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6日上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邀请，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作了题为“从钓鱼岛看中美日关系”的学术报告。本次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一飞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维保担任对话嘉宾。
刘江永教授长期从事日本及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国际战略等研究，尤其关注中日关系、中美日关系，曾出版《中日关系十二讲》、《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而中美日关系中最为突出的关键点——钓鱼岛问题则成为刘江永近些年热衷研究的内容。他曾就此出版了学术专著《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一书，对明朝迄今640多年古今中外的相关文献、史料证据进行了详细考证分析，从事实和法理两方面理清了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的证据链。同时，针对近年来日本官方及部分学者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刘江永还从国际法与历史史实角度进行了批驳与澄清。
作者︱高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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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北纬25°40′～26°00′、东经123°20′～124°40′之间，距离温州市约356千米、距福州市约385千米、距基隆市约190千米。
▌为何要讨论钓鱼岛问题？
刘江永提到，2022年对于钓鱼岛问题与中美日关系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今年是中国明朝政府开拓钓鱼岛航线，与琉球国建立封藩关系（截止1872年）650周年；今年是日本明治政府将琉球国改称“琉球藩”150周年；今年是战后美国擅自将琉球群岛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交给日本，同时擅自将钓鱼岛施政权划归日本50周年；今年是中日两国搁置钓鱼岛争议，实现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今年还是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方的反制，中方实现在钓鱼岛临海执法巡航常态化10周年。所以，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增进对当前中美关系的了解，深入讨论钓鱼岛问题与中美日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围绕钓鱼岛及琉球归属的中美日关系
刘江永首先从琉球问题切入，他认为，琉球问题对于讨论钓鱼岛问题与中美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琉球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它是中国的藩属国，而非中国的领土。琉球是中国的属国而非属地。中国与琉球国的交往由来已久。公元1372年（明朝洪武5年）杨载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出访琉球中山国，确立了中琉两国的封藩关系。1429年，中山王尚巴志统一琉球本岛中山、山南、山北，定都那霸首里城，形成统一的“琉球王国”，自喻为“万国津梁”通商之国。那霸首里城中的琉球王宫正殿悬挂的“中山世土”匾额，是1683年（康熙22年）册封尚贞国王时康熙帝所赐御笔，由册封使汪楫带到琉球。1684年，清政府礼部奏曰：琉球国“国王尚贞，以本国远被国仁，倾心向学，恳祈使臣汪楫等转奏，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应准所请，听其遣臣子弟入监读书”。康熙下令允行。“自后，每遇册封，遂沿为例”。从此，琉球官生到北京国子监留学者络绎不绝。琉球国在1372年起，即明朝洪武五年作为明清两代中国的藩属国，同中国保持了大概500年的友好关系，其后因为日本强行通吞并琉球国，导致中琉关系中断。琉球对于日本来说，它更不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150年前，也就是截至1872年（清朝同治11年），琉球对日本来说还属于外国，琉球史对日本来说是外国史。日本于1872年入侵琉球主岛，随后将琉球国改为“琉球藩”。明治维新后，日本废藩置县，于1879年将琉球藩改称冲绳县。日本明治政府于1879年彻底吞并琉球，这也是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半岛对外侵略扩张的延续。刘江永指出，这一举措也是日本觊觎钓鱼岛的发端，即当前围绕钓鱼岛列岛展开的中美日关系的一个历史起点，或者说是国际起点。美国与琉球之间的交往始于1854年“黑船来航”事件，美国强迫日本开关贸易。随后，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到达琉球，与琉球国签订了《琉美修好条约》，美琉之间建立起贸易关系。从美方的一系列举措来看，此时，美国是将琉球国作为一个国家来看待。刘江永认为，中美日三国关系实际上经历了从中日琉关系到中日美琉关系，最后形成了中美日关系的过程。150年前，也就是截至1872年（清朝同治11年），琉球对日本来说还属于外国。当时并未形成所谓的中美日关系，而是持续了约500年的中日琉三国关系（1372-1879年）。随着1854年佩里到访日本和琉球国，中日琉三国关系就开始转变为了中日美琉四国关系（1854-1879年）。四国关系逐渐演变为二战后的中美日关系。鉴于战后27年，也就是1945年到1972年，日本并没有实际统治琉球群岛。所以二战以后包括冲绳县的日本同中国、美国所构成的中美关系，现在实际上只有50年。▌琉球与钓鱼岛列岛、中国与钓鱼岛的归属关系
