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这话不无一定的道理。
前几天，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安德烈·米亚赫科夫因为心衰在莫斯科去世。这个名字相信绝大多数国人并不熟悉，但是如果指出这就是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中扮演男主人公的演员，可能有点年纪的观众会恍然大悟，噢，原来是那个“湿乎乎的”（影片中的经典台词）纳瓦谢里采夫同志，或许更有心的观众会知道他主演的《命运的捉弄》是俄罗斯电视台每到新年就雷打不动地播放的一部影片，将近半个世纪，因此他堪称俄罗斯最家喻户晓的男演员。
除此之外，咱们所知甚少。即便是当年曾经给我们带来如此欢乐的一个人，他的消息也只是如露水一般，几秒钟就蒸发在互联网的娱乐新闻中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米亚赫科夫的去世属于俄罗斯社会的一个大事件。比如，普京和绍伊古都在第一时间向他的亲属发去了唁电。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大演员”。被流量网剧淹没的我们很难想象《办公室的故事》和《命运的捉弄》这样的大IP在他的演员生涯里并不是最重要的角色。
首先他是作为一个优秀的戏剧演员而受到观众发自内心的尊敬。的确，这里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因为我们难以想象去剧院看话剧和物质生活是同等重要的事件。所以俄罗斯的情况也只能“仅供参考”。
作为苏联时期传奇剧院“现代人”剧院的主要演员之一，米亚赫科夫所塑造的经典戏剧形象，比如高尔基的《在底层》中的男爵，一系列契诃夫戏剧中的主角，以及万比洛夫《打野鸭》中的齐洛夫——通过这些角色，我们可以感到，演员可以是一个何等有人性尊严，能够影响我们心灵的职业！顺便说一句，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在俄罗斯国内，要知道契诃夫、万比洛夫在20世纪的世界戏剧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而莫斯科“现代人”剧院版通常就是最好的演绎保证。而在影视中，米亚赫科夫在《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后记》这两部影片中的表演也诠释了电影演员可以达到的精神高度——是的，大多数中国观众并没有看过这两部电影。
或许又有人冷笑道，这跟咱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这一点正是笔者下面要说的。
对于观众来说，是否熟悉一个外国演员其实并不重要，绝大多数的追星行为其实是因为内心的空虚。不过，我们的确曾经从某些艺术形象中获得过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多年后我们在空虚的时候却已经忘记了当初这种精神力量从何而来。最糟糕的是，我们竟然不去思考有些力量真的充盈过我们的心灵，却将过去的一切统统归入“怀旧”的行列，这个的确是我们习以为常，但确实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例如坊间只要一提到与苏联有关的文化，就自动归入老年旅行团或夕阳红合唱团了，就像去年某部在俄罗斯拍摄的、充满刻板印象的贺岁片一样。实际上，毫不客气地说，这部电影或老年旅行团或夕阳红合唱团其实对真正的俄罗斯文化一无所知，唱唱《红莓花儿开》不过是一种情调，或者广场舞背景音乐而已。
我们也能看出，只有真正对精神文化感兴趣的人才会记得《办公室的故事》在何种层面上感动了我们——这部影片真正的主人公就是纳瓦谢里采夫同志，女局长只能屈居第二主角。虽然这部电影可能只是一部大众情节剧，但主人公的身上依然有一些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弱者”特色——在生活里他不是所谓今日成功学定义的“成功人士”，甚至可以说是个“不成功人士”，但在这部影片中他却是最给我们力量的那个人，他有自己的精神尺度和道德标准，这样的人在与市侩主义的斗争中肯定是要吃苦头的，但他的精神道德力量却给我们持久的支撑。
