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这周，中国共产党正处在数十年来最大危机的边缘。新型冠状病毒使武汉陷入瘫痪。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政府隐瞒疫情的努力将被公诸于众，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发多年未见的激烈反应。

后来，随着网上的抨击速度似乎超出中国宣传机器的应对能力，一些有自由思想的中国人开始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也许这场悲剧会迫使中国人民进行反抗。在实行了几十年的思想控制和日益恶化的审查制度之后，世界上这个规模最大、最为厉害的宣传机器或许到了崩溃的时刻。

这没有发生。

一年后，中共已绝对控制了叙事。按照北京的说法，武汉不是中国弱点的证明，而是中国优势的写照。对去年的恐怖记忆似乎正在消退，至少从网上的言论来看是这样。即使是温和的异见，也会遭到网民们的大声抗议。

中国人民这周本该为那些遭受苦难、失去生命的人鞠躬致哀。但中国的互联网上却充斥着宣传机器煽动起来的有关一名明星及其代孕丑闻的八卦争议。

但凡谁在未来几年想要寻找有关中国的经验教训，都需要了解2020年所发生的事情的后果。这场悲剧表明，北京控制中国人民所见所闻所思的能力，甚至超出最为悲观的预料。中共已经显示了它有在下一个危机中——无论是灾难、战争还是金融危机——把人民团结起来的工具，不管北京的表现多么拙劣。

在这周，我回顾了我的中文社交媒体的时间轴和一年前的截图。对于那么多的帖子、文章、照片和视频被删除得干干净净，我感到震惊。我也惊讶地记得，在那个时候，尽管悲愤交加，但还感受到了希望。

这种变化在李文亮医生因新冠病毒死亡的那个夜里尤为明显，他在对2019年底暴发的疫情发出警告后被噤声。

那天夜里，许多中国人发起了一场相当于网上的起义。他们把音乐剧《悲惨世界》里的歌曲《听听人民的呐喊》视频片段发到网上。他们不断重复李文亮的一句话：“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就连中国的一份宣传指令也警告说，李文亮之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年轻人曾对我说，官方新闻媒体已经失去了公信力。

我的一名微博粉丝，为以前攻击过我道歉。他写道，我曾认为你这种人恶毒。但他补充说，现在我知道我们被愚弄了。

一名中年知识分子对我说，他预计有自由思想的中国人——那些希望从北京的控制下获得更多自由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他估计的5%到10%，上升到30%到40%。

随着这些希望的上升，也有人试图给这种热情泼冷水。一名政治学家猜测，中国有自由思想的互联网用户的比例将会减少，而不是增加。她曾预言，中国公众会在三个月后庆祝在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战胜疫情，取得光荣胜利。

不幸被她言中。

正如我的同事们报道的那样，为了取得对于疫情暴发之初叙事的主动权，中国政府在幕后展开了巨大努力，确保审查者甚至在最地方的层面控制舆论。审查者听了、读了人们发的几乎所有内容，然后，他们或是解决了问题，或是令异见者噤声。中国官员说，警方调查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了超过1.7万人，他们称这些人捏造或传播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

11周后，武汉的封城结束了。去年夏天，武汉一个人满为患的泳池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地许多网站的首页上。中国成了一个成功遏制疫情的例子，而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方国家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飙升。这种对比让中共的惯用手法容易被接受。

中共对历史的控制，由来已久。在美国，历史叙事会变化，会出现竞争，导致争论，有时甚至是暴力，但总会不断启发新的视角，让人们对什么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有更深入的认识。相比之下，在中国，政府已成功地教育人民，除非对叙事有强有力的控制，否则这个国家无法治理。

中共对自己最严重的错误，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都有着严格规定的叙事。文革结束不久，所谓“伤痕文学”，也就是文革期间有苦难经历的人写的回忆录式小说流行一时。中共很快意识到让公众分享个人创伤的危害，禁止了这些书的出版。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对非正统历史思想的容忍度更低了。2016年，历史类月刊《炎黄春秋》被迫将编辑大权交给当局，这里本来是思想温和的退休官员发表文章的地方。

对当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叙事也不例外。在疫情描述上与官方版本不同的记者、作家和博主被监禁、被失踪或被噤声。

家住武汉的小说家方方已成为2020年中国互联网上最受诋毁的人物。她犯了什么罪？她不过是将武汉封城的经历记录在与政治无关的网络日记里。

网民们把她称为骗子、汉奸、恶棍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指责她在美国出版日记英文版，是对中国政府的中伤，让中国人民在世界上丢脸。一名男子要求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她进行调查。一名地位很高的医学专家指责她缺乏爱国热情。

现在，没有出版商愿意或有能力在中国出版她的作品。支持她的社交媒体帖子和文章经常受到审查。一些公开为她说话的人受到了惩罚，包括武汉的一名文学教授，她被开除党籍，失去了教书的权利。

“我觉得方方写了发生的事情，”武汉一个残疾人志愿者团体的组织者艾米·叶(Amy Ye)说。“其实，我觉得她没有把最严重的情况写进去。她的日记很平淡。我不明白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容忍。”

这种对单一叙事的要求是有风险的。这让那些可能会在政府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之前发出警告的人保持沉默，比如无意中卷入一场冲突或干扰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器。

这也掩盖了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在大街上，大多数中国人会很乐意告诉你他们的想法，可能包括非常详尽的细节。但中国已在2020年变成了一个更加不透明的地方。网络审查变得更加严厉。很少有中国人现在愿意冒险接受西方新闻媒体的采访。北京驱逐了许多美国记者。

这种单一叙事也意味着与其不合的人有被抛弃的风险。

武汉志愿者组织负责人叶女士认为，武汉不能宣布取得了抗疫胜利。“我的整个世界都变了，可能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她说。

她仍在与抑郁症作斗争，与走出公寓的恐惧作斗争。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她是一个外向的人，但自去年4月封城结束以来，她只参加过一次社交聚会。

“我们突然被锁在家里好多天。死了那么多人。但没有人被追究责任，”她说。“如果有人会为自己没做好工作道歉的话，我可能会感觉好一些。”

“我无法忘记那种痛苦，”她说。“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