刘江永考证得出，1774年来华的法国人、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56年受清政府委托，参考了西洋的世界地图和徐葆光的琉球三十六岛图等，于1760年绘成了《坤舆全图》，其中台湾东北的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按照中国闽浙一带发音标注。这一历史证据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坤舆全图》是经乾隆皇帝钦定的官方舆图，说明当时钓鱼岛列屿已经明确被标入清朝版图。
1875年日本海军省绘制、外务省确认的《清国沿海诸省》彩色地图等证据表明，日本官方从1873年至1895年，一直认定钓鱼岛列岛是中国台湾东北岛屿。而日本吞并琉球之后，从1885年起秘密调查钓鱼岛，企图占领，但他们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关于这些岛屿的古代文献以及证明该岛屿属于日本的明文和口头传说等。后来，日本政府于2016年公布的委托调查报告承认，琉球国从来就不包括钓鱼岛列岛。这些史料说明，钓鱼岛既不属于日本，也不属于琉球国。▌日本吞并琉球、台湾、侵略中国大陆与中美日关系
在明确多方关系后，刘江永介绍了日本吞并琉球、台湾、侵略中国大陆与中美日关系的发展。1872年10月，日本强行将琉球国改设为所谓的“琉球藩”，列为内务省管辖，琉球国王尚泰改称“琉球藩王”，列入日本华族。同时日本将琉球的外交权收归日本，宣布琉球国与美国缔结的1854年《美琉条约》等国际条约均有日本继承。上述举措中断了中国与琉球的封藩关系。1872年3月，松田道之率队入侵那霸后，琉球最后一位国王——尚泰一行人被迫抵达东京，被日方软禁。1879年，李鸿章拜托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日时主持公道，劝说日本释放琉球王族，劝阻其霸占琉球，但未达到目的。时任美国驻日公使德隆（Charles E.De Long）对此表示满意，认为只要美国在琉球的利益可以得到保障，琉球的归属问题则无所谓。1872年10月下旬卸任的美国驻福建领事李仙得（Charles W.Le Gendre）途径日本，经美国驻日公使德隆介绍，受聘于日本外务省，担任日本侵台顾问。在其指挥下，1874年2月6日，太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联名起草《台湾藩地处理要略》，同年4月27日，日本首次派兵入侵台湾。1895年1月13日，日军攻占威海卫后决定攻占澎湖；此后，伊藤博文内阁秘密决定将久场岛（黄尾屿）、鱼钓岛（钓鱼岛）纳入冲绳管辖并建立标桩。但刘江永特别指出，在“台湾总督府”1920年12月报告的《鲣鱼场图》中，日本殖民台湾时期，钓鱼岛划在台湾渔场，而非琉球渔场。这说明钓鱼岛本身并不属于琉球管辖范围。在日本对中国发动一系列侵略行为期间，美国与中日又是怎样的关系呢？美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美国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表面保持“中立”，单独“调停”，实际上却偏袒日本。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美国采取既不认可，也不阻止的“史汀生主义”。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英对日采取绥靖政策，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史称“东方慕尼黑阴谋”。其结果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中美联手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战后美国在琉球问题上的立场变化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日本也必须将它曾抢占的领土归还主权国或者进行托管。《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明确规定了战后日本领土范围以及需要归还给中国的领土。《开罗宣言》中提及“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一切）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中“一切”是指包括在《马关条约》之前所秘密窃取的台湾附属的无人岛。《波茨坦公告》中指出“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停战诏书。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既然如此，日本就必须履行《公告》有关日本领土范围的规定，并切实履行《开罗宣言》。无论以何时方式、何时窃占的中国领土，日本都必须归还给中国。但日方却反反复复，不愿按照国际法规定交换领土。日本向同盟国家投降的降书签署于1945年9月2日，投降书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切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无条件将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面对战后新的形势变化，美国对中、日、琉政策也在根据其国际战略的诉求发生着变化。刘江永认为战后美国在琉球问题上经历从“扶蒋抗日”处理琉球问题，转向“扶日反共”并开始将钓鱼岛划入琉球基地范围的过程。第一阶段：1945-1951年。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与蒋介石谈及战后琉球归中国管辖问题。刘江永指出蒋介石当时未同意战后由中国接管琉球，而建议由中美共管琉球。二战结束初期，民国政府在中琉划界问题上曾提出以钓鱼岛列岛最北的赤尾屿，作为中琉之间的中方边界岛屿。琉球成为“国际中立的非武装地区”。在此次会谈中，中美两国对于琉球问题的态度有共识但又未能达成完全一致：双方都不同意战后马上恢复日本对琉球的统治，美方也无意将琉球占为己有，但他们对于琉球独立，中美共管等问题并未达成共识。