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有很多人替鲁西奇教授辩解，说我所举出的那些错误，都不算硬伤。不管了。那些错误叫“硬伤”也好，叫“瑕疵”也罢，叫“疏忽”也都由他。总之，这种错误很多。今天再说几条。剩余的，如有必要，下回再谈。
以下所举各处错误，全部出现在书中第一节。
一 阳武县
《喜》第一节《七尺之躯》，考证喜的身高，举了张苍的身高来做个旁证。
鲁教授原话是：
刘邦的另一个属下张苍也是高个子。张苍是陈留郡阳武县人，秦时在县里做御史，负责记录县廷的议事，并抄写相关律令、文书（“主柱下方书”）。
这段话里有两处错误。
一是，鲁教授代替大汉，将河南郡的阳武县，划给了陈留郡。
二是，鲁教授将《史记》《汉书》里说的“张苍……秦时为御史”，解释为张苍曾在某个县里做御史。这一点有些匪夷所思。
先说第一处。
《史记》《汉书》都只说张苍是“阳武人”，不曾提起“陈留”二字。阳武县在秦代属于三川郡，在汉代属于河南郡，从来不属于陈留郡。
而且，张苍死于景帝五年（前152），陈留郡则是武帝元狩元年（前122）所置，此时张苍已死去三十年。也就是说，张苍无论如何都不会是陈留郡人。
《汉书·地理志》（南宋蔡琪家塾刻本）
西汉河南郡阳武县（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鲁教授之所以想当然地以为张苍是陈留郡人，是因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阳武”二字下面，信口说了一句：
县名，属陈留。
鲁教授照抄注本，不查原书，就闹了这个笑话。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错，我也相信他是疏忽了。不过这也反应出，鲁教授著书很不严谨。一般来说，学术著作引述文献，是应该查原书的，但他显然没有这样做。
二 柱下御史
我们先来看一下史书原文。
《史记·张丞相列传》：
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
《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
张苍，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尤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邃律历。
很显然，史书这段叙述，是说张苍曾在大秦朝廷里做御史。
假如张苍只是某个县里的御史，那么他根本就没有“明习天下图书计籍”的渠道。
计籍，说的是天下各郡年末就其辖境内人口、赋税、人事等事，向朝廷汇报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怎么可能都送往张苍所在的县里呢？
且史书明说张苍做御史时，“有罪，亡归”。从后文可知，他就是逃回了阳武县，然后遇到了造反的刘邦。假如他是阳武县的御史，“有罪，亡归”，他能躲到哪里去呢？
若说他在别的县里做御史，那么史文应该写清楚是在哪个县，否则就有歧义了。
张苍的文化水平极高，他读书是“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其精通律历。律历，是指乐律与历法。
据许慎《说文解字叙》，张苍还曾向朝廷进献一部由古文字写成的《春秋左氏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及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就都认为这部《左传》是张苍所主“柱下方书”之一。
《汉书·叙传》说：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汉章程，律度之绪。……述《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按，张苍封北平侯，故《叙传》称其为“北平”。）
刘邦平定天下之初，曾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
假如张苍当年只不过是在县廷里抄抄写写，《汉书·叙传》岂能以“司秦柱下”与“定汉章程”并举？
古代最有名的一位“柱下史”，就是老子。相传老子曾在周王室朝中做“柱下史”。这一传说，古书里的记载，可谓铺天盖地，古代读书人是无人不知的。
《通典》卷二十四说：
侍御史，于周为柱下史，老聃尝为之。秦时，张苍为御史，主柱下方书，亦其任也。
王莽好复古，他在做“摄皇帝”时，就曾“置柱下五史”，相当于御史。
