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周六的晚上，我去了一趟皮村的文学小组。我迟到了十分钟。7点10分，人们已经坐好了，投影屏幕上放着PPT的第一页：《平原上的摩西》。当晚的讲者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男硕士生。
我随便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房间里的人已经习惯了陌生的来客，没人问我是谁。
二十多个听众里，有八九个是工友，其他都是记者和大学生，后者大多戴着眼镜，比工友们的年龄明显小了十几岁。开讲后，听众都很礼貌，认真，听到讲者的分析默默点头，也有人一直在划动手机，走来走去找插座给手机充电。
这是我第二次来皮村。今晚我才发现，皮村确实离机场太近了。匆匆忙忙在小巷子赶路时，我瞬间被巨大的飞机引擎轰鸣声笼罩，一抬头，正看见飞机从农民楼间狭小的天空缝隙飞过。在文学小组所在的图书室，如果不关窗户，每隔几分钟就会被飞机轰鸣声淹没，什么都听不清。
当晚分享的中文系硕士生，给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下了很高的定义，把它视为当代小说的代表作品。介绍完主要情节，他讲起对文本的分析：
——这不是普通的悬疑小说，每个人物都只知道片面的信息，反而是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案件的全貌。这不符合常规推理小说的写法。
——角色的回忆都是模糊的，是片面的，比如傅天心回忆李守廉，是个好人，李守廉说自己文革时也打人，庄德增回忆李守廉在文革时动手抢别人邮票，李守廉的女儿回忆父亲靠卖掉邮票给自己交学费……人物的好与坏都是模糊的，每个人讲的都是不可靠叙述。
——摩西是旧约中的人物，在这个故事里，人需要一个超越性的，宗教性的解释。
我听到硕士生介绍到沈阳的“九千班”时，眼前的场景变得有趣起来：九千班是90年代末、2000年初，沈阳公立重点中学创收的一种“校中校”制度，只要考上了，就必须要交九千块钱。东北作家双雪涛、班宇都赶上了这个制度。
听课的工友们是70后，双雪涛是80后，小说写的是50后，在90年代市场经济时代的故事，此刻讲评的硕士生估计是00后，或者90后的尾巴。他讲起“九千班”，并不是切身的体验，而是像我提起“改革开放”一样，是在讲述上个时代的历史余波。
小说中提到的国企工人，也是一个遥远的意象。老工业基地的工人曾经是社会精英阶层，下岗前，享受过社会尊敬和铁饭碗待遇。这里的“工人”和现场的工友们，并不共享同样的身份。
男工友：以前读过这篇小说，感觉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比如李守廉为什么要杀城管？从我的角度看这不符合逻辑啊。
女工友：现实里的东北人，胆子大应该也不是这么做事情的。
男工友2：傅天心让李斐一定要“信”，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摩西是基督教的，基督教不像佛教。你不信佛，佛不怪你。上帝你不信，会惩罚你的。
男工友2：我最喜欢的活着的作家是张承志。
女工友：说到农民，刘震云以前有作品，写农村写得跟真的一样。《平凡的世界》写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以前农村人的出路，就是上学和当兵两条路嘛。
一位记者说：东北作家群都是在“向后看”，他们怀旧太多，反思太少，只是伤感。大多数中国人的“向前看”是走出农村，走出工厂。这一批作家全是在“往后看”。
女工友：关于摩西《出埃及记》这个名字，像人民大学梁鸿写的《出梁庄记》，和华东师范大学黄平老师的《出东北记》都用了这个嘛，都是化用。
我一惊，大姐怎么提到这些老师，都如数家珍啊。
主讲硕士生说：范雨素老师，您觉得梁鸿写梁庄，与双雪涛写东北有什么区别？
我又一惊：原来大姐就是范雨素。
后续讨论，略去不表。这更像一个文学社群漫谈的聊天会。当晚的PPT，像是从北大课堂上直接拷贝过来的。
两年前，我也给皮村文学小组做过一次线上分享，三十多人在腾讯会议上，大家都没露脸。分享内容早就忘记了，我似乎聊了聊自己找选题写稿子的经验。组织者说，聊什么都行。文学和写作的分享并不需要对工友做额外区分；另一方面，像我这样的讲者，其实也不懂工友们最需要什么。
这一周我来了两次皮村，是因为村里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马上就要拆了。这附近的厂房建筑正在陆续拆除，即将变成城市绿地。
皮村在北京东五环外，靠近首都国际机场。村里人口有两千多人，外地人有两万多。驶入村里的大路两侧，是高耸粗壮的白杨树，已经完全告别了城市景观。从市区三环到皮村，开车要一个多小时，离村里最近的地铁是6号线的草房站。在这租公寓，单间的月租是1000块钱。
打工博物馆在2008年开馆，15年过去，展品看起来都有点陈旧褪色了，一摸一手灰，但铁皮柜里的资料整理分类得非常清晰。陈列也称得上用心：
先从粮票、农民负担监督卡、信用社借条、承包合同书等证件里介绍“农民工”这个身份的来历；
再从健康证、工资条、试工证、上岗证看到农民工在城市里的位置；
在证明、劳动能力鉴定书、申诉书、感谢信里，完整看到一个与我父亲同龄的受伤农名工如何一步一步讨要补偿；
全家福照片、存款凭据单、孩子的校服、工人杂志，这部分是新工人的精神追求。
这些藏品最终落在了2012、2013年之前。博物馆最里面的一间，是一组人形立牌，把打工者直接具象化了。随手翻开一个立牌背后的介绍，是一个1987年的打工女性（比我要大两岁，我立刻计算），这还是我们80后的故事。这一代的打工者，在新闻里，是富士康N连跳时期的一代人。再往后，新的90后、00后的故事中断了，关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职业都没有出现，最近一代“新工人”的故事也许更难放在这个“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框架里来讲述。
晚上9点，文学小组的活动结束了。人们一起散步去打工博物馆，趁展品彻底打包之前拍个视频留个纪念。
一位大姐陪我聊了一会儿。她很活泼，叫李文丽，做家政工，平时住在雇主家里，做饭、打扫卫生。周六休息一天，她上午去鸿雁之家学习，晚上来皮村文学小组。她是因为范雨素知道皮村的，她的每个休息日过得比上班还累。
看看大姐这生命力，再看看我。我又陷入了裸辞后的日常叹息。同时又自我安慰，我每个月都给鸿雁之家月捐50块钱，好像道德上也还可以。
站在博物馆的院子里，我知道得太少了，不管是对腾退、新工人、工人文学，还是其他的什么概念，我无法做出任何判断和感慨。2021年底，我收到了文学小组寄来的礼物，是一份讲课的荣誉证书，和一本《新工人文学》。快递包装很有意思，是一个印着“铌铁”大字的尼龙编织袋子。
有四个学生要回学校，我叫上他们，顺路把他们捎到地铁站。这几个学生读研一，他们来皮村做项目，要写稿、拍片子，但是具体什么主题还没想好。这些小朋友都是98、99、00年的，听了一耳朵，里面有女生考研是二战，这是现在考研的常态了，本科生的出路越来越窄。学校的新传研究生是三年，不知道他们毕业时，媒体界还有没有能找到的工作。
天已经黑透了，走到没有路灯的临时停车场，我看不清泥土砖块堆积的台阶，正在犹豫时，突然整个停车场全清晰起来，如同白昼——一架即将着陆的飞机正滑过头顶，机翼的灯把地面照得一清二楚。
作者：熊阿姨
裸辞之后到处闲逛的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