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无用俗人
那机器闷哼了一声，又卡住了，听起来像被噎住一般。
大帆走过去，伸出手准备掀开侧面的不锈钢盖子。
这个房间里，几乎所有的设备都是不锈钢，冰冷又冷静。案板、菜刀、水槽、铁盘……除了不远处用来存放垃圾的大塑料桶。
大帆用没戴棉线手套的左手，拨开盖子的插销，稍微用力地往上一抬。几乎伴随着身后响起的“别动”，一股混着血、水、鱼鳞的腥味浓重的液体劈头盖脸地喷到脸上。大帆甚至没来得及屏住呼吸，呛人的腥味抢占了整个鼻腔。唯一来得及做的是闭上了眼睛。
粘哒哒、滑溜溜、血淋淋、湿乎乎，大帆的头发、领口、袖子、围裙、裤脚、鞋子，全都盖上了混合液。
有人笑着跑来，“没事吧？”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帆甚至不用扭头，就知道是1999年出生的“小山东”，“说了多少遍，先停机器，急不得。”
另外两个广西人笑得弯下腰。
还不到早上八点，冬天的阳光还没来得及照进屋子。大帆强忍着恶心，“今天难道要穿一整天的湿衣服？”
这是他与世界脱钩五年后，第一天重新工作。在他看来，并没有那么难。
01
2020年11月，绰号“电子科大”的朋友对大帆说，“我又开始工作了！”大帆吃惊得差点把手里自己烤的蛋糕扔在地上，“你？工作？”“电子科大”是大帆从2015年辞职后几乎闭门不出的日子里，唯二的朋友。另一位是大帆招租的室友，勉强算做朋友。
大学毕业后，步入社会的大帆花了将近半年时间，逐一删掉了所有同学的联系方式。那时还没有微信，只有QQ。依旧会有同学不识趣地重新加他，大帆索性连那个QQ都“扔掉”。工作消耗掉大帆很多的心力，让他连内心的想法都压抑不住。
主管组织开会时，大帆会把头脑中的想法，用平静的语气读出来，主管说一句，他接一句，“你这个想法有什么意义，都是假的，没有人会喜欢。”“你真的很无聊，你不想下班回家，我可想下班回家。”“也就因为你是领导，不然我早走了。”
大帆看得到主管铁青着脸，下不来台。他面无表情地杠在原地。接下来的日子，依旧不折不扣地把主管布置的工作完成。但到底是辞职了，当天就把所有同事的微信都删了。回到父母给他买的房子里。
大帆不是苦孩子。父母做生意，东奔西走，到如今，一家三口竟没什么话聊。大学一毕业，父母给大帆买了一套八十平的房子，额外又给了三十万的现金，便撒开了手。大帆不肯和父母一起住、不愿结婚，父母也没什么意见。直到今天，大帆也是半个月才回父母家里去看一看，呆两三个小时，就急着回自己的住处。
不工作、没收入，还是要活下去。大帆把父母留下的三十万在银行买了保底的理财产品，一个月最少小一千元的收入。然后在网上招了一个年龄相仿的租客，每个月的收入又加了三百。大帆连租客是做什么工作的都没问，就凭对方一句和大帆同一个学校毕业，就相信了。没有押一付三、水电费也没有均摊，“他每天早出晚归，电脑衣服鞋都在家里。天天在家的是我，我担心什么？”大帆就一个要求：不能带别人回家，他不喜欢被打扰。
大帆就靠这些钱活着：每个月自己做饭，四百块钱也够了；电话费网费一个月一百块；平时很少出门，也不抽烟；几乎不网购，偶尔才买件衣服。
租客一住就是五年。大帆很满意的是，租客从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不工作？除了衣服各洗各的，生活里有那么点“伴侣”的味道：出门时会主动带走垃圾，周末一起清洁房间，一周里会有两三天发微信给大帆，“晚上我带点菜回家，茄子、土豆、西芹，还要什么？”
