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崩塌了我们要干嘛？该干嘛干嘛。

这是一篇旧文，写于 2021 年中秋节，大理。其实也就只是 3 个月之前，但朋友们，3 个月已经足够发生很多事情了。翻一下热搜，是不是感觉离开的与留下的，每天都令人错愕与应接不暇。

那个时候没有立即发出来，是因为我们在思考，此刻大家需要这样的一个故事吗。

现在呢，说实话我们依然不知道。某天临睡前，你忽然发现自己的行程码多了颗星，于是乡愁变成一串简单的代码，你在中风险的这头，那准备好香肠腊肉望眼欲穿的小家在那头。又过了一两天，汤加火山喷发，卫星图上那朵蘑菇云像远古巨鲸吐出的一个泡泡。

拿起手机你想，我们果真遇上末法时代了不成？放下手机你想，火山灰会被吹向哪里？

然后你或许还会在颅内领域展开，关于世界失序和地球毁灭（而事实上只是人类毁灭而已）的一百种推演上线了：你会像《三体》里的罗辑那样独自在冥王星等待被折叠降维吗？还是像拉斯冯提尔说的那样在山顶平静地支起帐篷？或是像《火口的两人》那样和从前的爱人最后来一把身体取暖欲望果腹？或者干脆学习《不要抬头》，首先找一个长得不赖的嬉皮，最好他/她有点宗教学习背景，然后带着这人参加最后的家宴，吃块苹果派喝杯蛋奶酒，到了最后一秒，你们手拉手决定彼此相爱。

在这一切真的到来之前，你可以先看完今天这个故事，主角是一个总和消失打交道的人。就像她所说的那样，在这个坏消息越来越多的年头里，我的朋友，如果快乐属实太难，祝你多多拥有平静。

无常有几个意思

施坦丁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在她 17 岁的暑假，走了很长的路，一路搭着便车，和长途货车司机聊天，听他们说自己的家庭故事，住 10 块或 15 块的公路旅馆，通常是加油站边，三五间客房，一扇铁门一把锁，里面就一张床。到一个地方，司机们还会请她这个小姑娘吃饭，那时已经工作了的大哥给了她一些钱，旅行结束她也没有花完。路程上的她始终是开心的，她发现原来旅行或者想去寻找一些东西，是件如此简单的事情。

旅途中的施坦丁

如今她 40 岁出头，宣布要离开大理去拉萨的时候，我们正喝着酒跳着迪斯科，陌生艺术家们的摄影书摆满桌子。在两首曲子中间，施坦丁的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后天要去隔壁村买菜。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六，回到家里，她颇有仪式感地在露台点燃一团艾草。艾团是早些时候她从路边一个婆婆的篮子里买来的，篮子里还有些手工鞋垫之类。

她给我看已经收拾好的行李，一个松垮的背包，里面有录音工作必备的工具。我问，去了拉萨住在哪儿？她说，还没定，去了再看看吧。也没有太多期待或计划，只是路走到这，身体也恢复好了，可以出发了。

施坦丁是一位田野音乐记录者，同时从事写作与摄影。自 2006 年，她开始记录中国及东南亚各地少数民族音乐，并随后与法国音乐人劳宏·让诺（Laurent Jeanneau）共同成立 Kink Gong 独立音乐厂牌，至今已发行 260 余张他们所记录的音乐专辑，专辑被巴黎人类学博物馆与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全套收藏。

工作中的施坦丁

她在大理呆了十几年，现在一个人住在一栋民宿的顶层。那时候的大理还没有获封“文艺青年的自我流放地”。虽然时常因为田野工作漂泊在外，但每个房间里都塞满长期生活留下的物什，最多的是书。

十年的生活沉积在一所小屋和一座城市里，她说不要就不要了。并不是什么东西质变了，她尝试解释了一两句，有人来就会有人离开，你只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分到不同的角色。在古城中散步，主街的店铺和国内任何古镇如出一辙。路口有一家麦当劳，那里有一个西班牙意大利混血女孩的故事，“这家麦当劳赶走了我一个重要的朋友。”早先女孩曾对施坦丁说，大理古城里如果出现麦当劳，她就收拾东西永远离开。麦当劳开张后，她果然走了。