同时，双方间接认定1895年日本窃取的钓鱼岛应连同台湾一并归还中国。1948年，蒋介石受到外交部密件称托管琉球是唯一可循之道。1950年11月，顾维钧向台湾当局建议同意美国托管琉球，该建议被台湾当局采纳。但美国占领琉球之后，钓鱼岛列岛又被裹挟到美国管辖范围，台湾当局却未提出异议，主要原因是战后至1968年台湾渔民仍可利用这些岛屿，捕鱼业未受影响。但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美国对中日政策便发生了转变。美方开始改变占领日本政策，扶植日本作为东亚战略桥头堡。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采取遏制政策。1950年9月，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两周前，美国驻琉球军政府颁布了22号令将“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包括在八重山群岛之内，加以管控。不过，这只表明美军占领琉球时的地理范围，而非美国实行管辖琉球诸岛的领土疆界范围。中方也曾于1950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新中国政府出席即将举行的旧金山和会有关领土问题的草案。会上曾提出两种方案：一是要求将八重山等岛屿划归中国；二是将钓鱼岛、赤尾屿、黄尾屿作为台湾附属岛屿划归中国。但遗憾的是，由于美国等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苏联等国不同意泰安当局代表中国，结果，海峡两岸无人参会，中方无法发声。第二阶段：1951-1970年。1951年9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48国以及日本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中国海峡两岸、朝鲜、韩国和苏联等均未参会或签署该和约。新中国政府不承认此和约的有效性，并反对美国战后继续占领琉球。刘江永指出，即便根据《旧金山和约》，也难以找到日本拥有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任何依据。和约中关于“托管范围”并未提及钓鱼岛列岛或日方所谓的“尖阁诸岛”。事实上，1947年4月3日联合国通过《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所提及的美国“托管”范围，并非指琉球，而是指日本托管的一战前德属太平洋各岛。《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美国并未向联合国提出“托管”，截止1972年美国实质上是对琉球群岛进行单独军事占领。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单独占领或所谓“托管”琉球，反对美国在中国台湾和澎湖驻军，并于1958年发布了台湾和澎湖的领海声明。刘江永说，1951年美日等国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是造成战后中日、日韩领土纠纷的起点。《旧金山和约》修改了《波茨坦公告》中“对日本政府指令（SCAP-N-677）”，原本竹岛（独岛）不属于日本的规定也被取消。日方企图根据1953年美国“民政府”第27号布告划定的琉球管辖经纬线坐标，会址的琉球地理范围，将钓鱼岛非法划入琉球列岛。刘江永教授认为这一做法是非法的、无效的。1895年1月21日，日本将钓鱼岛秘密划入八重山范围，从而引起钓鱼岛归属争议的“关键日期”（critical date，日语译为“决定的期日”）之前，日本海军省地图、文献都将钓鱼岛界定为“台湾东北诸岛”，充分证明在“关键日期”之前，钓鱼岛的主人是中国。同时，美国在内的西方地图不仅没有上述“第27号布告”所划坐标线，反而把钓鱼岛按中国闽南话发音标注在中国境内。这表明钓鱼岛并不属于琉球的宫古群岛或先岛群岛，而日方从未对此提出异议。再者，1953年12月25日美国“民政府”的第27号布告充其量只是美国单方面宣示行政管辖的范围，而不具有规定领土疆界的任何法律权利和效力。更何况新中国政府始终范围美国单独“托管”，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1953年美国“民政府”第27号布告的全部内容和合法性。而战后美国的冷战政策对琉球、台湾的战略定位影响至今。1953年1月4日，美国国务卿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防务范围应是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链”，即第一岛链，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设想与其一脉相承。1953年4月杜勒斯访日时提出日本拥有琉球群岛的“潜在主权”，而美国对这些岛屿可拥有并享受行政、立法和司法方面的所有权利。刘江永认为，关于钓鱼岛则不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这一点美方与日本不同。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认为行政管辖权交予日本，但是相关的主权美国不持立场，由相关各方对话协商解决。《中日关系二十讲》
作者：刘江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07-01
▌围绕钓鱼岛归属的中美日三国立场
