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调查中完整理解骑手：
从劳动者到社会人
文 / 韩巍
（副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现代服务业分会秘书长）
* 感谢作者授权“雅理读书”首发
2022年底至2023年中，笔者前往很多城市走访调研骑手的家庭生活、就业收入、劳动状况以及诉求打算，陆续访谈了近40名骑手，通过大样本问卷与大量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综合、全面、深入了解了骑手就业与生活的具体情况，加深了对骑手群体和骑手职业的认识。恰好近期网络上热议教授跑外卖，用了很多有冲击性的字眼描述骑手工作，让大家觉得骑手的工作境况十分凄惨。
回想曾与笔者促膝交谈的这些骑手，他们为生活奔波的坚韧和努力令人感动，但是将他们简单总结为“痛苦”，且不说是否真实，至少是有失全面的。和每一个人一样，每个骑手都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除了劳动者，他们还是父亲、母亲、子女、丈夫、曾经的老板、单位的职工，甚至慢性病人、残疾人等等，理解骑手这个群体、研究骑手这份工作不仅要基于劳动的角度，更要认识他们作为有血有肉的社会人面临的真实境况，否则所作的研究和文章至多只是了解了骑手的“骨架”，而无法触摸他们的血肉和精神。
一、骑手“再画像”
骑手职业一经出现，就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专家学者和普罗大众都曾将目光停留在这一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群体，并且给他们贴上了诸多大家熟知的标签，包括相对年轻、男性为主、文化程度不高、农业户口的居多、收入尚可、保障不足等等。事实上，除了这些外显特征之外，笔者在访谈中发现骑手从业者一些其他不易被发现的共性特征，可以总结为“三多”。
一是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多。访谈的骑手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家庭遇到困难，有的是父母身体不好，或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或做了手术失去劳动能力，有的是自己患有疾病，不能适应负荷过重或流水线工作，有的是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些劳动者最迫切的诉求是增加收入，并且在访谈中他们频繁提到“多劳多得”，低门槛的骑手工作给他们提供了稳定的收入预期，缓解了家庭面临的生活危机。
骑手S
大专学历，父亲胰腺囊肿，母亲双肾萎缩，每月医保报销后需三千多医药费，之前做电工，收入较低，月工资不到4000元，从事房地产业，行业不景气，转做骑手，月收入不到1万，主要诉求是增加收入。
骑手L
高中学历，家在河南濮阳，妻子与2孩子在老家，妻子无工作，在家照顾孩子，丈母娘乳腺癌去世，之前在濮阳做骑手，为增加收入来到北京做骑手。
二是子女或老人无人帮助照料的多。许多骑手属于离异后独自带孩子，或者妻子在家照料孩子不能外出工作，或者家中老人需要照看的情况，需要灵活性高、上下班时间弹性约束的工作，方便他们兼顾家庭。
骑手T
离异，之前在东莞手机电池厂打工，父母在老家照顾孩子，后来父母年龄相继去世，回到老家一边照看孩子一遍跑单，做骑手工作学校有事方便去。
骑手Z
夫妻两地分居，自己带2孩子，之前在昆明开水果店，生意不景气，回到老家做骑手，方便照顾2个小孩。
三是创业失败或生意困难的多。受到前两年疫情、整体经济形势及房地产、培训等个别行业发展阶段的影响，一些骑手遭遇过创业失败或面临论难，暂时做骑手过渡增加收入，一些骑手所在单位效益不景气，将骑手作为兼职。
骑手G
黑龙江人，之前在西双版纳景区内承包4个摊位，销售工艺品和民族服饰，受疫情影响，没有游客，为补贴生意，一开始在当地做代驾，后来到北京做骑手。
骑手W
国企职工，单位效益不好，只能缴纳社保，每月工资3000元，为增加收入兼职做骑手。
二、劳动者与社会人：
骑手就业中的三重“平衡”
研究中、社会上认为骑手存在保障不足、发展有限、过度劳动等问题，骑手本身作为当事人选择了这份工作意味着或许存在另一个视角，“为什么要从事骑手工作”这一问题也显得很有必要，通过对骑手的深入访谈，了解骑手的上述真实状态可以更好的回答这一问题，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骑手工作。概括地说，骑手就业实现了三方面的“平衡”。
一是平衡家庭和工作。面临家庭成员照护的劳动者对工作自由度的要求相对更高，骑手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这种情况，在访谈中他们都表示，相较于工厂流水线工作或者办公室工作，骑手工作的灵活性高，方便照顾老人或孩子，而当问到是否愿意转行到工厂工作时，不少表示目前还不考虑，所以骑手工作因为其灵活性有助于平衡家庭和工作。在与站点工作人员访谈时了解到，骑手工作可以有暑期工、非全日制、周末兼职等多种灵活方式，管理上也比工厂更加弹性，比如允许“秋收假”等多种假期，允许一天工作过程中自主安排用餐休息时间，甚至很多骑手早起躺在床上就可以点击上线、有单再出来跑。
同时，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不仅体现在为了照顾家庭而弹性工作，也表现为家庭对增加收入的要求更迫切，所以需要更多工作，一些家庭困难的骑手，特别是与家人分离的大城市骑手，更注重增加收入，平台也提供了机会。所以在微观上骑手工作事实上存在“家庭—工作—管理”联动的动态机制。
第二，平衡投入和产出。骑手工作被认为“低门槛”的工作，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要求不高，低学历、低技能的劳动者也可以从业，甚至身体存在一定缺陷的劳动者也能够胜任，访谈中笔者遇到了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骑手、手部残疾的骑手，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练习都可以从业；二是从业投入简单，只需要一辆摩托车或者电动车，一部智能手机即可；三是工作内容单一，不复杂，根据APP操作指引可以快速学习上手，熟练后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规划路线、选择取送餐顺序。
