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实习生运转的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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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实习生运转的华盛顿

作者：罗比·格拉默（Robbie Gramer）、安娜·韦伯（Anna Weber）

译者：马尚玉

2016年春天，卡洛斯·马克·维拉（Carlos Mark Vera）的生活达到他所能承受之极限。和华盛顿成千上万的学生一样，维拉在大学课程、兼职和实习的紧张日程中周旋——所有经历都是为了他毕业后顺利从事公共服务事业所服务。

维拉的简历令人眼前一亮：硕士学历、国会山和欧洲议会以及白宫的实习经历。然而，他所有的实习基本没有报酬。跟同龄人相比，维拉没有家庭的经济支持。但如果不从事实习，他则面临毕业后就业困难。久而久之，工作与任务堆积成山。学校指定的实习、用于承担生活开支的兼职、美国陆军的预备役任务不断向维拉袭来。五十小时工作周演变成七、八十小时工作周。维拉形容：“我一直在来回奔波、摆脱睡眠，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清醒。从某个临界点开始，我完全筋疲力尽了。”当这一临界点来临，维拉决定退学。

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依赖于实习生运转——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些实习生大多报酬微薄甚至没有报酬，他们一直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辛勤劳作。因为他们清楚，如果简历上没有这些珍贵的实习经历，他们在外交政策领域的职业生涯——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领域，都无从展开。大西洋理事会（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的高级研究员雷切尔·里佐（Rachel Rizz）称:“众所周知，如果没有无薪实习生，华盛顿不会像这样运转。我们今天共事的大多数人之所以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早年能够接受没有报酬的实习。”

2013年3月20日，在华盛顿罗素参议院办公大楼内，实习生们正在努力将一座2万页的医疗规则和条例从国会大厦推到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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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采访了二十多名从事于外交政策领域和其他行业的政府机构、智库、非营利组织的现任和前任实习生。其中有部分人因担心批评他们的现任或前任雇主可能会削弱他们第一次就业的前景而匿名发言。仅有少部分接受《外交政策》采访的实习生获得了工作报酬，其余人则分文。他们普遍认为实习经历对丰富简历以及获得全职工作的机会至关重要。几乎所有人都表示，针对自己的劳动没有报酬或者只有有限的津贴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还有一些人不得不放弃公共服务或外交政策领域的职业，仅仅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无偿实习的代价。许多仍在从事外交政策职业的人表示他们身边有很多完全放弃这一领域的同学。

如果没有无薪实习生，华盛顿将如何运作？在国会，他们负责前台接待和电话接听，保持与选民的通信，协助立法研究；在国务院和国防部，他们帮助撰写政策文件，发布社交媒体帖子，执行枯燥但必要的行政工作；在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和其他非营利组织中，实习人数不多，却负责了从管理组织的网站到向捐赠者提供建议在内的所有事务；在智库，他们组织活动、协助项目运行。不仅如此，三个智库的实习生告诉《外交政策》，甚至连报告都由实习生代写，最后由高级研究员署名。在这期间，实习生没有任何应得的荣誉。众多反馈中，实习生收获低报酬甚至零报酬。

几十年来，无薪实习制度允许政府、智库和其他组织可以将大量免费劳动力纳入他们的商业模式而不必支付任何报酬或福利。不过，这种做法是有成本的，其代价甚至超过了包括维拉在内的无数学生的无薪实习费用。无报酬或报酬过低的实习成为包括来自少数民族社区等低收入学生进入外交政策或国家安全领域的巨大障碍。美国国务院以及其他联邦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在与低效的种族多样性和包容性作斗争，而这一矛盾始于职业生涯阶梯的最底层。

渐渐地，情况有所改观。在华盛顿，一些领先且多年来一直依赖于无薪实习项目的智库，已经开始向实习生支付薪酬。新美国安全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是最早的机构之一。然而，其他机构并没有效仿。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网站上称，任何时候都有至少80到90名实习生，而且大多数都是无薪的。国际危机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和其他著名的智库和非营利组织都有无薪实习项目。

其他智库和非营利组织对实习生有小额津贴。接受《外交政策》采访的实习生表示，这些津贴仍然不足以解决低收入学生的经济需求。例如中东研究所在其招聘启事中写道，除了提供人际的拓展和学习的机会外，还根据实习生每周的工作时间向他们支付“最多500美元”的报酬。每周40小时的全职实习生每小时得到3.13美元，兼职实习生每小时得到6.25美元左右。然而，华盛顿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5.20美元。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生活工资标准，一位华盛顿的单身成年人每小时19.97美元构成生活工资，每小时6.13美元则被视为贫困工资。