居摄元年正月，……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汉书·王莽传》）
《史记·萧相国世家》说刘邦初入咸阳时，诸将都忙着分抢金帛财物，独有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这是明说秦时“律令图书”这些重要资料，是由丞相、御史掌管的。正与张苍“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对得上。
要判断张苍究竟是在哪里做御史，本无需多查资料，仅依据“柱下史”这一常识，外加一句“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就可以确定了。
鲁教授引述张苍事迹，没有做任何辨析，直接默认他曾在县里做御史。这是一时疏忽，还是经过了反复琢磨呢？
三 戴发含齿
还是第一节《七尺之躯》，鲁教授说：
《列子·黄帝篇》给“人”做了个界定，谓“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谓之人”。意思是说，作为人，要有七尺高的身体，手、脚在形状与功能上都要有所区分，把头发堆放在头上（与“披发”相对而言），牙齿基本含在嘴唇里（与“露齿”相对而言），倾着身体向前行走。
这里鲁教授又解错了“戴发含齿”和“倚而趣”。
我们先来看一下《列子》原文：
有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谓之人。而人未必无兽心。虽有兽心，以状而见亲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飞伏走，谓之禽兽。而禽兽未必无人心。虽有人心，以状而见疏矣。
这段话是在将人的体形特征，与禽兽的体形特征做对比。
“戴发”，说的是头上长着头发，这是相对于牛羊鹿犀等兽“戴角”来说的。而“含齿”，说的是嘴里有牙齿，这是相对于禽鸟类没有牙齿来说的。
《列子》这么简单的一段话，鲁教授都看不懂，真是令人惊异。看不懂也就罢了，他偏偏又要自作聪明，说“戴发”是相对于“披发”来说的，“含齿”是相对于“露齿”来说的。
人类当然有可能露齿，否则就不会有“龅齿”“龅牙”这样的词了。
当然，很多动物也都长着牙齿。所以“含齿”并不是人类的独有特点。
曹植的《蝙蝠赋》里，就说蝙蝠是“飞而含齿”。能飞似禽，含齿似兽，“飞而含齿”，不禽不兽。
《淮南子·兵略训》里说：
凡有血气之虫，含牙带角，前爪后距，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按，“带角”即“戴角”。《淮南子·修务训》中有相似的话，作“含牙戴角，前爪后距”。）
这段话是说，动物之间相斗相杀，本是一种天性。一旦打起来，它们会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有角的拿角去撞，有牙的用牙去咬，有毒刺则螫，有硬蹄则踢。
人类的“戴发含齿”，与动物的“含牙戴角”，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戴发”与“戴角”。“含齿”与“含牙”的意思，则基本一致，就是指嘴里长着牙齿。
不过“含牙”二字单用时，也有收起尖牙利齿的意思。如《抱朴子·博喻》说：
万麋倾角，猛虎为之含牙。
意思是，当麋鹿成群，都摆开阵势，做战斗之状时，猛虎也只好含牙避开了。
所以，如果一定要说“含齿”是“牙齿基本含在嘴唇里”，那也不是与“露齿”相对而言，而是与《列子》下文中的“分牙布爪”之“分牙”相对而言。
有的动物，天生就有两个很长的尖牙露在外面，可用作武器。而虎豹狼狗等兽，当它准备战斗时，会龇牙嘶吼，露出利爪。这也就是“分牙布爪”了。
照鲁教授的理解，人类的一项硬性标准是不能披发露齿。那么像牙擦苏这样的，龅牙珍这样的，就都算不得人类。《食神》里的双刀火鸡，就更不用说了。
牙擦苏（电影《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
龅牙珍（电影《功夫》）
双刀火鸡（电影《食神》）
四 倚而趣
《列子》里的“倚而趣”三字，鲁教授解读为：
倾着身体向前行走。
^ _ ^
其实“倚而趣”，是直立行走的意思，这是相对于禽兽的“仰飞伏走”而言的。
人类有别于禽兽的最大体形特征，就是直立行走。这难道还有争议吗？
“倚”有“立”的意思，古代字书里写得非常明白。如图：
王念孙《广雅疏证》（四部备要本）
《广韵》（宋刻本）
《集韵》（宋刻本）
鲁教授想当然地将“倚”字理解为偏倚倾斜，于是“倚而趣”就被解成了“倾着身体向前行走”。
