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得太快的人
有时会走到自己前面去
他的脸庞会模糊
速度给它掺进了
幻觉和未来的颜色
——李元胜，《走得太快的人》
空洞的文化沙漠
我的大学同学永佳，来深圳不到半年便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2016 年大学毕业，他进入了互联网行业，先后辗转于广州、北京和上海，接着是深圳，一线城市呆了个遍。他在深圳拿到了最高的薪水，但也最快对这座城市感到厌倦。
我是一个蛮喜欢探索城市的人，经常去逛一些古建筑，奇奇怪怪的空间，还有一些沙龙和展览。来深圳之前有一定预期，肯定不能跟北京和上海比，但没想到如此无聊。现在周末我只能去周边逛逛，比如广州和顺德。
永佳所说的无聊，我深有体会。这种感受在过去几年间成倍增长，并促使我在半年前动身北上，离开这座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
相比于腾飞的经济，深圳的文化生活只能客气地用“略显贫瘠”来形容。城市由东西方向向两边延伸，车程 30 分钟，就能从市区来到海边，但海边的风景经不住高频率的拜访。如果你想要探寻一些人文古迹，只有大鹏和南头的两座古城候在那里，并且已经被过载的商业气息与宣传力度打磨得光滑平整了，标示牌的每一段文字都在用力诉说它的历史，但一砖一瓦分明像昨夜添加的一样。
永佳说他也有留意深圳的一些艺术馆、博物馆和剧院。作为“设计之都”，深圳的很多文化空间都是由世界顶级建筑师所设计，比如 2017 年落成的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就出自日本建筑大师槙文彦之手，并且挂上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V&A）海外分馆的名号。盛名之下，展览的内容和展品的陈列却让他大失所望：
就是一些网红展嘛，纯粹打卡和消费的地方，你去逛了后没有任何可以带走的感受，也没有停留的欲望。感觉深圳在努力打造一些文化场所，但都特别空洞，没啥内容。
空洞、贫瘠、人造感强，是永佳对深圳的感受。与此同时，一座又一座的艺术馆不断被建立，现代、漂亮而整洁。
02
“大芬村后遗症”
「打边炉」是一家扎根于深圳的艺术机构，主编钟刚将深圳这种独有的文化景观形容为“展示”与“空降”。这是一座从建立之初就自带特殊使命的城市——经济特区这个词本身就有很强的示范性，这种示范既对内地，也面向海外，因此它并不过多考虑生活在这里的人和他们细微的日常，而是先让建筑和空间快速地矗立起来。过去也常常有很多艺术家和展览空降深圳，试图以相对低的时间成本推动城市的艺术发展，但他们和深圳本身联系是薄弱的，时间一长，本土艺术家的面貌变得不可识别，人们也看不到地方性的文化符号。
深圳曾试图将大芬村打造为一张文化名片。从 90 年代初开始，这个位于龙岗区的城中村逐渐聚集了大量的画匠，他们大都来自农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但却以惊人的速度画出了一张又一张的《蒙拉丽莎》与《向日葵》，其批量生产的画作以低价远销欧美，经过多次转手，最终被挂在了阿姆斯特丹的某个咖啡厅的墙面上。
《中国梵高》
大芬村犹如绘画市场里的华强北，尽管批量复制的艺术品招来了“赝品村”和“血汗工厂”的争议，但其发展速度与体量却让人无法忽视，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无名画家们，也高度符合“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奋斗精神。市政府为大芬村的画家们入户深圳开通了绿色通道，大芬村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升级和改造，并成为深圳文博会的唯一指定分会场。
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大芬村始终没能摆脱“流水线工业复制品基地”的标签，资金的涌入与政策的倾斜似乎并没有在这里托起更具原创性和生命力的作者与作品。
长居深圳的艺术家沈丕基将此形容为“大芬村后遗症”，并写了同名文章发表于《打边炉》，引起了不少讨论。他认为深圳人的艺术消费习惯，一直在受到大芬村的影响：“快速的节奏只能使人像机器一样没有太多变化的活着，使人每天都过着被复制的模式化生活，浮躁的情绪只能找一些简单的娱乐来刺激。”
