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船讲究技巧，蒋海琦会开，但很少开，一般都交给“老师傅”。（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图）
这是一间特殊的派出所。半漂浮在黄浦江上，窗外，一艘长近十六米的高速攻击艇远远驶过，速度起码有20节。20节，即20海里/小时，在黄浦江上，只有执法船开这么快。
11月11日下午，水警蒋海琦待在这个半漂浮的办公室里待命。前一天，刚执行完上海进博会的水上安保任务，没休息好，哈欠不断。
几十秒后，地面轻微晃动，随着水流起伏。攻击艇早已驶过，尾浪这才绵延着传递过来，人也跟着荡。
眩晕，当水警要克服的第一关。两年前，他接受了上海体育局的退役安排，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完成了警校八个月的培训，到了原水上公安局巡警大队实习，晕了两三周。码头待久了，上岸后，反倒觉得岸上的一切都在旋转。
28岁的蒋海琦，人生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但都和水打交道。
前一段是职业游泳运动员，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为中国摘下男子200米自由泳接力赛铜牌，那是该项目中国首枚奖牌，他的队友包括孙杨。而现在，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救助落水者、水域巡逻、应急处突和船艇驾驶学习。
远在人们争议安徽警察是否应该下水救助落水女孩之前，这个前游泳国手已是所里下水救人的第一人选。“这和游泳完全不一样。”江水浑浊冰冷，跳下去无法睁眼，很容易失去方向感。
“他正在履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职责。”法新社一篇关于他的报道里这样写。
下水救人的人
比起水来，水警更熟悉船。
半漂浮的办公楼，本身就像一艘停靠在岸边的细长大船，一半叫“死码头”，一半叫“浮码头”。在这儿待久了，他们能根据波动的情况，判断行过的是什么船。
距离越近、速度越快的海事船，能造成更明显的晃动，货船慢行，只会让码头边的艇浅浅摇几下。涨潮落潮并无规律，主要得靠潮汐表，但也有些明显的判断标志：退潮时，靠近岸边的那摊烂泥是露在外面的；涨潮时，“浮码头”比“死码头”还要高；货船大多顺流而行，逆向行驶的更容易被检查。
码头泊船，大的23.5米，航速18节，平日开去巡逻，小的便是高速攻击艇，最快能开到33节，用来执行更紧急的任务。
大部分工作时间在船上度过，四人一组。水警承担的职能很多，包括落水救援、活动安保、突发应急处置等，将陆上治安、交警、消防、海关等功能集于一身。
蒋海琦的日常工作是查船，整个过程在行进间完成：接近目标船，抛缆、系缆，让两船并行，从公安艇攀爬上目标船，做一系列检查。比交警查车危险得多。
警服外套着一次性救生衣，比橙红色的普通款体积小许多，只有薄薄两条带子，垂在胸前，为的是轻便美观。他们很少真正让救生衣充盈，即便在执行落水救援任务时，主要也是抛投救生圈。
单位并不鼓励民警跳水救人。上海市公安局边防与港航公安分局（下称“边防与港航分局”）宣传科科长徐海骏解释说，黄浦江水势较险，公安艇附近水域会有吸力，如果跳水时离公安艇较近，容易被吸入船底。此外，黄浦江水下暗礁等情况复杂，跳水很有可能会伤害自己。船上民警有限，如果因为跳水救人受伤，造成减员，救助就愈加困难。
只有在落水者失去意识，无法用救生杆救助，或公安艇无法靠近时，才会下水救人。这种情况下，下水的首选便是蒋海琦。
“水上项目，运动员和非运动员很明显，一对比就出来了。”边防与港航分局水上巡逻支队（下称“水寻支队”）大队长严勇指出，最大的差别在于水性。他也曾让民警们下水训练，但进入自然水域后，大多感到无助，很难克服心理恐惧。
即便是蒋海琦，此前也从未在黄浦江里游过泳，那种体验与泳池竞技全然不同，“完全不习惯，稍微浑一点，就感觉不能接受。”
江水远不止“浑一点”，假如不戴泳镜跳下去，完全无法睁眼，也不愿睁眼。“不像陆地上，有很多信息可以判断。在水里头，像我水性再好，跳下去都不一样，也会被绊住。”蒋海琦说。
他上一次入水是在2019年10月。有人落江，位置在浅滩，船艇无法靠近，他跳了下去。是个女人，看起来三十多岁，抱着栏杆，情绪激动，要他“别过来”。
