋比重取决于特定的公共福利支出（养老金、医疗卫生保障、住房和儿童保健）安排。举例来说，瑞典等国的比重最高，而美国等国的比重最低。
21 世纪是 “熊彼特的世纪”
1950 年 1 月 8 日，差一个月满 67 岁的熊彼特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他没有子女，遗孀伊丽莎白帮助整理完成了他的遗作《经济分析史》。这本书被视作他们的孩子，翻译成中文有近 2000 页的篇幅，讨论了从希腊罗马到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思想史，体现了熊彼特著作的典型风格——博学、风趣和智慧。
比如他说柏拉图描绘的 “理想国” 没有分析，就像画家笔下的维纳斯和科学解剖无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创作；斯密除了母亲以外，没有一位女人进入他的生活。对他来说，生活具有的全部魅力和激情就是著述。
他对中国的评论被称为 “熊彼特之问”：“在中国，我们确实发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但是没有留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所谓 ‘科学’。” [19]
英文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图片来源：亚马逊。
熊彼特曾说自己希望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欧洲最伟大的骑士、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还说，“当骑士对我来说或许不是那么顺利”。言下之意，另外两个理想可能顺利达成。
麦克劳称，熊彼特喜欢像这样说俏皮话来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幽默诙谐。类似的名言还有：“人类不喜欢自由。大多数人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获得它，他们所想的就是被喂养、被领导、被愉悦、被训练。不过，他们的确喜欢 ‘自由’ 这个词。”
熊彼特和人对话时，突出的下巴频繁摆动，橄榄色的脸庞迅速变换表情，灵动的眼睛吸引着聆听者的注意力。他喜欢列夫·托尔斯泰的严肃小说，也会沉迷在埃勒里·奎因的推理小说里。他喜欢外出就餐，参加艺术展览和古典音乐会。他的服饰昂贵、剪裁讲究，说自己 “要花一个小时穿衣服”。
但对工作，他从不夸夸其谈，相当努力、严苛。比如他会为自己每天和每星期的成就打分：最低为 0，表示失败；最高为 1，表示优秀。他经常给自己打的分数是 0.5，偶尔打 0.67，但很少是 1。有时，一连数天工作到深夜，他还是给自己打 0 分。
在麦克劳眼中，熊彼特的一生和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紧密相连的。他常年经受着创造性破坏的强风，一切稳定的东西都与他无缘。4 岁时，熊彼特的父亲去世，除了母亲的爱和自己的才智之外，他无所依靠。到与伊丽莎白结婚时，他已经在 9 个城市、5 个国家（按照今天的标准是 7 个国家）生活过，搬了 23 次家。
与其他人不同，熊彼特不得不多次重塑自己，他在著作中也是如此。他尽力吸收每一次破坏经历，将其融入经济学之中或借此重塑经济学。“纵观熊彼特一生长长的著作清单，便能清楚发现他永不停息、勇往直前的雄心。在社会科学史中，熊彼特是最伟大的知识创新者之一。” 麦克劳写道。
但麦克劳认为，直到熊彼特去世很久之后的 20 世纪末期，创新、企业家精神、企业战略、创造性破坏、信用创造乃是经济增长源泉这一观点，才真正得到重视。熊彼特在世时，不存在所谓熊彼特主义。到今天，它出现了，但不局限在单一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等，都有自称熊彼特主义者的人。并且，无论是否有意识，那些资本主义创新者也都是熊彼特主义者。
比如在历史学，他被看作现代商业史的奠基人。在政治学，人们热衷讨论他的 “精英民主论”。在管理学，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致敬了熊彼特，称 “在所有主要的现代经济学家中，只有熊彼特关注企业家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力”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站在熊彼特的肩膀上，写出《创新者的窘境》等著作，提出 “破坏性创新”；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等作品发展了熊彼特最早倡导的 “战略”。
在经济学，由于 “企业家精神” 很难量化，熊彼特思想始终处于边缘。但受他启发的学者们建立了国际熊彼特学会，颁发熊彼特奖。在他的影响下，开拓出演化经济学、复杂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新兴领域。其中在国外比较著名的是菲利普·阿吉翁等人开创的 “熊彼特增长范式”，探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在中国比较著名的是张维迎提出的 “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
在一次采访中，麦克劳称自己写作熊彼特传的主要原因是，他发现熊彼特的想法在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和商人中间引起巨大共鸣。
“包括劳伦斯·萨默斯、布拉德福德·德龙在内的几位经济学家曾说，21 世纪将是 ‘熊彼特的世纪’，我对此深表赞同。原因在于，创新和创业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不仅在广为人知的中国和印度，除了那些愚蠢地拒绝资本主义的地区，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麦克劳说。[20]
熊彼特并未完美解答资本主义的所有问题，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特点也摧毁了一劳永逸的解释。不过，他的著作中暗含的一系列问题促发所有人思考现在与未来。
比如，如何处理资本主义经济硕果的不平衡分配？资本主义经济趋于促进民主政治体制吗？没有资本主义和民主传统的国家，能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获胜吗？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熊彼特的 “开门” 仍然重要。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参考资料：
[1] [6] [10] [14]《创新的先知：熊彼特传》，托马斯·K. 麦克劳 著，陈叶盛、周端明、蔡静 译，东方出版中心 2021 年 3 月版。
[2]《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尼古拉斯·韦普肖特 著，闾佳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年 4 月版。
[3]《理解熊彼特：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再思考》，陈劲、贾根良 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5 月版。
[4] What would Joseph Schumpeter have made of Apple?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3/02/09/what-would-joseph-schumpeter-have-made-of-apple
[5] Schumpeter And Keynes
https://www.bulidomics.com/w/images/7/70/Schumpeter-and-keynes-peter-f-druker-forbes.pdf
[7]《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斯特凡·茨威格 著，徐友敬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8] [9]《经济发展理论》，约瑟夫·熊彼特 著，贾拥民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5 月版。
[11]《艰难时代：亲历美国大萧条》，斯特兹·特克尔 著，王小娥 译，中信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版。
[12]《变革时代的经济学家》的第六讲 熊彼特
https://mp.weixin.qq.com/s/mLH0ZKu6_qLp-0Zqq0Rd-Q
[13]《经济周期》，约瑟夫·熊彼特 著，张云辉、李石强 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3 年 5 月版。
[15]《史蒂夫·乔布斯传》，沃尔特·艾萨克森 著，管延圻 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 1 月版。
[16]《开门》，洛林·艾伦 著，马春文 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版。《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施建生 著，中信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版。
[17][18]《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约瑟夫·熊彼特 著，吴良健 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2 月版。
[19]《经济分析史》，约瑟夫·熊彼特 著，朱泱 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8 月版。
[20] Rediscovering Schumpeter: The Power of Capitalism
https://hbswk.hbs.edu/item/rediscovering-schumpeter-the-power-of-capitalism
晚点周末
《晚点 LatePost》推出周末版，希望把视线扩展到各种各样的创造者。简单来说，我们想知道谁在创造，并以之影响周边；我们既注视当下，也回顾过去，寻找形塑今日世界的源头；我们关注技术、商业，也关注历史、人文，打量这些领域的交汇处的涌现。
让我们关注的可能是一款产品、一家店铺、一种包装的设计思路，也可能是某种工作哲学、产品理念、管理方法，可能是一种有趣新颖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在今天仍然焕发光彩的古老思想。
“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相比有待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维克多·雨果的话——我们希望《晚点》周末印证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