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村后，大出血的母亲挺了过来

母亲的灶台凉了

我的老家在湖北的一个村庄，名叫柳杨村，距离武汉约五百里路。虽已在广东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每年春节，我都会和先生、孩子一起回去，陪父母过个热热闹闹的年。

去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在柳杨村度过了最长的春节假期。正月初一那天，村里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相邻村组的出入口被挖断，堆起高高的黄土。

村道每几百米设置一道关卡，上面挂着铜锁，钥匙由专人保管，田间小路也有村干部和志愿者值守。村民每天接受好几次测温，一旦有人发烧，就会被送到镇医院排查。

2 月下旬，其他地区的人们陆续回到广东复工，我们仍在湖北老家，等待解封的消息。村里已出现几位确诊者，距离我家仅两三公里。

广播整日循环着防疫警示，外面几乎见不到人影，连猫狗鸡鸭都被锁在自家院子。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下，我和先生努力适应着一边远程办公、一边带娃的生活。

母亲倒是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她像往常一样，每天早早起床，砍柴、生火、摘菜，我们还在熟睡，她就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早饭。

异常出现在 2 月 28 日。那天早上，母亲没有在灶台旁忙碌，她说：「今天妈妈身上没劲儿，可能是哮喘的老毛病犯了，也可能是吃坏肚子了，就不做饭了。」我叮嘱她待在房间休息，便去菜园摘菜了。

之后的几个小时，母亲的脸色越来越差，呼吸也愈发急促。我找来哮喘药，给她吸了两揿，不见起效。又找来血压计，测出她的血压偏低，高压 81 mmHg、低压 50mmHg。

当时为母亲测得的血压

图源：作者供图

我们胡乱猜测是心脏的问题，想用速效救心丸救急。封村期间，村民不得自行到镇上购药，我立刻和负责配送急需药物的妇女主任联系，主任没有丝毫推脱。

两小时后，速效救心丸送达。但母亲服下后并未好转，甚至愈发糟糕。她虚弱地躺在床上，翻不了身、扭不了头，稍一动弹就痛苦不堪，发出短促又尖细的呻吟。

对她而言，呼吸似乎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有几次，她看起来几乎就要背过气去。

我从未见过母亲这番模样，哪怕从前她哮喘发作最严重的时候。我和父亲商量，叫救护车接母亲去镇医院，但母亲不同意。

一年前，她曾因哮喘发作坐过救护车，村道坑洼不平，救护车开得颠簸，那种难受的感觉，令她心有余悸。疫情当下，她担心救护车不会轻易过来，又担心去医院会增加感染新冠的几率。

我素来缺乏主见，不愿违背母亲意愿，强行将她送医，只好反复劝她。直到下午，母亲让我和父亲一左一右扶着她解便，在便盆中，我们发现了大量黑便。一问才知，前一天起，她已这样便血好几次了。我和父亲大惊失色，赶紧打了 120。

安静的救护车

此时，我已经慌了神。好在先生还算冷静，他考虑到村道的关卡是常锁状态，无人值守，负责开锁的村干部可能需要好几分钟才能走到。「为了避免救护车到来时浪费时间，我们要提前和村干部们打好招呼。」

从我家出村共有三道关卡，我们不清楚每道关卡的负责人，就分头打给不同的村干部，请求他们通知相应的负责人开具放行条，并带着钥匙在路口等待放行。

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母亲开始说胡话了，她的声音含糊不清，看口型，似乎是在问我怎么没去上学。她又便了一次血，颜色更红了些。

出院记录上有关母亲便血的内容

图源：作者供图

院子里，两个孩子和侄女像往常一样嬉闹，发出咯咯的笑声。他们用锅铲挖起沙着，扬到巨大的簸箕里，把劈好的木柴码成城堡，两岁的小宝被家里战斗力最强的公鸡追着东躲西藏。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奶奶、外婆已到了生死边缘。

约四十分钟后，救护车安静地停在门口，没开警报，也许是因为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吧。三位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下了车，他们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让人不免有些畏惧。村里有人开门张望，不知是否会误以为，这救护车是来带走疑似新冠患者的。

住在附近的堂哥、堂姐和婶婶闻讯赶来，帮着将神志不清的母亲抬上救护车。在当时那种草木皆兵的氛围下，他们的举动令我十分动容。

考虑到家里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父亲安排我和先生留下等消息，自己提着行李上了救护车。

车子驶向镇医院。母亲只在那里躺了两个小时，经过初步检查，医生判断她亟需输血。镇医院的血库没有血，于是，她又被转移到县医院。

把三个孩子哄睡后，我把生活用品和可能需要的证件打包好，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做好随时去医院的准备。