已是晚秋，江水阴冷。水不深，能踩到地面，衣服湿了，贴在身上。岸上许多人在围观，他反复说着“有事可以解决”，试图安抚对方情绪。两人在水中僵持半个小时，直到他发现自己说的话，女人能听进去了。
“黄浦江没有盖子”
都说“黄浦江没有盖子”，根据边防与港航分局的数据，外滩平均一年有30人落水。但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这是一个保守数字。
留给水警的反应时间极其有限。从落水者掉入江中算起，通常只有4分钟的黄金救援时间，一旦超出，成功救起救活的可能性就会极低。蒋海琦神情肃然，“沉就是几秒钟的事，有些人一口水呛到，就没了，结束了”。
2019年4月，就在派出所旁的卢浦大桥，一个17岁男孩与同学发生矛盾，被母亲批评，突然跑下车，径直跳了桥。母亲没能抓住他，跪地痛哭。蒋海琦当时在码头，听说了这件事。他心里知道，这样的情况根本来不及救援，“这么高下来，肯定没了”。
即便人成功救上来，仍需跟进工作，要“救人也救心”，前端的水巡支队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后方的水上派出所则负责后续身份核查，心理疏导。长期与落水者沟通，将民警变成半个心理医生。
他们几乎见过现代人所有心理困境。“大部分上来都不愿意主动开口，心里的结打不开。”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外滩水上派出所副所长丁浩总结道。
经常需要判断落水者的心结所在，“年纪大的，一般情况下不外乎两三个原因，第一个是长期受疾病困扰，第二是家庭原因，有的子女不管不问，有的是夫妻的矛盾，在生活理念或性格方面长期压抑后突然爆发。”
年轻人的困境相对复杂。有些是精神类疾病，抑郁、狂躁、妄想逐步推进；有些是工作压力大，一时调整不过来；也有些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我还碰到过一个喝了酒烂醉的，他是自己不小心滑下去的。送到医院，最后医生给我们诊断说，长期酗酒，对他大脑造成损害，也是一种精神类疾病。”丁浩说。
外滩水上派出所副所长冯逸璇救起过一个落水的高三女生。女孩刚开始什么都不愿意说，冯逸璇就先从女孩的手机找线索，发现女孩经常自己给自己发消息，说“我很累”，“今天又没有睡觉”，有一点轻度抑郁，长期失眠。
女生在高考前一两个礼拜离家，从江西鹰潭的小县城出发，独自坐火车来到上海，去了东方明珠，还在迪士尼门口兜了一圈，最后去了外滩，想要跟世界告别。
冯逸璇觉得，这个孩子陷入了自己的精神漩涡，无法自救，第一步要先让她科学对待眼前问题：“你这种情况其实蛮多的，你不要觉得其他同学好像都很好，就我不好，我大概就是怪胎，其实在其他地方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你应该自己去看一看。”她带着女孩去吃麦当劳，还送了一双阿迪达斯小白鞋。
也许被这些举动“治愈”，女孩回去参加了高考，目前已经上了大学。
最难的一次，冯逸璇用了12个小时，才问出对方的名字。那个五十多岁的广西男人蹲在派出所门口，低头沉默，身上没有身份证，人脸识别系统找不到，只能靠问。
蒋海琦的心情很微妙，作为前端救人者的他，很少会去了解人们落水前的经历，“假如知道有什么故事的话，像这种比较坎坷的，心里也会比较难受吧。”
上海市公安局边防与港航公安分局水上巡逻支队的办公室，半漂浮在黄埔江上。（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图）
“游泳好的人跑步一定是慢的”
英国游泳教练戴维喜欢对运动员说一句话，竞技之路就像是坐在一辆前行的大巴车，下了车的人，就永远回不来了。
蒋海琦在2006年登车。那时正值上海队第一次长期聘任外教，2006年3月，戴维与同为上海队教练的妻子付琦到各区县去“选孩子”，选了十几个，蒋海琦是其中之一。
付琦还记得，14岁的蒋海琦身高超过了1.7米，成绩不是很出色，但能看到他身上的潜力，技术和水感都不错。最明显的优点是“身材条件好”，身高臂长，“当年能跟他身材匹配的可能只有孙杨了”。
但蒋海琦发育比较晚，身体素质不是很好，就像没长大的孩子，光有身材，力量跟不上。所以，教练放慢了他的训练计划。