这并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文化修养，比如熟记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而更体现在守护自己的良知、自己精神独立的底线、自我反省能力、面对无耻行为时的勇敢行动等等，他的力量感正是来自于对这些品质的肯定，大声的、果断的、勇敢的肯定——这与中国电影中的“小人物”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如前文所说，《办公室的故事》在苏联电影中属于“大众的”那一部分，但它依然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意识，而影片中的良知和精神自由是不应该被我们遗忘的。
或许有人以为苏联电影只是曾经译制过来的那些，其实这是相当片面的看法。
国家之间交往的热络并不意味着彼此的文化真的能够被深入了解。一方面我们是“拿来”，这本身就是带有很大选择性的，而且这种“拿来”常常带有时代的特点。可以说，以大众的中老年人的怀旧来判断苏联电影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不仅绝大部分苏联电影中的一流作品（也包括大部分真正的知识分子创造的文化）他们难得一见，就算见到，有鉴别判断力的人也属于少数，这一点跟艺术品市场的实际情况大致相当。甚至在我国语境下的知识分子（俄语中这个词的内涵是相当不同的）的认知中，苏联的文化艺术就等于光明梦或乌托邦，这种认识同样是片面的。
纳瓦谢里采夫同志生活在苏联的“停滞”时期。但是“停滞”更多带有政治经济层面的意味，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并未“停滞”，反而有很多杰作的诞生，比如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塔尔科夫斯基的《潜行者》就诞生在这个时间阶段。
与西方相比，苏联文学艺术界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居住空间的紧邻。生活空间的特点让各文化领域艺术家更为“融合”，而且普遍具有一种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认同感。我们只要看一下大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就一目了然。
俄罗斯文化语境下的知识分子，并不等同于高学历。因为高学历的市侩（高学历的野蛮人）比比皆是。甚至也不等同于“脑力工作者”，比如我们认为的教师、作家、医生、工程师等等。就像俄罗斯大学者利哈乔夫所说的那样，“按照订单、为了完成任务或订单而写小说、教书的人，创作艺术作品的人，无论如何能不能算作知识分子，充其量也就是一些被雇佣者。”
在利哈乔夫大师看来，文化修养的基本原则是精神自由和符合道德标准的自由。这种自由指的是不作恶的自由，而不是“放飞自我”。一个有知识的人，就不能放弃自己的良知和思想。良知不仅是人格和尊严的守护神，也是一个人把握自由的方向盘。当一个学者只知道钻研个人专业时，他们往往会忘记这些成果会对谁有益，那些成果将有何用。最直观的例子是战争状态下，历史教训比比皆是。
因此思想的独立性是第一位的，要独立于可能限制它的一切因素，“哪怕这些因素可能是独断专行并凌驾于人的行为和良知之上的经济利益，对未来仕途的憧憬及专业利益，只要它们超出良知所能接受的范围，均属于被彻底摒弃的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哈乔夫说，有尊严的知识分子通过了20世纪的严峻考验。
“知识分子”意味着包容性、对周围世界的尊重，正因为他深知自己所知不多。在苏联的文化语境下，最后成为知识分子的既有工人，也有“普通的”像纳瓦谢里采夫同志这样的职员。大导演梁赞诺夫以拍“大众电影”著称，但这些影片同样流露出对知识分子价值观的捍卫。他的另一部在中国曾被广泛接受的作品《两个人的车站》男主人公普拉东是个代人受过的劳改犯，但他的良知证明了他的知识分子属性。
而梁赞诺夫更好的作品是《看好你的车》。大演员因诺肯季·斯莫克图诺夫斯基扮演的偷车贼同时兼有“侠盗”与《罪与罚》主人公的特点，以及属于知识分子的思辨与自我反省能力。不必去上溯那些位列世界电影神殿的作品，仅仅是“老梁”的这部作品就足以令我们反观自心，最终的结果是让我们肯定自己的良知，肯定在纷纭的世界中守护自己良知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的原因。而 “苏联电影”中这样的佳作绝大多数我们都很陌生。
原标题：纳瓦谢里采夫同志说了什么？
作者简介：黑择明，影评人，大学教师，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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