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院16级小童同学来信：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最近课上以及与同学的沟通中遇到了几个有意思的语言现象，特别想和您一起探讨一下。
“上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课）的时候，林溪声老师讲到人类最初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传递信息。她说，越专业的语言越有垄断性质。比如医生的专业术语比较深奥和繁琐，有时可能会导致医患纠纷。不知道这属不属于语言现象的范畴，如果是的话，有点好奇，从语言学角度看的话，属于什么样的语言现象呢？”
小童同学引述林老师说的“越专业的语言越有垄断性质，比如医生的专业术语比较深奥和繁琐”，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要分哪一种语言：是中文呢，还是西文？
在小说《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站在医学院介绍课程的的公告栏前，一脸茫然。他的确看到了“比较深奥和繁琐”的医学术语。对这些术语，他这个即将就读医学院的学生一无所知：
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m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l medical
我们换一个中文的环境，医学院介绍课程的公告栏上的术语长什么样呢？
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学、化学、植物学、临床实践、治疗学、卫生学和材料医学
这些名称，不要说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完全能理解，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大致能懂，决不会像查理·包法利那样目瞪口呆。
在西方语言中，专业词汇是一个很高冷的概念。对于专业之外的人，术语本身就是理解的天然屏障。汉语也有专业屏障，但术语的表现却充分利用人们已有的汉字知识，将一切复杂的认知通过常用汉字的条理简易化。我们把这样一个过程称为“字理化”。
在认知的条理上，为什么拼音文字很难字理化？
一、单一性字基 vs 复杂性字基
汉语是非形态（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其基本单位是单音节。汉字的基本单位是方块字。汉语的组构，天然具有单一性。它们是单音节的组合，也是方块字的组合。
西方语言是形态语言，其基本单位是具有屈折变化的word。word形态复杂，长短各异，不具有单一性。
这就使拼音文字失去了字理化的一个基本条件——简易的字基。
西方形态语言的造词有词根、前缀和后缀，具有一定的组合性。但是，在word的结构中，组合的各方原则上不是平等的，而是有很强的主次关系。我们称之为依附性组合。
汉语的造词由于单音节字基，尤其是单个汉字的字基，其组合具有天然的平等关系——它是两个音节、两个汉字的组合。我们称之为离合性组合。
两种组合性质的不同，源于中西语言字基的不同。
二、补偿性衍化 vs 屈折性衍化
汉语的概念表达建立在单音节的基础上。单音节的结构多为一个声母加一个韵母，没有复杂的变化（如复辅音、辅音连缀、辅音韵尾、元音变异等）。从表面上看，这样简单的语音单位，其辨义的形式非常有限，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表意需求，但汉语却借此发展出独特的功能补偿：
1. 声调补偿
汉语词的声调，是在语音形式简化过程中作为一种补偿机制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我们从律诗的产生就可以看出来。
律诗是中古汉语的产物。张世禄先生认为：“实际的语言现象一有变异，则诗歌当中的音律不能不有变更。”反过来看，律诗的音律特点是平仄相间，这说明中古时期汉语的语音开始有了声调。
而上古汉语没有律诗，说明那时候还没有声调。上古汉语语音形式较为复杂，能够满足辨义的需求。
在汉藏语系各语言中，声调的出现往往和语音的简化有关，或者可以假设，上古音节结构简化中脱落的形式，转化为中古音节的声调。
显然，声调极大丰富了汉语音节的表意形式，促进了汉语语音简化的趋势。
2. 字形补偿
汉语词音的简化，使得原来不同声音表达的不同意义，在词音混同后难以分辨。这一点，在口语上依靠整个语言环境的帮助来会意；在书面语上，则依靠汉字的字形特征区别意义。
同学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用拼音写汉语，会出现大量难以分辨意思的同音词，而换用汉字书写，意义就一目了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语音的不断简化，是在汉字的“鼓励”和“支持”下进行的。如果没有汉字的字形表意，汉语的语音简化在书面上就难以行稳走远。
3. 字组补偿
汉语是一种单音节语言。正因为音节形态简单，同音词多，汉语对概念的表达单靠一个音节常常难以“企稳”，增加音节以强化词的节奏感和区别度成了汉语表达的“刚需”。
在书面语中，单个汉字依靠表意字形，比口语的单音节区别度高。但单字的字形意涵有很大的弹性，需要借助“上下文”来限定。限定的最自然的方式有修饰（如“宅男”“狂热”），补充（如“冲淡”“班次”），支配（如“养眼”“加油”），主谓（如“胆怯”“海啸”），附加（如“老师”“石头”）等。它们同时形成了和谐稳定的节奏。
而无须借助上下文便能使意义明确起来的方法，是同义并行和偏义并行。
（1）同义复词
依靠近义字，以双字音的稳定和双字义的增累，强化组合的区别度。例如“道路”“恭敬”“声音”“人民”“翱翔”“尝试”“空虚”“刚强”“端正”“长久”“骄傲”“变化”“恐惧”“背叛”等。
（2）偏义复词
依靠反义字，以双字音的稳定和双字义的消长，强化组合的区别度。在语义上，组合的两个字中只有一个实际起作用，例如“作息”只指作，“动静”只指动。时间长了，人们已经意识不到像“窗户”“国家”“人物”“舍得”“忘记”“质量”这些组合中有一个字义只留下了“躯壳”。而这些仅仅增强词形区别度的“赘字”也在意义透明化中实现了它们对单音节表意的补偿功能。