蒋海琦没想那么多，他的记忆里，进入上海队的前三年是最舒服的。“以前其他人5点半、6点训练，我都是七点多起床，到泳池游个1000米，比其他人结束得早，去吃早饭。”16岁之前，训练量很少，也不曾因此焦虑，“那时候就感觉（量）越少越好，最好天天这么少，我最开心。”
用教练的话说，蒋海琦主要在依靠自己的天赋。他水感好，哪怕一两天不下水，第三天抓水也不受影响。头两年成绩差，但他依旧坐在教练那辆“大巴车”上。同行者从十二三个，淘汰至三四个。
蒋海琦真正崭露头角，是在2009年全锦赛上，连获2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和4×200米自由泳中三枚金牌，而一年前，他甚至还无法达标全国成人赛。在外界眼中，像是“一下子冒出来”的选手。
从16岁到17岁，长高了，肩宽了，也更有力量了，负重深蹲从四五十公斤，增加到七八十公斤。“他后面出成绩，完全是在我们预料中的，他是一块玉，只是前面要磨。没有磨够，不会很亮，但时间一到，就会出成绩。”付琦说。
蒋海琦后来长到了1.98米，他擅长200米自由泳，与孙杨、张琳是对手，也是队友。
他感知到一种从仰望到平视的变化：“最开始差距很远，我连标都没有达，他们已经是全国第一第二了。参加全国比赛以后，才慢慢看到他们，了解他们，差得也多。达到第三名以后，差距越来越小，有了竞争意识。”
他对接力赛选拔的过程印象很深，分正式队员跟替补队员，比赛前队内测试，“谁快谁上，赛前都说得很清楚”。
都是测试，但这与2020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的“体测选拔”不同——2020年，多名预赛专项第一的选手，因体测成绩被淘汰。
“肯定还是要靠快的人代表国家参赛，不可能派四五名、五六名去。”在他看来，“游泳好的人跑步一定是慢的。”原因是“打腿越好的人、踝关节越软的人，韧带跟软组织就很容易受伤，而跑步是要靠脚后跟的”。
知道“体测选拔”只是试验性、阶段性，以后可能还会改回来后，他松了口气。
90后运动员都曾身处试验与改革中。更准确地说，他们接受新的培养模式，更科学，更国际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周期，国家队及上海、北京等地方队，都为队员提供海外集训机会，聘请外籍教练指导。
他接触的不同教练风格不同。带过孙杨的澳大利亚教练丹尼斯，喜欢早训，5点半起床，训练、吃饭、睡觉，“节奏特别快”，量大强度也大。“飞鱼”菲尔普斯也带过他，量少，但“强度可以把你压死”。
这些都和因材施教的戴维不同。起步阶段，戴维就将未来两三年的整体规划全部拟好。他有块大白板，写满了英文的日计划，每个运动员按特点定制，“除了专项测试，没有一节课的计划是重复的”。
这些培养计划被验证有效。2010年广州亚运会，他同张琳、孙杨、李昀琦合作，拿下了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金牌，打破了日本在该项目半个世纪的统治。然后，就是两年后伦敦奥运会的铜牌了。
那一届奥运会，游泳队历史性夺得五枚金牌。参赛运动员49名，其中27人是90后——“90后时代”开始了。
意外的退役
然而他作为运动员的运气，似乎都耗尽在摘得那枚铜牌上。
此后那年，他因力量训练失当伤了腰，腰间盘四节突出，压迫神经。养了一段时间，腰伤反复，状态也跟着起伏，逐步远离了顶尖梯队。那时他只有21岁，还是最适宜竞技的年纪。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复杂，短时间内更换教练，训练理念相左，力量训练过当，“一下就压坏了”。
蒋海琦并不愿往深里提这段经历，语气平淡，“我也知道后面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以前的成绩，就比较佛性，开开心心就可以了。”
遗憾当然有。他原本打算到2014年仁川亚运会，拿个好成绩再退役。但久不出赛，身体不适，选拔时复发肠胃炎，又发高烧，成绩一下滑出了“大名单”。
他从小就身体不好，而这也是接触游泳的契机——增强心肺功能，“练了一年，病都没了。我妈妈想不要以后再复发，就一直练下去了”。
自小学二三年级开始，他总是一个人在家与泳池间来回奔波，从公交起点站到终点站，一个多小时，再走15分钟路。