相对而言，对于这些学历层次不高、家庭条件一般的劳动者，骑手工作提供的收入尚可。在访谈的中小城市，全职骑手月收入能达到当地中等水平，比起他们能找到的保安、保洁员、餐厅服务员等工作要高出不少，并且有照顾家庭的机会，所以在这个群体中，骑手工作的“性价比”较高。从另一个侧面看，骑手工作的包容性较强，无形中在一定程度上给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一层就业保护。
第三，平衡当前和长远。与制造业等其他蓝领行业类似，骑手工作也有一定的流动性，访谈中一位站长统计，该站点司龄3个月以上占比是62.2%，3个月以下的近4成，其他站长也表示绝大多数骑手能从业3-5个月，之后就开始流失。可见骑手工作的灵活性不仅体现在进入和退出工作任务的灵活，也体现在进入和退出这份职业的灵活，之所以灵活进出与骑手从业的动机有很大关联。许多骑手是在创业空窗期，或者兼职，或者行业不景气，或者一边做骑手跑单一边求职的状态下工作，很多都认为这份工作是“过渡性”的，“走一步看一步”的骑手居多。所以，骑手工作对他们而言带有“中转站”性质，是当前的收入保障，也是作为今后的跳板和储备，灵活的进出使骑手可以平衡当前和长远。
正是因为以上的情况，在经济压力下，骑手工作在稳定就业总量和保障收入方面逆势增长，就业 “蓄水池”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2023年春节后，不少中西部地区农民工选择在疫情结束后前往珠三角、长三角区域打工，但这些城市制造业企业用工需求不及往年，骑手工作正是为涌入的农民工提供了工作岗位，稳定了就业和收入。笔者曾经做过超过6万份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骑手离开上一份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和“对收入不满意”，选择比例分别为33.72%、32.57%，与个案访谈了解的情况相互印证，表明骑手岗位至少为他们提供了就业和收入方面的缓冲，成为他们阶段性的就业选项。
三、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些思考
笔者近年来从事农民工问题研究，深感包括大量骑手在内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的伴生物，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特殊性，研究农民工的方法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群体的特点，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点。
第一，整体性思维还是分析性思维。分析性思维主张将研究对象划分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直至不同指标，以此认识研究对象，并建构理论。分析性思维具有化约主义的特征，将整体看作是个体的集合，认为了解了个体也就了解了整体。这种思维方式清晰明了、便于验证，因此成为了研究问题的主流思维范式。分析性思维是在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应用到社会科学的潜在假设是人的高度理性和社会的化约主义。西方国家经历了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渗透到了社会经济乃至人们思想的方方面面，而中国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交织渗透，增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难度，特别是单纯依靠分析性思维往往难以把握研究对象的全貌。
骑手中约8成属于通常所说的农民工，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往往带有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性，在价值观念、行为取向上具有“复杂性”或者“浑沌性”（chaos），所以对他们的研究中还要树立整体性思维，不仅要观察可以被指标化、数量化的年龄、收入、劳动等情况，还要深入考察难以被指标化、定量化的家庭、观念等情况，这些不易被观察到的情况与人们关心的、容易被观察到的指标密切相关，只有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完整考察才能了解全貌，理解内在的逻辑。脱离了这种对复杂背景的考察，无论是批评或者赞扬，都有可能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点评。
第二，理性准绳还是情感准绳。社会科学研究始终伴随着理性和情感这两重力量的羁绊，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理性准绳，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又必然有自己的情感判断，在许多情况下理性和情感是统一的，但也有不少的情况下理性和情感的关系似乎更加复杂。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中，从情感上无论是公众还是研究人员都会觉得要对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怀，给予倾斜性的照顾性安排，但是从理性上，所有相关方都会计算自身的成本收益，倾斜性照顾的成本如果是由私人来承担，那么当成本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候，就有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价格提高，需求会减少。所以科学研究中理性应该靠前，情感一定会有，但是对情感的经济后果也要进行理性分析，完全个人感性的情感在研究中应该是被杜绝的，除了个人的情感表达之外，它无益于了解真相，也难以给出有效的对策。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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