大帆并不是不下楼、不出门，只是半个月才出门一两次，不是去超市就是去父母家。“你把门反锁上。”大帆一开始会提醒租客。租客有些不解，“你不是在家吗？”“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家。”要出门的话，大帆会自己用钥匙在房间里把反锁的门再打开。
偏偏那次，锁头坏了，拧了几次，都打不开。大帆也不急，发了微信给租客，“一下班就回家吧！锁好像坏了。”租客回来，两个人隔着门捅鼓半天，才发现锁头可以从外面打开，里面却不行。第二天，大帆花了三百多换的锁。到最后，还附送开锁师傅一句“你们可真暴利”，把师傅气得骂骂咧咧地走了。
门从来都关不住人。金钱也只能关不住那部分生下来就要奔跑的人。曾经有人在大学毕业后，暂缓工作、先去旅行，称之为“间隔年”。大帆看似佛系生活的背后，是与世界脱钩，也是给自己一个“间隔年”。他心里也有些不安，怕被社会淘汰，又无力承受工作日子里诸如睡不好、人际交往的琐碎困难。情绪焦灼着，一晃五年。
五年里，大帆没认识新的朋友。除了一个电子科大毕业的男生，他竟然也选择不工作。这让大帆感觉找到了“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同类。“他可是电子科大的！”这句话成了大帆自我安慰的理由。可如今，“电子科大”也有了工作。大帆觉得，至少自己也该试试。
02
“你们这里的工作餐，真的是排骨吗？”面试的地点距离大帆的住处，走路的话，需要十五分钟。应聘的是服务员，这在他看来，是最不需要技能的一项工作。也是他在心里琢磨了许久，觉得能胜任的唯一工作。毕竟五年没工作，之前接触的都是他口中的脑力劳动者，如今也算是“跨界”到自己口中的体力劳动者群体。
多年教育的影响，大帆一直不了解体力劳动群体，感觉是一种遥远的存在，甚至还有些瞧不起。大学毕业，他一直都从事脑力劳动工作，“但因为一点困难，就觉得迈不过去，不想干了。”
大帆什么都没带，学位证、毕业证、个人简历……连自我介绍都没有准备。这些让他想起从前的日子。那些琐碎的焦虑，让阳光都成了刺眼的小针尖，扎得大帆不舒服。每次出门，索性戴一顶鸭舌帽。
后厨经理拿着大帆的身份证，翻来覆去的看了看，敲了敲桌子，终于开了口，“你这个年纪，做不了服务生。”大帆心里一丝波动都没有。平时连拆快递的次数都有限，早习惯了没有期待，也没有失落。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别的工作，洗碗、凉菜啥的，你愿意干不？”经理问。大帆愣了愣，话语里也没刻意措辞，“你问的这些，我都听得懂，可一点餐饮都没做过，你让我选，这不是为难我嘛！”
没想到，经理听完，不以为忤，“你说的有道理。我们这里缺杀鱼的，你试试吧！一个月四千五。”
大帆点点头，“你们这里的工作餐真的是排骨吗？”经理似乎也觉得这个看起来面孔有些冷淡、却有话直说的男人不错。至于其他，经理不需要了解。大帆也很快明白，在这样岗位工作的人，来便是萍水相逢，去如同不息川流，江湖儿女一般，何必了解那么多。
大帆准备按照约定的日期前去上班时，接到了经理的电话，“你应聘的店面推迟营业了。”
03
大帆一声不吭，也不挂断，举着电话，等待着。这是他在与世界脱钩的五年里，学会的最厉害的一个本领：等，而不是作出决定。哪怕挂电话，也是一个决定。
果然，经理犹豫了一下，“这样吧，先调你去另一个区，有宿舍，能不能行？”大帆看了一下新地点，坐公交车单程也要两个半小时。
“多年未过集体生活，真的行吗？管吃管住，有啥不行？”大帆自问自答地吐出自己的想法。他似乎忘了原本只想找一个能吃排骨、离家近的工作。