“倾着身体向前行走”，怎么看都像是不太健康，或进化未完全的样子。
再看一下《列子》原文：
有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谓之人。而人未必无兽心。虽有兽心，以状而见亲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飞伏走，谓之禽兽。而禽兽未必无人心，虽有人心，以状而见疏矣。
这段话是说，人类与禽兽，形体各异。人类长头发，而兽类长角。人类嘴里有牙齿，禽类没有牙齿。人类有手有足，而兽类四肢都是足，禽类又有翅膀。人类直立行走，而禽兽是“仰飞伏走”。人类与禽兽，迥然不同，然而禽兽未必不通人性，人类未必没有兽心。可是一般人见不到这一层。他们往往只看表象，亲近同类，疏远异类。
这段话不算难，但鲁教授却看不太懂。他以为这段话是在给人类定标准，结果就解成了这个样子：
作为人，要有七尺高的身体，手、脚在形状与功能上都要有所区分，把头发堆放在头上（与“披发”相对而言），牙齿基本含在嘴唇里（与“露齿”相对而言），倾着身体向前行走。
照鲁教授的理解，《列子》所说的显然不是人类的特征，而是帅哥靓妹的特征。最后一句“倾着身体向前行走”，可能是富家公子小姐，都难免有点病恹恹。
五 七尺六尺
还是第一节《七尺之躯》，鲁教授说：
《周礼·地官司徒》说乡大夫负责登记家户、人丁数量，确定其中可供任使的人丁，“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也就是说“国人”自身高七尺以上、年龄六十岁以下，“野人”自身高六尺以上、年龄六十五岁以下，都要应征从役。显然，七尺被看作“国人”应役（主要是军役）的基本身高，而六尺则被作为“野人”应役（主要是运输之役）的基本身高。
这里鲁教授又把“七尺”“六尺”给解错了。
《周礼》中所说的“七尺”“六尺”，并非单纯指身高，而是以身高代指年龄。七尺指二十岁，六尺指十五岁。自汉朝以来，历代经学家的注释，均持此说，没有争议。
所以你看，《汉语大词典》中“七尺”这一词条，第一个义项就是说七尺指二十岁，第二个义项才说七尺指身躯。
古代成年男子的一般身高，就是七尺。所以古人以“七尺”来代指成年。《列子》里说“有七尺之骸……谓之人”，也是就一般成年人而言，并非说小孩子不算人类。
古代男子二十岁成年，这是极其明白的事情。
《礼记·曲礼》：
男子二十，冠而字。
郑玄注曰：
成人矣，敬其名。
《孟子》中有“五尺之童”，《论语》中有“六尺之孤”。五尺称童，六尺称孤，都明明白白是在说年龄。
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孟子·滕文公上》）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周代一尺，约合现在 23.1 厘米。五尺仅有 115.5 厘米，六尺仅有 138.6 厘米。正常情况下，这样身高的人，自然就是孩子。
《战国策·楚策》里有一个故事，说楚襄王起初在齐国做人质。楚怀王死后，襄王欲回国即位。齐王趁机勒索，要求他献出东地五百里，否则不放行。襄王只好答应。
襄王回到楚国，顺利即位后，自然不肯轻易割让五百里疆土。于是一面派使臣到齐国假意献地，以兑现承诺，一面派了大夫昭常去守东地，一面又派人向秦国求救。
当齐国人前去接收东地时，昭常答复说：
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
意思是，我既受命守东地，便不惜一死，你齐国虽是万乘强国，我不敢与齐相抗衡，但我辖境之内丁男兵卒，五尺以上至六十，有三十余万，齐若来攻，我又有何惧。
这话谦恭中带着威严。昭常受命守东地，如果齐国当真大举来攻，对他来说，实有巨石压卵之势。故他怀必死之心，不计代价，宣称要将辖境内丁男，不择老幼，全部征发。这表达的是一种决心。
若说这里的“五尺”是单纯指身高，他昭常拉出一群矮子，能吓得住齐国吗？且楚国矮子，何其多也？
汉代诸家经说，对古代征发民夫士卒的年龄上下限，多有讨论。大体是说“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还兵”。
《汉书·景帝纪》载，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也正与“二十行役”之说相合。“傅”就是将丁男名字登记在册，以备服役的意思。
《盐铁论》中提到：
古者十五入太学，与小役，二十冠而成人，与戎事。……今陛下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
汉朝后来将征夫年龄上下限，改为二十三至五十六，正是在二十至六十的基础上，加以缩减，以示仁德。