国会已经为国会山实习项目分配资金，但如果实习生是否能取得报酬以及多少报酬则由每个办公室根据其分配资金决定。截至2019年，国会山办公室可以付给一个实习生最高的工资是每月1800美元。但在《外交政策》采访的5名现任或前任的前国会山实习生中，只有1人达到了这一薪酬标准。一名前国会实习生反映，除了少量的公共交通费用报销外，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只有部分联邦机构提供带薪实习项目，但更多机构——包括国务院、司法部、人事管理局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仍然主要或部分依赖于无薪实习生。

随着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门对种族多样性和包容性进行评估反思，越来越多这一领域的现任和前任实习生开始质问该领域最关键的问题：在政府部门获得工作通常需要无薪实习经历，这些实习地点基本都在华盛顿——美国最昂贵的城市之一。这一矛盾从开始就将大多数潜在的下一代国家安全专家与人才拒之门外。在外交政策领域，每个人都在向这些机构和组织发：为什么不能给你的实习生发工资呢？

今年夏天，肯塔基州中心学院的大四学生汉娜·特里（Hannah Terry）获得了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馆的实习机会。通常在美国国务院的实习（包括国外大使馆）——是没有报酬的，所以大使馆的实习生经常需要自己负担在国外的交通和生活费用。多亏疫情，特里得以远程实习，这省去了不菲的旅行费用。但即使线上实习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她以前曾在小型非营利组织实习，这个组织的预算非常紧张，却努力补偿实习生的实习开支。与此大相径庭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年度预算接近600亿美元，对实习生的劳动付出却坐享其成。

特里说：“如果没有学校资助，我不可能接受这份实习。对比我能够在非营利组织实习而取得报酬而美国政府却不愿意的现状是绝对令人沮丧的。我想成为一名公务员，在这些政府部门任职，但如果他们不给我报酬，我办不到。”国务院官员也对他们的机构表达了类似的不满，几名负责实习生的美国外交官表示，他们对无法提供补偿或经济支持感到无能为力。他们对国务院的失望态度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领域劳动力的严重问题与深远影响。

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务院试图增加美国“外交使团”的多样性，结果都不尽人意。它的无薪实习项目和随之令人垂涎的职业保障就是很好的例子——它阻止了许多低收入学生的踏入门槛。国务院的许多实习生来自更富裕的家庭，他们可以为孩子的无薪实习提供资金。“迄今为止，我还没听说过谁能够在没有父母的经济支持下作为实习生在国务院工作，”一名中层官员表示。

除此以外，一些国务院办公人员与实习生表示对项目的低效运转感到非常失望。根据一位前国务院实习生描述，雇佣无薪实习生代表了国家对待实习生的态度与症结。在实习期间，她没有从她的负责人那里得到真正的监督或指导，也鲜少收到任务。于是，她决定彻底改变职业道路。

第二位国务院中层官员告诉我们：“与我交谈过的很多实习生都喜欢在这里工作的经历，但在正式任职之前，他们因缺乏指导、存在信息壁垒而感到迷茫。他们时而无事可做，时而只得做其他人不愿做枯燥工作。对于缺乏关于他们如何加入部门正式工作的信息而深觉沮丧。”同时，他还补充：“政府确实需要努力挽回无数前实习生的心意——那些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其实是潜在的得力干将。”国务院官员和接受《外交政策》采访的实习生一致认为，给实习生发工资也能确保负责人分配给实习生的是实质性工作，这样主管部门就会认为他们的支出物有所值。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每年在国内和海外招聘约1200名实习生。同时，还举办诸如带薪奖学金项目等其他项目。著名的皮克林和兰格尔奖学金面向在校学生和应届毕业生，旨在将来自未得到充分代表的社区和少数群体的学生带入美国外交部。至于实习生为何仍然拿不到工资的原因——国务院对此推卸给国会。这位发言人表示:“国务院需要国会的法定授权和拨款以资助这个项目的学生。我们一直在与国会周旋，以获得支持。我们赞成扩大带薪实习规模将增加低收入候选人的机会，在获得法定授权和资金之前，我们将不断为此努力。”

据该发言人称，国务院在2022财政年度将申请启动一项2000万美元资金的带薪实习项目。无独有偶，民主党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Joaquin Castro）和共和党众议员李·泽尔丁（Lee Zeldin）最近起草的立法内容都是为今年国务院有偿实习提供资金，该立法草案被纳入众议院的国务院授权法案中，并提交给参议院表决。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批准了这一立法计划。而据几位知情人士称，来自其他委员会的参议院共和党人将其从参议院版本的法案中删除——该带薪实习立法本已作为7700亿美元国防政策法案的一部分于周三通过。一位消息人士称：“令人遗憾的是，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不会明确使用过于鼓励多元化的措辞或支持针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带薪实习。”美国国务院2022年的实习空缺仍被宣传为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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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华盛顿的学生塔米·阮（Tammy Nguyen）利用兼职努力养活自己和家庭。同时也在寻求实习机会以开启她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职业生涯。2018年，她向国会办公室提出了申请（她拒绝透露是哪个部门），惊喜的是，她得到了一个实习邀请。

