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根据一份显然至今仍属机密的文件，1958年，当共产中国军队开始炮击由台湾控制的几座岛屿时，美国匆忙动用军事力量支持其盟友——包括制定对中国大陆进行核打击的计划，这令人们对那次危机的危险程度有了新的认识。

1966年一份关于那次对抗的机密研究报告中的几十页显示，美国军方领导人不顾苏联可能以同样方式替其盟友进行报复、导致数以百万计人死亡的风险，主张首先对中国发动核打击。政府在早些时候将该研究解密并向公众公布时曾对这些页面做了审查删改。

这份文件由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披露，他在50年前泄露了一份关于越南战争历史的机密文件，即所谓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埃尔斯伯格说，他在同一时间复制了有关台湾海峡危机的绝密研究报告，但当时没有披露。在美中因台湾问题出现新的紧张关系之际，他着重强调了这份文件。

然而1958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停止了对这些岛屿的进攻，把它们留给在台湾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从而缓解了危机。60多年过去了，台湾的地位——以及美国使用核武器保卫台湾的意愿——仍然保持着战略性的模糊。

“至少在我看来，这证实了在1958年危机期间，美国离使用核武器已经很近，超出了我的猜想，”他说。“就决策实际发生的情况而言，这比我们所看到的更能说明问题。”

韦斯塔德将这些文件与今天的紧张局势相提并论——目前中国自身的常规军事力量已经远超1958年，而且已经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他说，这些文件提供了素材，提醒人们在台湾问题上对抗升级的危险性。

文件显示，即使在1958年，官员们也怀疑美国无法仅靠常规武器就能成功保卫台湾。韦斯塔德说，如果现在中国入侵台湾，“将给美国政策制定者带来巨大压力，让他们考虑如何部署核武器。”

“这应该让相关各方更加清醒，”他还说。

埃尔斯伯格公布的文件揭示了当前紧张局势的历史前因，他表示这正是他希望公众讨论的重点。他认为，五角大楼内部很可能正在为台湾问题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制定应急计划——包括在任何使用常规武器的防御似乎都不成功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就在今年，关于台湾再次发生核危机的可能性正被人们提起，我觉得鼓励公众、国会和行政部门关注我向他们提供的内容似乎非常及时，”他谈到了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高层讨论，他称其为“肤浅”、“鲁莽”。

“我不觉得当时那些参与者比现任内阁或者这中间的人更轻率、更愚蠢，”他还说。

此外还有其他细节，政府在正式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审查删减的几页描述了美国空军太平洋司令部最高指挥官劳伦斯·S·库特上将(Gen. Laurence S. Kuter)的态度。他希望获得授权，在任何武装冲突开始时首先对中国大陆发动核攻击。为此，他推崇这样一项计划，即先向中国机场——而不是其他目标——投掷原子弹，他认为这种相对克制的做法将使美国政府中的核战争怀疑论者更难阻止该计划。

库特上将在一次会议上说：“军方提出的这个将战争限制在空军基地的提议，如果能够防止一些误入歧途的人道主义者将战争限制在使用过时的铁炮和热铅弹的水平，那就是有益的。”

同时，官员们认为，苏联极有可能为中国受到的原子弹袭击采取报复性核打击。（回顾历史，人们并不清楚这一假定是否确切。历史学家说，把共产主义视为一个巨大的全球阴谋的美国领导人，并未意识到或理解正在出现的中苏分裂。）

但是，比起这些风险，美国军事官员更不希望失去那些岛屿。这项研究转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F·特怀宁(Nathan F. Twining)上将的话，他说，如果对空军基地进行原子弹轰炸并不能迫使中国退出冲突，那么将“别无选择，只能对中国北至上海的地区进行深度核打击”。

他认为，这种打击将“几乎肯定会涉及中国对台湾，甚至可能对冲绳进行核报复”，冲绳是美军在日本的驻地岛屿。“但他强调，如果国家政策是保卫离岸岛屿，那么就必须承担其后果。”

该研究还转述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评述：“没有人会太在意失去离岸岛屿，但这种损失将意味着共产党的进一步侵略。没什么值得发动一场世界战争，直到你考虑到不直面挑衅的后果。”

最终，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阻止了将军们，并决定首先依靠常规武器。但是没有人愿意卷入又一场像朝鲜战争那样旷日持久的常规战争，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除非中共取消这一行动，否则必须迅速进行核打击”。

埃尔斯伯格说，他在复印五角大楼文件时复印了该研究报告的完整版本。但他没有与时报的尼尔·希恩(Neil Sheehan)等在1971年撰写有关越南战争研究的记者分享该台湾研究。

但是他说，他没有在书中引用该研究的材料，因为出版商的律师担心潜在的法律责任。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让人们注意到在他发布的版本中可以看到被删节的页面。于是很少有人发现。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高级分析师威廉·伯尔(William Burr)则是发现这件事的人之一。3月，他在一篇关于冷战中的核武器威胁的博客文章脚注中提到了这件事。

伯尔说，大约二十年前，他曾尝试使用《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使该研究获得新的解密审查，该研究由莫顿·H·哈珀林(Morton H. Halperin)为兰德公司(RAND)公司撰写。但五角大楼无法找到一份无删节的版本。（兰德公司是一个非政府智库，本身不受信息法要求的约束。）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宋怡明(Michael Szonyi)称该文件的面世将会“非常有意义”。宋怡明是关于该危机核心的离岸岛屿之一的《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一书的作者。

他说，围绕台湾发生的任何新对抗都可能升级，而当今的官员将“和1958年的那些人一样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将人们在1958年郑重计划使用核武器的过程中那些“戏剧性”的错判和误解造成的风险，和今天的紧张局势联系在一起。

埃尔斯伯格说，曝光该文件还有另一个理由。现年90岁的他说，他想冒险成为一个测试案件中的被告，挑战司法部越来越多地使用《间谍法》起诉泄露信息的官员的做法。

一战期间颁布的《间谍法》将未经授权保留或披露可能损害美国或帮助外国对手的与国防有关的信息定为犯罪。它的措辞涵盖了所有人——不仅是间谍——并且不允许被告基于披露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来促请陪审团判定无罪。

在过去，使用《间谍法》起诉泄密者是罕见的。埃尔斯伯格本人曾因该法受到起诉，一名法官在1973年由于政府不当行为撤销了该起诉。第一次成功的定罪是在1985年。但是现在，司法部提起此类指控已经司空见惯。

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会达成认罪协议以避免长期徒刑，因此没有上诉。最高法院尚未就该法律的措辞或实施是否违反第一修正案权利提出质疑。

埃尔斯伯格说，他公开承认了对有关台湾危机的机密研究未经授权的披露，司法部应对他提起指控。他说，他的辩护方式将会在最高法院提及涉及第一修正案的问题。

“如果被起诉，我将坚信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就像我过去所做的那样——并非犯罪，”他说，并辩称使用《间谍法》将“为公共利益而公开封存的真相定罪”是违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