《后汉书·班超传》，说班超经营西域达三十年，功成名就，年老思乡，于是上书乞归。他的妹妹班昭，也为他上书，请求朝廷召他回来。班昭所上书中，便提到：
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
郑玄注《论语》中的“六尺之孤”，明说是指十五岁以下。注《周礼》，则说七尺至六十是“晚赋税而早免之”，六尺至六十五是“早赋税而晚免之”。明说六尺早于七尺，而不是矮于，可知郑玄认为“七尺”“六尺”是指年龄而言。
《周礼》郑玄注本（宋刻本）
到了唐朝，贾公彦《周礼注疏》，孔颖达《礼记正义》，这些官修定本，就都将“七尺”指二十岁，“六尺”指十五岁，注解得很详细明白了。
总之，“七尺”“六尺”是指年龄而言，汉代以来，从无争议。
有争议的是，《周礼》明说居住于村野之间的野人，相比于居住于城郭之中的国人，要多服役十年，从十五岁至六十五岁，辛辛苦苦，不得休息。这很难说是在行仁政。与儒家传说中的完美时代，有些不大相符。
所以他们很纠结，《周礼》中说的“皆征之”，到底是征去干什么？为什么迟至六十五岁，才肯放人回来？
古诗有云：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相比之下，六十五而免，算是宽仁的了。
当真打起仗来，哪里顾得了这么多。就像楚国昭常说的，到了这种时刻，五尺童子也得上啊。当刘邦与项羽的战争陷入胶着之时，萧何也曾“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
鲁教授在引述《周礼》那句话时，加了一条注，明说自己参考过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七尺”“六尺”是指年龄而言，孙诒让已经注解得很明白。但鲁教授显然并不认同。
以下是鲁教授的注文：
关于此处国人与野人受征应役之身高与年龄的差别，自来有诸多讨论。一般认为，国人七尺，即年二十行役；野人六尺，则年十五行役。见《周礼正义》第842—844页。所论颇多迂曲。盖国人应征从军打仗，身高要求较高，故以七尺为起点；而野人应征，主要从事运输之役，身高要求自然降低。不仅如此。这个差别也显示出国人与野人的基本身高可能本就有所不同：较之野人，国人可能普遍高一些。
这无疑是鲁教授“认真琢磨”之后，形成了“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国人是专门征去打仗的，所以身高要求高，而野人只是从事运输工作，故身高要求低。又说这也显示出，当时国人与野人的身高本就不同，野人是普遍偏矮的。
首先，古代的征夫，并不只是被征去打仗和做运输工作。简单概括，筑城、建造宫殿、修路、挖渠、戍边等等，这些都需要用到大量征夫。鲁教授默认“皆征之”，就是要去打仗，这显然是错的。
其次，国人是指居住在都邑城郭中的人，野人是指居住在村野之间的人。在农业社会，野人的总数理应比国人更多，这是不待细说而自明的。
假如人口占多数的野人普遍偏矮，矮到以六尺为标准身高——
23.1 × 6 ＝ 138.6
矮到这种程度，古人怎么会普遍以“七尺”来代指身躯呢？这不是扯谎吗？
虽然野人可能会因为营养不良，而影响发育，但身高终究是由基因决定的。难道当时禁止城乡通婚吗？
鲁教授还引了《吕氏春秋》里的一段话，来继续阐发道：
《吕氏春秋·上农》里说：“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百姓要长到七尺以上，才被分配到农、工、商三种管理机构中，分别去耕种农田、制作器物或贩运贸易。显然，七尺被看作“民”的基本身高。
他自己说的，野人可能普遍偏矮。《吕氏春秋》这句话里，分明有“农攻粟”三字。假如身高七尺是硬性标准，“百姓要长到七尺以上”才会被分配“去耕种农田”，那可就把许多野人都直接淘汰了。
很显然，《吕氏春秋》里的“七尺”，也是指二十岁而言。
《汉书·食货志》里，就有直接对应的话：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年龄限制适用于每一个人，而身高限制不能。
国中自七尺……皆征之。
假如“七尺”是硬性标准，那么国人不满七尺，则天然免役，岂不是好？
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
假如“七尺”是硬性标准，那么不论国人野人，不满七尺，就不能从事农、工、商，只能被动躺平摆烂，岂不是惨？
鲁教授旁征博引，来论证“七尺”是当时人们的基本身高，结果他所举出来的证据，还在相互打架。一边说，种地的野人，身高可能普遍只有六尺，一边又说，不满七尺不让种地。自己细想一想，不觉得荒唐吗？
六 结发
还是第一节《七尺之躯》，鲁教授说：