血库告急

夜里 11 点，我接到县医院 ICU 病房打来的电话。医生告诉我，母亲大出血后，血红蛋白浓度仅 28g / L（女性参考范围是 110-150g / L），属于极重度贫血，随时可能休克，需要大量输血。

但疫情期间献血量大幅减少，且用血资源向新冠患者倾斜，血库告急，可能无法像往常一样给血。

此前，我对医院的用血制度了解得很少，以为自己可以直接给母亲输血。医生告诉我：「你献的血，需要经过检验，合格后才能入到血库。而你母亲需要的血，要从现有的库存里调。」

眼前的办法，就是家属尽快去县城的献血点采血，然后带着献血证到县医院的血液科登记。后来我得知，每张献血证可以为病人申请到 120 mL 的红细胞或 200 mL 的血浆。

家中亲友的献血证

图源：作者供图

从我家到县城的献血点，最快也要一个小时。我在电话里请求医生，先给母亲输血，对方不置可否，只是将前面的话重复了一遍。挂了电话，我紧张得全身颤抖。没想到母亲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掌握她生死的人却是我。

寒夜，北风呼啸，陈旧的玻璃窗啪啪作响。我打着电筒跑到隔壁的堂哥家敲门，请他开车送我去县城。堂哥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用最快的速度出了门。

当我们到达镇上的关卡，值守的干部提醒我们：「村里开的通行条只在镇里的这段路管用，去县医院，要走县城公路，路上交警会要求你们出示来自医院的证明。」

我打电话给父亲，他说管床医生下班了，夜班医生和护士不负责开证明，只能次日再开。我还得知，采血站并不是 24 小时工作的，次日上午才会开门。现在去了也是白费功夫，我和堂哥只好原路回村。

那晚我一夜未眠，不停地祈祷：「母亲千万撑住，一定要等到我明早以血换血。」

2 月 29 日一早，堂哥堂嫂就开车送我到县城的献血点。

除了我们，还有四五个人等在门口，也是来以血换血的。其中有一位年轻的父亲，他两岁的儿子患有白血病，正在等待输血。疫情无情，本就脆弱的生命不得不面对更多磨难。

献完血出来，我看到堂哥堂嫂也在填写献血申请表。我很意外，他们从未透露过帮我献血的念头，我只是隐晦地表示过，如果之后母亲还要输血，可能需要更多的亲戚们支援。就连把献血证交给我的时候，他们也没说什么。我万分感激，却如鲠在喉。

我紧紧攥着三张献血证，像攥着母亲的命。献血点距离县医院很近，我狂奔到血液科，登记信息，为母亲申请用血。这个过程还算顺利，想到母亲有机会脱离危险，我终于松了口气。

献血证还是不够

3 月 1 日，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医生同意她从 ICU 转入普通病房。她的身体还是很虚弱，在 ICU 配的装备一样不少：24 小时心电监护、血氧仪、止血泵、输氧管、营养液管、导尿管……

但她的心情好了很多，一部分原因，是结束了 ICU 里那种极度孤独的日子。尽管周身缠满了「藤蔓」，她却幽默地自嘲，说自己像个变压器。

后来，她还嘱咐我去感谢 ICU 的一位男护士，帮她转达了换病房的意愿。母亲形容，那位男护士非常年轻，眉眼帅得很。我翻拍了 ICU 外面的医护人员照片墙，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天，医生将我们叫到办公室，介绍了母亲的病情。母亲的出血部位大致在肠道，CT 和 Ｂ 超显示，她的腹部有巨大团块影，腹腔和盆腔均有少量积液。

医生分析，母亲很可能患有胃肠道间质瘤，需要等到身体好转后做穿刺活检才能确诊。在这之前，只能先做止血和输血。

虽然前一日，医院已给母亲输了血，但她的血红蛋白浓度依然很低，刚刚超过 30g / mL。医生叮嘱我们，动员更多的家属去献血。

在农村人的传统观念里，是不能轻易献血的，抽血等于抽去身体里的元气，很难恢复。父母不愿求人，但这种时候，哪里管得了这么多？

我打电话给一位住在附近的亲戚，请他过来献血，又将医生开的证明拍了照发给他，以便他通过各个关卡。就这样，3 月 1 日下午，我们又为母亲争取到了一个单位的红细胞。

母亲在 ICU 时的护理治疗单

图源：作者供图

没想到的是，献血证还是远远不够。接下来的几天，母亲每天都被抽掉好几管血拿去化验，同时，她还在继续失血，每一次的失血量也在增加。母亲的生命体征稍稳后，血液科每天只批准一个单位的红细胞，我们觉得，医院给她输血的速度，无法赶上她失血的速度。