走过那两棵著名的大榕树，小巷进去的第一间原本是她的咖啡馆，她的孩子吉桑小时候常在门口的小池塘玩，如今池塘已经干枯。下一个路口，巷子里应该有一座天主堂。找到大门费了很多劲，走进时发现里面已围起高高的施工幕布，“这里从前很美，白天圣母像的头会被日光镀上一轮光晕，黑袍的修女们会结伴出来吃午餐。”

上世纪 70 年代，施坦丁出生在新疆伊犁，家里兄弟姐妹四人她是老幺，伊犁在她年幼的回忆里匮乏又荒芜，打开家门是一片漫漫荒野，她在心里起誓要离开那里。后来如愿去了北京，开始在媒体供职，主要跑文化选题，去敦煌和内蒙古，也写三江源和南水北调。

2006 年她来大理旅行，认识了法国人劳宏，那天她背包路过一间酒吧，听到屋内放着苗族女人唱的软软的调子，于是推门进去。那曲子是劳宏在越南的录音。他们因此认识，相爱，随后共同投入到田野录音的工作。最初的时光是最快乐的，去到一个又一个偏僻的地方，拉住偶遇的村民问，你们村里有会唱歌的人吗？通常，他们会被村民迎往自己的村子，大家聊天，吃饭，边喝酒边唱起来，在杯盘声和小孩妇女的交谈声中自然地拿出机器，插上耳机，曲子从环境中淌进小小的机器里。

他们一起走遍东南亚和中国的边陲，劳宏总是背着包走在前面，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山林间的小路上只剩施坦丁一人。过上一阵，劳宏再从前方折返回来，说这条小路不通。他们常这样一整天地赶路，路上碰到村人，说明目前的情况，村民总会说，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那就直接去我家住吧。

田野录音是一份与消失日常相伴的工作。在贵州侗寨的一处吊脚楼，施坦丁断断续续住了三年。那时侗族大歌还并未申遗成功，寨子就像她在梦里到过的地方，一条主街，过街一条小河，奶奶坐在门口给孙女梳头，鸡在旁边溜达。后来高铁高速修好了，餐厅、旅馆、酒吧拔地而起，化着浓妆的年轻女孩被组织起来，拿着空的织布机架，给成批到来的游客唱采茶歌与纺织歌。最初，她是为那几位平均年龄 80 岁以上的侗族老人而来，大歌录毕，他们在这些年相继离世。寨子旧的常态死去了，织机空转，原来的音乐消失。

儿子吉桑出生后，她与劳宏带着他一同去各个地方工作，养育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其实也不必很多。吉桑安静温和，总躺在婴儿车里乖巧地睡觉，再长大些便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与劳宏分开后，吉桑跟着父亲去到柏林。疫情开始后，她们再也没能见上面。

施坦丁与吉桑

施坦丁曾经写，她收录的大部分音乐都未曾在线上发布，或许未来，许多音乐只能在博物馆中听到，现实中已经失去它们傍生的土壤。劳宏如今已经不再做田野录音相关的任何工作，而施坦丁依然一个人持续造访国内各地少数民族聚落，路通了，有电有网，带去新的秩序和标准，走在路上遇到村民，她会主动说，今晚我能去你家借宿一晚吗，我可以给你钱。

风会往哪边吹

2020 年，疫情开始蔓延。施坦丁被困在泰国，隔离和防疫措施下，无法回新疆看望病重将不久于世的父亲，无法去柏林陪伴儿子，回大理也一波三折。她一直处在一种惶惶的悬停里，那或许是消逝和失常带来的恐慌最为贴近她的一次。

十几年前的故人被频繁想起，她们是不是也已经不在人世了？旧承诺在无常动荡面前越发变得清晰，这催生了她的第一部电影作品《风往哪吹》。拍电影她是个新人，相见则是为了圆一个她单方面记挂了十几年的承诺。

重走故地成为《风往哪吹》的主线，她带着另外两位女孩踏上路程。在途中遇见了牧羊人、巫师与喇嘛，失意的巫师在篝火前为贫困的生活和后继无人的衣钵而落泪，照片中正值少年的喇嘛也已经比十年前的模样圆润了太多。她如愿在此行中见到了故人，苗族阿妈韩金莲。十四年前她们在旅途中相遇，阿妈为他们唱歌，带他们去找更多会唱歌的人，离开时，阿妈脱下自己的绣衣塞给施坦丁，说，要记得我，一定要回来看我呀。

