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伪造与辨伪
除了明确善本的概念之外，在鉴定古籍版本时，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对真仿古籍的判別。中国的古籍造仿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对内容、著者造仿。
一般采用这种手法的都是文人，他们或是为了宣扬某种观点和理论，或者是为了寄托某种思想、发泄私愤、攻击异己等。当然也有人是为了使自己的著作得以推广流传，于是通过托名、借名而造出种种的仿书。
第二种是对古籍版本本身的仿造，这大多是书商所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唯利是图，想通过造仿赚取更多的钱财。虽然现在留存下来的仿书很多，但是从专业眼光看，仿造手法仍是有迹可循的。
△《二经同卷》·碛砂版·平江乐桥北姚家印元刻本
古籍的残、全，特别是善本的残、全，在学者、版本家和收藏家的眼里，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全书的价值要远高于残书的价值。书商便常常抓住这一点，施展伎俩，用残本来冒充全本，以牟取高利。
此外，还有人用丛书零种冒充单刻本。其实丛书零种并不一定是仿本，但往往不如单刻本珍贵，所以书商为了利益，便把丛书零种做成单本的样子。
对藏书家来说，罕见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书商同样利用这种心理，造出了很多看似罕见的假书。明代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是尽人皆知的地理学名著，但正是因为尽人皆知，这本书虽然经典，但在当时的市面上收藏价值并不高。
△《二经同卷》·碛砂版·平江乐桥北姚家印元刻本
为了使其带有猎奇效应，造仿者便将书名改成《游名山记》，一下成为孤本，价值斐然。这种仿改书名、作者，制造罕见冷僻书的情况，在版本造仿中也是最为常见的。
造仿古籍中的刻书牌记和刻书年款，也是书商常用的伎俩。刻书牌记相当于现代书籍的版权页，是考证书籍的出版人、出版年、出版地的重要依据，有无这块牌子对书的版本价值影响巨大。
书商抓住这一点，或是增加刻书牌记，或是撤去刻书牌记，以求抬高版本的身价。另外，古籍的年款也十分重要，它对考订成书和版本年代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因此造仿者也极爱在年款上做手脚。
除了在古籍内容上造仿，还有一部分书商会选择在古籍纸张上作假。中国古代写书、印书的纸张，大体来说，在唐代以前以麻纸为多，皮纸次之。
△嘉庆二十二年状元、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的馆阁体书法作品
宋代科学文化进一步发展，书籍出版日益繁荣，麻纸原料有限，于是南方开始 广泛采用皮纸，并对北方的书籍选纸造成影响，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
宋孝宗以后，竹纸开始盛行，并在元代成为印书的普遍材料。到了明代，造纸业变得更加发达，刻书纸张用得较多的为白绵纸、黄绵纸、竹纸几种。不过 从造纸原料上来看，还是竹纸和皮纸两大类，直到清代依然如此。
正因为中国古籍纸张极具时代特色，书商便常常在纸张上做手脚，意图以假乱真。清末民初的书商常把影刻、翻刻颇似宋刻元刊的晚近版本，用锅蒸烟熏的方法，使纸张变暗变旧。
甚至用一些植物的汁液刷染，让纸变色。或是故意把熏好的书放进潮湿的书柜里，让蛀虫在书上蛀洞，以充古籍旧本。
△《吕氏春秋·第二十六卷》·明嘉靖七年·许宗鲁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精致革新：宋刻书鉴赏
宋刻书从版式上看，前期多白口，四周单边；后期仍然多白口，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少数四周双边。南宋中晚期刻书出现细黑口，版心有鱼尾。
上鱼尾上方象鼻处多镌本版大小字数；上下鱼尾之间多镌简写书名、卷次和页码；下鱼尾下方多镌刊工姓名，有时镌斋堂室名。
前期刻书卷端首行有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序文目录和正文宜相联署并不分 开。官刻本多在卷末镌校勘官衔名，私刻本或者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
△《老子道德经卷》·元·赵孟頫
宋刻书的字体大多仿效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等大书法家的笔迹进行刻印。这是因为这几位书法家将楷书推向了高峰。而刻书又恰恰需要端庄凝重的字体，因此大家的字就被宋人选为模仿的对象，并应用于刻书了。
由于各地所推崇的书法家并不相同，所以各地刻书的字体也各有特点。譬如四川以颜真卿的字体为正宗，浙江崇尚欧阳询的书法，福建则学习柳公权之书。
宋刻书的用纸多为白麻纸、黄麻纸和竹纸。近年来有关研究指出，过去人们所谓白麻纸或黄麻纸，其实是就其纤维形式而言的。实际上，宋代时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已不再采用麻为莅纸原料。
△《多宝塔碑》·唐·颜真卿·拓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因为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纸的需求量越来越 大，用麻莅纸不但昂贵，而且工序复杂，耗时也长，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宋人就地取材。
当时的江南地区和四川一带，桑树和楮树种植普遍，人们于是就采用桑树皮和楮书皮来作为莅纸的原料。而福建闽北武夷山因为盛产竹子，因此竹子也成为莅纸原料。
所以，宋刻书用纸虽然名目繁多，但就材料而言，多数都是皮纸和竹纸。出产原材料的江南、四川和福建自然也就成了宋刻书的三大中心。目前存世的宋版书中，浙刻本、蜀刻本以及江西、湖南刻书多用皮纸，福建刻书多用竹纸。
△《玄秘塔碑》·唐·柳公权
宋刻书也多有讳字。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风俗，大约起源于周代，在秦代发展成熟，盛行于唐宋。
宋人避讳尤其严格，不但皇帝的御名要避讳，就是皇帝祖上的名字也必须回避，甚至连同音字和偏旁半字一样的字，也都要回避。
宋代这种避讳的习俗，反映在刻书上，尤其各种官刻本，就产生了很多的避讳字。宋代主要采用缺笔讳或者是以小字「今上御名」的方式标注出来，改字讳并不常见。
有的缺笔避讳之后，会加上印墨围，使人一目了然。刻本中讳字多，就成了宋版书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而掌握了这些讳字，就可以判断出宋版书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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