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理种地卖菜，感受更接近生活本质的生活

这几年都市生活的弊病与问题越发明显——居高不下的房价与租房成本、永远拥挤的早高峰地铁，为工作超长待机后的身体与情绪透支以及缺少真实亲密的社交生活，都让人感到困扰。我们的生活似乎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忙碌和焦虑地向着“更好”迈进。

而在大理有一对 90 后年轻人，他们选择远离对自己而言无意义的城市生活，在苍山大道边上开了一家叫“静物粮油店”的社区菜蔬店。苍山大道沿边聚居着许多新移民，包括几年前的气候难民、艺术家、自由职业者。大熊和三儿是“静物粮油店”的主理人，他们在 2016 年前后分别从北京和上海结束了工作与学业来到了大理定居。不同于回到乡村找个稳定体面工作的“返乡青年”，他们选择成为种地卖菜，做一个每天与土壤和种子亲自接触的农民。

“农民”这个词在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的文化语境中，似乎天生就和“失败”、“落后”相关，例如：“没出息只好当农民”、“不好好学习就去种地”或者“农民没有见识”，人人似乎都能说出”民以食为天“，但却很少真的把这当作是一项真正的事业、纳入人生的选择。在这种狭窄的理解之外，大熊和三儿的实践提供了务农的另一面——恢复动手能力，获取生命中直接的经验才能离生命的本质与意义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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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和三儿结识于一场迷笛音乐节，三儿是志愿者，大熊是工作人员。大熊一直在北京做各个城市会展、演出的公关和项目经理，小到 livehouse，大到演唱会，他把整个活动行业的所有类型都做完了一轮，却发现没有什么任务能再刺激他了。

“我当时接手过一个资金投入很大的项目，目的就是在一周之内把钱花掉，但缺少了在任何文化、艺术或者其他角度上的意义，纯粹是在浪费资源。”大熊在那时频繁觉察到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无意义感，既没有入行时的满足感与新鲜感，也缺少了实实在在的创造性的实践来对冲与人打交道时的消耗，他产生了离开北京的念头。

那时“离开北京去大理”的说法风靡了一阵，大理成为了很多人向往的地方，大熊也选择在大理生活了一个月。他依然记得刚到大理就尝到新鲜水果和食物时的惊喜，同时被大理所拥有的独特的“社区生态”与舒适、闲逸的生活节奏吸引，大熊想选择大理作为他新的栖居地。

而三儿在毕业旅行时曾路过云南，漫长的白天，高原的阳光，她爱上了这里的气候，对一个怕冷又怕热的北方人而言，大理太舒服了。她对于留在大城市工作也没有执念，对人生保持开放，便和大熊不谋而合选择定居在大理。大熊直言自己现在连昆明都去不了，他喜欢在大理开车一路顺畅的感觉，不再堵车，也不需要排队几个小时吃饭，没有高楼将天空切割与遮蔽。

不同于有点“飘”的城市生活状态，务农对于大熊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事，种出来的草莓健康好吃，是能带给人满足感和踏实的幸福感的。即便失败了，也是结果的失败，而过程尤为真实，大不了明年还可以继续种。三儿则打趣地说起，虽然她上学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浪漫主义者，却远远没料到可以浪漫到去大理卖菜。

在大理的生活并非想象中轻松，有一些人文和环境上的习惯让大雄头疼过一阵儿。大熊和三儿曾经为了装修用于民宿生意的老房子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生活节奏不紧不慢、缺少时间概念和契约精神让他们很头疼，因为工人要做客怠工的事时常发生，还需亲自上阵讲解图纸、沟通细节。

虽然很头疼，但这些挑战增加了对生活的实感，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一切。“在大城市所有细节性的工作都有相对应的工种来完成，依靠着相对庞大和完善的系统。但移民到大理就像对人生进行了重启，需要去做从没想过的、各种类型的事，不去做，生活可能就过不下去了。”

大理由于物产丰饶、也没有极端天气，这里的人更注重人情、宗教、舒适的生活，有“闲一下”之说。大理还像个国际村，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人，大熊和三儿很喜欢跑产区去认识新的、很酷的农民，也很享受现在这样踏实且足够专注的生活。

前段时间，修驴蹄、编藤条、赶海这些短视频成为了年轻人的精神食粮，当聊到这里的时候，大熊说，他觉得一个人做这些事的时候是专注的，你看进去的时候也是专注的。现代生活节奏太快，碎片化的东西越来越多，导致人们专注的过程和时间越来越短，“但专注是一个能让人特别爽的状态。”

 三儿和朋友的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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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种地能调动我生活的情绪”

每天清晨，新鲜的蔬果就会从农场准时送来店里，静物粮油店的一天就正式开始了。早上一般都会进行社区订单的配送，最近正是大理蜂糖梨的季节，园主环叔把梨采完了会送到大理市区，大熊会把梨接回来，打包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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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珍贵的东西是所思和所见，不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