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失联九年的高中同学丨记者过年

文｜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责任编辑｜吴筱羽

我第一个就想到了F。她是我高中关系最好的朋友，在那个充斥着苦学、失眠和长期端坐的学校，我们分享零食，写小纸条讨论自以为重要的闲言碎语，为了有勇气面对月考，我俩互相打赌对方的分数，分数更低的人，能获得一本小说，以营造出没有输得太惨的假象。

F的赌资是余华和村上春树的小说。她失去的第一本小说是《活着》。我在一个晚自习看完之后，被秩序感包裹的心好像破了一道口子，太多丰盈的、有色彩和温度的液体即将喷涌而出了，我拼命地想从课本和试卷上找到词、句子来形容这种感觉，却只能找到虚无。

后来，虚无伴随着我进入一所云南本地的大学，F到了北方的一所985。

那时我俩的家就在一条马路的两边。我和F却咫尺天涯，2015年是我唯一能想起来的，和她最后一次长时间的聊天。

高三时，我是文科尖子班的班长，六十多个人的班里头，不到十个男生。青春期女孩们的心思细腻敏感，班里常常涌现的风波，是宿舍里一双鞋不见了、两个女生因为对方某个不经意的举动而绝交。

那是2012年，信奉填鸭式理念的新校长上任已经三年。在看重名牌大学升学率的学校，理科尖子班占据着绝对的资源，校长几乎每周都会到他们班里巡视一圈，偶尔还会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对面就是理科尖子班，教室的左边是窗，能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校长讲话结束，出门，拐个弯，踱回办公室。这让同学们对理科班的情绪极度复杂，既把对方视为竞争对手，但又清楚差距之大——我们之所以选择文科，大多是因高一时理科成绩不好。

新校长相信高压政策，为了让大家每分每秒都用于学习，他曾提议，让学生们在晚餐时间洗漱好，这样接近凌晨下了晚自习，就可以直接睡觉了。他相信无死角的监控，相信每周一次考试的必要性，并且容忍一些可被接受的体罚。

焦虑都是躯体化的。大部分男生都沉默。有一段时间，一位男生成绩下降很快，他唯一的表现是，不和任何人讲话，把一块抹布撕成长条，绑在头上，在长明灯自习室里看书到凌晨一点多。毕业前，他原本白净、清爽的脸，像涂上了一层蜂蜡。

女生会稍显张扬一些，开心和难过都挂在脸上。我的同桌B，一位身材挺拔、语气粘连着傣族村落温柔气质的女生，经常霸占文科年级第一，她挂在嘴边的话是：“今天又感冒啦，一点力气都没有。”尤其在考试刚结束的时候，她脸红扑扑的，趴在桌子上，用微弱的语调说，考试的时候她似乎在发烧。

毕业之后，这些症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例证是，现在和B喝酒，52度的白酒，半斤下肚，她依旧谈笑风生。

至于我，焦虑躯体化的一个表现是老想尿尿。幸好，发展的问题在发展中得到解决，就在校长宣布，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晚自习，只有不到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后，实在挤不进厕所的我，就忘了这件事。

我们很少把彼此视为竞争对手，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值得骄傲的科目。大家可以牺牲自己大把的时间，为对方讲解一道数学题，讲完不忘聊一会儿八卦。

真正的对手是理尖班，这个对手实在太瞩目了。一旦语数外某一科的平均分落后于他们，我们会涌起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冲动，势必要在下一次考试中让理科生们高看一眼。

一开始，文科老师们还自由，掌握着自己的节奏。历史老师热衷于播放一系列历史纪录片。英语老师喜欢音乐选秀节目《美国偶像》，但同学们一致认为，评委玛丽亚·凯莉的点评过于“老好人”，缺乏综艺感。政治老师每周会用接近两个小时，为大家讲解一周新闻，最主要的来源是凤凰新闻和网易的盘点。