于是，每天都有一两位亲友被我们请过来支援献血。接到我的求助电话时，无论是住医院附近的，还是需要一两个小时车程的，都爽快地答应。

前前后后，我的口袋里攒了十来张献血证。我不断辗转在献血站、医生办公室和血液科之间，为了能够申请到一个单元的红细胞。

想起 29 日那天，一下子拿出三张献血证，我懊恼不已，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两次机会。

病危通知

转入普通病房后不久，母亲因为发低烧，连续两天被冒雨推去隔壁楼，做胸部 CT 和核酸检测。

于她而言，每一次挪身，都是在与死神过招。我们通常会给她摆个舒服一点的姿势，然后连着床单一起，将她抬上移动病床。她的喉咙里一直传出那种随时要窒息的声音，我能感觉到，她对这些检查有点抗拒，但已没有力气表达。

记忆中，母亲坚韧刚强，几乎从不流露痛苦的模样。那几晚，她却无力掩饰病痛对自己的折磨，呻吟声一阵接着一阵。隔壁床一位心脏病人的家属屡次喊我母亲，让她不要呻吟，说会影响到那位心脏病人。

我没回应，只当没有听到。阻止一位痛苦至极又无法动弹的老人发出呻吟，未免太过残忍了。

起初，母亲怎么也睡不着，在她的央求下，医生给她注射了止痛针。后来院长评估了她的疼痛级别，又嘱咐医生开了芬太尼透皮贴剂。贴上后，母亲睡得很满足，安安静静地，像刚出生的婴孩。中途因换药醒来，不到十分钟，就又能进入熟睡的状态。

好景不长，3 月 3 日夜里，母亲的心跳出奇地快。管床医生开了些注射的药物，但没过多久，她的心跳又蹿上来了，维持在每分钟 150 - 200 次。医生把我们喊到走廊，下达了病危通知。他说，也许就在今晚了。

母亲似乎也感觉到了死亡的临近，她呢喃着：「这回是真的要死了。」后来她告诉我，那时她感觉自己心脏快要从嘴巴里跳出来了，那种痛苦，似乎已大过了对死亡的恐惧。

我把耳朵凑到她的嘴巴跟前，听她嘱咐：「要是我死了，多关心你爸爸，经常给他打打电话，督促他生活规律一点。」

平日，母亲很少说这样的话，偶尔还会抱怨父亲脾气不好。但那晚，她所有的嘱咐都是关于父亲。她觉得父亲一辈子都很辛苦，没有享到福。几十年来，为了赚钱养家，父亲常常早上四五点就起床，骑着摩托车去卖农副产品。他的三餐很不规律，时常吃冷掉的饭菜。

因为患有哮喘，母亲近年来没能出门打工，她似乎心中有愧。事实上，她也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一直将里里外外的家务和农活都打点得很好。我强忍眼泪，答应母亲会好好照顾父亲。

紧要关头，心内科医生赶到了。他询问了母亲的一些病史，又和管床医生以及呼吸内科的医生会诊。我听到他们说，母亲的 b 型钠尿肽指数已过万了，属于重度心衰，原因或许是每天的输药量有些多。

母亲住院时的输液瓶

图源：作者供图

之后，母亲被注射了强心药，其他药物的量也减少了一些。b 型钠尿肽指数很快降低了，就这样，她再一次从鬼门关逃了出来。

此后的几天，在肿瘤科这层病房，先后有 5 例重症病人过世。每次传来坏消息，我的担心就更添一层。在这里，死亡太平常了，好像随时会降临在母亲身上。

确诊之后

母亲的穿刺切片是被送到上海检验的，据说是情况复杂，县医院的检验手段有限。疫情的影响下，快递行业也被按下了暂停键，前后用了半个月，母亲的检验报告才出来。

她患的并不是医生当初所说的胃肠间质瘤，而是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这是一种相对罕见的肿瘤，患者大多是年轻女性。我通过网络检索得知，这种肿瘤首选手术切除，常规放化疗的效果并不理想。

母亲的检验报告

图源：作者供图

我不知道，这个诊断结果是好是坏。好的一面是，这种肿瘤具有低度恶性倾向，如果手术得当，母亲的生存几率是很高的；坏的一面是，医生说过，母亲肝脏和肠道内的两个肿瘤都很大，有 10 cm × 10 cm，而且到处粘连。