图源：电影《风往哪吹》

再见时，阿妈已经不记得施坦丁了，她善意地笑着，望着远道而来的三位姑娘。她的子女孙辈们也对着镜头笑，重逢的场景里含量最高的是礼貌。施坦丁掏出旧照片给阿妈看，记忆慢慢回笼，阿妈说，想起来了。啊，你变老了。

她们再次唱起歌，围着篝火跳舞，阿妈给施坦丁看她病中肿起的脚背，还有给自己死后准备的“老衣”，老衣就挂在衣柜里，与其他衣服混在一起。她们提到自己的大限，就像提到吃饭喝水那样平常。下次不知是否还能再见，阿妈的声音在施坦丁离开后，通过微信语音在耳后响起：“哪天才把你们三个忘得掉哦，哪天才忘得掉哦，就像一个燕子一样飞起回家咯。我一个人在这儿，好想你们三个哦，哪一年又转来（回来）哦你们……”

图源：电影《风往哪吹》

故乡的概念是朦胧的。小时候开学报名，要求每个小孩自己填写籍贯，施坦丁总在困惑，为什么自己要写的是上海或者江苏呢，一个自己从没到过的地方为什么会成为自己的来处？父母都是从异乡游走来到新疆，她对自己长大的伊犁并没有什么痴迷。是否一个没有什么乡愁的人天生更适合漂泊？接触田野录音后，她总是极容易和当地的少数民族沟通与融入，“那种游走的、不确定的特质是血液里的，同类总是瞬间可以找到彼此。” 她说自己做过基因测试，雅库特人以游牧为主，她流着游牧的血。

30 岁成为母亲，她开始思考所谓的自我认知，得出的结论是不要太自我。她逐渐佩服那些自然属性强的人，而不是个性强的人。在自然秩序前顺应，青年时恋爱，孩子降临时成为母亲，抚养他们，寿数流至老年，成为一个安详的老人。像星空中的每一粒各循轨道的星星，也成为一个内在秩序强的人，“到那时，你会发现无常意外没什么，它也成为自然和宇宙投射的一部分，你可以去对应，不会觉得被某个东西深深打击或者崩溃。”她坐在对面的木凳上点烟，“有时候觉得，时代本身是一种病。”

从前她的男友时常在一天结束后对她说，What a wonderful day！施坦丁回忆起来，似乎类似的情绪调动对她来说总是无效的，她不太在意是不是快乐，驱动一个人去活着的不是快乐会是什么，她有时也会思考。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或许是母亲的影响，她总觉得平静比快乐重要。后来见到星空，见到生死，见到原始鲜活的仪式也见到落后窒碍的习俗，头发已经星白，衰老是一个缓慢到来的过程，人也好，时代也是。

她当然没能成为平静的完成时，没有活人能完全平静，谁都会拧巴，会为现实焦虑，会犯错再纠错。她相信如今我们的确处在禅宗所言的“末法时代”里，文化衰微，传承中断，吟唱也慢慢消失，自然轮回如此，将自己放置进去，便成为脉动的曲线的一部分。消失的业已消失，我们是渺小的。不会消失的则会一直在那，不用为这世界过多担心。

取向总归只是取向

早些时候在柏林，一个生物学家问施坦丁，“你的田野录音工作什么时候算是一个尾声？”施坦丁回答说，“应该是等我沿着亚马逊河流行走结束后。”那里的原始丛林和巫师文化始终吸引着她。那位生物学家说，我们其实刚参与过一个全球学术论坛，很遗憾，那片地方已经开始大规模种植椰子树了。

以西方欧洲为主，全世界的素食主义者开始变多。食素的人需要高蛋白与营养，椰子油成为一种适宜的选项。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椰油需求，亚马逊河流域开始大面积种植椰树。

素食主义就一定是在保护地球吗？当素食成为一种代表环保的潮流，它就一定是更先进或更优越的吗？听完生物学家的讲述，施坦丁向自己发问。一个人拥有一种取向，选择素食，选择成为酷儿，选择退出都市生活，选择行走田野，取向总归只是取向罢了，这是她对自己的回答。