钟刚对“大芬村后遗症”的解释更为直白，他认为这座城市对效率的疯狂迷恋，就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于 1979 年挂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宣传语，又比如锦绣中华、世界之窗这样经过复制后高度浓缩的景观。当经济发展中效率崇拜的逻辑被应用于文化生产，其结果就会变得徒有其表，经不起推敲。
03
速度及其所落下的
速度就像深圳的同义词，为此还诞生了一个组合：深圳速度。其最初是指改开初期，深圳国际商业大厦的建楼速度：平均不到 5 天盖一层楼，最终提前 94 天竣工。后来用以形容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
然而速度太快，也会让人吃不消。如果说无处可去的周末让永佳感到无聊，那么不息灯火的写字楼和效率至上的氛围，则让他感到不安与窒息。
前段时间，深圳地铁的标语登上了热搜：不内卷，不摸鱼，不躺平，不划水，不甩锅。它似乎督促着每一个经过的人，都要保持高效且长久的干劲，就像第一批、第二批的来深建设者那样。但这样的话语已经无法给永佳这样的年轻人注入鸡血了，内卷、躺平、摸鱼都是这个时代的新词，你无法在前面加一个“不”字，就用过去的态度解决了新的问题。
他还发现，深圳几乎没有非机动车道，行人、汽车和电单车都在机动车道上合流，十分危险。加上严苛的电动车管理条例，城市里大量的路段禁行、限行，这让他感觉，似乎在城市的规划中，速度慢的、效率低的就没那么重要，优先被考虑的是整体的交通流量。
在北京的时候，永佳还能去胡同里逛一逛，看看大爷大妈；在某个下班的晚上，坐进万圣书园里听周濂的讲座。而深圳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尽管在城中村内，他能吃到便宜的美食，住着相比于北京和上海要宽敞得多的公寓，房租甚至还便宜将近三分之一，但速度湮没了他的生活，速度也无法同向可见的未来。
我觉得“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有很强的迷惑性，对于你父母那一代来说，它可能是真实的。现在深圳更像是拥抱年轻人、榨干年轻人最后再赶走年轻人。城中村可以把物价压得很低，但那也是为了让你更有动力去工作、搞钱。严重点说，这就是一种“搞钱沙文主义”，你不要搞别的，但有各种便利的条件让你用多样的方式去搞钱。当一座城市被称为“搞钱之都”，我不太确定它所宣称的那种“多元与包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
04
当这里成为“搞钱之都”
来了就是深圳人，至少当年跟随父母来深的我，对此深信不疑。而在往后，一家人也切实受惠于它的馈赠，包括基于时代红利的多元与包容。
但从某个时刻起，我察觉到“多元与包容”正变得越来越有选择性。首先是空间的筛选，曾经居住过的城中村被逐一拆除，从蔡屋围到白石洲。我对白石洲仅存的记忆来源于楼下邻居的一次冲突，穿着白衬衫的男子挥着菜刀大吼大叫地冲了出去，当时我家在二楼，外婆立刻把在阳台看戏的我抱回屋内。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城中村给我的印象是危险和凌乱，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也是“凌乱”的一部分。这里有它自身的运行逻辑，低廉的价格并不足以概括那种多维的肌理。初中的时候，我早已搬进了位于上梅林的商品房，但仍然会去附近城中村里的小店玩 PS2，直到高中住进了寄宿制学校。
美国人类学家马立安从 1995 年起便住在深圳，目睹了许多城中村的变迁与起伏。她将深圳的发展路径形容为“城市包围农村”，城中村曾为这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源动力，而在土地日益精贵后，又成为了亟待被克服的问题。
马立安一直浸泡在城中村，她和朋友于 2013 年在白石洲创立了一个艺术空间「握手302」，顾名思义，握手楼里的 302 号房。在这个十几平米的狭小空间里，她们会发动社区里的居民一起来做工作坊、公共艺术教育，以及邀请外来者来体验城中村内的生活。她们也发起了像“单身饭”这样的活动，邀请参与者准备 4-6 人的一顿饭，提供油、燃气、水和电。每人用 5 块钱在白石洲购买食材，并在吃饭的时候讨论在深圳“安家”的挑战。
城中村的意义在于分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马立安说：“白石洲包含很多的梦想、可能性，它的位置好，开业、就学的机会都很丰富，这些资源都可以分享给落脚在这个空间的人。” 与之相反，租金昂贵的 shopping mall 的功能则是“租用”，高大上也意味着区隔与排他。而这成了白石洲未来的去向。