母亲对他的游泳成绩不大在意，只是在进入上海队前正色叮嘱：假如你选择这条路，游泳就是你的工作，没有人工作到一半，说自己不想干了的。认定了就好好游，游得好游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态度一定要对。
熬到2015年，23岁因伤退役——这也是运动员提前退役的典型原因，大部分游泳运动员会在25岁之后离开竞技舞台。
这比付琦预想的要提早许多，但彼时，她与戴维已经因故离开中国，定居新西兰。
2020年10月，付琦在朋友圈转发法新社对蒋海琦的报道，“为我的徒弟骄傲。比他当年拿冠军更值得骄傲！好样的。”
报道中，蒋海琦说，“我们过去在游泳池里追求速度，好成绩总是第一位的。但现在我要去救人……生命是第一位。”
严勇的水巡支队有40人，其中近四分之一接触过水上项目，但“职业的”屈指可数。
除了蒋海琦，还有周丽莉，她拿过2010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800米自由泳亚军和2011年短池游泳世界杯北京站800米自由泳冠军。
“运动员能进来也不容易。”严勇说，“好多运动员的公务员考试成绩一塌糊涂，筛选率才30%。”蒋海琦为此复习了好几个月。在单位，他被同事们认为外语好，那是运动员生涯的附带技能。
严勇做了26年水警，喜欢管蒋海琦叫“小朋友”。在他口中，“小朋友”专业、本分，热爱公安工作，公安业务有待提高，“没有传统运动员的自由散漫”。
严勇自己曾是皮划艇运动员，但没出成绩，转换赛道考了警校。
他与蒋海琦的经历代表着两种入职路径。蒋海琦身边大多数退役运动员的经历与他相似，通过体育局组织的定向考试，实现职业转型，进入水务局、海事局这样的“对口单位”，或在二线游泳队任教练。只有少数自主择业，经商，或出国。
蒋海琦小时候曾梦想当警察，命运的轨迹拐了个弯，又回到了初心。
“性价比不高”的工作
泳技如今依旧派得上用场。
在2020年10月的第一届全国水上公安机关实战大练兵比武演练中，他见到了熟面孔，江苏、浙江、广东等队派出的参赛者中，有四五位是前职业运动员。
蒋海琦参加的负重泅渡和水下证物打捞两项，都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前江苏省队运动员，双方只差0.1秒。蒋海琦对这个结果有些许遗憾，但速度确实变慢了。退役后，他胖了二十公斤，体重直接影响了竞技状态。
他敬佩自律者，比如足球运动员C罗，“他从一进专业队开始，就没喝过带酒精的饮料，这种克制力、意志力跟自身约束力，跟其他人很不一样”。
但他自己喜欢甜食，家里囤着许多饮料。以前在游泳队，可乐也是随便喝，但那时训练量大，热量消耗也大。一切都不同了。
蒋海琦家依着苏州河。房子是2013年买的，玄关立着一个五层的手办展示柜，各色钢铁侠占据近半空间，剩下的由其他超级英雄享有。他推开收藏柜旁的房门，10平方米的房间，两面墙摆满球鞋，陈列在玻璃鞋柜中，轻轻拍一下每扇玻璃，鞋柜就会亮起灯来。
家里养着三只猫，灰色英短趴在布制沙发上，怕生的布偶藏在沙发底，那只穿着小衣服的斯芬克斯最令他操心，没毛易着凉，去年进博会期间生了病，他要往返于青浦区和普陀区，送它到医院吊盐水。
不工作的时候，在家看剧，玩猫，跟运动员生涯不一样的生活。
工作朝九晚五。开车太堵，他喜欢骑电瓶车去上班，从苏州河旁，慢悠悠晃到黄浦江边，25分钟。他的经济条件比许多公务员要好，都是运动员时期攒下来的。
上海生活成本高，许多水警住得远。“我这里还有几个郊县的，来上班两个小时，可能早上6点要出门，晚上稍微加个班，加到9点，就回不去了。”严勇说，不带工龄的水警，工资一万出头，属于“性价比不高”的工作。一些人以它做跳板，那些留下来的人，得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找个平衡。
这确实不是份高收入的工作，有时还要24小时值班，但蒋海琦心里满足。
做生意的朋友今年遭遇了挑战，向他感慨：“你这份工作还是挺不错的，稳定安逸，也是你喜欢的。”这话说到他心坎里去了。
他还记得第一次夜班出勤的情景。那是在上海最核心的区域，外滩万国建筑群边满是游人，密密麻麻。晚上七点，整座城市亮起了灯，江面波光粼粼，他坐在江心的船上，看着眼前的一切，一时之间失了声。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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