阮说：“我知道这份实习没有报酬，但我以为我足够聪明灵活，可以就此问题与对方进行谈判。”接下来，她联系了国会办公室恳请考虑她的财务状况。阮称：“我询问对方实习是否可以部分在线上进行，以及是否能适当地缩减实习时间。在此期间我针对自己的特殊情况尝试争取这个机会。”结果却是徒劳无功，国会办公室撤销了对她的录用申请，转而聘用了一名可以无偿工作更长时间的学生。

对此，阮告诉我们：“从大一大二开始，尤其是对于那些渴望在外交政策领域有所成就的低收入家庭学生们来说，这样不公的经历早已司空见惯。”

众所周知，无论现在的制度体系有多不公平，如果没有一两份像样的实习，几乎不可能得到这个领域的第一份工作。里佐亦赞同：“对于面试官来说，通常会寻找有经验的职场新人（主要是实习）。所以，那些之前没有相关经验的毕业生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的地位。这个制度很糟糕。”

许多接受《外交政策》采访的无薪实习生表示，他们一开始为能接受无薪实习而感到无比荣幸。一位前国会山实习生告诉我们，他们“非常感激自己来源于一个不需要被支付薪水就能稳定实习的家庭，”而从道德层面来看，他们的劳动理应得到“无论何种形式的经济补偿。”可以看出，即便是那些有能力维持无薪实习的学生，也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公平。

暑期实习生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众议员佩洛西的惊喜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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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阮在开始认真质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留在外交政策领域时，一个新的实习机会拯救了她的职业道路。和平与安全基金组织（PSFG）（一个专注于和平与安全领域慈善事业的小型非营利组织）聘请阮担任暑期研究员并每小时支付她15美元薪酬，在阮被该组织录取并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财务状况后，他们甚至为阮提供住房津贴以及“人际津贴，”以便阮能够负担得起与该领域其他专业人士喝咖啡的支出。

PSFG执行董事亚历山德拉·托马（Alexandra Toma）告诉《外交政策》，职业初期，她也曾为无薪实习而奔波。因此，她将优先支付实习生的工资。托马说：“无论规模大小，每个组织都有预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制定预算支出的优先顺序。”

阮在PSFG的经历说服了她继续留在这个领域。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获得了美国国务院著名的兰格尔奖学金，并计划在2023年完成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外交部。然而，在接受采访的20多名现任和离职的实习生中，得到另一个提供财务支持和职业指导的实习机会的阮绝对是个例。

如果实习生一开始对机会的降临心存感激，那么无薪实习本身却从根本上损害了他心目中这一工作与组织的形象——甚至说服一些实习生改变立场，完全避开外交政策领域。

一位前智库实习生从他的实习组织那里获得了少量的生活津贴。由于低估华盛顿的生活成本，他希望适度提高津贴。而他的主管拒绝了这一请求，并告知他项目资金紧张，负担不起额外支出。当晚，这名实习生在华盛顿高档餐厅协助正式员工举办一次与大约20多名前大使、政府官员和其他政要的智库圆桌晚宴。后来当他得知这次晚餐的价格是几千美元——比他每月的薪水高出几倍时，他决定重新评估自己是否渴望从事外交政策工作。

鲜有人比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的职业顾问大卫·弗莱彻（David Fletcher）更加了解这场实习游戏规则了。十六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帮助这里的学生寻找工作和实习机会。据他估计，他已为学生和毕业生进行了至少一万次面试预约。

弗莱彻与很多优异的学生合作过。对于国会实习，以他们的资质本应胜券在握。而他们却无法忽略这样一类竞争者——不够优秀但父母恰好是某位利益相关议员背后的雄厚资助者。他指导学生们尽量兼顾实习与基本生活开支的负担。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干脆让学生们面对现实：不选择外交政策领域的实习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负担不菲的支出。

弗莱彻正在见证实习文化的转机。他告诉我们：“实习制度最后终将朝着有偿的方向发展，因为如果不付费，这些组织将不断遭受指责与羞辱。”据他统计，美利坚大学实习招聘广告中约有一半是无报酬的。“现状就是一个组织能不支付报酬是绝对不会多掏一分钱的。”他补充道。