随着白石洲旧改方案的落地，「握手302」于 2019 年搬离白石洲。这个曾容纳着 14 万人日常生活的城中村，将要被改造成高端社区，和环绕其四周的华侨城、益田假日广场、欢乐海岸相得益彰，并为 5 万人口提供周边配套。在高端与低廉，租用与分享之间，城市做出了它的选择。
白石洲一角
空间的筛选配合着人口的治理。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深圳一直以能吸纳各式各样的打工者为名，但随着外来人口的飙升（但深圳不正是靠外来人口兴起的吗？），其人才引进策略也越来越趋向“高端化”、“年轻化”，落户的门槛被大大提高。根据 2021 年最新的《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深圳拟取消全日制大专学历核准制入户；本科学历入户的年龄限制，也从 45 周岁降低到了 35 周岁。
深圳似乎想将速度维持。但没有人敢保证自己永远年轻，身体永远流淌着鸡血，无论深漂还是深二代。经过多轮房价上涨，年轻一代已不太可能像父母辈那样通过“深圳速度”拥有自己的房子了。
于是“搞钱之都”和“深圳女孩”在今年登上了热搜。“搞钱”并不等于“挣钱”，它既无法形容一个富士康工人的工作状态，也不像当年的来深建设者那样大都从一无所有开始打拼。“搞钱”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如下图词条解释中的买房、炒股、基金和副业。“搞钱”是一种中产焦虑的全新版本：已有的富足生活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稳固，钱越多越安全，这在哪里都一样。
但“搞钱”又极富深圳特色，因为它成了目的而非手段，从本地人到外来者，都在热火朝天地谈论“搞钱”，并只谈论“搞钱”。其背后意味着一种价值观的筛选：如果你来深圳不是为了搞钱，那你又为何来此？
作为一个深圳人，这个词前所未有地唤起了我的“身份焦虑”，尽管当说起“深圳人”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一向有些失语。但“搞钱”二字让这种失语的状态也不复存在。当我望向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起重机轰鸣作响，在混凝土的味道里，我感觉深圳开始变得模糊，直至消失不见。
05
边缘的可能性与在地造乡
有人来深圳不是为了搞钱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在搞什么？又为何选择深圳？这是我所好奇的。
在创立《打边炉》以前，钟刚一直在广州从事媒体工作，广州是纸媒时代的行业重镇，但随着传统媒体的转型与表达空间的压缩，钟刚感到在广州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毗邻的深圳——这座在他眼里“文化媒体保守且不专业”的城市。
然而，远离文化中心（某种意义上也是权力中心），深圳的“边缘”却赋予了他更多的自由度与可能性，钟刚也因此为《打边炉》确立了“立足地方”的工作方法：
我们不想去做一些没有边界的工作，来构建想象中的影响力。这和传统媒体的做法有些逆反，以前在报社都是满世界地跟随热点，通过很多的电话采访去建立一种松散的联系。所以《打边炉》预先划定了一个范围：珠三角。也是一种“附近”的思维。珠三角和海外的联系非常密切，又有内部的复杂性与国际化，很多艺术家都想要去寻找和此地的关系，我们也很好奇会产生怎么样的文化自觉。
特意避开北京去做艺术媒体，这很不符合常规，但在我看来这反而能和“地方”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有时候我觉得只能在深圳沉下心来做这样的事情，并且没有太多人关心你所做的事情，反而有一种自在的状态。如果是在北京或者上海，你可能稍微做出了点成绩，但很快就被各种邀请、活动、圈子给消耗掉了。
2017 年，当钟刚刚着手《打边炉》的工作时，他听到更多的是怀疑的声音：“深圳真的有艺术吗？” 而现在，关于当代艺术在深圳的讨论越来越多，“深圳好像大湾区的引擎，各个方面都很繁荣”。但这种对深圳的“狂热”，在钟刚看来仍然来自“北方视角”，仿佛要为当代艺术在各地的层级排序，他也很警惕来自“北方”的关注，他希望在深圳寻找某种独特性，而不是第一、第二或第三。