不过，校长很快宣布，教室里的多媒体不准用于播放视频，至于高考作文里头需要用到的素材，可以靠每天的《新闻联播》。

如果有什么值得怀念的，那就是晚自习前，总会有人倚在栏杆上注视着黄昏的云朵。

栏杆在教室的右侧，在这里，没有理科班的存在。黄昏时，能看到城市尽头、黛色的山脉努力遮挡漫溢的夕阳。

云南的云朵变化多端。在凉爽的白天，天空触手可及，鱼鳞状的云彩摇摇欲坠，到了傍晚，太阳温柔极了，玫红色的光线涂抹在云彩里，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很容易想到王心凌那些粉红色调的MV。

太阳的余温轻拂过每一个注视着它的脸庞。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本该灵动可人，可惜都无一例外蓬头垢面，微微浮肿的眼睑，淡色的脸上像抹着青春燃烧的灰烬。

这一切在玫红色光芒中都是可以被谅解的，观看者的情绪也随着温度变化，空气中有一些奇异的分子在横冲直撞，我至今记得，几个女孩的脖颈上，纤弱的汗毛根根直立，末梢拢着一层光晕。

就在太阳即将消失之时，一个个年轻的躯体被唤醒。

“等高考结束，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们可就自由啦，我要天天旅游！”

“一口气把村上春树所有的书都看完！”

而F，高中时，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可爱的女生，热衷美食的她曾有身材焦虑，并时常自我嘲讽。但在我的眼中，这位自嘲起来毫无情面的女生有着不同常人的见识。当班里所有人都为席慕蓉的“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陶醉时，她读的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那时的F个头不高，常常用笑声掩盖自己的怯弱。她罗列的愿望清单，其中一项是，吃无数个饵块粑粑卷。

2024年2月，云南临沧，街头小摊，摊主正在制作饵块粑粑卷。（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F不是唯一失联的高中同学。

我曾在2016年的一个冬天赶到北京，和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同桌B见面。我们约在中关村附近的一家烤鱼店，那时她已经在一家公司当财务。但直到烤鱼被烤焦了一面，我们也不知道该聊什么，财务的事我知之甚少，她也从来不看新闻，说到同学们的境况，我俩都一无所知。

临别时，看到她消失在地铁口时，我幻想，这是我和她见的最后一面。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想问题是出在我的身上。F“输”给我的那些小说，引发的连锁反应一直延续到大学。

大学并没有留给我足够的时间实现夕阳下畅想的未来，重新进入繁重的学习让人痛苦。那段时间，哪怕我在图书馆，把授课老师的硕士论文找出来，背诵全文，也没办法在某些科目上拿到理想的成绩。

某个下午，当我路过学校里一片盛开的薰衣草地，我开始思考，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具体来说，在忍受了浮肿的眼睛、头痛和憋尿之后，在默认高中每个教室里摄像头的正当性后，到了大学的我为什么依旧痛苦。

大一时，有一门宏观经济学的公选课，老师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他的口音是昆明的马街普通话。没人好好听讲，选他的课，原因仅仅是给分高，最后一堂课上，他说：“啊哟，我真为你们这些学生担心哟，你们每天应该站在树下，闭着眼睛，好好思考一下，而不是来听我上课。”

全班哄堂大笑。

但到了大二，我真会坐上一小时的校车，跑到翠湖边上发呆，闭着眼睛，任凭湖边的松针飘落，锋利的叶片刺痛着我的脸庞和手臂。

“这种痛苦会持续在未来的人生中发酵吗？”大学宿舍楼下，周一到周五，每到晚上8点钟，会有一个中年男人用蛇皮口袋背来一大捆旧书，便宜的5块，最贵的不超过20块，生意实在差得可怜，后来他开始卖垃圾袋，三块钱五捆。一次闲聊，他告诉我，他是我的学长，哲学系毕业，“你们新闻系的学长也不错，在另一个学校卖旧书”。

我害怕极了，那种痛苦学习被许诺的光明未来，是否一个谎言，我们是不是以后只能去卖5块钱一本的旧书。我把这个故事告诉朋友们，大家全都一笑而过，没有一个人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我更加害怕了。

我因为这些发现而疲惫不堪。

云南人聚在一起就是要喝酒和说俏皮话，我开始逃避F邀请我的烧烤聚会，因为我没办法对俏皮话报以得体的笑声。我担心步入一种循规蹈矩的、期待苦尽甘来的生活，担心和B一样，肩负着小城文科前三名的骄傲，却隐身在工作日的地铁之中。

