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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摄影师罗浩，
近12年来，自费200万，
创办西藏生物多样性影像保护机构，
带团队拍下几十万张珍稀生物的照片，
绝美、丰富、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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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各种艰难，甚至生死考验，
但当影像集结成书，跟年轻人分享，
最新“环喜马拉雅”影像调查成果
——摄影集《世界之巅》，
从2013年开始筹划，后遭遇疫情，
历时八年，终于面世。
一条专访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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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朗高山草甸牧场
全球的生物，大概每15分钟会灭绝一种，尤其在西藏，气候问题、海拔问题、风沙问题，它的生态就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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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TBIC创始人罗浩
2010年，我成立了西藏生物多样性影像保护机构（TBIC），纯民间的，一做12年。靠拉赞助，我自己也往里面搭钱，算起来有一两百万吧，也是杯水车薪。
我不是一个生物学家，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的专业是记者、是摄影师，也没有什么钱。影像，相对来说可以比较独立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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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驴
为什么在西藏做生物多样性影像保护？说“爱”有点儿鸡汤，但是这种爱扎根在我心底里，因为我生长在这片土地，就像帮着我家去摸家底一样，我家到底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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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朗雨中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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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春花、紫苑花组成的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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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黄
这里的珍稀物种，是稀有的“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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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中科院在墨脱找到一种虫子，叫“墨脱缺翅虫”，但是没有任何影像留存。现在去网上搜，所有墨脱缺翅虫的影像，都是2012年我们在易贡拍到的。
巴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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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松措的啄木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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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松措的豹猫
我的目标是“环喜马拉雅生物多样性”调查，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做完，实际上已经12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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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叶绿绒蒿
安全、资金、疫情，让这个计划的实现更加困难。我已经快60岁了，想坚持到把它做完的那一天。
其实原计划是每年做两次，比如植物、昆虫、鸟类，在夏天做。兽、禽类，在冬天做。但因为高海拔、资金等问题，到2018年，我们一共就做了8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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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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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猴藏南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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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尾红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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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隼
调查的内容，包括兽类、植物、昆虫、两爬、鸟类、禽类和水下生物。
前期，肯定是大量翻阅资料做计划，把案头工作做足。要计划线路，怎么样更经济、省时。预算做完了，主要就是我的事儿了：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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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摄影师在拍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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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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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们的调查成果，先从喜马拉雅山脉的东部说起，那儿主要是原始森林和亚热带雨林，我们拍到红斑羚、豹猫、墨脱缺翅虫、叶䗛、烙铁头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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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黄豆粉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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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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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盾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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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可爱的动物，比如野驴、白唇鹿、藏羚羊、藏原羚、黑颈鹤，在我们眼里其实是比较多的，我们更加注重的是更珍稀、更容易灭绝的生物。
当然，美好的一面之外，危及生命的情况也常有。
2011年，我们去雅鲁藏布大峡谷拍大黄蜂，拍兽类的老师可能不知道昆虫的特性，叼了根烟就上去拍，结果熏到大黄蜂，它们就开始攻击我们。
我记忆里，另一个印象最深的危险事件，是2018年珠峰考察时，我们从吉隆沟回程的路上遇到了塌方。
幸好我还有一些户外经验，当然也是和一个藏族老司机学的，“你认真用耳朵听，用眼睛看，能躲过往下掉的石头”，我就用对讲机，召集我们的年轻人先把大石头推到路边，再指挥大家一辆辆车开出塌方区域。
2018年，我们做了疫情前的最后一次调查——“世界之巅”珠峰调查。
在决定要做珠峰调查的时候，其实已经想好了书名，就叫《世界之巅》。当时有个想法，它的封面应该是一个小昆虫、小鸟，或者一株植物在珠峰前面的合影，不是ps上去的。
也是习惯性地看了一下后视镜，“诶，怎么珠峰天上的那片云，开了一个天窗？”
一脚刹车刹下来，我就对讲机喊，“掉头，说不定今天有戏。”
不到一个小时，珠峰的尖儿就露出来了，我们激动得不行，就轮流拍，相机拍了，手机拍，拍完以后，还要确认相机和手机都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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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浩拍摄的珠峰下的绿绒蒿
最大的看点，一本书结集了10种新物种。也许是上苍的眷顾，我们想拍到的东西基本都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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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氏绿绒蒿（左）、幸福绿绒蒿（右）中国影像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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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辖绿绒蒿 中国影像新纪录
绿绒蒿我想再介绍一下，上个世纪初，英国的植物学家发现了它，当时就成为了明星物种，因为是罂粟科的，长得特别鲜艳、漂亮，在海拔3000-4500米左右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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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绒蒿招贴画
他们有个特别好的习惯，漂亮的东西，喜欢往家里贴，我就劝他们，招贴画里的花就是他们平常采的花，很珍稀，采它也卖不了多少钱，以后不要采了，慢慢地，至少我走过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就再也不会去采绿绒蒿。
所以做生物多样性影像保护，也是有一些教育意义。包括我们调查的成果，都会编辑成一本书，不像中科院或者国家植物研究所的科普书，而是把浅显易懂的文字，和精美的照片结合在一起。
但是当你拍到想拍的东西，当成果出来，走上讲台，和年轻人分享成果，那种瞬间又让你咬咬牙再坚持。
我特别喜欢去搞讲座，面对小朋友时，我就在想，1万个小朋友听过，就有1000个小朋友感兴趣，这1000人里面，可能就有100 个人想要去了解，那么，会不会有10个人长大以后，就想要去学这个专业？
又会不会有5个人，未来就成为了专家，或者环保机构的负责人，身体力行地去保护这些珍稀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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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大翅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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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原羚
我和西藏的情缘，好像这一辈子和它没完。
我父亲是十八军解放西藏的随军记者，我1970年进的西藏，才6岁。记得那时候来拉萨朝圣的人，都穿的大皮袍子，拉萨八廓街上，转经的地方人潮汹涌。
罗浩年轻时在西藏拍摄
其实摄影方面，父亲只教过我怎么往相机上装胶卷。但我算是起点非常高的，也是耳濡目染，人生第一次摄影，用的就是禄来弗莱相机。
一边工作一边补课，正好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招第一个摄影班，我就考上了。去北京读书之前，我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摄影师了，去上学主要是为了拓宽眼界。
和西藏兜兜转转，从小在那长大，中途离开，然后又回去，真的是“走了很远之后，才发现这是个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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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藏，我是既爱又恨。爱，那是我长大的地方，饮食习惯我也特别适应，语言我也能说。
我不怕衰老，我觉得人的肉身就是一个皮囊。我不怕老的原因，是我折腾了很多事儿，你看我快60岁的人，我还折腾一个摩托到处骑，不输给年轻人。
这十几年来，我们拍的西藏生物多样性的资料，加起来几十个T。当我走不动，折腾不了的时候，我会把这些宝贝整理好，捐献给国家，捐献给全世界研究这方面的专业机构。
图片由罗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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