“宿舍”就是民宅，一个房间里摆两张上下铺，住四个人。除了大帆，还有“小山东”，还有两个“小广西”。他们跟大帆比，是真的小：山东人是1999年出生的，广西人分别是2001年、2002年出生的。
大家在宿舍里几乎都不讲话。玩游戏的、刷手机的、看电视剧的，到了夜里十点半十一点，最后睡的那个人会问一句，“关灯了！”只有这句话，大家用的是普通话。剩下的时间里，说的都是方言。大帆都听不懂。
这里没有人用“艺名”“绰号”，更不会像大帆之前做的脑力劳动那样，每个人都有个外文名字。几个人都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大老粗，两个初中毕业，一个高中毕业。一讲话，便直来直往，大声大气。一个月后，大帆说话，如出一辙。
上班第一天，经理到后厨，说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跟大家说的，“你们几个人，以后都负责杀鱼。”说完，指了指一个身高刚过一米七的小伙子，“他以前在山东做过这个，你们都跟他学。”这就是“小山东”。
第二件是跟大帆私下说的，“你加一下这个微信，办健康证的。把照片和身份证号给他发过去，办证五十块钱。加三块钱，给你包邮。做我们这行啊……不好招人，等你们办完证再上岗，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工作从每天早上六点半开始的。没有任何人招呼，大家默默起床，穿好衣服。下楼、出小区、左转、推开那扇墨绿色的后门，不到七分钟，眼前是一个十五六平、白色瓷砖铺就、摆着半人高的不锈钢料理台面和一台鱼鳞处理机的后厨料理间。
杀鱼一共需要四个环节，依次是去内脏和鱼鳞、切头、制作鱼柳、片鱼。前三个操作是分工完成，最后一个是大家一起完成。唯一会这些的，只有“小山东”。加上是后厨的操作间，每天四个人进来时都要进行消毒，后厨经理基本上是不会进来的。后厨经理更多的是负责招工、管理炒勺和服务员。操作间基本上由“小山东”负责了。
第一天，“小山东”带着大帆去内脏和鱼鳞。那菜刀就跟长在“小山东”的手上一般，手速几乎是大帆的二倍。往去鳞机里扔鱼到底是快了，去鳞机堵了。“小山东”对大帆说，把去鳞机的上盖掀起来，把里面的鱼掏出来，重新放一下。大帆听言，急着放下手中别别愣愣的菜刀，转身就去掀盖子。“小山东”还没来得及按下停止键，盖子一打开，喷了大帆从头到脚一身腥腥的血水。
大帆强忍着不吐出来。脸色惨白。“你很快就习惯了。”“小山东”话音刚落，大帆一连串的干呕。大家又哄笑起来。两个“小广西”操着大帆听不同的话，笑得最大声。
大帆忽然觉得，这些尴尬窘迫和无奈，作为生活的底色，也并没有什么。
04
“从去鳞机里把鱼拿出来”，要从一看到去鳞机喘振开始就作出反应：先暂停，再反旋转，最后把卡住的那几条鱼掏出来，重新放鱼。等大帆弄明白这些程序，他已经习惯了每天都“泡”在鱼的血水里和腥味里。
大帆和伙伴们只处理江鲈鱼。这种鱼的生命一半在海里，一半在江里。在江里产卵、出生，然后游到海里长大，在产卵期再回游入江。因此在半海半江的地方，不少人养殖这种刺少肉多的江鲈鱼。大帆和伙伴们每人每天至少要杀掉一百斤的鱼，这几乎相当于他的三分之二的体重。而每天光是去鳞机里和血水一起流淌出来的鱼鳞，就有装乳胶漆的大桶满满一桶那么多。
在江鲈鱼被扔进去鳞机之前，都是活着的。去掉内脏、切开鱼鳃，带来的剧烈疼痛，让鱼在不锈钢台面上到处蹦着、跳着，地面、墙面、围裙、帽子、口罩到处都是血。有些鱼还带着鱼籽，这让大帆不忍，可到第三天也变熟视无睹了。“这就是人。”他已经可以看着鱼的眼睛，下刀。