当越来越多急功近利的画廊涌入这座城市，“本土”就会在资本的裹挟下被代表、被解释、被拍卖。就像拆除一大片城中村后盖上商场和写字楼。深圳的“地方性”似乎总是先依附于某个流动而富有生机的空间，然后在一片尘土后被镀上一层金，再转译为你所看到的“那个深圳”。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白石洲，还有另一套盘亘在深圳人头脑里的说法。此即把白石洲跟一墙/一街/一路之隔的华侨城片区置于对比，大有“一边天堂，一边地狱”式的感叹。这套说法也被另一种方向的深圳励志叙事延伸开去，他们会对你谆谆教诲：在这个城市往上走是通往华侨城式的花园社区生活，而沉沦下去则只能停滞在白石洲的粗糙里——即便城中村的回忆也可以很温情，但那毕竟是某种专属于“发迹”之后的忆苦思甜。在个人奋斗价值秩序上，城中村的生活始终是次一级的、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袁艾家，《“值钱”的白石洲，城中村的发展主义》
这段话精准地击中了我，它出自一本已经停刊的杂志《野人》。如果城中村的存在只是为了忆苦思甜，那么由购入商品房这一行为所塑造的“深圳人”身份也将变得同样脆弱。
我迫不及待地和曾经《野人》杂志的一位编辑来福取得了联系。来福曾就读于深圳大学，毕业后依然留在深圳，目前是一名记者。他告诉我，《野人》的编辑部大都来自深大的杂志社，他们在读书期间不时聚集在位于桂庙城中村里的「荒野书店」。桂庙也是深圳大学的临时宿舍区，由于扩招，深圳大学原本的宿舍楼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于是学校便向旁边的桂庙新村租用了34栋居民楼。
编辑部的另一位成员穆木在《桂庙往事》中写道：
书店老板也没有把“赚钱”放在第一位，慵懒随性地经营着。荒野书店是桂庙的一股清流，吸引了不少文艺青年，也曾经作为深大周边的文艺地标存在着。深大这所年轻的大学，周边一直都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直到荒野书店开起来。在荒野书店我完成了本科和硕士论文，常常在书店里一写就是一个通宵。去的多了，老板已经放心地把书店钥匙交给我。寒冬北风凛冽，推开荒野的门，来一杯热乎乎的奶茶；或者是盛夏夜晚，让老板调一杯自由古巴。直到它关门四五年了，还有很多顾客和我一样对它念念不忘。
2015 年，荒野书店关门了，穆木、来福和其他一些荒野的老顾客，为了延续那里的氛围，便在同样位于桂庙新村的学生创业基地——西部创业园，开了一个「野人书店」，《野人》杂志在这里诞生，一共出版了三期。
尽管只有三期，但《野人》杂志对于深圳的书写在我看来却极具穿透力，杂糅了回忆、描述与反思。城市的街道在这些文章中被再现得更富有肌理、鲜活、人味儿，也更为复杂。关于白石洲的文章唤起了我在那里居住时的模糊记忆和未曾细想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它多少稀释了当下关于深圳的主流话语。我开始有了冲动去描述呆过的地方，从白石洲，到百花、梅林和西丽，再一次学会那些已经知道的东西。
由于租金上涨，以及桂庙新村不断临近的拆迁和改造，加上《野人》编辑部的成员都是兼职，分身乏术，书店和杂志都没有再经营下去。像很多消失的书店与青年空间，“钱”又为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经营不善”四个字能将所有责任推向运营者，但一个空间的存在与离去，又不足以被“钱”概括，否则无法解释诚品书店在万象天地店黯然离场。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将一切简化为“钱”的逻辑。
06
社区里的附近
与下班后的公共实践
在深圳，这条逻辑尤为坚硬，不加遮掩。但仍然有相对异质的空间，从夹缝中冒出，并滋养着附近的社区与孤独的异乡人。
不可避免地，空间的主理人会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赚钱？”、“那么老板是富二代吗？”
Shane 跟我说，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干脆回答：“不赚钱。”
如果不以‘赚到多少钱’为标准，那我们目前还挺成功的。你不觉得‘哭穷’在深圳成了必要的社交表演吗？赚钱当然是必须要考虑的，否则事情无法延续，但也没必要天天放在门面上去讲。
Shane 是深二代。2019 年初，她说服同在英国留学、一起录了两年播客的同学 Val，一同在园岭新村开起了「一树Arbre 」（以下简称“一树”）的实体空间。起初这是一个社区里的咖啡店，接着被延伸为一个艺术空间，定期举办专题性的展览、讲座、观影与工作坊。