2023年，我注意到一则新闻，它表明了我所反思的教育，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2009年新校长到任前，一本上线率是24%；2023年，一本上线率为94%。

而随着年纪渐长，这种“正当性”的教育，印记也越深。

很多赞同填鸭式教育的亲戚发现，上了大学之后的孩子们沉默寡言，当舍友在各地旅行时，他们在埋头苦学，不开心，也一无所获。家长们觉得这是一种新的病症，都让我去和孩子们谈谈心。

但春节吃饭时，饭桌上第一次见面的家长，会问你在哪里上大学，如果只回答一个地名，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要具体的学校名，如果是名校，那么能赢得家长们嫉妒的称赞，如果是普通本科，得到的回应是，“哦！”

学历崇拜不仅存在于家长之中，和同学们聊天时，那些考公成功的人，也不是最成功的，最为成功的，是考上名校研究生的人。好像曾拥有一份工作的他们是寂灭的，只有重新获得一个名校身份，才得以在同辈们中获得一丝荣光。

那些再没有过联系的人，这10年里，他们在做什么，生活得如何？在流传的几个故事版本中，这一届中学里最好的文科生，已经有人惹上法律问题。

与失联的同学重新建立联系的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我很难收到高中同学的结婚邀请。回老家约吃饭，除了相熟的几位，其他人也越来越难被约出来。

一位老师提醒，或许正是彼此后来的不同经历，让我们产生了距离感。

而我迫切想知道，特别是F。一方面，我想为曾经拒绝F的聚会邀请表示歉意；另一方面，我想搞明白，我们曾共同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记忆，并因为共同的痛苦而紧密联结，为何又各奔东西？

春节前的一个下午，我终于把F邀请到家里喝茶。事实上，我已经约了她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每次她都用各种理由推脱。

让我更为惊讶的是，F现在离我更近了，她就住在同一个小区隔壁单位楼，我的阳台能直接见到她的阳台。

从她答应出门，到最后出现，中间又过去了半个小时。当最终出现在我家门口时，她的变化太大了，戴了一顶时髦的帽子，精致的脸蛋，能看得出在努力减肥。

在这之前，我成功和B建立了联系，过程也十分艰难。几年前，她从北京回到云南，在边境小镇做公务员。有时她会在朋友圈发一些沮丧的句子，一旦我给她发信息，得到的却是长久的沉默。

每次回家，我都一定要把B约出来吃饭，春节尤其是。我相信，很多苦闷的事情，只要讲出来就好了。但刚开始，她都是欲言又止。后来我也意识到，工作中夹杂的谎言，与那个“苦尽甘来”的谎言有得一拼。2024年春节，另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刚刚把一个项目“吹”成了第一，为了让这个“第一”保持下去，他们现在要做好的工作就是演戏。

最近几次和B交流的过程中，我干脆放弃提问，克制记者身份的冲动。吃饭如果没话题聊，冷场就冷场吧。

但面对F，我没办法做到冷场。在聊了一圈有的没的之后，我问了那个我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九年都没好好联系过。

她把杯子里的茶一饮而尽，给出了一个我完全没想过的答案。

“我们在想，大学时你刻意不和我们联系，是不是因为其他人都到省外读书了，你一个人留在省内，心里难免有落差。”

依然是高中教育的遗迹，我苦笑。

在这段不算容易的人生里，我已经学会从生活中攫取各种色彩，用来填补《活着》让我心中裂开的伤口，也能说出比薰衣草和松针更幽远的思考了。我乐于分享，因为我相信，我的同学们或许偶尔也会反思我们经受过的教育，如果得知我也在思考，就能少一些思考的孤独感。

但在那一刻，我什么都不想说。

那个下午，F走到我的书柜前，想仔细观察一下我现在在读什么书。如果是在高中时代，她会抽出几本东野圭吾和村上春树，顺便聊一聊对作者的看法，但现在柜子里只剩下传播学理论和一堆论文。她看了一会儿，让我推荐一本。我看着书柜，半晌，从最下面抽出一本刘震云小说。

她没有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