对大帆来说，最难的是每天要搬四百多斤的活鱼进到操作间。大帆一直很小心地躲开最后一个进入操作间，因为这样很可能会被来送活鱼的货车司机叫住，“哎，你过来搬一下鱼。”
从小到大，三十多年，大帆习惯了像一个脑力劳动者那样独自做事，哪怕做不好，也不愿和别人合作。合作让他焦虑，不知道如何开口说出“一起做”这短短的话。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看起来简单、普通、琐碎、毫无难度的事情，在一些人眼里，就是那样令人费解的困难。
如今大帆一定要说这句话。甚至没有任何的酝酿，在被货车司机叫住时，他非常自然地朝着走在前面的几个人喊了名字，“哥几个，搬鱼！”
“怎么还叫我哥呀？”“小广西”操着一口不熟练的普通话。的确，四个人里，大帆比其他人大了十几岁。“那你叫我叔叔。”大帆这样想也这样说。大家嘻嘻哈哈、七手八脚，四五百斤的鱼，一桶桶地推了进来。
从六点半忙到上午十点，这些鱼一定要被处理完毕，扔进容量足足有半吨的冰柜里，不然会影响接下来的工作进度。
十点，开饭。
两个人一份菜，盛在铝盆里，通常是七八块巨大的脊骨，或者小半盆的红烧肉，以及一些青菜。
大帆平时饭量不大，一碗饭就能吃饱。可是从第二天起，他每顿饭要吃至少两碗、三四块排骨。连晚上睡得也特别好。
“和脑力劳动那种完全不一样了。”不需要打卡的体力劳动，没有那么多束缚和要求。一觉醒来，体力得到恢复。心情舒爽，跟泡了热水澡一样。根本不像脑力劳动时，就算醒了也不想起床。
“从事体力劳动才适合自己。只要没有危险，送外卖也不错，一般都能三千多，卖力气的话就能五千多。关键没有压力。”大帆自言自语地说着。
几个杀鱼伙伴听到了，又笑起来，操着方言聊着天。从早上六点半一直到晚上十点，除了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的休息睡觉外，四个人几乎都一直一边聊天，一边工作。而工作结束，大家回到宿舍，洗洗衣服洗洗澡，反倒不怎么讲话。
05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杀鱼的呢？
杀鱼很辛苦。鱼头并不容易剁下来。要用很大的力气。半天下来，虎口都会震痛。而更难的是片鱼片。不同的饭店对于鱼片的尺寸要求不同。但薄厚几乎都在几毫米之间。鱼柳是去掉鱼骨之后的整片鱼肉。鱼片则是从鱼柳上片下来的。
不仅因为“小山东”没上过什么学，很难用化学实验一样的精准描述来讲解怎么操作。而且在操作间里，体力劳动者彼此之间的学习，从来不是靠语言描述，而是靠“你过来看我怎么弄的”。看完要去实践。
操作间里，手中握着的，除了鱼，就是刀。第一个星期，除了“小山东”，每个人都要被砍五七八刀，手掌、手臂、手臂，并没有太深的伤口。创可贴在这里是绷不住的。鱼会分泌一种粘液，需要时不时用水过刀、刮菜板，手要一直沾水。
大帆模拟着“小山东”的动作：斜10到15度、平刀入；尾部的肉总是狭长的；到肚子的部分肉变得很厚，要垂直入刀；等到了头部，又要斜着，这里的肉比较紧；鱼的两侧片起来也不一样，鱼的胸部一侧左边高，一侧右边高，要分别处理……“就像是在鱼肉上做一个连续的动作：拉推拉、拉推拉……没有休止。”
拉推拉的动作，在鱼肉上划出一个又一个“伤口”。这个动作最吃劲的就是无名指。一个小时后，一直打弯的无名指疼得仿佛燃烧起来。一天下来，脱袜子、玩手机、甚至拿筷子，无名指的两个指关节都会很痛，剧烈时甚至会拿不住。工作三天，带来的疼痛至少要休息一周。