要么爱学习，要么爱劳动，人总得爱一样才好。施坦丁希望自己爱劳动，从劳动着的人们身上她找到一种安定的力量，时节到了，点豆插秧，舂米蒸糕，女人下地时孩子被用系带绑在背上，跟随动作起伏歪着小脑袋睡去。在她去到的地方，人们祖祖辈辈定居于一处，土壤一年年得到翻搅，人气不散，房屋一代代修缮，家具磨得光滑，也许封闭，但生活多元，离富庶很远，但任何层面讲都不是赤贫。人们活在坚固的内在秩序之中，以生活为框架蔓生音乐。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摇篮曲，吟唱摇篮曲时连气息都会是温柔的，歌词里总有许多母亲与宝宝，小鸟的妈妈照顾小鸟，小熊的妈妈照顾小熊；丧葬仪式通常持续几天几夜，反复吟诵的调子泼在伏倒的人群中；新婚又是另外一番光景，此外还有献给稻米的各类仪式……这些构成它们独特性的仪式内容，又总是成为它们的文化迅速消亡的原因。

在贵州，她曾拜访一处部落，村子在一处山顶。早晨云朵在整个村的脚下，那里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古老的，男人女人都穿着传统的蓝衣，女人会用猪油篦头发。每家每户都很简陋，确实没有多余的床可以给到外来的人，她被安排住在了当地的小学校，把 4 张桌子拼起来，没有被子，就拿衣服盖一下，没有吃的，就在小卖部买点小饼干，凑合一下一晚也就过去了，第二天清晨踩着脚下的云海继续赶路。

在帕米尔高原上，她见到雪山和塔吉克人湛蓝的眼睛，塔吉克民族盛产赞歌，他们赞美山、神、家乡、母亲与爱人。高原一日三餐只有抓饭，但每个人都洋溢着幸福，她所留宿的村落里有好几位百岁以上的老人。傍晚她们点起篝火，施坦丁记得，那时天朗气清，夜晚来临时星空像个帷帐，将整片高原拥抵进怀里。

在那些故事里，内在秩序大于人类、大于个体。

工作中的施坦丁

她手中的工作没有停下。拉萨住着一位年轻的活佛，她准备去找他录更多的歌。两年前在青海果洛，她认识了天葬师班玛桑吾，班玛桑吾是一位《格萨尔王》史诗传承人，十几岁时他做了一个梦，醒来发了一场烧，随后便能大段吟唱格萨尔王的故事。作为天葬师，他很早就遇到了自己的上师，上师送给他一串佛珠， 108 颗珠子是由 54 个男人的头盖骨与 54 个女人的头盖骨组成，上师对他说，你这一生必须为 5000 个亡者超度，这是你的职业和使命。施坦丁一路拜访格萨尔王的民间歌者，年迈的班玛桑吾将是她下一部电影的主角之一。

变化和崩塌在加速发生，但似乎也没必要特别为此失望。她知道她将来要去的那些地方，沿着黑海，沿着南美亚马逊，它们也都在经受冲击，但秩序还在最后一株草尖坚守。她只是需要去行走，靠近。“这就有点像我们去坐飞机，在高空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整个地球依然是海洋做主体，它的绿色面积依然很大，人类居住与开发的地方依然是局部。” 一切都仅仅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段落，包括她，包括我们。要去探索的还有很多。

施坦丁的阳光房

施坦丁的楼下有片很小的自留地，玉米秆已经熟成，东倒西歪。有天早上，我站在窗边磨咖啡豆，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那里已经被人拾掇过，枯黄的秆子整齐仆倒在翻过的土壤上，预备成为堆肥。过不了多久，土壤就会准备好迎接下一季的种子或幼苗。

在她自己搭的玻璃阳光房外，挂着一串印第安纳寄来的风铃，午后有风穿堂而过，风的尾巴扫过它、被它描摹。风铃下摆满花草，花草也在这里安家了许多年。每天清早，施坦丁从水管里接来山泉，挨个浇淋，猫绕着腿走来走去。

那一天如期而至，风铃依然响，花草喝饱水，露台上能看到鸽群。大理还是那个大理，她已不在那里了。

但如果你要问

“未来是什么？”

“未来就是不断不断地来。”

我只能这样回答。

——摘自施坦丁《给孩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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