然而，向带薪实习的发展进程举步维艰。因为即使其他学生难以搞定，仍然存在这样一批稳定的富裕学生，他们有能力免费提供劳动力。弗莱彻认为，对于大名鼎鼎的智库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国务院来说，“那些顶级组织一毛不拔，因为他们认为‘嘿，为我们工作是一种荣誉，只要简历上有国务院，这就是对你的奖励。’”

与规范传统就业相比，规范实习的法律要少得多，甚至对实习的法定定义也明显不足。1938年《公平劳工标准法》要求营利性公司向其员工支付工作报酬，但如果雇主能够证明是实习生而非雇主为该工作安排的“主要受益人，”则实习生可能不会被归类为员工从而领取薪水。本条规定给雇主留下了法律余地，使得他们相信实习生能够从实习中获得技能和经验，即使是零工资，也比雇主从实习生那里获得的多。这一推断是武断、难以衡量的。不仅如此，华盛顿国会山办公室等部门在实习项目中任人唯亲。三名国会的助手告诉《外交政策》，这种情况在美国并不罕见——议员为他们捐赠者的下一代提供实习机会（这些情况并不会记录在案）。此外，关于营利性公司支付员工薪酬的法律并不约束外交政策等非营利性组织。

2018年7月20日，时任众议院管理委员会主席、众议员格雷格·哈珀（Gregg Harper）的一名实习生在华盛顿一个实习生系列讲座活动外的签到台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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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由于实习还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些法律漏洞将实习生架于易受雇主的剥削和骚扰的境地。2013年，纽约联邦地方法院裁定，王（Lihuan Wang）无法对她的前雇主——一家媒体集团提起性骚扰诉讼。当时她作为一名实习生被老板性骚扰，而依照法律规定她不属于公司员工。

2014年纽约州随即修订法律，旨在将法律保护范围扩大至实习生。但总体上而言，对实习生的保护程度仍因州而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取决于实习生是否带薪。

目前，我们无从得知联邦政府对实习生的保障进度，也不清楚哪些公司和组织在实习生待遇方面绕过了联邦法律。如上述事例表明，似乎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有权调查外交领域实习生数量最集中的华盛顿地区到底有多少实习生。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和华盛顿就业服务部的发言人明确告诉《外交政策》杂志，他们不会追踪实习生的这类数据。

辍学后，维拉的实习经历给他留下阴影。他后来描述道：“对我来说最鲜活的记忆就是走在国会的走廊上，环顾四周，发现除了管理员根本没人和我相像（维拉出生于哥伦比亚，在美国长大）。这是最令人大开眼界的事情。我当时的想法是‘哇，这是一个真正为我们的医疗保健、教育等所有事务做财政决策的机构，但它并没有真正反映我们的社会。’”在白宫实习期间，维拉必须按照要求每日穿正式职业装。曾有员工对他评头论足：“你还有其他可以穿的衣服吗？”而维拉显然负担不起多套的昂贵西装。后来一位更年轻的实习生与维拉共事，后者回忆说：“那位实习生告诉我他曾经为支付这些职业装的干洗费用而省下了用来购买食品杂货的开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停下来了，一定有更好的办法。”

维拉决定步入下一人生阶段——在一家公关公司谋职后决定辞职。“这让我的家人很不高兴，”他回忆道。后来，维拉成立了一个专注于倡导与支持实习生的组织，维拉称：“事实上，只有某个拉丁裔或者黑人的成功先例是完全不够的，这不会从根本上撼动制度或政策。所以我的看法是：如何改变只有一两个幸运的人成功的局面呢？”

维拉成立组织的目标是：给实习生发工资（Pay Our Interns——POI）。维拉介绍称：“这个组织的启动资金是我最后一笔工资，一千美金。”一开始，POI的发展前途未卜，一切都在摸索。没有任何组织愿意资助POI。有段时间维拉甚至“从早上4点工作到下午4点或5点”以壮大这个组织，晚上再去兼职服务员赚外快。维拉心中一直有个宏伟的目标——国会。慢慢地，不懈坚持开始有了回报。维拉和他的小团队的足迹遍布国会535个办公室——包括100个参议院办公室和435个众议院办公室，只为呼吁国会给实习生支付工资的立法。最终，国会于2018年的支出法案中批准了实习生薪酬支付的立法；众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其他外部倡导这一立法的团体纷纷称赞POI所作的贡献。

目前，POI团队有五名全职员工、两名兼职员工和两名带薪实习生。他们为争取实习生薪酬而在国务院等联邦机构以及州立法机构奔走呼号。维拉重返校园，在2020年获得学士学位。目前，维拉在洛杉矶发现新目标，另一个存在无薪实习问题的领域——娱乐业。

Robbie Gramer，Anna Weber，Washington runs on interns，Foreign Policy，December 1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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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尚玉，法律硕士，法意编译组成员。

技术编辑：李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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