喜墓随葬的简牍中，有一部分文书题为“封诊式”，即审理各种案件的要求和公文记录格式。其中有一个案例题为“贼死”，说到在某一个亭的辖区内某处，发现一位被杀死的无名男子。他正当壮年，皮肤白皙，“长七尺一寸，发长二尺”，“结发”（当理解为“头发纠结在一起”，并非梳成发髻）……
结发，即束发，是指将头发扎成发髻。且“结”字本身通“髻”，单用也有扎成发髻的意思。这是一个常识。
古人不剪头发，长到一定程度，如不扎起来，就要呈披头散发状，容易被视为精神病。而且，这也会严重影响日常工作。此乃自然之理。
以上三图，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古人结发是什么样子。
按照古代礼制，男子一般在成童以后，就该结发，扎成这样的发髻。“成童”也就是大孩子，指十五岁，是基本成年的意思，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指青春期。（“成童”指十五岁，参见《礼记·内则》郑玄注。）
《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曾自称：
臣结发而与匈奴战……
意思是说，自己早在成童之年，刚从军时，就已经在与匈奴打仗了。
这一方面显示出，古代“十五从军征”确实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显示出，“结发”是一个常用词汇，当时人人知道它所代指的含义。
《汉书·陆贾传》记载，陆贾曾奉刘邦之命，出使南越。南越王尉佗，“魋结箕踞”见陆贾。
魋结，也就是扎成一个像兵马俑那样的发髻。
鲁教授将“结发”解释为“头发纠结在一起”，这显然是经过了“认真琢磨”的。因为他所参考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秦简牍合集》这两部书，都已注明“结发，即髻”。
按理来说，鲁教授要推翻一条常识，总该稍微列举一两条证据，来加以辨析吧？然而并没有。他只是加个括号说：
当理解为“头发纠结在一起”，并非梳成发髻。
像这种应该举证的地方，他不举证。而像“七尺之躯”这种不论古人今人，人人皆知的常识，他却举了一大堆证据（虽然他对自己所征引的《列子》《周礼》等文献，往往看不太懂，但毕竟是在认真举证了）。
七 最重要的谋士
《喜》第一节里，还有一些不值得细说的错误。这里姑且举一例。其他就直接忽略了。若都举出来详细分析，未免过于细碎。
鲁教授说：
刘邦最重要的谋士郦食其出身贫寒……
郦食其在刘邦麾下，固然可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他只是个说客而已。且他被齐王田广烹死之时，楚汉之争尚未分出胜负。
鲁教授称郦食其为“刘邦最重要的谋士”，那么请问，张良、陈平又算什么？
要说鲁教授不熟悉汉初人物，不知道张良、陈平有多重要吧，连我也不信。但他在介绍郦食其时，又确确实实忽略了张良、陈平，直接将说客郦生排在了谋士榜第一位。
这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鲁教授著书，真的是很不严谨。其书中错误之多，可谓俯拾皆是，随处可见，根本经不起细看。
八 结语
上面所举的诸多错误，都集中出现在《喜》第一节的前半篇。我仅看了半篇，就已发现这么多错误，所以后半篇也就没再细看了。
前不久在接受界面文化记者的采访时，我曾提到自己其实并没有将《喜》看完。
然后评论区有人留言，说：
单纯从“尊重”的角度来说，我同意这条留言的说法。但是从事实上来考虑，我觉得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
《喜》错误如此密集。老实说，这本书我是基本看不下去的。要求我先细细读完，再来评价，这不但对我来说很过分，对《喜》来说也很过分。
有些读者看到《喜》这本书里引号成堆，于是自叹能力有限，表示看不太懂。其实细想一想，不难发现，这本书不但读者看不太懂，连作者本人也很可能是看不太懂的。因为他引来作为证据的那些文献，有很多他都没有看懂。
无论怎么说，《喜》是一本研究历史的学术著作。对一部史学著作来说，其价值的大小，是与其论述的准确性直接相关的。准确性越差，价值就越低。忽略准确性来空谈意义，是一件极其荒唐的事情。
《喜》这本书的论述，错漏百出。光是第一节就有这么多错误，全书究竟有多少错误，简直不敢想象。其论述的准确性，可谓奇差。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本烂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