相比于野人书店，一树的内容并不太强调深圳的“在地性”。她们邀请了各地的青年艺术家来这里举办展览，有关于情绪、环境与身体的细微张力；赛博时代的复制、仿生与生成；被纠正的异域面孔与其戏仿。除了个展，她们也会策划参与式的群展，比如制造一个虚拟售楼的场域，成立「一树置地」，将实体空间切分为大小不一的 12 个部分，参展者不仅要对展览主题投稿，还要参与到“参展看房”、“讨价还价”、“签订合同”登购房的每一个步骤。此外，她们还会邀请社区里的小朋友来参加工作坊。
Shane 认为深圳并非没有严肃的文艺活动，只不过大都聚集在美术馆里，比如某个知名艺术家的回顾展，抑或是某项学术主题的梳理，仅限于小圈子里的讨论，离大众非常遥远；要不然就是以消费和拍照为导向的“网红展”，二者没有太多中间地带。
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她发现城市里有很多的社区艺术空间，回到深圳后，她也想要在熟悉的社区建立起类似的场所，她将此形容为“信号中转站”。因为类似的空间在深圳很难找到先例，Shane 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路径依赖（像是在北京和上海那样），唯一能确定的是：“展览要好好做，艺术内容输出的态度得严肃”。
由于毗邻园岭小学、红岭中学园岭校区等优质名校，园岭新村之于外界最大的标签就是“学区房”，Shane 希望一树的存在能让大家增添对园岭的印象，而非一个功能单一的社区。这也收获了成效。两年前，整个社区算上一树不过三家咖啡店，而如今已经有了大大小小 20 多家，包括书吧、咖啡店和其他的文化空间。一些出生在 80 年代末的园岭老住户，如今已经住到了别处，因为孩子的读书的问题如今又搬回了这里，他们会惊喜地发现社区里出现了一个可以看展的地方，园岭在发生一些变化，他们也和过去的家产生了新的连接。
像园岭这样的老社区在深圳其实并不算多，不少已经被拆除，整改，重建，比如我曾住过两年的华富村。Shane 觉得，现存有关深圳“在地性”的讨论中，老社区并没有被太多发掘与表现，学界与媒体将目光投向城中村，因为那里蕴含了巨大的张力与矛盾，而像她这样一直生活在老社区的人，则无法被代表。
园岭有其内部的节奏，尽管你能看到高耸在不远处的京基 100 大厦，但被学校与大树环绕着还是能让这里保持多年如一日的松弛与烟火气。Shane 和她的朋友们以一种放松的节奏经营着一树，社群里的朋友不时过来喝酒、闲聊、听音乐。Shane 喜欢做“房东”的感觉，她希望一树能敞开大门，欢迎更多有想法的人。
一树Arbre @Shane
另一家在宝安城中村内成立了还不到一年半的书店——「附近closer」的则有着不同的节奏与定位。负责人之一的老禾，在上大学的时候组织过一些青年社群，彼时全国的青年空间在各地萌芽，以另类的组织形式和对公共议题的关注著称，像「立人大学」这样强调公民教育的空间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创立 closer 之初，她就不仅仅想把这里做成一个书店，而是用更多的议题与来者产生联系。
closer 的活动主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出于自身生命经验的困扰而发出的疑问，比如爱、性别与死亡；另一种则是共情他者，比如通过放映和阿富汗有关的纪录片与探访 NGO 的工作坊，让大家用更具体的视角去看待远方和周遭那些看上去与你无关、但正在发生的事情。支撑这些议题的基底则被分摊为各个学科，比如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相关的读书会。
出于以往在深圳参加一些沙龙所产生的偏见，我对类似对话能在深圳展开的可能性与讨论质量保持怀疑，但老禾的话让我有了新的认识。
很多人会从龙岗、罗湖这些很远的地方赶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在深圳，年轻人会对周末去哪感到特别焦虑，原子化的个体其实更加期待线下的、深度的交流，来 closer 的人多数还是在职，也有正在准备考研或是 gap year的学生。工作的意义、人生的迷茫，都能把个体的困扰与公共的议题联系在一起。
我之前在上海季风书园看过一部关于福柯的纪录片，提问和讨论的质量确实都很高，但最后发现彼此不是高校的社科研究生、在读博士，就是文化相关从业者或资深文学青年。而来这里的就是程序员、设计师，做什么的都有。一个议题如果只在知识分子内部交流，虽然会带来对谈的快感，但也会造成局限，无法触达更多真实、具体的人。
当没有嘉宾参与其中，真诚而私密的对话在 closer 这个最多只能容纳不到三十人的空间更自然地展开了。一天晚上，大家连续看了三个关于“死亡”的短片，很多人分享了亲人的离去、“自杀”的念头和一些只能在最亲密朋友之间才能发生的对话。老禾觉得，深圳的整体氛围会让人感到隔阂，可在 closer 呆久了，会发现这也许是一个可以敞开说话的地方。