刘江永围绕钓鱼岛归属问题讨论了中美日三国的立场。1969年11月尼克松总统与访美的佐藤荣作首相就归还琉球问题举行了会谈。美国表示，将在不损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和日本政府政策的前提在将琉球交给日本。日方欲将协定第三条加入归还领土边界范围，旨在明确将钓鱼岛纳入琉球群岛版图之内。美国对此则表示反对，美国驻日大使馆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将与尖阁（钓鱼岛）问题保持距离，即使是以间接方式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提及这一问题也不妥当。”1971年佐藤荣作内阁与美国谈判签署了《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美日协定》，又称“归还冲绳协定”。同年，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归还冲绳协定”。在谈判过程中，日方强烈要求美方把钓鱼岛划入“归还”日本的范围，并拒绝承认中日之间有领土问题，从而引发了二战后的中日钓鱼岛之争。美日签署归还冲绳协定——《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美日协定》宣布的归还领土范围与1953年美国“民政府”第27号布告完全相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事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尽管美国将该岛的管辖权交还日本，但在中日双方对抗性的领土主张中，美国将保持中立，不偏向冲突中的任何一方。”表态十分暧昧。同时，美国并未听从日本的建议，公开表态支持日本对钓鱼岛列岛的“潜在主权”。但实际上，美国是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将中国钓鱼岛连同冲绳一起私相授受给日本，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本国私利。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日本自民党推选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其对华政策才发生根本改变。日本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大陆搁置钓鱼岛争议，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钓鱼岛问题暂时被搁置。2008年发生的撞船事件再次将钓鱼岛问题吵上台面。中方向日方表示抗议，随后，中方开始在钓鱼岛领海进行了首次巡航，并实现常态化巡航。而日本希望美国能够替自己撑腰，并将钓鱼岛作为一个战略支点，撬开中美关系，从而形成美日联合对华的战略格局。从2014年奥巴马政府开始，日本连续向三届美国总统敦促美国高层表态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拜登政府也给予了日方回应，再度确认“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甚至称“日美两国也共同反对一切有损日本对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施政的单方面行动。”对话嘉宾孟晓旭认为，从历史视角看，美日在钓鱼岛问题上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今天更是如此。拜登政府在美实力相对衰弱，又逢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的时机，美方更需要利用并控制日本。而钓鱼岛问题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经历了不同层次的累积叠加过程，而这种特点也使钓鱼岛问题的解决面对更多不确定性。中日解决钓鱼岛问题会受到美方的制约，在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中，美方可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当今，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如此激烈，一方面与钓鱼岛形势的发展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当前的大国战略竞争，即美国发动对华竞争也有斩不断的关系。日本正是利用了这种战略竞争格局，将钓鱼岛问题与台湾问题挂钩。由此可以看出，钓鱼岛问题在当前的形势下，又增添了另一层新的含义。孟晓旭与刘江永讨论了关于日本地方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问题，刘江永老师指出，日本石垣市议员及市长经常会发表一些与钓鱼岛问题相关的言论或计划，比如登岛建碑或者科考。当然，这种行为在国际法体系下，没有任何合理性而言。在实地考察中，他发现石垣市地方政府的某些人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独占”诉求毫无法理可言，他们转而希望可以与中方合作开发钓鱼岛。另外，孟晓旭指出，2022年1月份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了《互惠准入协议》（RAA-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双方军队会出现在互相的领土上，而这种情况对钓鱼岛问题未来的发展的影响不明。刘江永认为，这一问题确实值得关注，但就目前来说，这种担心还不会出现，因为日澳还称不上是攻守同盟。但从长远来看，这一举动会导致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日本同盟的扩大化，即日美+N。同时，澳大利亚可以借助这一协定靠近台湾海峡，甚至是南海，作为美军的辅助力量，帮助美国将手伸得更远。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1-01