加上母亲已是 62 岁高龄，还患有基础病，手术风险很高。他明确表示，县医院做不了这个手术，建议等病人身体恢复一些，再去市级医院手术。

4 月初，母亲终于出院了。湖北的疫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3 月中旬，县城已经解封了。

母亲住院的一个多月，我从未离开医院，来医院时，路上几乎看不到其他车辆，县城的主干道上横着公交车，小路也有警察值守。

出院时，公交车、私家车都上路了，超市也开门了，街上溜达的人和往常一样多。那天的出租车开得特别稳当，母亲心情很好。

回到村里，我们才意识到，眼下已是暖春季节。菜园里的杂草被附近的亲戚锄掉了，种上的青菜、辣椒和茄子都从泥土里探出了头，后院养的鸡一只不少，肥肥壮壮的。

起初，母亲依旧只能吃流食，她面无血色、走路缓慢，坐下和起身都要撑着东西。后来，她的体力渐渐恢复了一些体力，只是进食比以前少了很多。

母亲的肿瘤还在，我们计划等到疫情平息，武汉解封后，再去那里继续求医。出院时，主治医生提醒我们，虽然这一次母亲的命保住了，但无法保证不再出血，一旦再出血，情况只会比这一次更加凶险。我们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但求在去武汉之前，母亲身体里的「炸弹」不会被引爆。

母亲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一天，我们两个坐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摘菜。

正在做家务的母亲

图源：作者供图

我试图轻松地说出她的病情以及未来的手术计划，母亲听罢，将菜重重地扔进篮子：「这个时候还去武汉，别人跑都怕跑慢了，你们是疯了吧？我不要命，你们都不要命了吗？」

她生气地解下围裙，继续反对着。她告诉我，自己在县医院住院的一个多月生不如死，这种痛苦旁人无法体会，她实在不想再来一次。

「我年纪大了，也不指望活很久。手术是绝对不做的，我就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她撂下这句话，便转身离开了。

重获新生

经不住我们每天软磨硬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5 月底，母亲终于答应了去武汉求医。我们去县城做了核酸检测，然后出发去武汉的一家三甲医院。在那里，我们前后经历了三次新冠排查。等待一周后，母亲入院，准备接受手术。

曾经引发母亲大出血的肿瘤得以切除。血糊糊的肿瘤从手术室里端了出来，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不觉得恶心，也不害怕，只是唏嘘，就是它，差点令我失去母亲。

手术后，母亲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从武汉回到柳杨村时，已是初夏。田里的油菜花落了，田间小道被层层叠叠的花瓣铺满，闪着明媚的黄。母亲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父亲的搀扶下，「视察」她的菜园和小鸡小鸭。

家里逐渐恢复了从前的状态。父亲又在农田里忙碌起来，母亲的体力虽然大不如前，不能再劈柴、提重物，但也能打点简单的家务了。她的痛感大幅减轻，幽默感也回来了，和邻居唠嗑时，时不时来一段笑话，逗得人哈哈大笑。

陪同母亲与死神交手几个回合后，我们赢了。这一年，家人们都对这段经历避而不谈。从我的角度，这段回忆非常痛苦，母亲在疫情严峻时大出血，后又查出肿瘤，是何其不幸。

不幸中的万幸，是有那么多人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从帮忙买药的妇女主任，到积极配合放行的村干部，再到那些支援献血的亲友。

今年 1 月，河北、黑龙江、吉林等地的疫情卷土重来，不同的封闭措施下，肿瘤患者以及其他有就医需求的人可能会感到惶恐不安。

但无论如何，我们已有丰富的防疫经验，希望今年疫区的每一位患者，都能顺利渡过难关，无人重复母亲去年的艰难经历。

今年春节，各地都在提倡就地过年。也许是因为在鬼门关走了几遭，母亲比往年更加盼望我们回家过年。她在电话里唠叨，我们的衣服都洗净、晒好了，她还买了新的床单。

我和先生的工作单位以及孩子们的幼儿园都表示，原则上不要返乡，否则，回到广东后可能要面临 14 天的居家观察，考虑到母亲的情况，我们还是决定回去。

现在，我和先生、孩子已回到老家。这几天，我和母亲做着过年的准备，我们一起打扫房间，我负责提水，她负责擦窗户，一起去田里拔萝卜，洗净腌好，还做了一些肉丸子。

和往年一样，母亲的灶台又热起来了。

在灶台前忙碌的母亲

图源：作者供图

撰文：晴天

监制：陈怡含

封面图来源：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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