无论是音节区别度的增强，还是字形区别度的增强，都促使汉语词汇向双音化发展。
汉语这种因补偿音节单纯而发生的双音节衍化，我们称为补偿性衍化；西方语言的word因形态变化而发生的多音节衍化，我们称为屈折性衍化。前者的天性就是分析的（离合的），后者的天性是综合的（非离合的），两者完全异质。
这就是中文何以不能用word来分析，只能用字和字组来分析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稳定的双字组称为“词”，但这只是一种迎合韵律习惯的方便说法。它是一个音韵概念，而非word那样的形态概念。
三、有限性单位 vs 无限性单位
中文的造词，和西文的造词，思维方式很不一样。
1. 中文的造词策略：以简驭繁
中文造词的用字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现代汉语常用字2500，次常用字1000，加起来也就3500。台湾和香港使用繁体字，常用字也只有4800左右。汉语所有的新造词，都是用这些有限的汉字组合起来的，所谓“增词不增字”。
这样的造词类似搭积木。积木的数量很有限，但组合的样式是无限的。幼儿用500个这样的字积木，就可以实现自主阅读。学会1000个汉字，已经能覆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面语材料。据统计，毛选四卷只用了约3000个字积木。即使是古色古香的《红楼梦》也只用了4426个字积木。《现代汉字常用字表》列出的2500个常用字，语料覆盖率已达99.48%。
一位网友统计了自己60多万字的文稿，一共使用了4345个汉字。如果把其中用的繁体字一律转成简体字，就只有4060个字。
2. 西文的造词策略：不厌其繁
汉语的音节数只有400个左右，加上声调也只有 1300个左右。英语的音节数依不同的标准统计，高达一万至数万。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西文的造词没有以简驭繁的条件和智慧，基本上是一个概念设计一个新的词形。词形之间即使有联系，也只在小范围内发生，不成系统，亦无全局。
使用汉语的大学生，需要掌握4千左右单字；而使用英语的大学生，需要掌握3万个单词。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6万个词，《牛津英语词典》收录单词30万，加上词组达60多万。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譬如，汉语说“明”，英语说bright；汉语说“白”，英语说white；而汉语说“明白”，英语则说understand。汉语的“明白”没有增加任何新字，只用积木（旧字）搭出了一个新概念，类似活字印刷；英语却几乎“一空依傍”地造了一个新词，类似雕版印刷。西方语言的词汇就是这样“不厌其繁”地发展起来的。
一个使用中文的医科新生，看到中文的“皮炎、肾炎、肺炎、肝炎、脑膜炎、阑尾炎、盲肠炎、腮腺炎、乳腺炎、肩周炎、颈椎炎、夜盲症、失语症、厌食症、肥胖症、多动症、恐高症、恐水症、贫血症、失眠症、狂想症、梦游症、健忘症、忧郁症、营养不良症、精神分裂症、老年痴呆症、更年期综合症”，所有的新概念都用他熟习的汉字组义而成，一览了然。
而一个使用英文的医科新生，看到英文的Dermatitis, nephritis, pneumonia, hepatitis, meningitis, appendicitis, appendicitis, appendicitis, mumps, mastitis,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cervical spondylitis, night blindness, aphasia, anorexia, obesity, ADHD, acrophobia, hydrophobia, anemia, insomnia, paranoia, sleepwalking, amnesia, depression, malnutrition, schizophrenia, Alzheimer's disease, menopausal syndrome，这些新概念的词形大都是陌生的。它们已经是那位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课的老师所说“比较深奥和繁琐的”专业词汇了，的确具有“垄断性质”。
使用汉语的人会想不明白，为什么在rhinitis（鼻炎）中看不到nose（鼻），在laryngitis（喉炎）中看不到throat（喉），在otitismedia（中耳炎）中看不到ear（耳），在gingivitis（牙龈炎）中看不到teeth（牙）？
中文是独步天下的组义语言。它的神奇就在变幻无穷而又言简意赅的字理化。而汉语造词的“积木”（汉字）是有限的，具有封闭性和很强的世俗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学习和掌握的难度。
与之相比，西方形态语言在多音节和拼音文字条件下无法实现充分的字理化。西文的造词单位的增长因而是无“底线”的，专业词汇也因此而高冷，缺乏世俗性。
所以，西方语言学从西方语言和文字很容易得出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观点；而中国语言学从中国语言和文字很容易得出语言符号理据性的观点。
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同学告诉我她和老外的一次对话：
“有一次，国外的朋友问我：‘太’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说：too much。
“他又问：那么两个‘太’，‘太太’呢？”
“我说：wife。”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一个“太”和两个“太”，区别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