对话嘉宾刘卫东认为，钓鱼岛问题是考察中美日三国关系的窗口。钓鱼岛问题在国内受到重视始于2010年撞船事件后。至此，中日关系彻底发生转向。美国对于钓鱼岛问题也十分关注，在2004年美方提出了一个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三段论”，美方认为钓鱼岛处于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问题，同时他支持中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钓鱼岛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后，中美日三方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美方在不同时期的表态多有调整。三段论是其基调，但是面对不同的国际格局，美国的政策也会有所侧重。在奥巴马时期，尤其是中美关系比较稳定的时候，他会刻意不提及某一点。近十年来，中美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充满冲突，但也始终留有底线。比如拜登政府强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但也仅此而已，并未超出美国政府历史上的表态。实际上，三边关系也类似：有对抗，但又留有底线。因此，通过钓鱼岛问题考察三边关系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刘卫东还特别提到，作为域外的干涉者，美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究竟是怎样的计划。如果通过比较性的研究，是否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而美国对于钓鱼岛问题的态度是否存在一个底线？如果中日发生冲突，美国会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再者，对于中国来说，被外国非法占领的因素并不少见，那么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去应对？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大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想法已经不具备合适的条件。那么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个问题也变得越来越迫切。那么在处理敏感的领土问题上，我们可以采取怎样的模式？做出怎样的突破？具体到钓鱼岛问题，在未来，钓鱼岛问题究竟怎么处理？我们现在只是通过常态化巡航来宣示主权。如果两国关系出现冲突，巡航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那么钓鱼岛究竟最终应该以何种方式解决呢？历史上其他国家在处理领土争端时的模式，可不可以适用于钓鱼岛？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对话嘉宾何维保老师就美国的钓鱼岛政策提到，美国在确定美日安保条约是否适用钓鱼岛这一问题上做出的政策是不连贯的。最初，“美日安保条约”并未确认适用于钓鱼岛。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开始宣称此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转变。从此之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保持着连贯性和继承性。因此，在未来，如果中日因为钓鱼岛问题发生冲突，美国是有“义务”介入的，这将对中国十分不利。何维保提出，目前，日本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十分强硬，同时也开始插手台湾问题。根据“美日安保条约”规定，如果日本在本国行政管辖权内受到第三方的攻击，美国将有义务援助日本。那如果中日在台湾海域发生冲突，美国会不会“伸出援手”呢？刘江永认为，对于台湾问题，美国势必要走在日本前面。而钓鱼岛对于美国来说，其意义不能被夸大，美国会选择在后方支援日本。美日两国虽然相互利用，但美国在钓鱼岛、北方领土等问题上，它有自己的计划和考量。日本希望借助钓鱼岛这一具体问题，吞掉钓鱼岛，从而部署对华以及全球的战略布局。美国与此相反，美国在全球战略之下，考虑如何介入钓鱼岛问题和台湾问题。美日之间在处理这种事关全球战略的问题时，时常出现分歧和矛盾。另外，何维保认为，近些年来，北约国家不断与日本在日本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演习，这对中国来说十分不利，但实际上可能不具备实际威胁。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的规定，任一盟国如果在大西洋两岸受到第三方的攻击，其他盟国有义务进行援助。但如果他们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在日本海域发生冲突，《北大西洋公约》会制约盟国的行动。刘江永认为，日本利用历史问题将英法印等国家拽进自己的计划，同时，日本试图通过修宪使日本成为一个能战斗的军事大国。日本实际上并不满足于利用美日同盟来应对中国的发展，日本需要加入北约，扩展自己的联盟势力，从而有效地制约中国，所以日本不断寻求机会与北约成员国加强关系。从周边形势来看，中国现在确实受到多方的压力，尤其是在解决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上。刘江永建议，中方需要制定一整套系统性的战略来应对钓鱼岛问题，甚至是南海问题。首先，加强综合国力和国内凝聚力是根本。其次，围绕钓鱼岛等问题，必须与时俱进、更新观念，着眼人民，加大说明力度。中方应该努力有针对性地不断向日本社会各界和日本公众摆事实、讲道理，防止日方的错误认识继续自我误导，更要防止因信息不对称造成不可挽回的结局。刘江永认为，讲好中国道理，这是我们未来多交朋友、广交朋友不可缺少的一个观念。第三，中国要与美方处理好战略关系，因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以及中美日三国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中方要做到执法巡航常态化，在日常行动中表明中方的主权和态度。与此同时，中方应努力实现钓鱼岛属于中国的相关说明的常态化，加大文宣力度，而不能消极回避或得过且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误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说多了会引起中国民众的过激行为。因为事实及其背后的逻辑关系恰恰相反。引发中国民众强烈抗议的绝非中方有理有据的说明真相，而是日本政府的“购岛”的错误决定。总之，要有效且和平地解决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中国需要制定全局且针对性的战略来应对各方的“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