在创立一段时间后，closer 的活动开始轮流由社群成员操办，比如正在进行中的“女性主题月”。空间虽然有名义上的负责人，但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closer 的运转模式是趋向去中心化的，朋友们会自发来当园丁、喂猫和修水管。老禾最近在写一个自助手册，希望白天路过这里的人，不管是居民还是误入城中村的游客，都能自助使用咖啡机、泡茶。钥匙就放在门口的花盆下。
closer附近 @老禾
但人类学出身的她，也意识到了 closer 和它所在的城中村于无形中产生的割裂。她觉得目前更像是因为低廉的房租在城中村内找到了一个空间，但这里发生的谈话却和周围流淌的日常没有任何关系。去年 11 月，closer 举办了一个有关白石洲的摄影展，而在近期，她们可能会策划一个关于城中村居住环境的工作坊。
另一种割裂则来源于她在大厂的工作与 closer 之间的拉扯。我非常好奇她如何在拉扯中保持旺盛的精力，同样在深圳的大厂里工作过，当时一周忙下来，我感觉已没有了关心的精力与勇气。
其实就是一种僵持的状态，谈不上和解或者平衡。我来深圳已经两年了，一开始一直在逼着自己提高效率，快速决策。closer 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去做就会后悔的事情，它的出现填补了生活里的空缺。开始运营 closer 之后，其实是比之前更忙了，几乎没有多余空闲的时间。但工作上的焦虑反而有所消解，当一件事情你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它对你的影响也就减小了。
老禾说她常常会有一种周一到周五在休息，周六和周日在工作的错觉。她想要在两种状态的僵持下，倒逼自己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无论是工作的项目，还是 closer 的活动。社群里的相互支撑、陌生人间建立的信任，都是支撑她的动力。她和深圳同频，偶尔更快，但却通向了花园深处的分岔小径。
07
成为深圳的一部分
在和永佳、钟刚、来福、Shane 和老禾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提到了深圳所给予的某种承诺，不是房子，也无关“深圳人”这一名份，而是进程中的可能性与参与感，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或大或小。就像钟刚对我说的，书写和描述它，影响和改变它。
他们身上多少都带着“城市的主人翁”意识，就像为保卫城中村奔走呐喊的，很多都是 90 年代来深的建筑师，深度参与了城市的建设，从无到有，因此不希望空间沦为了效率的牺牲品（详见《深圳人生样本01｜建筑师建造了他们的城市，也被异化为工具》）。很少有城市像深圳那样，以肉眼可见的形态被个体影响着，虽然这种影响有时也以失败告终，但至少不会被淹没。
因为年轻，深圳还有这样让人见证和参与的空间。尽管看上去，“搞钱”的氛围风风火火，但它目前还无法拒绝其他的可能性。但同样需要警惕的是，四十年的历史无法为一座城市带来根深蒂固、不可抗拒的传统，四十年的成果也同样容易让人痴迷于速度带来的眩晕。
我不想说“深圳请你慢一点”这样的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因为这并非纯粹“快与慢”的问题。跟我聊天的朋友们，也不是“深圳速度”的对抗者，而是与之共舞的可能性。我希望我的城市，能培育真正多元的土壤，让“无用”的根也能生长发芽。它将一时变得脆弱，但也不免柔软起来。
参考资料：
马立安，【深圳乡村的发展：城市包围农村】，《向深圳学习》，2017
黄韵然，【深圳的艺术家群落和他们的创新中国梦】，《向深圳学习》，2017
邓春儒 李耀 徐坦 孙犁 沈丕基 陈向兵 钟刚 满宇 须弥，《我们仍在大芬村的情景下工作，这很可悲》，打边炉，2018
沈丕基，《大芬村后遗症》，打边炉，2017
程昕明，《深圳白石洲拆除重建，城中村改造模式引发关注》，中国新闻周刊，2019
袁爱家，《“值钱”的白石洲，城中村的发展主义》，野人，2020
穆木，《桂庙往事》，野人，2020
来福，《当地产巨头进入城中村，谁对打工者的居住空间有话语权？》，2018
编辑 | 孟常
排版 | 酒喝了一点点
设计 |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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