疼也不能停。这不是一个人做的事。曾经的脑力工作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情绪和节奏进行的。而体力劳动要所有的人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做一件事，一起上厕所。体力劳动的快乐都是跟人有关。
夜里十点，最难的工作到来了：倒垃圾。无论是服务员、洗碗工，还是炒勺、杀鱼，除了经理，所有人都要轮着去倒垃圾。垃圾里既包括顾客吃完的食物残渣，也包括鱼的下水。店里没有专门的垃圾桶，只有一个车。把一车的垃圾装满，再推到垃圾堆，然后用铁锹，一铁锹一铁锹地铲。那种混合物的垃圾，粘稠、滑腻、腥味、馊味，蹭到手上，让人连汗毛都立起来。无论多少次，与生俱来的生理反应不可能习惯。
大帆还是喜欢上了这份工作，累、脏、疼，迷人。
06
杀鱼的迷人之处，还在于回到宿舍后的浑身酸爽。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洗衣服洗澡。每一天，裤子上都是血，洗完还能闻到鱼腥味。幸好第二天就能干了。大帆对这种微小的幸福感开始十分满足。
杀鱼的四个人是一个小世界。别看大帆是大学生，却是这个小世界中，“干不明白也说不明白”的那个人：脑力劳动者总是喜欢把自己当作旁观者。而敢和经理顶嘴、敢为杀鱼的四个人说话的，总是“小山东”。要经理提供洗衣液、提供手套、提供洗发水和沐浴露的，也是“小山东”。
“这才是真正的领导。而不是以前的主管那种人。”五年没有工作的大帆，却在杀鱼的“世界”里不那样突兀。或许是没读过什么书的缘故，这里的人说话很直。但说话直，不等于让人难以接受。
“小山东”遇到事情是戏谑着骂人的，擦枪走火的刹那收回来，“谁他妈把鱼片弄错了？你还没学会是不是？你咋学的？”那语气，凶狠得像熊在咆哮，但也只是咆哮这么两声，就结束了。
杀鱼的人都辛苦，在这里温声细语，是没人听的。骂得狠了，也没人听。“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你看一遍，别人怎么做的。不然太浪费了。”“小山东”声音不温柔，但话在理。
大帆也尝试过做洗碗工。那是一份根本不能抬头的工作，餐具一个接一个地被服务员端过来，自己则要不停歇地过油、过洗涤剂、过清水、过洗碗机和洗杯子机、过烘干机。周围一直是呼呼响着喷出热气的机器，脖子则一直要低垂着，腰一直要弯着。仿佛流水线上的一环，“如果不做完，很快就会没有餐具了一般，心里被什么压着，喘不过来。”杀鱼则会在每个操作的位置轮换，剁头累了，就换去做鱼柳。
体力劳动带来的变化，除了每天都在疼的无名指，还有内心的踏实和不需要考虑太多。到了第二个月，手指的疼痛感渐渐消失。只是右手的五根手指，除了拇指外，一直习惯性地弯着。
大帆意识到这样可不行。心里的踏实感很重要，但也需要能回到从前生活的身体。对大帆来说，杀鱼是一个重新和世界建立联系的过程。疗愈过程的痛苦可以接受，但带来的伤害也在提醒他，需要再次做出改变。
离开了杀鱼的房间，依旧关门在家的大帆买来书籍，重新学习，并报名了2021年的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资格考试。
依旧没有完全走出与世界脱钩的境况的大帆，决定在2021年再做出些改变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
我的天才女友，获得“大师”段位的中国象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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